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烏斯滿·巴圖爾，哈薩克族，1899年出生在中國新疆阿爾泰可可托海，是哈薩克克烈部莫勒合人，他的父親是一個相當“百戶長”的官員，是當地的大毛拉。烏斯滿受過宗教文化教育，家境尚可，年青時以在阿山（即新疆北部阿爾泰地區）和外蒙古間販牛馬羊為生，略懂漢語，逐漸成為新疆阿爾泰哈薩克牧民領袖，後“半官半匪”，盤踞北疆十年，一生複雜和多變。烏斯滿的名聲最早被人知道是因為在他18歲那年和當時公認的哈薩克英雄祖哈巴圖爾交過手。而祖哈巴圖爾認定烏斯滿將會成為克烈部的與他同名的英雄，事實上已沒多少人知道祖哈巴圖爾，更多人知道的是烏斯滿巴圖爾。早年史料提及烏斯滿都有“新疆巨匪”的頭銜，說他屬下武裝也必是“烏斯滿匪幫”。假使以後他不是站錯了政治立場，反對人民政府、襲擊解放軍的話，本可以成為中國哈薩克族的“嘎達梅林”。
出場
軍閥盛世才統治新疆期間，橫徵暴斂，魚肉百姓。1939年，烏斯滿跟隨部落參加了反抗盛世才政權的可可托海暴動並負責管理一伙食。暴動結束時，烏斯滿被阿山地區的牧主、貴族、郡王們授予“巴圖爾”（英雄、勇士）稱號。1940年4月，烏斯滿帶領40餘名同部落牧民和三支步槍逃亡到哈熱布里根，然後渡過額爾齊斯河回到自己的冬牧場庫爾特，此後在該地晝伏夜出、四處搶掠。他給予自己的部下在草原上有搶劫、殺人的權利，靠這樣既打新疆省軍又搶劫牧民的手段日益壯大起來。到1940年9月，烏斯滿部已經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
對抗蘇聯
烏斯滿1941年夏，烏斯滿也參加了第二次阿山牧民暴動。1941年，蘇聯礦業地質人員進入阿山地區考察礦業，徵調3000餘牧民做輔助工（誰給蘇聯地質人員的權利），引起牧民不安，一時謠言四起，言盛世才已經將阿山割讓給蘇聯。阿山哈族部落大多與蘇聯境內的哈族部落有密切聯繫，對蘇聯境內哈族部落的處境十分清楚，謠言傳開後，牧民認為自己的生存環境必將蕩然無存，於是可可托海牧民率先再次暴動。6月，暴動牧民在可可托海截擊蘇聯礦業考察專家團，殺團長巴年科夫等數名蘇聯專家，搶劫裝備、物資、給養，第二次阿山哈族牧民暴動就這樣爆發了。在恩威並施下，暴動又被平息，暴動主要組織者大多被投入監獄，後被秘密處決，只有兩個人是例外，這兩個人中一個是後來任三區政府主要領導的達列里汗，另一個就是烏斯滿。8月，大多數人被盛世才誘降而遭逮捕時，烏斯滿沒有上當，他帶少數人攜槍逃到青河布爾根河一帶，依託此地新蒙交界山高林密，又開始搶劫，脅迫牧民入伙。
出名
1942年3月，新疆省軍勸降烏斯滿未遂，派遣一隊蒙古騎兵前來討伐，卻被烏斯滿擊敗，烏斯滿名聲大噪，一些不堪受欺壓的牧民開始自覺投奔他。烏斯滿部到處“殺人越貨，行蹤詭秘，當地駐軍追捕多次，不得要領”。冬天，哈拉哈斯部落牧民殺死追捕的警察，攜槍械投奔烏斯滿，此後烏斯滿的勢力大增。
烏斯滿勢力膨脹的最重要原因是蘇聯和外蒙古開始支持他。事實上，烏斯滿從心裡根本就沒有和蘇聯合作的想法，只是在艱苦的環境中，他需要物資，需要生存下去，後來烏斯滿與蘇方達成協定，由蘇聯給他提供部分給養（蘇聯陰險），烏斯滿可以用實物從外蒙換取槍枝。烏斯滿不騷擾蘇聯人開礦。 從蘇聯角度上來說，要滅了烏斯滿，確實是件小事，但把烏斯滿留下來，時不時的給盛世才政府添點亂，更符合蘇聯的利益，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入侵蘇聯，盛世才的政治風向標又在擺動。
1943年初，蘇聯與盛世才政權關係開始破裂，事實上在這以前，蘇聯對盛世才已經不太放心，從1942年冬蘇蒙就開始暗地支持烏斯滿。1942年7月，外蒙派來一名哈薩克信使勸說烏斯滿“組織一個政府”，並贈送烏斯滿駁殼槍2支、望遠鏡2支；不久外蒙又派來一個蒙古人常駐烏斯滿的隊伍中，負責與外蒙之間的聯繫。1942年9月，應外蒙的邀請，烏斯滿派遣代表進入外蒙進行商談，9月13日協定達成，烏斯滿應允不再襲擊蘇聯專家人員，不反對蘇聯和外蒙；作為交換條件，外蒙方則答應允許烏斯滿用牲畜換取軍火。 1943年7月，外蒙對待阿山哈薩克武裝的態度從暗中進行武器交易轉為半公開的援助。外蒙向烏斯滿和達列里汗的隊伍開放了邊界，並幫助他們訓練游擊隊、整頓隊伍、提供武器。
