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風土人情

南戲來自民間，創作者多系民間藝人，即“書會才人”。 從戲劇結構上看，早期南戲不分“折”，也不分“出”。 現存二百多種南戲劇目，絕大部分是元代的作品。

而徐謂《南詞敘錄》則云：“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兩種實首之。........或雲，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可知南戲產生於南北宋之交，溫州是它的故鄉。 溫州在北宋時經濟已有較高程度的發展。南渡之後，北方人口更是大舉南移，商品經濟有了更大的發展，農村生活比較富裕，民間的歌舞技世演出十分活躍,為南戲的形成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農民們在閒暇時,自編自演一些帶有簡單情節的民間歌舞小戲，唱的是當地土生土長的里巷歌謠。民間的土壤滋潤了這種為普通百姓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從農村進入城市，由業餘戲班成為職業劇團。
宋代溫州是東南沿海繁榮的港口城市，為適宜城市小市民的胃口，進城以後的南戲，吸收了市民階層中流行的一些民歌小調，從當時正在勾欄瓦肆中取悅觀眾的歌舞、諸宮調、雜劇里獲取養料，結合各種藝術的長處，逐漸形成一種戲曲形式。特別是南戲流行到臨安以後，繁盛的人口、眾多的娛樂場所，為南戲提供了良好的演出條件，從汴梁進來的各種北方技藝也為南戲提供了許多可供吸收的東西。南戲劇本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戲曲藝術體系的建立和形成，如表演、音樂唱腔、歌、舞、介、白諸種因素的綜合，並建立了以生、旦為主的腳色體制。
南戲來自民間，創作者多系民間藝人，即“書會才人”。他們熟悉廣大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組成諸如“九山書會”、“永嘉書會”等團體，編寫廣大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特別富有現實性。有時甚至成為人民與惡勢力進行鬥爭的有力武器。南宋人周密在《癸辛雜識別集》中記述了一段溫州人民用南戲來與官府、惡霸進行鬥爭、並取得勝利的軼事
宋亡後，溫州樂清有一個惡霸和尚祖傑了勾結官府，橫行鄉里。他強占了一個美貌女子，為避入耳目，他強令廟中一個俞姓和尚的兒子娶女子為妻，並繼續胡作非為。俞的兒子不堪忍受鄰人嘲弄，攜妻出逃。祖傑竟將俞家斬盡殺絕。人民紛紛為受害得鳴不平,要官府秉公而斷,而官府卻層層受賄,不予理睬。人民“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後眾言難掩，遂斃之於獄。”由於人民將這事編成南戲,到處上演,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官府不得不將祖傑上死在獄中。故稱其劇目為《祖傑工文》。
它說明了南戲在它的誕生地，一開始便有人民性、鬥爭性和社會意義
現存最早的南戲劇本
現存的南戲早期劇本收入《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其中之一《張協狀元》是南宋時的作品，它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早期南戲的基本面貌。
作品寫書生張協在進京趕考途中遭劫受受，為貧女王氏所救，並結為夫妻。王貧女籌足盤費，讓張協再度趕考。張協一舉成名，高中狀元，便想拋棄王貧女。宰相王德用想招他為婿，也被拒絕。使得宰相之女勝花含差羞鬱悶而死。王貧女進京尋夫，被張協趕出大門，只好行乞回家。王宰相恨張協不識抬舉，氣死自己的女兒，要為女雪恥。當張協被任命為梓州金判別後，王德用便請求皇帝任命自己為梓州刺史。張協在赴任途中遇到王貧女以劍刺之，幸而被人所救，王貧女未死。後遇王德用和夫人，他們發現王貧女與自己死去的女兒長得像，便收為義女，一同赴任。在梓州，王宰相拒絕張協參謁，張協只得認罪，請求寬恕，結果仍將王貧女嫁給張協。
《張協狀元》一劇，從思想內容來看，應該予以肯定，它批判了寶貴易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不少戲曲史上難是的資料，使我們能較全面地了解早期南戲的戲劇結構，音樂形式和演出情況。
從戲劇結構上看，早期南戲不分“折”，也不分“出”。從頭一直演到結束。舞台上沒有幕布，時間和空間的轉換靠賞的唱、念和舞蹈來體現。作品的語言通俗，口語化，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作品把張協高中負心和貧女的不幸遭遇，予以交錯對比的描寫，生、旦與淨、醜互相穿插、獨唱、對唱、合唱、賓白、科介等多種表現手段結合運用，故事圍繞中心而貫串始終，矛盾衝突此伏彼起，和宋金雜劇相比，已完全具備了戲劇的基本特徵。
南戲的代表作
南戲發展到元代，吸取了北方傳來的雜劇的長處，特別是加以北曲的充實，取得了更大的進展。已取得統治劇壇的地位。現存二百多種南戲劇目，絕大部分是元代的作品。元末明初流行的《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記》、《殺狗記》，被稱為四大南戲。是南戲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作品。
《荊釵記》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元朝人柯丹邱。王季思先生認為“從現存明刊本《新刻原本王狀元荊釵記》看，文字比較俚俗，又保留了不少溫州坊巷舊名和方言土語，當出宋元間永嘉書會才人的手筆。”柯丹邱可能是最後的編寫者。作品寫王十朋家貧，以荊釵聘娶錢玉蓮，婚後兩人感情篤深。後王十朋赴京考試中狀元，万俟宰相要招他為婿，王十朋以家中已有妻室為由予以拒絕。万俟將其改調到邊元的潮州做官，錢玉蓮在家，因其繼母逼其改嫁土豪孫汝權，錢不從而投江。幸為福建安撫錢載和所救，收為義女。後万俟宰相被劾倒台,王十朋升任吉安知府,回家接母,錢載和想將義女嫁給他,王十朋不從，後荊釵重現，夫妻方才團圓。
《荊釵記》歌頌了富貴不忘糟糠妻的封建社會正直的知識分子，也刻畫了勞動婦女寧死不屈的形象，情節感人。語言通俗，曲白自然，深受人民喜愛。數百年來一直在各地劇種上演。
《白兔記》，作者已不可考，原題“無名氏作”。1967年，在上海嘉定宣氏墓中發現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北京永順堂刻本《劉知元還鄉白兔記》，內有“虧了永嘉書會才人，在此燈窗之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編成此一本孝義故事”等語，可知此戲文也是溫州人寫的。作品寫劉知遠和李三娘的悲歡離合故事。劉知遠是五代時的漢高祖，由軍卒發跡而成為皇帝，具有傳奇色彩，民間有許多關於他的故事傳說。劇本描寫劉知遠少年無靠，李大公招其為婿。李大公死後，劉知遠與妻李三娘嫂強迫李三娘改嫁有錢人家，三娘不從而被罰入磨房推磨 咬臍郎，托人送入軍中。十六年後，咬臍郎出獵，追趕一隻白兔，在井邊巧遇母親，終於合家團圓。李三娘是編劇著意刻劃的人物形象，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婦女的優秀品質和堅強性格。在藝術上具有民間創作質樸自然的特色，呂天成《曲品》評云：“詞極古質，味亦恬然，古色可挹。”
“荊、劉、拜、殺”四大傳奇都具有質樸自然的民間創作特色，在戲劇發展史上影響很大,由於它來自民間,人物個懷鮮明，愛憎分明,深受市民民眾喜愛,在民間得到廣泛的流傳。在明清時期,戲班能否演出這幾個戲,被作為評價戲班水平高低的一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