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清軍與準噶爾軍在內蒙古烏珠穆沁左翼旗境內的烏爾會河[1]發生了雙方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衝突，是役以清軍的慘敗告終，史稱“烏爾會河之戰”。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戰役，對隨後的烏蘭布通之戰及噶爾丹的敗亡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史料原因，烏爾會河之戰尚未被充分論述，也未見專文發表。筆者利用各種文獻史料，考察此次戰爭的起因，戰場的布局，雙方的兵力、裝備、戰術、指揮等環節和戰爭的結果，以供研究者作進一步探討。
一、戰爭起因與戰前準備
康熙九年1670，準噶爾部首領僧格被異母兄車臣和卓特巴巴圖爾襲殺。僧格之子索諾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尚年幼，無力控制局面。僧格之弟噶爾丹則率領僧格舊屬，迅速平定叛逆者，登上了準噶爾部最高統治者的寶座。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引兵3萬，東征喀爾喀。喀爾喀首領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迎戰失利，率屬南下投附清朝。這時，留在後方的索諾木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已長大成人並且趁噶爾丹東進之機，謀劃政變。於是，噶爾丹停止追擊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匆匆結束戰爭，返回科布多的營地，毒殺了索諾木阿喇布坦並準備謀殺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聞訊，率屬西逃博爾塔拉之地，招集準噶爾散民，勢力逐漸擴大，控制天山北路準噶爾部基本領地，並將噶爾丹排擠在科布多及其以東地區。從此，噶爾丹無法返回準噶爾故地，率部向漠北和漠南蒙古地區活動。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噶爾丹率領近2萬人離開科布多營地，開始第二次東征喀爾喀。準噶爾軍沿塔米爾河、額德爾河進入土謝圖汗部境內。翌年三月上旬，清廷接到哨探從前線發來的報告：噶爾丹先擊敗拖多額爾德尼台吉，掠盡其牛羊，然後渡過烏爾扎河，掠奪昆都倫博碩克圖部眾，並搶掠濟農阿難達賚人畜，迫使許多喀爾喀人南逃汛界。接著經巴顏烏蘭，沿克魯倫河北岸順流東進。
自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喀爾喀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眾南下附清後，用武力消滅噶爾丹已成為清朝下一步戰略目標。因此，清廷在獲悉噶爾丹開始新的進軍後，急忙命令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等“前往偵厄魯特情形，如彼尾追喀爾喀而來，即調所備之兵以防之，一面疾速奏聞”。並陸續調遣內蒙古各旗軍隊和八旗兵到土剌河迎戰。清廷還遣侍衛阿南達到車臣汗吳默赫等處要求他們配合清軍迎擊噶爾丹。吳默赫等表示：“我等藉聖上威靈，何畏於噶爾丹，彼兵果來，我等協力捍禦，當分十二札薩克之兵一萬備之”。