1943年10月，烏斯滿、達列里汗的隊伍在青河布爾根牧場召開大會，與會者除雙方的部屬外，還有其他部落頭人、牧民以及蘇聯、外蒙的顧問人員。會上號召牧民拿起武器，反抗盛世才政權，並成立了“阿勒泰哈薩克復興委員會”，以烏斯滿為首，達列里汗副手，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民政及司令部，以蘇魯巴依為司令，將部隊編為10個大隊，制定了軍事計畫，接受了外蒙援助的各種武器約1700多件。會後還散發了以烏斯滿名義寫給各部落牧民的信，信中號召牧民起來造反，提出了八條政治主張：
1、爭取自由挽救哈族危機
2、阿山東部各縣由哈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組織政府
3、阿山區組織哈族軍隊
4、釋放被捕人員
5、禁止政府隨便動用牧民牲畜
6、取消苛捐雜稅
7、阿山禁止漢人居住，禁止漢人軍隊駐紮
8、允許從親善的鄰國用土產換取布匹，準許商人經商。
烏斯滿在這封信中呼籲：“爭取民族利益的英雄隨我來！快拿起武器，否則就違背了我們祖先留下的風俗習慣。我上天，你們就是我的翅膀；我下地，你們就是我的尾巴”！
這次會議被成為青河會議，是阿山反盛勢力由弱變強的一次大轉折，從此烏斯滿在阿山哈薩克牧民心目中再不是搶劫牲畜、殺人越貨的土匪，轉而成為“ 阿勒泰哈薩克復興”的首領、蘇聯、外蒙人眼中的“革命英雄”。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烏斯滿的“革命”是沒有希望的，因為他的方向不明、目的不明、思想守舊，他的“革命”還存有極強的個人慾望。但跟著他的牧民只能從他身上看到希望，對盛世才政府毫無希望可言。
1943年6月，烏斯滿襲擊了二台警察所，殺死所有警察，奪取步槍20支。盛世才先派奇台省軍駐軍一個連進剿，又組織300餘人的保全大隊從迪化出征，都遭失敗。1943年10月，烏斯滿轉移到承化、富蘊、青河三縣交界的山地夏牧場，在此與達列里汗會晤，召開了“青河會議”。省軍欲利用烏斯滿部轉向冬牧場時進剿。
1943年10月，新疆省軍（國民黨正規軍2100人，省軍1470人，總兵力為4640人，估計先期入疆的國軍有部分兵力參與了此次清剿）約5000人，由128師師長柳正欣指揮集結於烏河設治局所在地沙爾托海。10月30日，柳正欣指揮部隊向溫迪爾哈拉推進，在杜熱和卡喇布勒根與烏斯滿部遭遇，雙方激戰竟日，損失都很慘重。省軍在飛機、大炮、坦克的支援小下擊潰了烏斯滿武裝，烏斯滿率部經沙爾托海之沙窩地向東逃走。12月中旬，收到國軍優勢兵力攻擊，烏斯滿部逃到布爾根河和烏輪古河交匯處。柳正欣指揮省軍正在追擊時，盛世才得到外蒙當局的警告，外蒙方面稱：倘若中國軍隊越境，外蒙必採取斷然行動。 盛世才忌憚外蒙背後的蘇聯，立即電令柳正欣停止追擊，烏斯滿方才得以喘息機會。
1944年春，外蒙又支援烏斯滿步槍350支、機槍30挺、衝鋒鎗70支，得到外蒙幫助，烏斯滿部迅速恢復了戰鬥力，嚴冬剛過，烏斯滿部即重新開始活躍起來。1944年3月，烏斯滿率蒙哈部隊數千攻擊烏河，烏河為省軍阿山總指揮部，駐有省軍騎兵31團，附近還有省軍騎兵第32團和暫三師第七團。烏斯滿部3000餘眾在蘇聯、外蒙軍官指揮下，持機槍、衝鋒鎗向烏河猛撲。同時蘇蒙派遣轟炸機對烏河的省軍阿山總指揮部及駐軍進行轟炸，僅3月15日一天，就先後出動近70架次，省軍3個團損失慘重。“一時奇台、迪化都被振動”，奇台商民紛紛逃往迪化避難。因為阿山局勢迅速惡化，國軍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親至迪化部署，決定增兵四個師於各重要據點防堵，調遣先期入疆駐防哈密的新編第18旅的第一團和第二團改編為新編第48師開赴奇台，再調河西新編46師移駐哈密、預備第七師進駐迪化，第二十九集團軍司令部也堂而皇之地開進哈密，與先期偽裝為交通警察總隊一總隊的新編第45師會合。在西起迪化，東至哈密一線建立了一條防線。烏斯滿在阿山的活躍，無形中幫助了國軍順利進入新疆。8月16日，朱紹良再飛迪化，代表國民黨中央任命盛世才為農林部長，同時大批國軍集合酒泉，盛世才感到大勢已去，無奈中只好提請辭職，9月11日離開新疆。
烏斯滿並沒有因為盛世才的離去而放棄武裝暴動，占領烏河後，烏斯滿沒有停留，繼續率部西進，沿途散發“印刷精美”宣傳品，號召牧民起來武裝反抗，1944年4月，烏斯滿占領了青河，省軍總指揮柳正欣託詞治病返回迪化，八月因反對盛世才拘捕國民黨人員而被盛世才逮捕關押，整個阿山省軍幾乎喪失了軍事指揮系統，4月24日，烏斯滿部大舉進攻富蘊，未克，5月18日、5月30日又發動兩次攻城戰鬥，均未成功。但守衛富蘊省軍彈盡糧絕，岌岌可危。5月31日，國軍援軍在吐勒貢擊敗烏斯滿部，6月2日，援軍抵達富蘊，富蘊之圍遂解。烏斯滿再退至青河，分兵一路襲擊新金溝， 將當地淘金漢人殺盡， 搶得黃金和物資，然後攻打福海，未克。6月底，烏斯滿兩部會合，千餘人沿額爾齊斯河向西進入承化境內。9月，在承化附近與省軍激戰，阿山行署所在地承化人心惶惶。
