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
正文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尤其是從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起，開始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而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變化，從此被稱為“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
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歷程 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可追溯到1976年 4月的天安門革命詩歌創作。當時緬懷周恩來總理和革命先烈的大量詩文，輾轉傳抄，播及全國，強烈地反映廣大民眾對“文化大革命”及其錯誤路線的不滿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嚮往，給予後來新時期文學以深遠的思想影響。
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首先出現的是慶祝人民勝利的歡歌和悼念先烈的悲歌。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便是當時沸涌詩潮的代表作。隨之，哀惋動亂中罹難先輩與親友的挽悼散文，盛極一時。歌頌老一代革命家的話劇《曙光》、《報童》等相繼演出。1977年底劉心武的《班主任》和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的脫穎而出，標誌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的新起點。1978年 5月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恢復活動，《文藝報》等文藝報刊先後復刊，促進了文學評論和創作的開展。整個文學從荒蕪中復甦。在兩年多的時間裡,發表不少新作,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卷）、柳青的《創業史》（第2部）兩部有較大影響的長篇小說相繼出版。但由於“三突出”創作思想的流毒和左傾教條主義創作思想的束縛，阻礙著文學繁榮，相當多作品因思想藝術的局限，經不起時間的篩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及其正確路線政策的實施，四五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加上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藝術民主浪潮的推進，文學藝術才出現嶄新的局面。1979年10月第四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總結了中國30年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提出了文藝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口號，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肯定和調動了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老作家先後重返文壇；大批有才能的年輕作者雨後春筍般湧現，並產生了許多地區和少數民族的“作家群”。文學出版物也空前增多,1982年止，全國僅省、市、自治區以上創辦的文學期刊便有 380種。其中,除了原有的《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收穫》，新創刊的《十月》、《當代》、《鐘山》、《花城》、《青年文學》、《青春》等刊物的發行量達10萬份以上。無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報告文學、電影文學、兒童文學、科學文藝，近年都出版了大量新作。小說的成就尤為顯著。繼短篇之後，1979年中篇開始崛起，這是空前的現象。1980年以後，長篇也迭見可喜收穫。整個文學的題材、主題、人物、形式和風格都在不斷突破、開拓中，日益多樣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顯著提高。許多優秀之作被譯成外文，引起國外文學界的注意。這時期文學理論批評不僅為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積極探索藝術本身的規律，促進文學觀念的更新，扶植新人新作。對不健康傾向也展開了必要的批評。
由於這時期文學經過兩年復甦後，大步走向新的繁榮，其優異成就比新中國文學的前17年更引人注目，因而，它在新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突出的歷史地位。
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揭露“文化大革命”創傷的“傷痕文學”、審視社會主義歷史曲折的“反思文學”和反映新時期社會生活與人們內心變革的“改革文學”，構成這時期現實題材開掘的相互交錯和遞嬗的三種基本主題意向，突出地代表了作家與人民在歷史轉折中共有的感受和思考。短篇小說《傷痕》(盧新華)所流露的感傷和《班主任》所表現的憂憤，是“傷痕文學”的兩種典型思緒。詩歌中悲悼張志新烈士的《小草在歌唱》（雷抒雁）、散文中哀悼愛妻被迫害的《懷念蕭珊》（巴金）、戲劇中描寫人們面臨社會斷裂的痛苦與抗爭的《丹心譜》(蘇叔陽)和《於無聲處》(宗福先)，都屬引起廣泛共鳴的“傷痕文學”之作。周克芹寫農村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和莫應豐寫部隊的《將軍吟》，更是描述“文化大革命”創傷的較有歷史感的長篇。這些作品不獨再現許多悲劇性的歷史畫面，而且燃燒著對邪惡勢力的痛恨和對光明必將戰勝黑暗的堅定信念，這正是“傷痕文學”所以可貴的價值所在。