然而，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清廷未能掌握噶爾丹的確切動向，因而調兵極其緩慢，到了五月末，才從阿爾尼的報告中獲知“噶爾丹於五月初三日率兵渡烏爾扎河，將襲昆都倫博碩克圖、車臣汗及土謝圖汗，其兵四營，號四萬，實不過三萬耳。又將請兵於俄羅斯，會攻喀爾喀”。據俄文史料記載，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噶爾丹的使者達爾罕寨桑到達伊爾庫茨克，會見俄基思梁斯基將軍和柯羅文特使，就雙方軍事合作問題進行磋商。俄方派遣基比列夫來噶爾丹處探訪，六月，基比列夫抵達噶爾丹行營。據此，阿爾尼關於俄準關係的報告是可信的。
清廷認為：“阿爾尼兵弱，宜發科爾沁十旗預備之兵二千及禁軍每佐領護軍一名前往”，]並命令諸路軍馬速赴阿爾尼軍前集中，以便一舉蕩平噶爾丹軍隊。
清朝在積極備戰的同時，還展開了一系列政治、外交攻勢，試圖打亂噶爾丹的行動計畫，削弱其勢力。同年三月，為了不讓噶爾丹發現清軍迎戰，康熙帝吩咐出使噶爾丹行營之商南多爾濟曰：
汝見噶爾丹，如問溫達等至土喇之故，則曰往迎濟隆呼圖克圖等耳。且因塞外多岐，不知歸自何路，似此在在（前——引者注）遣迎，吾烏（毋——引者注）得而知之。彼如問兵來之故，則曰非兵也，乃往勘展界耳。
四月，清廷遣使策妄阿喇布坦及其母阿奴喀屯處，饋贈禮物，並要求他們實告與噶爾丹交惡之由，試圖聯手策妄阿喇布坦夾攻噶爾丹。康熙帝賜策妄阿喇布坦及其母阿奴喀屯的敕諭中說：
朕撫育萬邦率土之人，皆欲其協和安輯。今聞爾等與噶爾丹不和，致啟爭端。爾厄魯特向修職貢，恭順惟謹。今乃內自交惡，必有其因，朕甚憐之。遠聞之言，虛實難據，特遣侍讀學士達虎，齎御用各色緞二十疋，賜策妄阿喇布坦、阿奴，其以爾等交惡之由明告使臣，毋隱。
清廷還接到噶爾丹向俄國借兵的訊息後，立即命令內大臣索額圖召見在京俄使吉里古里、伊里法尼齊曉諭：
噶爾丹迫於內亂，食盡無歸，內向行劫。今乃揚言會汝國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倘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汝等可疾遣善弛者二人歸告泥卜潮（尼布楚——引者注）頭目伊凡，遍諭俄羅斯之眾。
當日，索額圖令兩名俄人馳驛先往尼布楚向俄方轉達清朝的聲明。]這一強烈舉動，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俄羅斯與準噶爾部的聯繫。
五月二十八日噶爾丹南渡克魯倫河，六月六日東渡烏爾順河（今烏爾遜河），深入呼倫貝爾地區。此時，原駐牧於呼倫貝爾地區的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阿魯科爾沁等蒙古各部相繼南遷，該地區正處於空虛狀態，清朝對其防務也十分薄弱，致使噶爾丹無所阻力、長驅直入。隨後，準噶爾軍沿喀爾喀河東南推進，到大興安嶺西麓後轉向西南至索岳爾濟河，一路追逐南下喀爾喀人。十四日，噶爾丹的先遣部隊已來到烏爾會河東岸的烏蘭之地，劫掠烏珠穆沁人馬，並追尋車臣汗、土謝圖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第一次進攻喀爾喀時，車臣汗便是沿著上述路線南下的，清政府遂把車臣汗部就安置於烏珠穆沁界外，烏珠穆沁左翼旗扎薩克駐地也在烏爾會河之邊。可見，噶爾丹的南下路線是經過一番考慮的。
儘管幾個月來清廷一直在遣將調兵，但除阿爾尼率領的兵丁接近烏爾會河以外，其餘諸軍均未到達布防地點。康熙帝獲知噶爾丹兵進入烏爾會河一帶後，急忙命令諸王領兵出戰，並決計親征。然而，清朝大軍從北京出發日期被定為七月初四日，這個時間正是噶爾丹進入烏爾會河的第20天。大軍從京師到烏爾會河還需要20天時間。如果阿爾尼部隊與噶爾丹交戰失利，那么大軍很難及時給予救助。康熙帝也嫌大軍出發時間過晚，強調：“軍宜速出”。但由於軍中缺少火器和馬匹，需要籌措，派人到馬場取馬，所以清廷再抓緊安排，發兵日期比原來只提前了3天。就連在沿邊流動的阿爾尼軍隊也是在噶爾丹進入烏爾會河的第8天才到達烏爾會河的，致使遠征而來的準噶爾軍有足夠的休整時間。清軍指揮之死板，行動之緩慢，供給之薄弱，使自己在擅長運動戰之準噶爾軍面前處於劣勢地位。