1944年8月至11月，在蘇聯支持並直接插手下，伊犁爆發了“三區革命”，反對國民政府統治的起義民眾和三區民族軍（該軍受蘇聯控制，在三區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利用民族宗教矛盾來反抗國民黨統治）迅速占領了伊犁全境；“三區革命”前後，烏斯滿挾裹數千承化牧民返回青河。1944年10月4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吳忠信自重慶抵達迪化，吳忠信上任不久即任命高伯玉為阿山專員，從監獄中釋放了被盛世才關押的艾林郡王，任命其為阿山副專員，還組織了阿山宣撫團四處活動，分化烏斯滿部，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對於改變阿山局勢沒有起到預期的目的。11月12日， 烏斯滿在青河召開民眾大會，成立了阿山民族政府，烏斯滿擔任總理，達列里汗為副總理兼統帥，並委任阿山各縣縣長，同時聘請外蒙人哈里哈拜為監察總長，任奴爾禾加為司令，把部隊改編為9隊，全部兵力為2380人；1944年春天，外蒙指派哈里哈拜擔任部隊指揮，又派遣沙狄克為政治監察員，依加帕爾為宣傳指導員，烏斯滿部武裝經此改編，煥然一新。然而外蒙和蘇聯勢力的過分介入，也引起烏斯滿的不滿，此後烏斯滿雖然身為總理，卻仍以帕夏（王）自居。對待來訪者包括自己的手下，態度是隨著對其的稱呼而變的，如果來著稱他為“專員”或“司令”，烏斯滿往往對對方嗤之以鼻；但如果稱他為“巴圖爾”，馬上就會得到熱情洋溢的歡迎，從中可以管窺他懷念過去封建牧主生活的內心世界。不久後，烏斯滿與達列力汗分道揚鑣，因為他發現他這個族弟有蘇聯背景，在伊犁的部隊攻打承化的戰鬥中，烏斯滿和達列力汗的隊伍都去幫忙了，但這回烏斯滿發現一個問題，伊犁方面的軍官甚至士兵都是蘇聯紅軍，根本不是伊犁當地的哈薩克，於是烏斯滿帶著自己的人走了，伊犁方面任命他為阿山專員，他也不去上班。當達列里汗三次圍攻承化時，三區民族軍已經逼近阿山，達列里汗一方面進攻，一方面積極配合三區民族軍的軍事行動；而烏斯滿卻帶領自己的大部分部下東返青河，估計此時的烏斯滿內心十分複雜和矛盾，在反抗盛世才和國民黨時，共同的敵人讓他和達列里汗走到一起，雙方的矛盾還被掩蓋著。當國民黨勢力在三區消亡後，烏斯滿對蘇聯支持下的達列里汗以及整個“三區革命”的態度，從疑懼逐漸轉為不滿。
1945年2月至8月，烏斯滿、達列里汗率領的哈薩克牧民武裝在三區民族軍和外蒙古軍的配合下，與國軍在阿山地區交戰不已。1945年9月8日，烏斯滿被被三區政府任命為阿山行政公署專員。1945年10月，國府鑒於新疆事態嚴重，派遣代表赴新疆與三區臨時政府談判，在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調解下，和平解決方案最終達成；1946年春新疆省聯合政府成立，張治中將軍臨時任新疆省主席，因烏斯滿表現很好，再加其他專員的推薦，烏斯滿遂被列為聯合政府委員兼阿山行署專員，自此歸附國民政府。實際上此時的烏斯滿一直滯留在青河，並沒有去承化，連伊犁方面專門派人來請他參加三區 與迪化談判的會議他也不去，“雖有阿山專員之位，卻未行其職”，阿山的實際權利掌握在阿山副專員兼保全司令達列里汗手中。相信此時達列里汗與烏斯滿之間關係已經相當緊張。
早在1945年8月，阿山被三區民族軍奪取後不久，原來烏斯滿手下兩個得力幹將因為三區政府並未分配其工作而心懷不滿，兩人對三區政府某些做法也頗不理解，遂帶領手下十數人進入阿山南部沙漠地帶越冬。蘇來曼早先就是沙漠中的慣匪，第一次阿山民變時與烏斯滿相識，是烏斯滿最要好的朋友。
烏斯滿就任阿山專員後，提出禁止女人工作，並表示對蘇聯派來的人員和伊犁方面的指示不滿。1946年3月底，烏斯滿在青河召集部屬準備分裂，到5月，原來烏斯滿舊部集結起來，烏斯滿下令富蘊、青河、福海等縣，不要向阿山行署上交牧業稅。6月初，達列里汗帶領行署人員來到青河向烏斯滿匯報工作，同時勸說他返回承化，雙方在富蘊庫維牧場舉行了包括有阿山各縣縣長和各部落頭人參加的會議，會議上烏斯滿提出要用武力驅逐在富蘊採礦的蘇聯人員，遭到達列里汗的反對。庫維會議上烏斯滿和達列里汗在許多問題上都發生矛盾，會議一直開到7月4日才結束，雙方不歡而散。會後烏斯滿決定向迪化當局靠攏，而達列里汗則掌握著阿山騎兵團以防不測，一時間劍拔弩張，形勢與半年前相比陡然轉變。
