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中南

個人履歷

穆中南(1912—1992),筆名穆穆。山東省蓬萊縣人,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畢業,一九三五年因赴瀋陽從事愛國工作,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出獄後入關從事鄉村教育工作,曾任山東蓬萊縣中心國小校長,一九四六年任《和平日報》瀋陽社主筆、兼《瀋陽日報》主筆,創辦文運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去台灣,任《平言日報》編輯,一九五○年協助創辦《徵信新聞報》(即現在之《中國時報》),一九五一年創辦文壇社,出版《文壇月刊》及文壇叢書,一九五五年任中國文藝協會總幹事,併兼任淡江文理學院、輔仁大學教授。作品有小說、詩及評論多種,多以動亂時代苦難的中國為背景。穆中南的詩作未見結集,另有著作十一種。

人物生平

穆中南(1912—1992)小說家。筆名穆穆。山東省蓬萊縣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辭世,享年八十歲。
穆中南老家世代務農,日俄戰爭爆發後,他在九歲那年離開家鄉,前往東北投靠伯父,然而卻受到伯母的凌虐,這樣的遭遇讓他領悟到“忍”字的重要性,也是他日後面對艱難卻能不屈不撓的原因。他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二十四歲赴瀋陽途中,被日本憲兵逮捕,出獄後他入關從事鄉村教育工作;並曾作蓬萊縣中心國小校長。“教育”是穆中南一生努力的方向,所以當他來台後,眼見文藝創作的貧瘠,引發他培育台灣文壇的文藝寫作人材的心愿,這正是他致力於《文學雜誌》與“文藝函授班”的創辦動機。
1937年對日抗戰展開,穆中南為保衛家鄉曾投入地方游擊隊,最後因傷而改任敵後工作;直到抗戰勝利後,他擔任《和平日報》瀋陽社主筆、兼任《瀋陽日報》主筆,並創辦文運出版社,這些經歷正是穆中南來台後,投入新聞編輯與文學雜誌創刊等工作的基礎。從穆中南的一生看來,他是具有凡事全心投入的固執性格與英雄般的豪情特質,也是一位喜歡燃燒自我來換取光亮的典型人物。
1948年穆中南於七月三十一日由上海、香港輾轉抵台,原本只想來台玩玩,卻沒想到大陸解放,兩岸隔絕。於是展開了他另一段生命的歷程。在台初期,穆中南面對的是“政治與社會動亂、經濟物質缺乏”的台灣,想要開創全新的事業,是很艱難的。他曾說:“1949、1950年,在寫稿不景氣的氣氛里,我依靠這支筆養活著七口之家,填格子的痛苦使我恨起這支筆來,於是決心放棄這個工作,在1950年的十月,我替當時物資調節委員會屬下的徵信新聞搞業務。”這一段話顯現出穆中南來台後面臨著窘困的生活壓力,這或許正是他努力開創寫作園地,與提拔新興的寫作人才的主要動力所在。

