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漢形象

硬漢形象

硬漢形象是指海明威作品中出現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這些人物有拳擊師、鬥牛士、獵人等,他們都具有一種百折不撓、堅強不屈的性格,面對暴力和死亡,面對不可改變的命運,都表現出一種從容、鎮定的意志力,保持了人的尊嚴和勇氣。 《老人與海》中的主人公老漢桑提亞哥更是集中體現了海明威心中的硬漢形象,從而成為海明威作品中眾多硬漢形象最突出而獨特的代表。桑提亞哥的名言“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即是這種“硬漢”形象的精神境界。

簡介

硬漢形象 硬漢形象

硬漢形象是出自海明威筆下的獨特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大都是“硬漢子”:堅韌剛毅、勇敢正直,能忍受苦難與折磨。當今社會凡具有這種性格特徵的都被稱為“硬漢”。他們不怕失敗.視死如歸,體現在作品中如《印第安營地》、《五萬元》、《喪鐘為誰而鳴》、《老人與海》等。除此之外,偵探小說既黃金時代,在美國出現了黑色硬漢派偵探小說,其作品中的偵探顛覆了古典偵探紳士風格,大多是玩世不恭,但正義感極強,經常出現打鬥形象。是偵探文學成為了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創始人達希爾·哈米特(1894~1961)和雷蒙德·錢德勒(1888~1958)。

硬漢形象:海明威作品中出現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即是這種“硬漢”形象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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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明威的創作生涯中,年輕時的海明威筆下的“硬漢”形象是立於不敗之地的勇士,反映的是年輕的海明威的朝氣和一往無前的進取心,而晚年的海明威筆下的“硬漢”形象,則是飽經滄桑,屢受挫折但又不甘失敗的精神上的勝利者。這在他晚年的小說《老人與海》中尤為突出。“人可不是造出來給打垮的,可以消滅一個人,就是打不垮他”這就是老漁夫桑提亞戈的做人準則和風度。他表現出了人的崇高的尊嚴和對前途的樂觀態度。桑提亞戈決不是悲觀絕望的和使人意志消沉的人物,而是一個剛毅堅強、崇高的人物形象,是海明威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不畏艱難、挫折、甚至誹謗攻擊,勇敢地探索前進的化身。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一個新起點,他應該永遠嘗試去做那些從沒有人做過或者他人沒有做成的事。這樣他就有幸會獲得成功”。

《老人與海》中的桑提亞哥,是“硬漢子”形象的代表,是作者在30年代以來的作品中塑造的“硬漢”性格的發展與升華,是“硬漢”精神的化身。同時,組成桑提亞哥的“硬漢子性格”的優秀品質是:堅定的信心、頑強的意志、樂觀的精神,寬厚的愛心。而這一切優秀的品質所組成的“硬漢子形象”也正是作者自己“硬漢性格”的體現。是作者面對社會的一種生存法則:“一個人並不是生下來就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也是作者面對人類命運的基本態度。

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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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漢形象是指海明威作品中出現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這些人物有拳擊師、鬥牛士、獵人、漁人等,他們都具有一種百折不撓、堅強不屈的性格,面對暴力和死亡,面對不可改變的命運,都表現出一種從容、鎮定的意志力,保持了人的尊嚴和勇氣。桑提亞哥的名言“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即是這種“硬漢”形象的精神境界。《喪鐘為誰而鳴》美國青年羅伯特·喬丹和《老人與海》中的老人桑提亞哥即是這種形象的典型代表。

一、《喪鐘為誰而鳴》羅伯特·喬丹的硬漢形象是通過其身上的英雄性和悲觀性體現出來的。

(一)、崇高的英雄性:喬丹作為一名反法西斯戰士,依照“英雄性是指個體為群體而行動時所顯示出的超乎尋常的能力、勇氣、毅力、膽識”的美學理論來考察,他首先具有美學意義上的英雄性特徵。

第一,喬丹作為美國一所大學的西班牙語講師,來到西班牙內戰前線和西班牙“共和國”及國際民主進步力量一起,反對以佛朗哥為代表的國際法西斯勢力。喬丹主動加入這一場民主與法西斯之間的正義戰爭,目的很明確。“他投入這場戰爭是因為戰爭發生在他所熱愛的國家裡,因為他信仰共和國,並且,要是共和國毀滅了,那么信仰共和國的人日子都要過不下去”。顯然喬丹的參戰既是為西班牙共和國、西班牙人民而戰,又是為世界民主、自由、和平而戰。這樣,喬丹就具有了英雄性的本質特徵:為他人、為群體的目的,出自責任和義務的主體動機。