從宋希濂將軍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了解當年烏斯滿真實的想法。1947年冬，時任新疆警備司令的宋希濂將軍在奇台與烏斯滿會談，會晤中烏斯滿曾對宋希濂說：“我是新疆的哈薩克人，與蘇聯哈薩克共和國人民本是同一血緣，蘇聯革命後，蘇聯對在俄國境內的哈薩克人殘酷鎮壓，很多人被殺了，財產沒收了，宗教信仰剝奪了。現在新疆的一些哈薩克族部落是由俄國逃過來的，所以我們哈薩克人非常害怕和仇恨蘇聯。伊犁事變後，我曾和伊犁的一個哈薩克族首領艾力汗吐烈（烏斯滿誤認為是哈薩克族，其實是蘇聯烏孜別克人）訂過一個密約，首先要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反對脫離中國的任何企圖。然後維護宗教信仰。這兩點他同意後，我才同意參加伊犁事變，成為他們的支持者。後來，我發現伊犁事變的領導人不是中國人，他們有的是蘇聯人，有的是蘇聯藉的維吾爾人和烏孜別克人或者吉爾吉斯人，這些人長期住在蘇聯，或者在蘇聯求學，多數加入蘇聯籍，受蘇聯駐伊犁領事館的指揮。他們發動事變，成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伊犁方面覺得我不願意支持他們，就想收拾我，讓達列力汗來來和我搗亂，想讓達列力汗代替我，所以我要請求中央政府幫助我，我一定要和他們鬥爭到底。”不管烏斯滿是不是肺腑之言，但對一個能稱為巴圖爾的英雄來說，至少當時他的想法是新疆不能成為蘇聯的國土，維護國家統一是首要的任務。
雖然張治中並不信任他，但烏斯滿與蘇聯和外蒙正式脫離了關係，因為在他派出的代表要求見張治中時，張將軍為了不讓伊犁方面懷疑國民黨的談判誠意，將伊犁的代表阿合買提江也叫來一起接見烏斯滿的代表。當年這種作法，無疑是出賣了烏斯滿，雖然張將軍給予了烏斯滿一定的武器和支持，也同意阿山專區的經費直接由省政府劃撥不通過伊犁。但伊犁方面還是了解烏斯滿的真實想法，打擊烏斯滿，讓新疆省政府妥協可能進入他們的議事議程。為什麼烏斯滿會放棄伊犁事變的政府，投向國民黨政府，主要還是來自他對蘇聯的恐懼，雖然他接受蘇聯和外蒙的物資，那是萬不得已，為了生存。從內心來說，他是反感蘇聯和外蒙的。而當年的盛世才，不是讓哈薩克人在夾縫中生存而是讓他們無生存之處，盛世才走了，烏斯滿可以公平的和省政府提條件了，他把打擊蘇聯採礦人員的計畫正式向張治中報告，並作為他聽從省政府管理的條件。
1946年9月1日，烏斯滿再派拉提甫來到迪化，要求派遣政府軍進入阿山、接濟槍枝彈藥、派遣代表和電台常駐阿山、撥發糧食、布匹、茶葉等救濟物資，並要求國府授予其全疆宗教權和世襲王位。經過商討，張治中決定將阿山專署行政經費直接撥給，不再經過伊犁轉發，並撥給一部分糧食等物資以緩解當時阿山地區的災情，同時命新疆省警備司令部撥給烏斯滿步槍約400支和電台一部。張治中認為烏斯滿要求世襲王位是一個落後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表現，未予答覆。烏斯滿得到武器彈藥和電台後，開始發動屬下各部落牧民暴動，青河、富蘊、福海等地哈薩克各部落群起回響。1946年11月，烏斯滿派遣的馬那提率部占領了福海縣，旋即進攻承化，遭駐紮在承化的三區民族軍阿山騎兵團阻擊，烏斯滿部復退青河、富蘊。
1947年2月1日，三區政府宣布撤消烏斯滿阿山行署專員職務，以達列里汗代取代。烏斯滿被三區民族軍驅趕到北塔山一帶後，並沒閒著，當時烏斯滿仍是省政府任命的阿山專員，所以新疆駐軍宋希濂部不斷的接濟烏斯滿糧草和槍枝。從宋希濂在一慣表現看，他是國民黨軍中的強硬派，但他在新疆的行動，一定是得到了張治中的首肯。因為張治中才是國民黨西北的軍政大員。蘇聯人錯誤的判斷了烏斯滿，在伊犁事變之後，蘇聯人發現這莽匪是有政治立場的。他們一直認為烏斯滿是一個桀驁不馴、滿腦子落後思想、一心想當封建王爺的破壞分子，當張治中與伊犁方面談判時，烏斯滿所表現出的政治立場讓他們驚訝，為了制服這個破壞分子，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給蘇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寫信，求他轉請“蒙古人民共和國”（即外蒙古）主席喬巴山，讓他出面制止“哈薩克的羅賓漢”的不軌行為。所以，除了侵占領土外，打擊烏斯滿可能也是之後外蒙入侵北塔山的原因之一。
