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

1976,丙辰年,注定是中國歷史上永遠不會被忘卻的一年。這一年,天崩地裂,偉人謝世。這一年,是十年動亂的結束,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這一年,孕育著新時期的到來。 在眾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經被人們遺忘,這就是發生在“十里長街送總理”與“四五天安門事件”之間的,震驚中外讓當權派全力追查的“偽造總理遺言”案。

炮製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隕落,在病房與病魔鬥爭了半年的周恩來與世長辭。這位擔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國總理的黨內元勛,本應享有國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僅僅舉行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連告別儀式上致悼詞的鄧小平,也在儀式結束後事實上無法進行工作。各大報紙上,懷念總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壓縮,世界各國發來的唁電被要求合併、縮小字號,甚至於報紙的頭條都被“反擊右傾翻案風”、“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據。十里長街送總理,也在極為壓抑的氣氛下進行 。

1976年2月5日,杭州的幾個熱血青年聚會,議論起了新聞報導的周總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遺囑。“總理遺囑就一句話嗎?肯定有別的指示被封鎖了”有人說著情緒就變得激動起來。23歲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也強烈地認為,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於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但事實上,根據各種記載,處於病重之中的周總理確實沒來得及留下什麼遺言。

想著總要做點什麼的李君旭,在經過幾天的思考之後,一個極為大膽的念頭在腦海中誕生了,“遺言!寫成總理訣別信的口氣!”。有了想法,便立刻動起了手來。23歲,如此年輕,還是一個工人,有人不免懷疑,他能模仿出總理的口氣寫出遺言嗎?事實上,李君旭儘管是個工人,但熱愛文學,後來還得過全國報告文學的獎項,父母也是知識分子。並且,他炮製總理遺言還非常用心,蒐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閱讀仔細揣摩。還找來了任弼時去世時的追悼會紀念冊,參考胡志明了遺言。他這份炮製的遺言中,還加入了總理委託鄧小平致悼詞,撒骨灰等細節。甚至還特意把新聞中說的“骨灰撒到海里”改為“撒掉”這種簡練的用法。

遺言原文

周總理 周總理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動一次手術以後,病情雖有短期的穩定,自下半年開始,癌症已廣泛擴散,雖然還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卻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激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的國家和黨掌握,是全國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以來,主席在遵義會議期間和我談話的情景總是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為主席分擔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葉劍英同志年紀已高,要鍛鍊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是一輩人,要以高昂的戰鬥姿態,保持革命的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搞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提口號要注意,要考慮到長遠的影響,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將更大,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我們前頭倒下去的先烈,我們是倖存者。

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生活時,我們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訴他沒有白死,死者會聽到自己同志的聲音的。"第二年他就犧牲了,多少年來,我總是想著用什麼向他們匯報呢?……在這彌留之際,回顧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共產黨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已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遺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強工作,補回失去的時間,為人民服務了。

同志們一定要將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發展概要,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2.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請小平同志讀悼詞。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19

除此之外,還有一封簡訊,是給鄧穎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戰鬥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好孩子們,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 周恩來 1975.12.28

傳抄與追查

當李君旭將這份“遺言”出示給他的幾個朋友,並謊稱這是抄自“某油印稿”時,他的朋友們立刻就被震撼了,進而相信這確實是周總理的遺言。於是,類似文革時期眾多私密流傳的手抄小說,這份“總理遺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傳播開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現,幾天內風靡全城。它藉助著中國人傳統的親朋好友之間頻繁的感情聯絡,藉助著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郵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經傳遍了大半箇中國。除西藏、新疆這些偏遠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萬計的抄本。甚至還有十多家外國及香港的廣播電台播發了這個遺言的訊息。

人們興奮、激動,又有幾分緊張,就象在暗夜中發現了火光。在人們被壓抑得窒息的時候,“遺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並肩而行的腳踏車上,人們交頭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們輾轉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間一談起時局,一談起遺言,也會像磁石一樣立即引為知己。

然而,這份力挺鄧小平的遺言也引起了當權派四人幫的極大恐慌。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說,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與收繳。凡看過、抄過、傳過“遺言”的,一律要受到盤問。

在東北某省的某個文化局內,局長大人親自坐鎮,召集幾十名幹部訓話,限令當晚二十四點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現的“遺言”是從哪兒來的,不然一個都不準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學,“工、軍宣隊”命令所有的學生都交一份書面保證,講清楚自己同“遺言”有關的一切情況。連理髮的師傅,都因涉嫌傳播謠言而挨了批鬥。

但傳播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公安部門使出了十八般武藝,調動了現代化的偵破技術來對付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眾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後收繳上來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而對最初的謠言,在幾天之內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並同時牽連到了他的幾個朋友及他們的父母一共7人。經過一系列審查之後,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幸好四人幫倒台,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們就被平反了,因為這是屬於“反四人幫”的行為。李君旭被教育“製造謠言是不對的”後,也被釋放了。

以上,就是這次“總理遺言”案基本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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