第二,喬丹在行動中也顯示出超乎尋常的能力、勇氣、毅力、膽識:他勇於接受這樣一項艱巨的任務,雖然深知任務的危險性和艱巨性,仍敢於只身前往敵後,去爭取不明究竟的游擊隊的支持,努力完成炸橋任務。在這種吉凶未卜甚至可以說是凶多吉少的情況下,其勇氣和膽識,令人欽佩地凸顯出來。炸橋後撤退中受傷的喬丹,為掩護戰友安全撤退獨自留下來阻擊敵人,同樣顯示出過人的勇氣和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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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丹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困難和阻力:游擊隊長巴勃羅的反對炸橋,法西斯對進攻計畫的覺察和了解,因為“聾子”一夥兒的犧牲而造成的人手短缺,清晨實施炸橋行動對安全撤退帶來的不便,巴勃羅偷走爆炸裝置給完成任務增加的難度,還有喬丹本人和瑪麗亞的相識相愛以及對未來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與行動本身的矛盾,等等。喬丹面對困難與阻力,顯示出他超乎尋常的能力和毅力。他在和巴勃羅鬥爭的同時,力爭以彼拉爾為首的大多數游擊隊員的支持,並爭取到“聾子”一夥的支持;實地考察地形,了解敵人的防守情況,制訂周密的行動方案,巧妙地應對突如其來的敵巡騎兵,在聾子一夥遭到打擊時,果斷地從大局考慮,做出保存實力的決定;觀察分析形勢後派人送信建議取消進攻;機智地使用手榴彈引爆;選擇了為理想、正義而戰之大我而犧牲了與瑪麗亞的小我之愛,最後仍在進攻開始時炸毀大橋,完成了預定的任務(就喬丹單方面而言)。這一切無不顯示出他超常的能力和毅力。

第三,喬丹具有美學意義上的崇高性特徵。美學上的崇高性往往轉引指人的精神思想品格風貌的巨大性和超常性。喬丹本來可以選擇在美國大學裡過安逸的生活,然而他來到了西班牙,選擇了與苦難、死亡聯繫在一起的戰爭;儘管不喜歡自己的任務,但他還是毅然接受了那項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按時炸橋。當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之際,他的所思所想不禁讓人想到保爾·柯察金:“唯一的遺憾是我將不能戰鬥了。”“我為自己信仰的事業如今已戰鬥了一年。我們如果在這兒獲勝,在每個地方就都能獲勝。世界是個美好的地方,值得為之戰鬥,我多么不願意離開這個世界啊。你很走運,他對自己說,你度過了這樣美好的一生。”為理想、信仰而生活而鬥爭,終生不悔,死而無憾,這就是喬丹精神思想品格風貌的巨大和超常即崇高性的充分表現。

總之,從他為群體的目的、在行動中顯示出的超常的能力、毅力、勇氣和膽識以及其崇高的精神風貌來介定,喬丹無疑具有崇高的英雄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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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濃厚的悲觀性:喬丹是崇高的反法西斯英雄,可他與我們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又有著明顯而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他身上濃厚的悲觀宿命色彩。悲觀宿命思想伴隨著喬丹執行任務過程的始終。接受任務之初,他就明確表示“不喜歡”這個任務;還沒到達目的地就意外地遭到游擊隊長巴勃羅對炸橋行動的堅決反對,他想“事情開頭就夠糟的了”;到達當晚,面對比拉爾要求他帶瑪麗亞遠走高飛的要求,他的回答是“只要我們炸橋後還活著,一定帶她走”;當巴勃羅談到炸橋的嚴重後果時,喬丹想:“老巴勃羅啊,老夥計,我認為正是這樣啊。你看得出來,我也看出來了,那婦人從我手掌上也看出來了。”所以,儘管喬丹嘴上說不信吉普賽女人的“迷信”,但實際上他既認同巴勃羅對形勢的分析,又在某種程度上認同比拉爾的宿命判斷。也就是說,他堅信實施炸橋行動的災難性後果和自己的不幸結局,喬丹最終的死亡結局又恰恰證實了喬丹等人的悲觀宿命思想。正是因為這種悲觀宿命思想的影響,反法西斯英雄喬丹身上罩上了一層濃厚的悲觀色彩,他的一言一行都帶上了悲觀意味。