達列里汗、烏斯滿等人與國民黨軍官合影在1947年的北塔山事件中，烏斯滿率領部眾與國軍並肩對入侵新疆的蒙古人民革命軍（即外蒙古軍）作戰。在北塔山事件爆發前，烏斯滿部已在北塔山北麓與外蒙軍發生衝突，當烏斯滿把北塔山周圍出現外蒙軍的訊息報告省府後，新疆警備司令部在1947年5月令騎兵第一師派兵力前出北塔山。6月5日至7日，外蒙軍一個營在飛機大炮掩護下連續向北塔山的國軍一個騎兵連駐地發動進攻。7日戰鬥激烈時，國軍的馬希珍連長派副連長找烏斯滿，告訴他，外蒙人將要入侵中國領土，請他幫助抗敵；烏斯滿對前來接洽的副連長說：“我知道外蒙軍的情況，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等到他們再來侵犯時，我來幫你們打，一定把他們打敗”。隨後烏斯滿果然參戰，率部在北塔山北麓山腰地帶與外蒙軍騎兵部隊激戰，既掩護了國軍騎兵連左翼，又打擊了外蒙軍側後。烏斯滿為近代戰爭中罕見之勇武絕倫的騎兵指揮官（烏斯曼當然不能算軍事家，但他在阿山的草原和崇山中與盛世才打了八年的游擊，當上了新疆聯合政府的阿山專員，按外國人寫的《一個哈薩克人的故事》中稱，烏斯滿算得上一個優秀的騎兵指揮官），在北塔山戰役中率數百騎與外蒙軍激戰數小時後，單人匹馬突入外蒙軍重機槍陣地，砍殺機槍手兩人並奪得重機槍一挺後又縱馬返回。6月8日，外蒙軍再攻北塔山，國軍增援來的一個騎兵團趕到後，外蒙軍始退。北塔山事件最大的收益者當數烏斯滿，一方面被媒體當作“守土抗戰”的英雄宣傳，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新疆省府（時新疆聯合政府已經破裂，三區方面的代表全部撤回三區）的公開支持。
1947年4月，三區民族軍打跑了烏斯滿和他的人，包爾漢受省政府委託帶調查團去阿山調查烏斯滿的問題，本意是想說通三區政府讓烏斯滿回去繼續當專員。烏斯滿這階段確實也沒了底線，他帶著他的人離開阿山時，順便搶了普通牧民的馬和羊，這讓達列力汗等人開始討厭這個劫匪，而阿山廣大牧民更怕烏斯滿回阿山。4月4日，省府派出以省副主席包爾漢為首的阿勒泰行政調查團前去承化調查真相。據包爾漢後來的回憶錄《新疆五十年》中敘述，張治中派出代表團的真正目的是想說服阿山的三區方面，讓烏斯滿重新回到承化任阿山專員，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包爾漢到達承化後，三區方面在承化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民眾大會，大會上很多百姓向包爾漢控訴烏斯滿搶劫殺掠的行徑，包爾漢表示：“我同意民眾的意見，反對烏斯滿回阿勒泰。回去一定向張長官詳細報告，支持你們。”
1947年4月，到達北塔山一帶的烏斯滿給迪化專員寫了封信，信中烏斯滿說:“……我們哈薩克同胞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與和平，首先舉起革命的旗幟，我烏斯滿在八年前就領導著哈薩克優秀青年與盛世才暴虐黑暗的政治戰鬥到現在，我們認為和平條款簽字，民主新疆政府的成立，革命就算成功了一半，其餘應該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實施各項建設。豈知我們的革命就在此時變了質，為了革命犧牲的哈薩克同胞成了被清除的對象，現在已經有不知來歷、沒有番號的強大武力自2月1日開始向我們阿山進攻，我烏斯滿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為阿山區專員，我是國家的官吏，守土有責，為了執行和平條款，為了奉行施政綱領、保障國家領土完整，擁護張治中主席建設新疆的政治主張，我們阿山區的哈薩克同胞，將對一切破壞國家統一、摧毀宗教的惡勢力以沉重的打擊……”。這封信很長，從這封信上看，烏斯滿本人是一名愛國者。張治中在武器上給予支持，沒有同意這封信的公開發表，新疆省政府依然想採用和平手段解決阿山問題。在烏斯滿信中所提的不知來歷、沒有番號的強大武力是直接指向蘇聯的，張治中不想讓蘇聯造成誤會，畢竟伊犁方面已徹底與烏斯滿翻臉。
1948年的新疆政局異常緊張，吐魯番一帶爆發了三區支持的民變，經過國軍鎮壓被平息，在迪化支持三區的民眾與支持國民黨的民眾也屢屢發生衝突。三區政府此前試圖通過政治鬥爭來奪取喀什、吐魯番、哈密等專區的控制權，從而將自己的影響擴大到全疆，此番遭到在疆國民黨人士和親國民政府少數民族團體的反對，雙方關係再度激化。就在這種這種形勢下，美國勢力悄悄介入新疆事務。