清廷十分擔心噶爾丹獲知清軍北進而撤退。為了牽制噶爾丹，康熙帝派出了理藩院員外郎阿爾必特祜、達賴等前往噶爾丹行營活動，以迷惑和遲滯其進軍速度。康熙帝對出使人員詳盡地吩咐注意事項：
務婉言相慰，羈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也。如彼欲辨釋則攜彼要人來面奏。如問汝中國發兵乎，則曰聞汝無故闌入，發兵以備邊也。如彼問聖駕及諸王來，則曰不得而知。如彼不遣使來，則汝等一人星馳來奏，一人率筆帖式馳赴諸軍密諭之曰，上遣我等羈遲其前行，大兵不日至矣。其各集兵增備，姑勿與戰以待。而每夜輒張兩翼嚴巡，儆防其夜襲。如噶爾丹見敕諭而退兵則止之，令勿退。其或不止則令諸軍疾發擊之。如或奔潰，務必窮追。
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一一作出判斷，並交代相應對策，清廷假談真打之意和一舉消滅噶爾丹之心切可見一斑。康熙帝還命令阿爾尼等：
仍躡厄魯特後，偵其所至，奏報。額黑訥等軍到且勿與戰，俟達爾漢親王班第兵、盛京、烏喇滿洲兵齊集同夾擊之。如噶爾丹潰敗，令阿爾尼等引兵窮追，便宜行事。檄諸軍量馬力疾行，齊會形勝之地，以俟禁軍。
然而，清廷上述周密的安排，都為時已晚，阿爾尼根據以前清廷“調所備之兵以防之”的指示，已經對噶爾丹發起進攻，致使清廷集中兵力一舉殲滅噶爾丹軍隊的計畫落空。
二、戰爭過程與“弓形陣”
阿爾尼獲悉準噶爾軍到達烏爾會河的訊息後，即動身前往。六月二十一日黎明，到達烏爾會河，望見準噶爾軍營地，隨即發起進攻。清代官方史料中的阿爾尼戰報，簡略地記述了烏爾會之戰的始末：
尚書阿爾尼等奏報與厄魯特戰於烏爾會河地方。厄魯特兵二萬餘掠烏珠穆秦男女、牲畜、輜重徐行，溯水上流遊牧。阿爾尼偵之，分兵二隊，乘夜往襲。二十一日昧爽，於烏爾會河地方及其營，令所選蒙古勇士二百餘攻之。令喀爾喀兵五百，驅其所掠。未及戰，諸部落（內扎薩克諸旗——引者注）及喀爾喀兵爭取其子女牲畜，陣動不能止，遂退。厄魯特分兩翼，
陣而立，我軍次隊繼進，厄魯特發鳥槍，軍退。前隊兵及喀爾喀兵復進，喀爾喀畏其鳥槍，先卻，諸部落兵力薄，亦退。厄魯特增兵，從山上繞出我左右，我軍不能進，遂斂兵歸。是役也，厄魯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是以不得前進，乃駐軍烏珠穆秦之鄂爾折伊圖，以俟諸軍。阿爾尼等具狀以聞。
這是阿爾尼對烏爾會河之戰的匯報，其中雖然對清軍傷亡隻字未提，但對了解戰爭的實情，還是提供了不少線索。
準噶爾人對此次戰爭的報導在俄文史料中被保存下來。1691年康熙三十年 3月，噶爾丹的使者在伊爾庫茨克與俄將軍基思梁斯基的交談中提到：
天未曉，中國的兩個統帥對博碩克圖汗及其主帳發動軍事進攻，據抓來的中國人供稱，兩位統帥共有軍隊兩萬人，全部輕裝，未帶大炮，備有弓、矛。博碩克圖汗略為整頓了武器裝備之後，便率兵與中國人作戰，從黎明打到午後。博碩克圖汗大殺中國軍隊，一個統帥當場斃命，另一個……在十五或二十人掩護下逃竄。博碩克圖汗的叔伯兄弟丹濟拉跟蹤追擊……繳獲大車五百多輛以及全部輜重。
另外，俄國使者基比列夫到達噶爾丹牙帳的第二天就跟著噶爾丹“觀戰作證”，他在出使報告裡寫到：
卡爾梅克博碩克圖汗把中國兵殺得一個不剩。