因為悲觀,他甚至把這次任務看成是荒誕不經的“把戲”,“在這樣一場糟糕的把戲中,設法取得兩幫膽小如鼠的游擊隊的配合,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幫你炸橋,來阻止一場也許即將開始的反攻”。他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對任務本身產生過猶豫,“一個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會導致什麼後果,他還應該執行嗎?……他應該執行這些命令,因為只有在執行進程中,才能證明行不通。你沒有嘗試哪能知道行不通呢?”顯然在喬丹的意識中,這次任務是行不通的,如果執行勢必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災難性後果,仿佛他全力以赴地去執行命令,只是為了證明它行不通。因此,喬丹的思緒中才會出現沒有未來的感受,“我現在能從生活中得到的也許不過如此了。也許這就是我的一生,不是七十年,而是四十八小時,或者說得確切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三整天就是七十二小時”。“除了現在再沒有別的了,既沒有昨天,當然啦,也沒有明天。你要活到多大才能明白這一點呢?”在他的意識中,自己和瑪麗亞的愛情也是不存在美好明天的,“不會有時間,不會有幸福,不會有樂趣,不會有兒女,不會有屋子,不會有浴室,不會有乾淨的睡衣,不會有日報,不會雙雙醒來,不會醒來看到她在身邊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會有那等事”。正是因為悲觀情緒的存在,他在事情進展不順利時會想到遊樂場裡徒勞輪迴的鏇轉木馬,在等著與瑪麗亞相會時會說“快來吧,瑪麗亞,因為時間不多啦”。在臨行動的前夕還在想,“這就是你所不願正視的。你不得不幹下去,制訂了一個自己知道沒法完成的計畫。你制訂了個計畫,而現在你明白這是沒有用的。你能用現有的力量攻占兩個哨所的哪一個都行,絕對不成問題。可是你沒法同時攻占兩個。我的意思是說,你是沒有把握的。別騙自己啦。黎明快來臨了,別騙自己啦”。應該說,喬丹最終也沒有為炸橋任務的勝利完成做好充分必要的準備,他是懷著失敗的信念去執行炸橋行動的,即他對炸橋的結果是抱著肯定的悲觀態度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巴勃羅的意外帶人參加戰鬥,喬丹是不可能完成炸橋任務的。因此,在受傷後獨自留下阻擊敵人時,他有一種解脫的喜悅,“得啦,事情終於到了盡頭,沒有什麼問題了。現在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來的一切會怎么樣,對他來說,再也不存在什麼問題了”。

總之,《喪鐘為誰而鳴》具有濃厚的悲觀宿命色彩,悲觀情緒伴隨著喬丹行動的始終,悲觀是喬丹的重要特徵,這使得反法西斯英雄喬丹具有了不同於一般政治英雄的悲觀性特徵。喬丹身上散發出的濃厚的悲觀色彩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來源。一是主人公喬丹本人,二是他人的影響,三是敘述者的悲觀敘述。就喬丹本人而言,過去一年多的戰場失利和眼前的艱巨任務所構成的殘酷現實,是喬丹悲觀情緒產生的根源。共和國軍隊司令弋爾茲向喬丹布置完任務後馬上補充說,“那也正是我們無法做到的”,然後針對喬丹的疑惑不解他又發出了一連串氣憤的反問:“有什麼能保證我的命令不被變動?有什麼能保證這次行動不被取消?有什麼能保證這次進攻不被推遲?有什麼能保證實際發動進攻的時間和預定時間相差不超過六小時?有過一次按計畫進行的進攻嗎?” 同樣,當法西斯的飛機成群掠過時,喬丹馬上想到可能是敵人知道了進攻計畫,並在心中反問自己,“為什麼不會呢?以前每次進攻,他們不是事先知道的嗎”?分析現實形勢後他派安德烈斯給弋爾茲將軍送去建議取消進攻的信函,與此同時他想“我相信會發動的”。弋爾茲拿到喬丹遲到的信後,說“我們完了。對。跟以往一樣。對。太遺憾了”。喬丹和弋爾茲這些看似荒誕的言行,就是過去戰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傷痕。這同時證明喬丹的悲觀不是沒有根據的,它來自對戰場現實和艱巨任務的深刻內心體驗和理性分析,它來源於現實,不僅僅屬於喬丹一個人。在西班牙內戰中共和國一方高級指揮層的官僚作風和權利爭鬥,權利既集中又分散並相互牽制的現實,使得身在其中的喬丹自然也會感受到形勢的嚴峻,這種情況下,作為任務的執行者,喬丹只能抱著一種“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去勇敢地“盡力而為”。正因為如此,喬丹面對反攻顯然的失敗結局和自己的死亡之時以“盡力而為”來寬慰自己。

