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北京民眾讀書生活始終體現著古都文化的文明程度
閱讀革命文學經典著作曾是北京市民的追求與嚮往
“文革”時期被扭曲的瀆書景況
北京人的讀書生活進入了多元化時代
《當代北京閱讀史話》伴隨著1949年以後幾個重大時期的轉折，人們的讀書生活也伴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變而演繹著豐富的內涵。而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的讀書生活對全國的文化消費顯現出很強的示範性和引領作用。
內容簡介
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那個時期特有的政治環境、文化氛圍和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自然要產生不同的文化消費需要。圖書作為反映政治、文化和人們精神享受的特殊的載體，它的出版、發行和閱讀，都會折射出各個不同階段的歷史文化風貌，自然也就表現出不同的特徵。縱觀北京當代圖書閱讀史，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五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6年，恢復、調整和發展初期；
第二階段：1956～1965年，曲折發展的階段；
第三階段：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期反覆階段；
第四階段：1978～1989年，圖書出版的復興及改革開放的發展新時代；
第五階段：1990至今，逐漸走向文化多元的讀書生活。
縱觀當代北京閱讀歷史的五大發展階段，應該說前四個階段圖書的出版及發行主導著人們的閱讀，而讀者的閱讀熱點和情趣對圖書的出版所產生的影響作用要相對小一些。而第五階段，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民眾的閱讀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左右著圖書的出版、傳播。從圖書撰寫、出版到表現方式、流通形式等等都在發展著本質的轉變，以適應當代民眾對圖書閱讀需要的變化。這樣一種本質的演變，是文化發展的飛躍的具體體現，是人們思想進一步成熟的表現，是我們道德建設、精神文明建設以及人們的文化消費理念客觀需要的折射。
對當代北京圖書閱讀歷史進行研究，就是要從另一個側面，對當代北京的文化發展和人們的思想變化進行新的詮釋，讓人們在歷史的回味之中得到啟迪，在歷史的記憶中尋找我們曾經走過的路。
作者簡介
馬建農，1961年生於北京，編審，中國書店出版社總編輯。1984年進入中國書店，1989年負責中國書店出版社古籍編輯、出版管理工作，曾主持《北京通史》、《海王村古籍叢刊》，《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歷代名家詞新釋輯評》、《北京舊志彙刊》等國家重點項目的編輯出版工作。長期從事北京書肆史研究，著有《琉璃廠》一書，撰寫的《北京古舊書業與北京文化發展》、《北京書肆業的文化功能》獲全國出版優秀論文獎，先後發表北京史以及古籍編輯專業論文二十餘篇。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共和國初期北京人的讀書生活
一、1949年以前北京圖書業的發展及閱讀群體的特點
二、共和國成立初期國營圖書業的初創
三、新中國的讀書生活
第二章 當代北京讀書的第一次高峰
一、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強化與文化新環境的形成
二、學習“蘇聯老大哥”引發的以蘇聯文學為主的讀書時尚
三、“五年計畫”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學技術、學科學的讀書熱
四、時代文學名著帶來的京城閱讀時尚
五、五六十年代的“小人書”情緣
第三章 “文革”時期北京出版業的起伏及讀書生活的扭曲
一、“評《海瑞罷官》”引發的京城書業災難
二、“紅寶書”的出版熱潮及“樣板戲”圖書出版
三、閱讀“暗流”：偷看“反動小說”與手抄本的傳抄
四、“文革”後期的出版部分恢復帶來的讀書生活
第四章 圖書出版的復興及改革開放帶來的讀書熱
一、“文革”結束後書荒影響下的圖書搶購
二、恢復高考及思想解放拉動的北京求知熱、外語熱
三、從“傷痕”到“改革”的新時期文學圖書帶來的閱讀狂歡
四、“解放思想”帶來的讀書反思
五、京城讀書環境的最佳化為百姓讀書奠定了良好的閱讀氛圍
六、京城波瀾起伏的讀書熱潮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
第五章 京城讀書生活的多元化時代
一、快速發展的社會帶來的京城讀書多元化、個性化發展
二、多元化、個性化的閱讀讓讀書的熱潮變成一陣陣的“風”
三、由易中天、閻崇年、于丹和馬未都熱引發的讀書思考
後記
書摘插圖
第二章 當代北京讀書的第一次高峰
二、學習“蘇聯老大哥”引發的以蘇聯文學為主的讀書時尚