蘇聯著名學者茲拉特金在他的《準噶爾汗國史》一書中論及烏爾會河之戰時，從基比列夫的出使報告中摘錄了僅此一條史料，這很可能說明基比列夫關於烏爾會河之戰的其它描述與阿爾尼相同。這在蘇聯學者沙斯季娜的研究中得到了證實。沙氏說：“基比列夫的情報和滿洲檔案《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記載的情況完全相符”。由此可見，載入《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的阿爾尼戰報還是比較可信的。
以上來自三方面的史料互為印證、補充，進一步展現了烏爾會河之戰的概貌。應該說，準噶爾軍擇高地而紮營，地勢優越。交戰前，噶爾丹從清軍俘虜的供詞中了解清軍共有“兩萬人，全部輕裝”，而準噶爾軍擁有2萬餘人的兵力及強大的火力，實力優越。在此前提下，清軍輕易地與準噶爾軍交戰便意味著清軍的失敗。然而，清軍首將阿爾尼對敵我優劣對比沒有清醒的認識，企圖派少量軍隊先攻準噶爾軍輜重，引起混亂，以便領大軍隨機而入，一網打盡。阿爾尼所遣700名蒙古兵沒有進攻就爭取被準噶爾軍搶掠的自己子女、牲畜歸隊。這樣，清軍第一次進攻未遂，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給準噶爾軍以備戰時間。
準噶爾軍分兩翼形成“弓形陣”，等待清軍入內。弓形陣，亦稱扇形陣，是蒙古人廣泛採用的作戰方式。據《蒙古秘史》記載，在著名的十三翼之戰（1189）中，蒙古札答闌部首領札木合便用弓形陣，打敗了乞顏部首領鐵木真。這種作戰方式的基本程式是：選擇有利地形一般是高地，形成扇形陣地，張開口袋，誘敵深入，然後進行三面還擊，以達到有效殲敵的目的。弓形陣，還往往輔以其它戰術戰法，使之更加靈活，從而充分發揮其作用。
烏爾會河之戰，噶爾丹的弓形陣頗具靈活性、隱秘性。當阿爾尼派兵700人，第一次攻擊準噶爾軍時，噶爾丹沒有下令還擊和追擊，其目的顯然是要避免暴露自己的陣地尤其是兵力，並使對方作出己方勢單力薄的錯誤判斷。阿爾尼果然組織第二次進攻，並在獲知“厄魯特分兩翼，陣而立”，即已形成弓形陣的情況下發起進攻的。阿爾尼明知清軍地勢不利，而且沒有火力，卻執意進攻，理由只有二個：一是他認為準噶爾軍勢單力薄，清軍用兵力優勢能夠強取。可知，噶爾丹確實是用較少的兵力擺弓形陣，把更多的兵力隱蔽起來了；二是清軍全部是輕裝，能急進急退，即便受挫也能迅速撤退，保住主力。在清軍第二次進攻中，準噶爾軍雖然兵力單薄，但依託弓形陣和火力優勢，打退了清軍。此次交鋒中，清軍顯然是發揮輕裝的作用，並未受到重大損失，前隊兵依然保持著足夠的戰鬥力。所以，阿爾尼發起了第三次進攻，但準噶爾軍仍利用弓形陣從三面用鳥槍等火力猛烈還擊，使清軍嚴重傷亡，紛紛潰退，“喀爾喀畏其鳥槍，先卻，諸部落兵力薄，亦退”。噶爾丹遂令埋伏的軍隊從陣地繞出，在敗逃之清軍左右迅速形成夾攻，使清軍遭到致命打擊，徹底失敗。噶爾丹多層、周密的戰術是阿爾尼始料未及的。阿爾尼用“軍退”、“先卻”、“亦退”、“遂斂兵歸”等字樣淡化清軍的慘敗。“從黎明打到午後”，清軍幾乎一直被準噶爾軍圍擊或夾擊，其人員傷亡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清軍兩個統帥一個斃命，另一個狼狽而逃以及全部輜重被繳獲也證明清軍的完全失敗。基比列夫甚至說：“博碩克圖汗把中國兵殺得一個不剩”，此說實屬誇大，但基比列夫作為戰爭的目擊者反映了當時清軍慘敗的實際。
阿爾尼將清軍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厄魯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地形因素、指揮藝術、作戰方式、戰略戰術等諸多方面準噶爾軍均高於清軍一籌。
