義和團心態

義和團心態，源自義和團運動中的從眾心態，這種心態與愛國情結有特色性的聯繫，這些人認為，中國的困苦動因與輝煌阻塞皆因蠻夷的掠奪與強橫，這種怒火燒毀了國家主權與民族自強的清醒。當年暴民意識與行為曾被視為可資利用的力量，但是在21世紀初，一些類似義和團的口號就使得嚴肅的伸張正義的行動變得有些無聊了，還有些地方確實出現了破壞治安的一些行為，被很多網友批評，這是義和團的心態與行為。

由來

義和團心態

“義和團運動”已成歷史雲煙，功過自待史家評說。其本能性的愛國主義和抗禦外侮精神值得緬懷，但夾雜其間的排外、盲動、激進和暴戾之氣，似乎成為當今中國底層抗爭運動的“隱性基因”，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時隱時現，成為我們公民人格走向健全的長久痼疾。義和團當年是受慈禧太后的利用，高喊扶清滅洋，以殺洋鬼子和殺賣國賊為由，殘暴的殺害了很多傳教士和無辜的基督徒，還曾經一度出現了叫人頭落地，萬民歡騰這種愚蠢的局面。具有諷刺的是八國聯軍一到，這些義和團就馬上脫紅衣，做鳥獸散，還有的人插個白旗表示自己是某某國的良民，以求自保，讓歷史留下了不少笑柄。在今天的中國，就必須警惕這種義和團的心態。

特徵

“義和團心態”，眾像百生百態，難以準確描繪。概而括之，可以歸納為四。

單向歸因

義和團心態

事件發生的起因及責任分擔，人們往往把“罪過”全部歸因、歸責於“對方”或“敵方”，自己絲毫不承擔任何責任。這是典型的“單向性歸因”，在沒有反思己過、完全歸罪於對方的情況下，當事者似乎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可以完全抹黑、有罪推定甚至妖魔化對手。這在醫患矛盾、投資失敗等事故責任的劃分中常可看到。這就為其後發生的過激極端行為，提供了認識論依據。

極化思維

由於占據了自己設定的道德制高點，當事者更是“正義滿腔、豪情萬丈”，在所謂“道德豪情”的刺激下，往往不顧後果，不計成本，極力“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快。“寧可神州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就是這種“義和團心態”在國事中的反映。“兩極思維”撕扯下的“正義方”，在非黑即白的推演中，任何極端、暴戾行為似乎有了道義依據，理性審慎、程式合法等法治思維淹沒絕跡、無由生髮。

盲目盲從

群體性事件之所以能夠衍化為民眾性狂潮，原因就在於底層民眾的從眾心理：當事者可能因自己利益而遮蔽理性智慧，旁觀者則可能因日常積怨而藉機泄憤，加上別有動機者的挑撥聚合，一樁看似偶然的醫患糾紛或城管事件，就可能在極短時間內掀起社會性抗議巨浪。法治意識淡薄的傳統遺續、法不責眾的民眾從眾心態，自身利益時常受“擠壓”的社會生存環境，更使基層民眾盲目盲從的心態“如火澆油”。

暴戾暴力

有了“單向歸因”的對方罪過，有了“極化思維”的道德激憤，藉助於盲目盲從者的推波助瀾，似乎必然導致群體性事件中“暴戾暴力”現象的觸目驚心。群體性狂潮中的暴力傾向，往往能使平日裡的膽怯者抱團激勵，積怨陳久者公開泄憤，零散的軟弱個體，藉助於民眾性的“暴戾行為”，似乎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和存在感。醫患事件中暴力致死現象每每令人錐心痛之，“暴戾之氣”若充盈瀰漫社會，難免會擠壓社會的公共安全空間，嚴重阻礙法治社會的建構和成熟。

應對

“義和團”所謂的“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已成為歷史笑料，當今中國早已走上了依法治國的康莊大道。化解矛盾和衝突於基層和萌芽，在紮實推進的民主法治軌道上，繁榮理性、寬容、平等、法治的文化氛圍，這才是消除“義和團心態”萌生的社會土壤，構建民主和諧社會的長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