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經歷
王益生，早年喪父，家裡僅有他和母親、兄長三人。家庭經濟尚稱優越。自幼讀書成績很好，1937年畢業於江蘇淮安中學，在校期間，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37年9月，考入浙江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就讀。
革命經歷
王益生“七·七”抗戰爆發，11月5日，日寇在金山衛登入，12日上海淪陷，杭城遭到嚴重威脅，浙江大學內遷。學校 南遷至建德縣時，部分學生在全國抗日高潮影響下，提出要離開學校，奔赴延安抗日。中共浙南特工委聞訊，即派工委成員、原浙大學生會主席施平，從金華去建德，傳達中共浙江省委的意見，動員他們留在浙南打游擊；後來有20多人留下來參加浙南黨組織舉辦的抗日游擊戰爭訓練班，其中就有王益生。學員們在那裡學習了哲學、政治經濟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游擊戰爭等四門課程。還常去附近農村開展民眾工作。王益生就在訓練班學習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3月，訓練結束，王益生等留在浙南農村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宣傳《十大綱領》，發動農民開展“二五”減租。當時浙東蕭山、諸暨一帶，是抗日前哨。諸暨縣長鄧訒主張抗日，他曾要求我黨派一批進步青年去諸暨幫助工作。6月，王益生被派到諸暨，先在諸暨縣警察局當指導員。7月，由黨安排，調到諸暨縣戰時政治工作隊，並成為破壞浙贛鐵路鬥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雖是大學生，但不擺知識分子架子，那時正值炎夏，他腳穿草鞋，頭戴草帽，汗流浹背，夜以繼日地奔走於破路區段，組織指揮民工突擊奮戰，把思想工作做到破路鬥爭現場。
1938年8月王益生調楓橋區，公開職務為區署區員，任政工隊楓橋區隊副隊長。1939年1月任中共楓橋特支支部書記。他深入農村、山區，與農民促膝談心，廣交朋友。他又善於唱歌，用抗日救亡歌曲激發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組織抗日義勇隊(不脫產的民眾性的抗日武裝組織)，楓橋區的抗日義勇隊隊員達三千多人，為全縣之首。
王益生關心民眾，愛護民眾骨幹，關心維護民眾利益。楓橋回村為了籌集救濟災民經費，砍倒祖上遺留下來的墳山大樹，引起了豪紳地主的仇恨。由劣紳陳季侃、周志豪為首，糾集村裡的封建勢力，利用楓橋自衛中隊，將砍樹的發起人、農民領袖周洪法(即周迪道)逮捕，準備第二天解赴諸暨縣城治罪。王益生聞訊，連夜趕赴諸暨縣城，到縣府據理力爭，說明救濟災民，對發動農民抗日、爭取抗戰勝利意義重大；揭露頑固的親日分子借刀殺人、扼煞抗日力量的圖謀。他為營救周洪法，通宵達旦，由縣城至楓橋往返多次，終於使周洪法獲釋。
王益生在楓橋期間，對自己同一代的青年十分關心，能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當時楓橋有一所戰時中學，一些青年學生，男男女女都喜歡到政工隊區隊部和王益生的住處走走，他抓住機會，教育青年學生走革命道路。一天，有位姓何的學生，帶了一位叫王敏琴的女同學前去，向他介紹說：這位女同學是諸暨1931年犧牲的中共諸暨縣委書記何達人烈士的外甥女。王益生當場鼓勵她繼承舅父的革命遺志，抗日救國。不久，她就參加了由政工隊舉辦的婦女訓練班，參加了政工隊，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9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名義，來浙江視察，路過諸暨。