烏爾會河之戰是清朝與準噶爾部的第一次戰事，雙方共投入兵力4萬餘人，經過半天多時間的決戰，準噶爾軍取得了勝利。然而，阿爾尼軍隊只是一支缺乏戰鬥力的非主力部隊，顯然不是噶爾丹親自指揮的準噶爾精兵之對手，所以失敗也是在情理之中。清廷遲遲沒有制定統一、具體的作戰方案，致使先遣部隊各行其事，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戰爭結果及其影響
烏爾會河之戰，主要是由噶爾丹南下侵擾內蒙古引起的，從而迫使清朝迎戰。那么，噶爾丹南下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綜合史料記載，噶爾丹南下內蒙古有其周密的戰略考慮：
噶爾丹1644—1697是準噶爾政權的奠基人巴圖爾琿台吉的兒子，出身高貴；出生後就被認定為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第三世溫薩活佛羅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轉世，宗教地位顯赫。順治九年（1652）9歲時就以“溫薩活佛”名義，向清帝派遣使團，足以說明從童年起在衛拉特政教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3歲入藏在達賴、班禪門下學經，深受其賞識，“達賴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爾旦，所語密，雖大寶法王、二寶法王不得與聞”。格魯派希望噶爾丹能夠在未來的蒙古政治中展示風采，為擴大黃教的影響和利益作出貢獻。噶爾丹則抱有藉助達賴喇嘛巨大影響，建立統一的蒙古帝國之理想。噶爾丹從西藏返回準噶爾部以後，憑藉貴族和活佛的雙重身份及過人的膽識，逐步統一衛拉特各部、南並回疆、西擴哈薩克，“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餘城，乃習於戰鬥之國也”，成為與清朝對峙的強大政權。
在此基礎上，噶爾丹要實施統一蒙古的宏大計畫已勢不可擋。地處遠方的漠南蒙古早已成為清朝的組成部分，顯然不是眼前所考慮的範圍。其東鄰喀爾喀則處於四分五裂，成為首選目標。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攻占喀爾喀，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10萬之眾南下內蒙古投附清朝。噶爾丹雖然占據了喀爾喀土地，但未能獲得其人口，因此向清朝提出索要土、哲二人及喀爾喀之眾的要求。由於他後方出現政治危機，便匆匆返回科布多營地，著手肅清異己分子，與清朝的交涉隨之中斷。
清廷則認為既然喀爾喀被噶爾丹擊潰來投，就理應據為己有，噶爾丹不應索取之。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康熙帝派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出使準噶爾部，說服噶爾丹放棄追捕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其屬眾，結果噶爾丹不僅沒有接受清朝的要求，反而明確表示不排除用武力去解決喀爾喀問題，包括緝拿土、哲二人。阿爾尼等起程返回後不久噶爾丹便開始第二次東征喀爾喀，鏇即南下內蒙古。這是他第一次東征喀爾喀的繼續，其目的就是從清朝手中奪取喀爾喀人口。因此，噶爾丹在未進汛界前就宣稱南襲土謝圖汗。入邊後，迅速向烏爾會河挺進，“往追車臣汗、土謝圖汗”。到達烏爾會河後，首先向烏珠穆沁台吉詢問喀爾喀人的駐地。烏爾會河之戰後，噶爾丹向清使直言：“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我與中華一道同軌，雖入邊訊索吾仇而已，弗秋毫犯也”，永久地占領喀爾喀之意暴露無疑。他直到身死從未改變這一主張，在病逝的前一個月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十五日，會見清使博什希時又說：“只是要拿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並由此被太平皇帝（指康熙帝—引者注）怪罪”。