上世紀50年代，由於國際環境的影響和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封鎖，使得中國在整個50年代的對外關係上呈現出“一邊倒”的外交走向，而“蘇聯老大哥”的社會主義建設又成為人們竭力學習效仿的榜樣。因此，整個50年代，不論是經濟建設，還是文化發展，蘇聯的影響隨處可見。京城之中，身著列寧裝、布拉吉成為女性服裝的潮流，頭戴大檐帽的軍官和船形帽的士兵可以明顯地看出蘇聯紅軍的痕跡。而北京新建的“蘇聯展覽館”(即後來的“北京展覽館”)更是像一座新建的冬宮矗立在西直門外。而作為剛剛起步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建設中也大量地依靠蘇聯的援助。不論是工業、城市建設、教育、文化以及軍隊建設等方方面面，都有蘇聯專家的身影。上世紀50年代，特別是“一五”建設時期，蘇聯先後向中國派遣了五千餘名專家。這些專家大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北京。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當年就是為蘇聯專家而建的賓館。上世紀50年代濃厚的蘇聯情結，自然直接反映到北京城的圖書閱讀之上。
上世紀50年代，當時的“蘇聯老大哥”在圖書閱讀上帶來的最大的影響一是文學作品對一般民眾的影響，一是一些科技類圖書帶來的人們的閱讀熱點。若以對一般民眾影響突出者為標準衡量，那么蘇聯的文學作品的傳人對人們的直接作用是最為突出的，尤其是對當時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一代，在其世界觀的成長過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蘇聯情結”的印記，這種影響，遠遠超過其他的外國文學作品。
當時，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出版機構先後出版了蘇俄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經典文學作品，比如：《毀滅》、《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尼古拉耶娃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比留柯夫的《海鷗》，凱特琳斯卡婭的《勇敢》，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法國作家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薩克雷的《名利場》，等等。
前蘇聯的小說，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在中國出版，50年代出版的法捷耶夫《毀滅》就是其中一部較為典型的。《毀滅》是前蘇聯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以蘇聯十月革命後國內戰爭期間遠東地區的一支游擊隊的戰鬥經歷為中心，創作的一部革命題材的小說。小說反映了1919年蘇聯遠東地區南烏蘇里邊區一支游擊隊與高爾察克以及日本武裝干涉軍進行浴血奮戰的故事，這支游擊隊在俄共黨員萊奮生的帶領下，經歷了千辛萬苦，與數倍於己的敵軍展開了生死搏鬥，最後19位戰士殺出重圍。這部小說在1927年出版，在當時的前蘇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隨後便被譯成多種文字開始流傳，其中譯為日文的小說名字為《十九人》。1930年年初，魯迅根據這部小說的日文譯本《十九人》進行翻譯，並以《潰滅》的名字在進步刊物《萌芽》上連載。但《萌芽》後來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這部小說也未能連載完。1931年，魯迅以“隋洛文”的名字將小說全譯本交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出版是名字便改為《毀滅》。大江書鋪的開辦人為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新聞教育家陳望道，也是《供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的翻譯者。隨後，魯迅又自辦“三閒書屋”，自費出版圖書，《毀滅》一書便成為三閒書屋出版的第一本書。
所以《毀滅》一書1931年上海出版的版本中有兩個本子，一是大江書鋪的，一是三閒書屋的。《毀滅》中譯本出版後，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瞿秋白看到這部書後寫信給魯迅，稱：“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而魯迅在回復瞿秋白時也曾言他愛《毀滅》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就這部小說專門談道：“法捷耶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卻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革命領袖所稱頌，又為魯迅視為“像親生的兒子一般”，而50年代的政治形勢和社會環境，《毀滅》一書自然成為當時蘇聯小說出版的重頭戲。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豎排的《毀滅》，譯者姓名為魯迅，出版後受到人們的歡迎。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橫排版的《毀滅》。後來流行較廣的《毀滅》一書多為後一種橫排本。