藝術成就

穆中南除了在培育文藝人材與積極提拔新人的貢獻外,亦有些文學創作。他在《文壇》創刊前,曾經以“穆穆”的筆名,在《寶島文藝》月刊、《半月文藝》等發表過小說;但《文壇》創刊後,他的作品就只出現在《文壇》雜誌中。後來亦集結成書,有短篇小說:《亡國恨》、《古城》、《楊賓樓與小白龍》、《苦難中成長》;有長篇小說:《大動亂》、《三十五歲的女人》、《圈套》、《苦飲》等;並於黎明出版社出版了《穆中南自選集》。此外,他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理論的書——《寫作的境界》,書中除了收錄寫作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外,同時記錄了歷年來的《文壇》工作進展,這對後學了解當時的《文壇》活動很有助益。
他在大陸時期曾於北平《藝術與生活》雜誌,出版了新詩《摭果錄》與獨幕劇《生涯》,來台後迫於生活的需求,只好重執這支“文藝的筆”,投身於文藝創作的工作。然而五○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藝(文化)等方面,均處於混亂的局勢中,當時的文藝市場猶如荒漠一般,無論是台籍作家,或是大陸來台作家,都很難靠一支筆來過生活;然而我們認為艱困的環境是擊不倒穆中南的。果然他隨後即擔任《徵信新聞》(1950,《中國時報》的前身)的經理,靠著“相信自己,堅持到底”的精神,想把《徵信新聞》辦得有聲有色;雖然他辦理《徵信新聞》的過程,常受到同仁的排斥與中傷,不過這些外在的阻力,並沒有改變他堅持的態度,他曾說:“當我想離開時,什麼人也留不下,當我不想離開時,誰轟我也是辦不到的。”這樣的理念支撐著他堅持到底的決心,最後他不但沒有被轟走,反而使《徵信新聞》的業績蒸蒸日上。他曾自豪的說:“我是把《徵信新聞》由二十份掙扎至六千多份,《徵信新聞》的基礎穩定了,結果還是我立意要走也沒留得下。”最後他瀟灑的離開了《徵信新聞》,選擇出任國民黨黨營的《中國一周》經理,這樣一來他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更加的密切了,我們也更能體會出他提倡“戰鬥文藝”的動機與立場了。
穆中南曾說:“《文壇》創刊於1952年6月1日,但籌備發刊卻是1951秋季。憶起籌備發刊《文壇》的動機,有個痛苦的插曲;這個插曲才是《文壇》催生的動力。”這個“插曲”是指《文壇》的籌備創辦,是在他即將離開《徵信新聞》時。他找來了王藍與劉枋二位大將幫忙,而自己則依舊為《徵信新聞》搞業務。他說:“他們對文藝創作的看法在態度上是相同的——以嚴肅為主。”因此他們稟持著“以文會友”的精神來共同經營。就在他們群策群力、團結合作下,尋求創作上共同求進步的理想,他說:“我們不過是為文友們服務的事務人員,大家拿出作品來重建文壇。”而這樣的歷程正是鼓舞他想辦一份雜誌的信心,這就是《文壇》的誕生了。
穆中南面對當時文藝發表園地僅限於報紙副刊與“文獎會”主辦的文藝寫作競賽,以及幾個小型的文藝刊物而已,這樣的現實環境是無法滿足文藝作家們之需求的;另外穆中南來台之初埋首筆耕謀生,當時的他曾受無處發表與版面字數受限之苦,正因為外在環境的貧乏與切身的感觸,激發了他創辦“純文學刊物”的動機與理想。他曾回憶那段時間的大環境說道:
那時發表作品的園地,第一是報紙副刊,第二是“文獎會“所辦的《文藝創作》,另外還有幾個小型的文藝刊物,但不很發生影響作用。一般作者所感到苦悶的,在報紙副刊上受文字的限制,不能發揮大家的情感,不知道是什麼人的先知先覺,認為給《文藝創作》寫稿,非加上一個反共抗俄的尾巴和腳註不可,對於文學本質的人性描寫,頗有言不由衷之感,所以讀者也以官面文章視之。
《文壇》雜誌創辦的方針是——針對時弊來加以改進與批判。所以《文壇》沒有創刊詞,只因為穆中南希望給予作家自由創作的空間,所以他稟持著“使作家發揮意志的具體作風”,提出:“第一,不限字數;第二,不限創作家的意志;第三,園地公開”等三大原則。所以沒有創刊詞正是《文壇》的最大特點,它不怕刊載長篇巨著,只要文章好、並且他認為有價值性,就算是長篇的作品,他也會一口氣或一期把它刊登完,這點我們從“創刊號”中琦君所寫的《姊夫》便可得到證實。
因此可知《文壇》創刊之初,穆中南即本著把握文藝的立場,始終保持新文藝的面貌:並且準備以整個時間與精力來達成這個使命,這正是穆中南堅定的決心與使命感。然而在國民黨當局提倡文藝改革政策下,《文壇》雖期望文藝作品能以描述人性為主,但卻也無法抵擋“反共抗俄”的大潮流。所以穆中南在面對當時低迷的文藝環境時,縱然心中對於新文藝充滿理想,卻也不得不面對現實環境的問題。又因穆中南本身的政黨關係好,促使他改變對文藝的期待,而提出“以文藝的力量”來闡揚反共精神,他想藉由建設新文藝來改良大環境,期盼開創純文藝的發揮舞台,所以他提倡“批評與嚴肅的文藝風氣”,他曾批評當時的惡習說:“1953年的下半年,文壇上有一種惡習,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用文藝的名義,隨便出版書籍,來騙讀者。卻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批評,同時內幕新聞滿天飛,《文壇》為了向這批不道德的風氣宣戰,改為薄本,定價一元,提倡報導、欣賞、批評和翻譯。”這就是當時文壇人人熟知的“穆二哥”,他以滿腔的熱情與豪氣,積極投身文壇的改造工作;因此在1954年“文化清潔運動”提出後,《文壇》雜誌也積極的配合該運動,特別發行專輯來記錄“文化清潔運動”的始末;這本專輯是收錄有關“文化清潔運動”資料最完整的一本。此外,也可見出穆中南期望《文壇》雜誌也能兼具歷史記錄的責任。不僅如此,他更策劃出戰鬥文學。
他還在1955年10月出版了一套“戰鬥文藝叢書”,其中包括理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劇本、木刻等十本書。

作品目錄

評論

1.《中國文學史綱》,台北,文壇函授學校,1958年,32開。
2.《寫作的境界》,台北,文壇社,1961年2月,32開,326頁。

小說

1.《亡國恨》(短篇),台北,文壇社,1954年10月,32開,94頁。
2.《大動亂》(長篇),台北,文壇社,1954年1月,32開,214頁。
3.《三十五歲的女人》(長篇),台北,文壇社,1955年4月,32開,132頁。
4.《圈套》(長篇),台北,文壇社,1958年6月,32開,196頁。
5.《古城》(短篇),台北,文壇社,1956年,32開。
6.《苦飲》(長篇),台北,文壇社,1968年11月,32開,176頁。
7.《楊賓樓與小白龍》(短篇),台北,文壇社,1972年,32開。
8.《苦難中長城》(短篇),台北,文壇社,1969年1月,32開,246頁。
9.《穆中南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選自傅天虹主編《大中華新詩辭典》台灣卷第一分冊,香港金陵書社199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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