“反思文學”由批判“文化大革命”，而向前伸延到審視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曲折的歷史、乃至民主革命中的左傾錯誤。這是題材的又一大的突破。象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和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回顧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坎坷；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王蒙的《布禮》、從維熙的《遠去的白帆》、張賢亮的《綠化樹》反映幹部、知識分子長期蒙受左傾的危害，都屬審視歷史、反思教訓的小說名作。而古華描寫湖南山村人物浮沉的《芙蓉鎮》、李國文挖掘工業戰線十年動亂根源的《冬天裡的春天》，更是深省數十年歷史風雲的優秀長篇。張志民的《祖國，我對你說》則屬這方面有影響的詩章。“反思文學”中儘管個別作品不無偏激，甚至全盤否定歷史，但絕大多數作家仍大力肯定共產黨人和人民民眾的崇高革命精神以及他們為社會主義所作的一切努力，對歷史採取合理的一分為二的態度。
針砭現實，促進改革，鼓舞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軍，是“改革文學”的共同主題。在這方面，最早出現的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在讀者中間反響最為強烈。數年間,“改革文學”的創作深入各個領域,吸引了大量的作家和讀者。它不但反映現實政治經濟改革，而且描寫和促進了當前社會心理和道德倫理的演變。話劇《未來在召喚》(趙梓雄)對思想僵化的尖銳批判，《報春花》(崔德志)對“血統論”的有力指斥，《權與法》(邢益勛)對不正之風的痛切揭露，都廣泛觸及到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改革問題。報告文學《大雁情》（黃宗英）、《船長》(柯岩)，小說《三千萬》（柯雲路）、《土壤》（汪浙成、溫小鈺）、《禍起蕭牆》（水運憲）、《沉重的翅膀》(張潔)等大批短、中、長篇，更從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反映現實變革的尖銳矛盾衝突，強烈表現出振興中華、改變現狀的革命戰鬥精神。
這時期現實題材的作品尚有不容忽視的兩個分支：一是描寫中越邊界反擊戰和國防現代化建設。象徐懷中的《西線軼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等，都充滿了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力求在軍隊與社會生活廣泛聯繫的背景上去表現人物內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從而開拓了軍事文學的新局面。二是反映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命運。這方面的作品,前期不無感傷,而到葉辛的《蹉跎歲月》、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等，便煥發一種艱難創業的自豪感和汲自勞動人民的深厚精神力量。陳建功、韓少功、張抗抗、王安憶、孔捷生、路遙、鄭萬隆等青年作家，均為開拓這片題材領域作出貢獻。從這類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一代青年的坎坷道路和他們從狂熱到迷惘、徬徨，到重新思考和奮起的心靈歷程。
歷史題材被越來越多作家所描寫，是這時期文學的突出現象之一。歷史劇和長篇歷史小說是表現這方面題材的主要文學樣式。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民族自豪感和對暴政的強烈痛恨、對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深切同情，幾乎貫穿於所有這類作品中。老劇作家曹禺的《王昭君》寫王嬙的自願和番，實現了作者所歌頌的民族團結的宿願。陳白塵的《大風歌》揭露呂后的罪惡篡權,以及新作者的《秦王李世民》、《唐太宗與魏徵》、《鄭成功》等，也都以歷史為鑑突出塑造了主人公的形象。長篇小說方面，蔣和森的《風蕭蕭》、凌力的《星星草》、鮑昌的《庚子風雲》等，表現了不同朝代農民義軍興亡的悲壯史劇。這方面，姚雪垠的《李自成》2、3卷，結構宏偉，人物眾多，情節複雜，在長篇歷史畫卷中尤是翹楚之作。
這時期描寫現代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相當豐富。有的反映長江中游城鄉人物在國內外矛盾中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有的表現主人公於辛亥革命後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營壘的歷程；有的刻畫大革命浪潮起伏中各階層的分化；有的塑造了土地革命時期揭竿而起的英雄，都有一定深度，並富於時代感。有些長篇描寫女主人公走向革命的曲折經歷,跡近自傳,格外親切感人。而李準（蒙族）的《黃河東流去》(上、下卷)描繪黃泛區農民在戰禍中的頑強凝聚力和生命力，筆墨濃厚，取材角度尤為開闊、新穎，是長篇中的力作。這方面作品的藝術成就雖然還沒有超過以往的佳作，但其內容廣闊，幾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編年史。
新時期文學的形式、風格流變 由於社會生活、思想文化背景的變遷和文學題材主題的廣闊開拓，以及作家日益重視自身的創作個性，這時期文學的風格和形式的變化也至為明顯。50年代充滿歡樂的明朗色調和60年代不斷滋長的對現實的矯飾，已從文壇消失。作家們斑斕的筆觸普遍透出深沉、真摯和嚴峻的色彩。藝術表現形式的創新產生互相逆反又互相補充的令人矚目的趨向：一種刻意於民族傳統的發揚，一種致力於外國文學現代手法的汲取。劉紹棠以《蒲柳人家》、《魚菱風景》所標榜的“鄉土文學”和鄧友梅以《那五》、《煙壺》所開拓的“市俗文學”，是前一趨向的典型代表。這類作品注意故事的完整結構和語言的地方色彩，以深切地表現民族心理積澱和鄉土韻調風習見長。吳祖光的《闖江湖》、梅阡的《鹹亨酒店》、蘇叔陽的《左鄰右舍》等劇作，也屬於這種藝術追求。這時期歷史題材創作和受歡迎的多數通俗文學作品，尤注意在師法民族傳統方面下功夫。後一種趨向在詩歌、小說、戲劇各個領域，也無不有作家付出相當努力。新詩本得力於借鑑外國。近年無論格律詩還是自由體，都更多追求變形、象徵的意象和留出大段想像空白的快節奏跳躍，明顯受到西方現代派的影響。舒婷、北島、顧城等青年詩人的作品，由於整體意蘊朦朧乃至晦澀難懂,遂被稱為“朦朧詩”,一度受到倡導以古典詩和民歌為新詩發展基礎的一派詩人的異議。而小說創作中以王蒙的《春之聲》、《海的夢》等系列作品為代表，採用“意識流”式時空錯位的結構與描寫手法,儘管也引起爭議,但在小說界終亦蔚成流風。至於宗璞的《我是誰》等小說更汲取超現實主義的怪誕手法。戲劇方面沙葉新(回族)的《陳毅市長》採用以人串事的“糖葫蘆”式結構；賈鴻源、馬中駿的《路》則以情緒脈絡組合場面與人物，並設定主人公的另一自我形象;高行健的《絕對信號》、《車站》和《野人》,致力於舞台多層時空的開拓，以展現人物昨天與今天的聯繫，揭示事件過去與未來的因果，等等，引進的也正是國外的現代戲劇觀念和手法。
