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園集

在學史以前,我讀過兩年的英國文學專業,對莎士比亞時代薄有基礎。 在大學最後的一年,我曾選修過鄧之誠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課。 幼年時,先母以唐詩為我開蒙,從此培養了我對詩詞的喜好。

內容介紹

自序
退休三年,文字生涯業已結束。承商務印書館不棄,許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點檢平生所作,僅得此寥寥數篇。對比過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學經歷,不無愧恧。過去多為他人作品寫序,現在輪到為自己的文稿作序,卻感到難於下筆。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陳。然而在整理舊稿時,不免勾起對往事的回憶,特別是幾位恩師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語系的學生。抗戰爆發,學校南遷。我因病滯京,又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繼又轉入歷史系。在這裡我遇到了鄧之誠、洪業等多位名師。他們的殷勤教誨把我引進了這博大精深的史學領域,他們嚴肅的治學態度和嚴謹的學風為我樹立了畢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國史,但事與願違。20世紀50年代初,我的導師翁獨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長,開始籌劃創建北京師範學院。一天,他面諭我,要準備講授世界史課程,原因是這方面的教師不易請到。我只能唯唯從命。等到歷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來的教師各有專長,各就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紀史無人應承,只好自己承擔。從此開始直到退休,前後44年,我便一直濫竽於斯。
世界中世紀史在我國當時仍屬一門新設定的課程,同行前輩留下的遺產不多,外文參考書籍已被束之高閣,手邊可參考者只有兩三種譯自俄文的書籍。憑著多年的經驗,完成教學任務並無困難。但是要想寫出像我的老師當年發表的那樣規格的文章,卻殊非易事。面臨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縱橫八萬里,國度以十計,文獻資料無數種的浩瀚領域,簡直是無從著手。當時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編寫出一部教材,編輯幾本參考資料,就可算是功行圓滿,再要想寫出論文或專著,卻是難乎其難了。1961年,周一良、吳於廑兩學長奉命主編部編教材《世界通史》,我應邀參加撰寫《中古分冊》的中編,雖然費了極大的力氣,讀來連自己也不滿意。後來我在為吳先生祝壽的《鷓鴣天》詞中有句:“君真涑水綜全局,我愧劉斂只數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轉而從事翻譯。感謝翁獨健先生,我的試譯是當年在他的《亞洲史》課堂上開始的。他交給我一本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題為《中亞細亞》(La Haute Asie)的論文抽印本,讓我譯出供班上同學參考,從此引發了我對翻譯的興趣。50年代世界史學界正在醞釀製定十二年遠景規劃。我的老師齊思和先生鼓勵我承譯一些項目。我年輕氣盛,一下子便認定《查理大帝傳》和《法蘭克人史》兩種,打算先以中世紀史開端為始,爭取譯出一系列的中世紀名著來。這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妄想。當時政治運動頻繁,自己於講課之外還有行政工作,翻譯的事只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單元進行。在完成《查理大帝傳》後,另一部《法蘭克人史》只能同愛人合譯,而我的妄想系列也就從此結束了。兩書稿接近譯成時,四清運動開始,這種“大洋古”的貨色豈敢發表,深藏篋中,僥倖地躲過“文革”災難。
“文革”過後迎來了學術的春天。我當時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面的春風化雨。曾有《臨江仙》詞寫道:“巳分披離霜後草,何期重沐春風。須將微意答天公。黃昏猶未晚,珍重夕陽紅。”不曾想到,這未晚的黃昏竟持續了二十年。
在學史以前,我讀過兩年的英國文學專業,對莎士比亞時代薄有基礎。在搞世界中世紀史科研走投無路的時候,便起了專攻都鐸英國史的念頭,可惜在“文革”以前只能是一種空幻。“文革”後,我受命培養研究生,旋又建立博士點。我便利用時機建立都鐸史研究的園地。由於師生同心協力,園地漸具規模,二十年後,竟也是佳木成蔭了。為了充實自己,我也大量閱讀從英國引進的新書,勤奮程度不亞於青年學子。值得得意的是,我從眾多英國名家中識別出後來成為英國“修正史學”泰斗的G.R.埃爾頓,較早地把他介紹給國內同行。
這時商務印書館將我那兩部譯稿付梓,並收入我所喜愛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系列之中。然而要想繼續從事這種工作,由於本職工作繁忙和年齡老大,已經是心餘力絀了。我對這套叢書的關愛始終不減,多次接受商務的委託,為其準備出版的名著撰寫序言,對新書作些介紹。《人民日報》曾有文章把這套叢書稱作“世界精神公園”,文中還提到了我,於是我也戲稱自己是這個公園的“義務灌園叟”。
在大學最後的一年,我曾選修過鄧之誠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課。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地點就在鄧府,講課採取談話方式。先生旁徵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書極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許我瀏覽。於是我便產生了此後專事這個領域探討的想法。畢業後在中學教課之餘,也在這方面蓄積材料。調人北京師院後,雖然改教世界史,然對明清史未能忘懷。“文革”結束,趁著系內組織編寫《禍國殃民的西太后》一書時,也領到一些任務,寫了“三次篡權”一章。雖然水平有限,也願收進集中,作為對鄧師的永恆懷念。
最後談一下我對詩詞的情結。幼年時,先母以唐詩為我開蒙,從此培養了我對詩詞的喜好。中學畢業報考高校時,我的志願是以五馬三沈馳譽中外的北大國文系。但在考中後卻被西語系錄取,不無遺憾。考進燕大後,遇到了顧隨、鄭騫兩先生。顧先生在國內被推為詞壇巨擘,鄭先生在台灣被尊為當代鴻儒。我選修了顧先生的“詞選及習作”和“曲選及習作”,鄭先生的“詩選及習作”。承兩先生的殷勤指點,使我略窺門徑。當時國難家愁縈懷,加以少年情思,在專業課之外,遂沉湎於詩詞寫作。有些自以為尚可的作品,深藏篋中歷時周甲。工作以來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間雖幾罹文字之禍,依然積習未改,又復積存多篇。友人勸我結集,我則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務同志見愛,許附書末,因而檢選若干,聊存平生行跡而已。
回憶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轉眼之間過了半個世紀。其中前30年,雖然黽勉從事,但除教學與行政之外,於科研幾無所成。粉碎“四人幫”之後,迎來盛世,我雖已年邁,幸得學校的信任與支持,繼續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若干成績。與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運的。特別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務印書館又許我將零星文章彙編成集,則又是幸中之大幸了。
在此我願向常紹民先生表示感謝,是他對編印本集給我以許多鼓勵,並對內容的編排作了改進。我也願向本集的責任編輯叢曉眉女士表示感謝,是她為此書付出了辛勤勞動。我還願向我的愛人壽紀瑜表示感謝,是她對我這幾十年的著作加以釐訂,編排,才形成這本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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