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申家大院看潞商文化的經濟價值
申家大院提起山西的大院，人們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晉中商人遺留下來的漢族民居建築。儘管明代沈思孝在《晉錄》中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但幾百年來，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實物載體的支撐。
5 月27日，在長治市郊區區委、區政府組織召開的“潞商與申家二十四院”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省城和我市的多位資深晉商研究專家一致認為，西白兔鄉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發現，填補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實物方面的空白，成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鑰匙”，具有極高的保護和旅遊開發價值。
申氏在明初從潞城縣天貢村遷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遷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開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時有七子，第七世時發展為三十子，第八世時發展到五十子，成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時期在第七、八代之間，其後至嘉慶末年（公元1814）開始衰敗，從興盛到衰敗大約270年。其興盛、衰敗的家族史與潞商的發展軌跡頗為相似。
潞商早期以鹽鐵為主，中期開始多元貿易，鐵業、絲綢占主導，後期則以手工業製品為主。潞商的崛起始於鹽鐵、鐵糧的交換。明代“開中法”的實施為潞商的發軔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處河南、晉中、晉南交通要衝的區位優勢則加速了潞商的發跡，並很快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商業集團。到明中葉，潞商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而此時，晉中商人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大的作為，更沒有什麼顯赫的喬家大院。清代以後，食鹽貿易逐漸被徽商壟斷，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同一時期，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後發制人，成為晉商的主流，閃爍在潞商頭上的光環被晉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關，帶來一個好的結果是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紛紛內附，蘊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機被釋放出來。在遍地黃金的北方邊疆地區，單是草原上牧民帳蓬中堆積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內地奇貨可居的名貴物品。而拉回這些東西，當時只需要鐵鍋、鹽、茶葉這些在內地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在這波創業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黨？由於史料所限，至今不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晉商中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晉乘搜略》載：“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就是說，就經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當時山西境內還是南勝於北。
顯赫的申家大院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鹽鐵，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當時申家將糧食、鐵製品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後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其利潤。從現存村東的三座鐵礦之一，以及鐵鋪院、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鐵業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採礦、冶煉、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另外，在當時北中國最大的鐵貨交易市場——長治縣蔭城鎮，申家還擁有一半實力雄厚的鐵貨交易店“福順永”。除經營鐵業外，絲綢業也是申家的支柱產業。創作於明萬曆年間的《金瓶梅》中有17處提到潞綢，同時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恆言》也多處提到潞綢。據順治《潞安府志》載：“洪武初年，潞州六縣有桑樹8萬餘株，織機9000餘張”，可謂“登機鳴抒者，奚啻數千家。”足見潞商經營絲綢業之輝煌。除此之外，申家還兼營當鋪、客棧、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當鋪在當時頗具影響力，數量達32家，西安、臨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現存較好的有河北省邯鄲市涉縣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遠一支遷至今邯鄲峰峰礦區八特古鎮，成為當地八大顯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興盛。潞商作為晉商中最早發跡者之一，從“豪富大賈甲天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調整產業結構要選對產品。潞商發軔於販鹽，鹽被徽商壟斷後，潞商轉向鐵業和絲綢。順治《潞安府志》載：“上黨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它說上黨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貧窮，所生產的沒有幾樣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鐵和絲綢。儘管當時鐵業已經發展到“萬里蔭城”，達到年交易1000多萬兩白銀的規模，但畢竟鐵貨笨重，比起晉中“匯兌天下”的銀票來，有不便於運輸和攜帶的弊端。絲綢雖然輕，但潞綢的發展不是靠市場槓桿撬動起來的，而是靠“朝中有人”發展起來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職，從而朝廷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潞綢），潞綢也不會興盛。畢竟潞土不適合栽桑。當年滿天遍野的桑樹，以及後來大面積種植的泡桐，今日還剩幾棵？當然也有官府重稅盤剝的因素。但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就懲罰誰。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發展經濟，短期看環境，長遠看文化。官本位越濃，商業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鹽鐵，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質問題是官商文化。從申氏家譜可以看出，申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此間，申家出了一個官。天貢村申家四子的後代——河北永年縣的進士申綸從平陸縣調到太原縣，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這層關係開始從事食鹽的販運。這也是後來鹽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關係打天下。申家興盛的時期正是申家子嗣官運亨通的時候。申家最後一個掌實權的官員是申受祉。據申受祉的墓碑載，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還在廣東儋州任上。嘉慶末年（公元1814）申家開始衰敗，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於受地形的影響，上黨人自古崇官而輕商，面對官府的強權力量，他們是默然無聞的一個群體，沒有說話權，又大錢掙不上，小錢看不起，唯一發跡的辦法就是讀書做官。所以等級制、官本位在上黨有相當大的市場。商人和文人兩個階層始終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撐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壽”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長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擋住了昔日潞商的視線，煤焦鐵束縛了新潞商的腳步。資源優勢成就了潞商，也毀了潞商。對資源和手工業依賴太強，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終沒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黨盆地最大，大也不過1100多平方公里。因為封閉，所以思想保守。因為單線條思維，所以缺乏一種闖呀冒呀的精神，創新意識不夠，缺乏與時俱進的思想。其實，我們離大海不過5個小時的車程，崇尚流動、競爭、開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山西加入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思路，河南構建中原經濟區的舉措，對我們來講，是挑戰，更是機遇。今天，透過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檢索潞商歷史，研究“修舊如舊、原汁原味”的宗旨與過度開發、人造景觀的錯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導致旅遊經濟後勁不足的硬傷；研究祖宗產業一派繁榮的背後對子孫幸福指數的褻瀆，必將對長治今後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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