由於《毀滅》作者法捷耶夫曾經擔任蘇聯作協主席、書記，五六十年代他的小說在中國自然更受到關注，法捷耶夫的另一部著作《青年近衛軍》更是在中國年輕一代心目中產生波瀾的文學作品。
《青年近衛軍》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德戰爭開始時，德軍入侵烏克蘭頓巴斯克拉斯若頓後，當地青年組成抵抗組織進行頑強鬥爭的英勇事跡創作而成的。 1941年6月德軍動用了190個師550萬人，出動了4300輛坦克和近5000架飛機，從北起波羅的海，南到黑海的整個蘇聯西部邊境發起了全面的進攻，蘇德戰爭爆發。同年7月到9月期間，入侵到烏克蘭地區的德國軍隊對據守在基輔地區的蘇軍西南方面軍實施大規模的圍殲戰，造成蘇軍西南方面軍四個集團軍被圍，損失70餘萬人，66萬餘人被俘，德軍就勢占領了烏克蘭全境。《青年近衛軍》所記的故事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德軍占領了克拉斯若頓後，幾十名共青團員自發地組成了抵抗戰鬥組織，他們以共青團流行的《青年近衛軍之哥定》為名命名自己的抵抗組織，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入侵的德國占領軍進行了殊死的搏鬥，讓德國侵略者極為惱怒和頭疼。後來由於叛徒的出賣，大多數“青年軍衛軍”成員被捕，德國法西斯對這些英勇的青年嚴刑拷打，用盡各種殘酷的手段欲讓這些青年屈服，但這群為自己祖國而戰的青年毫不畏懼。小說最後，這些青年近衛軍戰士高唱著《青年近衛軍之歌》走向了刑場，以英勇悲壯的結局勾畫出一代青年抵抗者悲壯慘烈的結局。這部小說表現出衛國戰爭時代蘇聯青年一代的愛國主義情懷，顯示出年輕人抵抗入侵者的那種對祖國的熱愛、富於冒險精神和具有青春活力的面貌。
小說中鄔麗亞和阿納托里、謝遼薩和華麗雅、奧列格和妮娜、劉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之間的愛情故事，對很多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來說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革命+愛情”的模式對那個時代很多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而言最具有“合理的藉口”，為年輕一代所憧憬。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創作於 1943～1945年期間，並於1945年出版第一版。它作為謳歌前蘇聯衛國戰爭的英勇的蘇聯青年一代、歌頌英勇的蘇聯人民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而備受重視，曾先後蘇聯國家獎和史達林文學獎。1947年，《青年近衛軍》由我國著名外國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葉水夫譯為中文，由當時的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法捷耶夫1951年俄文修訂本對文中譯本進行重新校訂後出版，圖書出版後，立即引起熱銷，在很多青年之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那個年代的背景下，學習英勇的蘇聯共青團員，與侵略者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成為年輕人積極效仿和學習的榜樣。《青年近衛軍》在中國的影響持續了幾代人，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讀著這本書長大，60年代出生的一代，在“文革”中也時常傳看著這部小說。
因為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二戰時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青年團員的英勇事跡，而作者法捷耶夫又是在赫魯雪夫時代因不滿其否定史達林而被解職以致最後憤然自殺，所以這部小說在“文革”後期的1975年曾經又一次再版。在特定的年月出版這部書，留下了很深的印記，1975年版的《青年近衛軍》依據1954年俄文修訂版翻譯，翻譯的組織者當時署名為解放軍某部理論小組和 “北京大學俄語系蘇聯文學組”，並用了《十月革命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一篇不著邊際、不靠譜的文章代替了出版前言和序。儘管如此，在那個特定的時期，能讀上這部書還是對很多年輕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文革”結束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不斷地再版此書，《青年近衛軍》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紅色經典”之一流傳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