當然，還有相當多作家介乎兩種趨向之間，追求兩者的理想統一。藝術表現形式的不同趨向，反映了作家的不同的審美趣味和文學觀念，外化於作品也就顯現為不同的具體風格。這種形式、風格的多元發展，必然促進富於地域色彩的文學流派的形成。這時期以古華、孫健忠（土家族）、韓少功等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其風格明顯地不同於以陸文夫、高曉聲、李杭育等為代表的吳越作家。而以張賢亮、張承志（回族）、路遙等為代表的黃土高原作家，與自標“魔幻現實主義”的西藏作家，其格調也迥然相異。近年西部地區不僅崛起新邊塞詩派，而且產生了“西部文學”的內涵更為寬泛的概念。某些論者認為，在高原大漠的雄渾背景下描寫人民開發邊疆、保衛邊疆的豐功偉業和豪情壯志，色調粗獷、豪放而悲壯，這正是新中國西北地區廣大作家群所共有的風格。
新時期文學的基本特色 雖然新時期文學還在繼續發展中，已經逐步顯示出不同於新中國以往文學的新的時代特色：
恢復和發展了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本是中國文學主要的潮流。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或原則，也是歷史地發展的。從30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以來，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的革命現實主義，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中，便日益成為主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長期左傾思想的干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強制作家服從錯誤的政策和理論觀念，使現實主義自50年代中期便不斷受到削弱，終至出現江青一夥控制下的“瞞和騙”的文學。
新時期的廣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確認“真實是藝術的生命”。抒真情，講真話，首先成為詩人的箴言。直面嚴峻的人生，在客觀世界矛盾對立的鬥爭中去把握現實的革命發展，既熱情歌頌光明，也尖銳揭露黑暗，成為廣大作家自覺的創作趨向。在創作方法的多樣化中，革命現實主義日益成為創作的主流。這不獨廣泛見諸小說、戲劇，而且在許多詩歌、散文作品中獲得鮮明表現。在艾青的《歸來的歌》、李瑛的《我驕傲，我是一棵樹》、公劉的《仙人掌》等詩集和邵燕祥、流沙河等許多詩人的歌聲里，在巴金、冰心、劉白羽、秦牧、郭風、何為等許多散文家的佳作中，讀者都可以看到不乏浪漫色彩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們的筆觸不僅深入現實社會的廣泛斗爭，而且深入人們內心世界複雜的矛盾衝突。正由於革命現實主義的深化，這時期文學作為反映時代生活的優點與弱點的一面鏡子，它的真實性和認識價值都大大加強了。
昂揚和煥發強烈的現代化意識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痛切認識到國家的落後和“文化大革命”對於人的權利、尊嚴、價值以及社會主義應有的人與人關係的肆意踐踏，使人們在新時期普遍覺醒。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緊迫感和建立合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人際關係的渴望，迅即成為“人同此心，心同此志”的時代精神。文學在反映和傳播這種時代精神方面起著重大的作用。
變革現實，振興中華，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前進的奮發精神，在天安門革命詩文中即有強烈表現。後來張學夢的《現代化和我們自己》、駱耕野的《不滿》等許多詩歌都在這方面發出更為昂揚的呼聲。從徐遲歌頌科學家的系列報告文學、蔣子龍描寫“開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說，直到《血，總是熱的》等許多反映現實改革的戲劇，以至《戊戌喋血記》那樣的歷史長篇，我們都能從中強烈感受到現代化意識是如何廣泛地表現於這時期各種體裁和題材的作品裡。
人道主義在50年代末曾被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而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及其後的“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中，被作為揭露悲劇性年代的非人境遇和批判現實殘存的封建餘毒的思想武器。這時期固然有個別作品抽象地談論人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但大多數作家都是把人道主義作為現實社會道德倫理的準則，作為文學描寫人所應採取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與現實主義相結合，使文學中人的形象產生深刻變化,普通人的形象得到應有的真實描繪,英雄人物包括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形象也從“神”變成“人”，賦有了豐富的情感和複雜的內心世界，從而更具感人的力量。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科學文藝的方針，早在50年代便提出。但由於左傾思想的干擾和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這條方針實際上長期未能貫徹。“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百花凋零”、“萬馬齊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雙百”方針，加上思想解放運動使文學創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漲。因而,這時期不只文學理論批評空前活躍,諸說蜂起，而且創作探索不斷突破種種人為“禁區”和模式。創作方法的多樣化，以及創作題材、主題、人物、形式和風格的多樣化，進而引起文學觀念的多樣變化，成為這時期文學的突出現象。而在多意向發展中主流仍然沿著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健康軌道前進。新時期文學的這種開放的格局是過去所沒有的。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
復旦大學等二十二院校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史》 (3)，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