3月31日在楓橋大廟舉行的歡迎會上，王益生擔任大會記錄。他肩負黨的重託，將周恩來同志團結抗戰的宏論，認真記錄，整理印發，分發到廣大黨員和各界人士，有力地推動了諸暨的抗日救亡工作，打擊了破壞團結抗戰的一小撮頑固的反動勢力。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溶共”“限共”“反共”具體政策，實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諸暨縣一小撮頑固派，也企圖由縣黨部接管政工隊。此計不成，又派其代理人宋XX和沈XX來擔任隊長和幹事長。王益生和其他同志一起，一面開展上層統戰工作，一面發動和依靠民眾，終於趕走了宋、沈，爭取了中間力量，在政工隊中牢固地樹立了進步力量的優勢。8月，王益生被推舉為政工隊隊本部幹事長，調任縣政府科員，黨內任政工隊黨團書記。9月，中共諸暨中心縣委成立，王益生任中心縣委統戰委員會負責人。1940年，對諸暨政工隊影響最大的酈鹹明同志調離諸暨以後，王益生任縣政工隊副隊長，對縣長夏高陽、楓橋區長祝更生，政工隊長宣季蓀，和以後的乾訓班教育長鄭重為等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1940年4月間，諸暨縣府在嵩山舉辦游擊幹部訓練班，王益生被縣府調去做政治工作，擔任游擊訓練班指導員。在這個三百餘人的訓練班內，鬥爭非常尖銳，學員中雖然中共黨員、進步的政工隊員和政工隊培養的抗日救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占多數，但頑固勢力很不甘心，他們特地調遣了數十名國民黨黨徒，經過縣黨部預先培訓，派到乾訓班充當學員，進行特務活動。王益生針鋒相對地宣傳統一戰線、抗日救國的正確主張，得到學員的贊同。但是，他的面目也越來越紅，要暗殺他的流言傳開來了。因此黨組織決定立即把王益生調出諸暨。為了保守黨的機密，王益生毅然與戀人不告而別。在當地地下黨員的陪同下，經諸暨西面山區，繞道嵊縣，輾轉到達餘姚。到餘姚後改名為王益生。
1940年8月，形勢逆轉，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紛紛外調離開餘姚或轉入農村隱蔽。當時，餘姚中心縣委只留下書記朱學勉一人，根據上級指示，充實了縣委，王益生擔任縣委委員兼宣傳部長(1940夏—1941．3)，並分工抓鹽區和姚西的黨務工作。秋天，王益生的愛人王敏琴在組織上的協助下，也來到餘姚，代替王益生在熊家街國小任教。王益生日夜在姚北平原上奔波，當時雖然環境十分惡劣，由原來的公開工作轉入地下的秘密工作，但他很快熟悉了餘姚，不僅熟悉餘姚的地理環境，還了解餘姚的歷史與掌故。11月中旬，天元地下黨支部成立，他在會上說：周巷東邊的化龍堰到滸山西首的鳴山堰，中間的河道主流，古稱中河，天元、長河、歷山、朝界一帶，均屬中河。為了隱蔽，我們這個支部就利用這“中河”的諧音取名“中和”吧。一位剛來的外地人，能對餘姚的歷史、地理了解得如此清楚，真使在座的同志欽佩。以後，在建立根據地時，曾把這一帶稱作“中和”區。
他知識豐富，對馬列主義理論、史地、文學都有研究，又寫得一手魏碑體，經常借用墨跡教育鼓勵黨員。還集印刷、出版、發行於一身，在當時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辦起了一份面向全縣的秘密小報——《星火》，用蠟紙刻印，排版新穎，每月一期，每期四版內容有黨中央的聲音，黨的建設，黨的基本知識等，成為地下黨重要的教育材料。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王益生內心非常沉重，他曾多次指出：“頑固派的這種喪心病狂的行動，不是說明他們力量的強大，而是說明我黨我軍的力量在抗戰中迅速成長，是頑固派懼怕我抗戰力量的一種表現!”他這種對黨的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激勵了不少周圍的共產黨員。