需要指出的是，自策妄阿喇布坦發動政變、控制準噶爾部基本領地後，噶爾丹失去大後方，科布多地區有限的財源也已無法滿足其屬眾的需求，生計艱危日益突出。據史料記載：“噶爾丹敗於策妄阿喇布坦，下人散亡略盡，又極飢窘至，以人肉為食”。準噶爾軍首先掠盡喀爾喀拖多額爾德尼台吉，隨後掠奪昆都倫博碩克圖部眾，接著搶掠濟農阿難達賚人畜，南下內蒙古後又掠奪烏珠穆沁旗人馬。如此一路劫掠說明了他們遠征的另一個目的。
噶爾丹南下的後果引發了烏爾會河之戰，而烏爾會河之戰的結果對清朝和準噶爾部雙方均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清朝慘敗後，喀爾喀人心惶恐，更加畏懼噶爾丹，紛紛逃散，併到處劫掠，致使北部邊疆社會秩序異常混亂。清軍失敗還打擊了清廷主戰大臣的信心，朝野上下對噶爾丹抱有畏懼之心，迫使康熙帝迅速整頓軍紀，重整旗鼓，命令前線將領：“毋以前戰未捷，遽懷退怯。其收集兵馬，嚴行警哨”。同時，清廷鑒於在烏爾會河一戰，清軍孤軍深入，慘遭失敗的教訓，在軍事上採取極為謹慎的策略，嚴禁各路清軍自行開戰，令他們會齊待命。[49]因此，在隨後的烏蘭布通之戰，大軍統帥皇兄福全等各路清軍會齊後，才向噶爾丹軍隊發起進攻，使之遭受重創。
噶爾丹則經烏爾會河一戰，信心大增，驕傲自大，輕視清朝兵力，不能客觀冷靜地分析清準實力對比，妄言：
今乃聞侍衛阿南達率兵及諸路軍雲集，又聞有內大臣且至，土謝圖汗之子噶爾旦台吉亦在軍中。夫執鼠之尾，尚噬其手。今雖臨以十萬眾，亦何懼之有。
充分顯示勝利之後驕傲和藐視清朝的心態。他繼續侵擾漠南蒙古地區，進逼距北京僅700里的烏蘭布通地方，造成京城極大恐慌，“京師戒嚴，每牛錄下槍手派至八名，幾於傾國矣。城內外典廨盡閉，米價至三兩餘”。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奮起迎戰，以保衛京城安全和鞏固對蒙古各部的統治。噶爾丹則陷入清軍包圍圈，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此次冒進是導致噶爾丹以後敗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烏爾會河之戰既是噶爾丹軍事生涯的頂峰，也是他走向低谷的起點。
可以說，烏爾會河之戰，從長遠來看對清朝極有好處。清朝雖然失敗，但它的國力和兵力卻遠遠強於準噶爾部。更為重要的是，戰敗迫使清朝清醒地認識自己的不足，及時扭轉消極悲觀情緒，認真做了各方面的準備，並迅速組織大軍追剿噶爾丹。而噶爾丹暫時的勝利，卻埋下他敗亡的種子，頭腦發熱噶爾丹沉浸於勝利的喜悅，不能客觀地認識雙方實力懸殊，野心膨脹，繼續進犯，在烏蘭布通一戰遭到重創。雖然實際上戰作平手，成功撤離，但北歸途中遭遇大疫，死亡相繼，2萬餘人僅剩數千。這就是噶爾丹南下的結局。
因此，烏爾會河之戰是噶爾丹與清朝關係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從此雙方進入全面對抗時期，經過一系列軍事鬥爭，清朝徹底打敗噶爾丹，確立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有效管轄，有力地推進了北部疆域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