二、《老人與海》中的老人桑提亞哥

“人可不是造出來給打垮的,可以消滅一個人,就是打不垮他。”這就是老漁夫桑提亞戈的做人準則和風度。他筆下的桑提亞戈也和作者一樣,年青時爭強好勝,扳手腕時,為了勝過一位黑人大力士,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氣,終於以頑強的毅力使那黑人成了他的手下敗將。到了老年,他便失去了當年的銳氣,而且很背運,在海上打魚時,接連84天打不到一條魚。但他還要再出海打魚,他必須證明自己是有技能和勇氣的。在第85天,他終於僥倖捕獲到一條碩大的馬林魚———自然界美好的東西的象徵,但卻被大群鯊魚搶奪去了,他進行著無望的搏鬥,直到精疲力竭,一敗塗地,在和鯊魚的爭奪戰中失敗了,最後他只能帶著一副空空如也的魚的骨架返回港口。固然老人的結局是悲劇性的,但我們在他的身上感覺不到什麼悲觀失望的傷感情調。相反卻能在他身上看到美好和崇高的東西,能看到鼓舞人們鬥志的東西,因為他並沒有被鯊魚的強大所嚇倒。在這場不可避免的失敗中,他卻在風度上取得了勝利,他表現出了人的崇高的尊嚴和對前途的樂觀態度。桑提亞戈決不是悲觀絕望的和使人意志消沉的人物,而是一個剛毅堅強、崇高的人物形象,是海明威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不畏艱難、挫折、甚至誹謗攻擊,勇敢地探索前進的化身。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一個新起點,他應該永遠嘗試去做那些從沒有人做過或者他人沒有做成的事。這樣他就有幸會獲得成功”。

海明威

厄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美國上個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和短篇故事作家之一。他是“迷惘的一代”的傑出代言人,也是第六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54年)的美國人。有的評論家認為海明威是繼馬克·吐溫之後對美國文學語言影響最大的作家,他的獨特文體風格影響了不止一代文風。海明威以洗鍊的文風和其作品中的硬漢形象著稱。海明威筆下的硬漢獨樹一幟,在靈與肉、勝與敗、強與弱、苦與樂、生與死等一系列問題上、硬漢自有自己的精闢的見解。

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評論家們都曾把他比喻為獅子。他意志堅強、精力充沛、生性愛好冒險。他曾說:“沒有行動、我有時感到十分痛苦、簡直痛不欲生。”他爭強好鬥、從不妥協、事事愛爭第一名。他愛好體育運動、熱衷玩壘球、愛好拳擊。他愛好鬥牛,愛好釣魚和打獵。打仗是男人們的事業,他曾經歷了兩次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身上留下二百多塊彈片,使他得到幾枚獎章;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違反了“新聞記者不得參與戰鬥”的規定,直接參戰曾因此而受審,但結果卻因他勇敢善戰而獲得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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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巴恩斯,到《永別了,武器》中的亨利·菲特力,再到《喪鐘為誰而鳴》中的羅伯特·喬丹和《老人與海》中的桑地亞哥,可以看作是海明威的硬漢形象的三個階段。從這三個發展階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明威小說中的悲劇主人公是如何從一個消極處世的迷惘者而成為一位積極抗爭的悲劇英雄的。

在《太陽照樣升起》中,通過僑居巴黎的一群美國青年的生活透視了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揭示了戰爭給人們生理上、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創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戰色彩。

在《永別了武器》(這是美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之一)中,美國青年弗瑞德里克·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志願參加紅十字會駕駛救護車,在義大利北部戰線搶救傷員。在一次執行任務時,亨利被炮彈擊中受傷,在米蘭醫院養傷期間得到了英國籍護士凱薩琳的悉心護理,兩人陷入了熱戀。亨利傷愈後重返前線,隨義大利部隊撤退時目睹戰爭的種種殘酷景象,毅然脫離部隊,和凱薩琳會合後逃往瑞士。結果凱薩琳在難產中死去。海明威根據自己的參戰經歷,以戰爭與愛情為主線,吟唱了一曲哀婉動人的悲歌,曾多次被搬上銀幕,堪稱現代文學的經典名篇。

在《喪鐘為誰而鳴》中,美國青年羅伯特·喬丹在大學裡教授西班牙語,對西班牙有深切的感情。他志願參加西班牙政府軍,在敵後搞爆破活動。為配合反攻,他奉命和地方游擊隊聯繫,完成炸橋任務。他爭取到游擊隊隊長巴勃羅的妻子比拉爾和其他隊員的擁護,孤立了已喪失鬥志的巴勃羅,並按部就班地布置好各人的具體任務。在紛飛的戰火中,他和比拉爾收留的被敵人糟蹋過的小姑娘瑪麗亞墜入愛河,藉此抹平了瑪麗亞心靈的創傷。在這三天中,羅伯特歷經愛情與職責的衝突和生與死的考驗,人性不斷升華。成功炸橋後,撤退的時候被坦克打中,左腿被所騎的灰馬壓斷,獨自留下阻擊敵人,最終為西班牙人民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這是一部極具寓言色彩的小說。小說的故事情節極其簡單,含意卻十分深刻。小說的主人公桑提亞哥實質上是整個人類的化身;他與鯊魚的搏鬥,是人與命運搏鬥的象徵。這個“硬漢”形象成為了海明威式的英雄的代表,象徵著人類不可摧毀的精神力量。這是一部極具寓言色彩的小說。書中“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句話已經成為人們勵志的一個真理。小說獲得了當年的普利茲獎。1954年,海明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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