皖南事變以後，紹屬特委根據上級黨的指示，把黨組的委員制改為特派員制，實行單線領導，而且幹部又作了較大的調整。中共諸暨縣委書記張光(陳松春)調餘姚任特派員，王益生、趙汝翰(又名張雲，肖張，從諸暨調來)為副特派員。原餘姚中心縣委書記楊壽明調諸暨(易名朱學勉)，其他原委員大部分調離，個別就地隱蔽，黨的活動採取了更加隱蔽的方針。在這期間，王益生基本上隱蔽在庵東鹽區沈一民同志家裡。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王益生很有遠見地鼓勵沈一民在社會任職，當保隊附，當壯丁訓練班教練員，以便接觸上層，廣交朋友，為今後組織抗日武裝創造條件。由於王益生關心、愛護並指導黨員，與黨員同甘共苦，心繫一起，鹽區的黨組織，未受到影響和損失。
1941年4月23日，餘姚淪陷，黨面臨更加複雜多變的鬥爭環境。5月初，餘姚地下黨的三位領導，在一時接不到上級指示的情況下，召開了一個緊急特別會議，決定成立地方抗日武裝。但由於埋藏的槍枝被國民黨部隊繳去，餘姚地下黨第一次組織抗日武裝計畫落空，王益生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
正當第一次組織武裝失敗的時候，庵東開來了國民黨三十四師殘部，頭頭孫彥龍，聲稱要找共產黨。黨組織了解情況以後，決定把這支舊部隊改造為黨領導的抗日部隊，並指示由王益生負責這一工作。王益生接受任務以後，帶了陳小平、黃慶雲等同志去孫部。孫部到庵東後，庵東緝私營(鹽警)也加入了孫部，擴展到300餘人。下轄三個連隊，配有3挺輕機槍，孫彥龍任大隊長，原鹽警李天成為大隊附，王益生為指導員，陳小平為參謀。並尋找到一批散居在各地的原政工隊員和戰時社會服務團的積極分子，組成一個隨軍服務隊，擔任部隊政治工作。由於鹽警的加入，特別是大隊附李天成思想反動，使部隊情況十分複雜，戰士思想混亂，王益生的工作十分艱巨。他日夜操勞，雙眼布滿血絲，臉上略現浮腫，喉嚨沙啞。以後根據特派員張光建議，成立了一個警衛連，人員從各連抽調，黃慶雲任副連長(無正連長)負責保衛指揮部。部隊打算在姚西打下基礎以後，再向姚東逍林地區發展。王益生已派地下黨員去那裡組織力量，與一些地方勢力搞好統戰關係，力圖使這支部隊成為強大的地方抗日武裝。
6月24日，部隊準備宴請姚西的鄉、鎮、保長，地方士紳等，以聯絡感情，求得支持。臨山鎮鎮長陶園，原系政工隊員，到過陝北，參加過中國共產黨，1940年形勢逆轉時被國民黨逮捕，後登報自首脫黨。當時國民黨在臨山搞八鄉聯防，所以，部隊要在姚西立足，陶園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必須請到。為此，他就親自出馬，帶了陸葛、熊飛(均為黨員)和孫彥龍的一名警衛員洪雲寶(綽號小阿弟)，一行四人，前去臨山鎮，請鎮長陶園赴宴。他們在戚家板橋找到了陶園，談了幾句，陶即欲避去，王益生前去拉他。此時，警衛員洪雲寶即拔槍欲脅陶園順從，不料，槍走了火，誤中了王益生同志腹部。洪見情況已至此，就挾持陶園出臨山東門，經黃泥嶺向部隊駐地跑回。陸葛、熊飛兩同志找來一塊門板當擔架，護送王益生同志回部隊。剛出臨山東門，就遇上了臨山鎮趕來的鎮警備班，他們朝陸、熊等開槍射擊，王益生和陸葛、熊飛三位同志當場犧牲。部隊移駐到湖堤鄉，處決了陶園,並為王益生等三同志開了追悼會,將遺體安葬在該鄉娘娘廟山里。
王益生烈士墓，在解放後幾經遷移，最後修築在臨山鎮南門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