在1947年8月以後，在聯合政府工作的三區代表離開迪化返回伊犁，三區與省政府開始對峙。北塔山事件平息後才一個月，烏斯滿在得到省府武器彈藥支援後，又一次向阿山發動了大規模進攻。8月上旬烏斯滿部在擊潰三區民族軍後占領了青河、富蘊和福海。9月16日烏斯滿部攻占承化，民族軍被迫退入外蒙。隨後，烏斯滿部又占領了布爾津和哈巴河，整個阿山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幾乎全被烏斯滿占據。 9月間達列里汗經蘇聯進入塔城，兵分兩路實施反擊。18日，三區民族軍進入承化城，接連重新占領了富蘊、青河等縣，烏斯滿才回到阿山不到2個月，又被迫東逃北塔山，從此再沒回到阿山。
烏斯滿重返阿山不成，在1947年10月底再次挾裹青河、富蘊一帶牧民東去北塔山，致使青河、富蘊一帶渺無人煙，青河全縣僅餘10多戶牧民。烏斯滿將牧民們安置在奇台、孚遠直至北塔山一帶遊牧，又在奇台設定了阿山專區辦事處，強迫牧民加入自己的武裝，並將在富蘊投降的白俄自衛團改編為自己的貼身衛隊，試圖等待時機東山再起。1948年春，由於缺乏糧食，烏斯滿被迫帶領牧民南下奇台、孚遠，並向迪化新疆警備司令部求助。宋希濂決定成立“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奇、孚、木、阜哈族督訓組”整編訓練烏斯滿武裝；機構設定在孚遠三台，軍務處專門為他配備電台一部，並撥調槍枝彈藥一批，從牧民中選拔青壯年人組成三個大隊進行軍事訓練，所有教官均由新疆警備總司令部派遣。三台哈族督訓組設在三台中街孔家院，參加受訓的烏斯滿三個哈族大隊，蒙古隊，歸化隊和回漢隊1948年2月先後抵達三台開始接受訓練，1948年8月訓練完畢。不久宋希濂奉調回內地，烏斯滿部歸化隊、回漢隊、蒙古隊調駐孚遠縣城，三台留下三個哈族大隊。這期間烏斯滿曾經挑選了各部落頭人40餘人，隨同自己耀武揚威地來到迪化遊說省府。
1949年，國共兩黨的戰爭勝負已分，在解放軍節節挺進的形勢下，新疆軍政當局開始醞釀和平起義。1949年7月，因為新疆局勢危急，美國駐迪化領事包懋勛離職返回，行前任命領事館秘書馬克南為代理領事。包懋勛任職期間，經常與馬克南一起面見烏斯滿、賈尼木汗等人。美國應允一旦暴動失利，烏斯滿可率部南去印度避難。
美國人與烏斯滿的接觸是因為北塔山事件，北塔山事件爆發後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館派遣馬克南赴迪化領事館任秘書，馬克南隨即趕到北塔山面見烏斯滿，還在烏斯滿陪同下繪製了北塔山地形圖。1948年4月，烏斯滿剛從奇台來到迪化，美國駐華大使館副武官埃克瓦爾就從蘭州趕到迪化，在包懋勛、宋希濂的陪同下面見了烏斯滿。埃克瓦爾向烏斯滿詢問了1944年伊犁事變期間是否有蘇軍參與和有關蘇聯在阿山開採礦山的事情，尤其對蘇聯人在阿山開採礦山的事情詢問的最為詳細，甚至連開採出來的礦石形狀、顏色都不耐其煩地一一問到。此後，烏斯滿經常與美國駐新疆領事館人員來往，包懋勛等也常去奇台、孚遠與其會晤。尤其是國共戰爭已見分曉後的1949年，來往最為緊密。
1948年8月，在美國駐迪化領事支持下，烏斯滿策劃組織了“反蘇反共反三區革命委員會”，烏斯滿任副委員長，並組織哈薩克牧民編成三個大隊，烏斯滿自任總指揮。1949年9月，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貢獻。而烏斯滿卻選擇與美國合作，最終拒絕了解放軍的“招安”，在新疆北部阿爾泰地區發動了武裝叛亂，煽動不明真相的哈薩克牧民2萬餘人暴動。暴亂最先從乾德、阜康爆發，隨即蔓延到東疆各地。叛軍圍攻奇台、襲擊孚遠，血洗九運街，四處燒殺搶掠、圍攻城鎮，殺害解放軍政工人員和民眾。
1949年10月，解放軍入疆部隊大舉進入新疆，烏斯滿部的動向一直是解放軍密切關注的目標。1949年10月5日，中央派駐三區的代表鄧力群通過著名的“力群台”向中央匯報：“友人（指蘇聯駐伊犁領事）告我，……不久前曾有一美國人去烏斯滿處，要他派人去阿山襲擊蘇聯的地質考察團……現賈尼木汗已與烏斯滿合作，擬撤往鎮西，繼續其土匪的搶劫破壞活動，決心不向我軍投降。友人稱阿山當局打算派五六百騎兵前去殲滅他們，我說願將此意見報告中央和彭（指彭德懷）、張（指張宗遜），但在中央和彭、張未來命令前不要有所行動。”同一天，包爾漢在就新疆國民黨起義部隊發生叛亂事件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電中也提到：“極密，北京：……烏斯滿等反動分子，仍希率部集中新青交界之宿莽山，企圖與國民黨反動派聯絡總之本省危機四伏，情勢嚴重，務希西來之人民解放軍兼程來新，以解危局……”
1950年春天烏斯滿發動武裝叛亂前，進軍新疆的人民解放軍十分注意爭取這位在新疆哈薩克牧民中頗有影響的人物。1949年11月22日，王震派遣進疆人民解放軍隨軍工作團團長、旅居蘭州的著名哈薩克商人艾買提·瓦吉提攜帶親筆信和禮物前往巴里坤湖附近山區烏斯滿的駐地，向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王震在信中明確表示只要烏斯滿接受人民政府領導仍可擔任阿山專員或參加省政府工作。11月26日，王震接見了烏斯滿的代表庫爾班巴圖爾，並贈送烏斯滿許多子彈。半個月後，烏斯滿又派遣弟弟卡那提巴依赴迪化商談，也受到王震和解放軍一兵團領導的親切招待。在叛與不叛之間，烏斯滿頗為猶豫。他一方面忌憚三區，又不清楚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因此頻頻做出試探舉動。1950年春，新疆人民政府又派遣瓦黑提胡爾曼拜去做烏斯滿等人的工作，但此時烏斯滿已經箭在弦上，蓄勢待發了。
1950年3月騎兵第七師部分起義官兵叛亂，烏斯滿、堯樂博斯等人認為時機成熟，遂公開反對新疆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此時烏斯滿擁有槍枝千餘，兵力達三千人。經過幾次交鋒都敗給解放軍剿匪大軍後，烏斯滿部內部出現了嚴重分化現象，萬餘跟隨其流竄的不明真相哈薩克牧民離開烏斯滿，轉而向解放軍投降。烏斯滿逃往新疆南部後，因不想越境出國，又往新疆青海甘肅交界處逃去；逃亡青海後，也引發新一輪新疆哈薩克牧民南遷浪潮。1950年10月，烏斯滿抵達甘肅省海子地區不久，敦煌縣派出已經兩次進入海子說服哈薩克牧民的兩位代表第三次赴海子，此次他們的任務是偵察烏斯滿的動靜並爭取被裹脅的哈薩克牧民；烏斯滿主動向敦煌縣代表亮明身份，獲得了縣代表給予的10塊磚茶，隨後縣政府還按照其要求給予了150公斤麵粉，此後烏斯滿又在該地荒山野嶺與解放軍周旋數月。1951年2月19日，烏斯滿在甘肅敦煌海子地區被解放軍活捉，大家對烏斯滿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搜身，搜出新疆警備司令部印章一枚，委任狀數張，還有其他證件和檔案等，證實了被抓獲者確為烏斯滿本人。一行人將烏斯滿捆在駱駝背上押回海子，而後再押至敦煌。在敦煌，烏斯滿被活捉的訊息轟動了四面八方，人們從各處擁進縣城爭相觀看被俘的烏斯滿。新華社1950年2月23日發布訊息：“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某部，於本月十九日在青海省柴達木盆地以北、甘青兩省交界的海子，一舉生擒為西北各民族人民痛恨入骨的美帝國主義武裝特務烏斯滿匪首。” 根據西北軍區的指示，烏斯滿很快被押回新疆，3月14日押解到迪化軍區軍法處後，訊息很快傳遍迪化（1954年2月1日恢復“烏魯木齊”市名），為了滿足百姓要求，第二天下午特地將烏斯滿拉出遊街示眾。
1951年4月29日對烏斯滿、李英奇等人公審大會1951年4月29日，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門前的廣場上，迪化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來自機關、團體、學校、市民的代表八萬餘人參加了公審烏斯滿、李英奇等重大罪犯的公審大會。上午11時提起公訴，各族各界代表及受害者家屬蜂擁控訴，到下午四點，省人民法院已經接受控訴書達270多件。隨後審判長、副審判長分別以維吾爾語、漢語宣判：“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和各族人民代表的發言，受審的匪犯均系血債累累，罪惡滔天的反革命匪首。其罪行，已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七等條之罪，均處以死刑。當即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宣判後，公安部隊將判處死刑的犯人綁赴迪化小東門外刑場，幾聲槍響，烏斯滿與李英奇等被執行了死刑。烏斯滿早先起事的原因之一，就是盛世才羅織罪名迫害哈薩克牧民，在這其中，作為盛世才特務頭子的李英奇起了很壞的作用，此番兩人竟同赴黃泉，估計是烏斯滿萬萬沒有想到的。
烏斯滿被活捉以後，海子地區哈薩克牧民驚恐萬狀，紛紛外逃，藏匿在深山荒漠，期間經人民政府說服，大部集合在安南壩和敦煌附近，50年代中期陸續返回新疆。烏斯滿伏法前後，一批哈薩克族人逃離中國，其中大部分輾轉來到土耳其，多數平民被安排在偏遠的農村，定名為Altay村，極度缺水，後來中國大使館還捐助過一個水井。
1951年4月29日公審大會上的烏斯滿值得一提的是，烏斯滿在國民黨軍中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那就是騎兵第七師師長韓有文將軍（北塔山之戰中，與烏斯滿並肩作戰的正是韓有文的騎兵第七師馬希珍連），韓有文是馬呈祥騎五軍的下屬部隊，當初從青海調新疆本來就是為了鎮壓三區民族軍，自然會和烏斯滿成為好朋友。韓有文與烏斯滿成為好朋友最主要的原因是韓有文是撒拉族，撒拉族雖然生活在青海，但其族源可能是中亞的土庫曼人，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種，宗教信仰和哈薩克族相同。韓將軍講漢語寫漢字，但他本民族的語言與哈薩克語是一個語種，他可以和烏斯滿直接對話不需要翻譯，雖然烏斯滿也極有可能會說漢語和蒙古語，因為烏斯滿年青時販牛羊，主要還是販給漢人和蒙古人。但用本民族語言去交流，當然會有一種親近感。韓有文去見烏斯滿的時候，會給烏斯滿的家人帶上好的禮物，烏斯滿也把韓有文當自家人。所以韓有文與烏斯滿在一起，一醉方休很正常。在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文化認同是至關重要的。而烏斯滿幾乎只與那些與自己有著共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有更深的交往，應該說，烏斯滿對韓有文將軍的信任是超過對新疆省政府的。烏斯滿的性格，就是滿足於通過自己信任的一個朋友建立社會關係，而不是試圖直接與各種更高層的決策者建立個人關係，以此來保障自己及部落的安全和利益。韓有文將軍在烏斯滿被人民政府處決30年後的1980年，時任新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還去看望過烏斯滿的小兒子乃比。可見他與烏斯滿的交情之深。韓有文將軍是新疆通電和平起義的將領之一，但其後，他屬下的騎七師一部與烏斯滿一起發生了叛亂，他本人自然被當作監視對象，如果當初，由韓有文去做烏斯滿的工作，烏斯滿極有可能會參與和平建設新疆，放棄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的合作。他的命運也許不會是落得遭槍決的反革命匪首的下場。
烏斯滿非常看重過去封建貴族們授予他的榮譽稱號，據1947年採訪過他的記者回憶，烏斯滿對待來訪者包括自己的手下，態度是隨著對其的稱呼而變的，如果來者稱他為“專員”或“司令”，他就對對方嗤之以鼻，但如果稱他為“巴圖爾”，馬上就會得到熱情洋溢的歡迎。在阿山幾次暴動中，烏斯滿常以“代胡大行道”自居，1947年北塔山事件後，烏斯滿曾對前來採訪他的記者誇耀說：“我是胡大叫我生在這鐵器時代來規復黃金時代的！”他所謂的“黃金時代”，推究起來大約是過去的封建牧主生活，簡單理解也就是“一切歸附於我”。
在上世紀初大動盪、大變革的歲月里，只受過宗教性文化教育的烏斯滿，宗教、封建意識濃厚，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懷有敵對情緒，在那個年代的正當職業是販賣牛、羊之類的事；他雖然搶劫殺掠，卻保有不分裂國家的底線，最大理想就是按歷史上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分封，成為哈薩克王公。但其為了哈薩克本民族的利益，面對暴力統治，揭竿而起，反對盛世才政府，反對分裂勢力。如果當年他了解中共與蘇共民族政策的不同，接受新中國，他在哈薩克人中的地位要高於達列力汗，可能會與塔城的巴什拜一樣，成為新中國的阿山專員甚至更大的官。但1950年在美國駐迪化領事馬克南的挑唆下叛亂，成為危害新疆和平解放的巨匪。在有些人看來，烏斯滿是一隻草原雄鷹，但他飛錯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