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爾迦

洛爾迦

加西亞·洛爾迦是20世紀初的一個西班牙詩人,只活了38歲,留下來的作品很少,但是深受推崇,被認為是西班牙本世紀的大詩人之一。民歌對他影響很大,他的作品大多簡潔明快,意境深遠。

基本信息

20世紀的西班牙文學產生過不少世界一流詩歌大師。撇開西班牙語拉丁美洲的詩人不談,單單是從西班牙名字:烏納穆諾、阿爾豐索馬查多、希梅內斯、紀廉、阿爾維蒂、埃爾南德斯、洛爾迦……而洛爾迦是其中最有才華的詩人,可惜的是,他沒有活到40歲就去世了,如果他能活得再長久一點,他就能為我們留下更多的美好詩篇。
這卷《洛爾迦詩歌精選》,共收入詩人各時期的作品。今天能把這卷《洛爾迦詩歌精選》奉獻給讀者,譯者尤其要感謝國內一些對歌謠風格的詩歌頗感興趣的詩人,他們一再鼓勵譯者譯完這卷詩集。深信,這卷詩集會給所有喜愛洛爾迦詩作的讀者帶來美好時光。
作者簡介 · · · · · ·
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989-1936)是20世紀最偉大的西班牙詩人、“27年一代”的代表人物。這位“安達盧西亞之子”把他的詩同西班牙民間歌謠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詩體:節奏優美哀婉,形式多樣,詞句形象,想像豐富,民間色彩濃郁,易於吟唱,同時又顯示出超凡的詩藝。近70年來,他的詩歌作品對世界詩壇產生了巨大影響,難怪美國著名詩人勃萊談到他的作品時說:“洛爾迦的詩歌佳作是人類智力的楷模。”
洛爾加出生在格拉納達十英里外的小村莊牛郎噴泉(FuenteVaqueros)。他父親擁有一百公頃地,合一千五百畝,按中國階級劃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個妻子病故後第三年,他娶了個國小女教師。婚後九個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爾加來到這個世上。
就在洛爾加出生後兩個月,西班牙在和美國的戰爭中慘敗,不得不在和平協定書上籤字。戰敗導致由知識分子和作家推波助瀾的一場文化復興運動——“九八一代”的誕生。他們試圖尋找西班牙精神的真髓。馬查多是“九八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後成為“二七一代”的精神導師。兩代相隔近三十年,那正是洛爾加從出生到成長的時間。
洛爾加成年後,把童年美化成田園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說不無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視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過和弟弟相比,他從來不是好學生,尤其進大學後考試常不及格。很多年,這成了父母的心病。
對洛爾加早年影響最大的是三位老師。頭一位是鋼琴老師梅薩(AntonioSegumMesa),他是個謹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爾加家上課,極少出門。他終身侍奉音樂,作過曲寫過歌劇,都不成功,歌劇首演時就被轟下了台。他常對洛爾加說:“我沒夠到雲彩,但並不意味雲彩不存在。”他們坐在鋼琴前,由梅薩分析大師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讓洛爾加領悟到,藝術並非愛好,而是死亡的召喚
有一天,當洛爾加在藝術中心彈貝多芬奏鳴曲時,一位年輕的法學教授路過,為其才華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紹。洛爾加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這是第二位老師雷沃斯(FemandodelosRios),後來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法務部長和教育部長。他喜愛吉普賽音樂和鬥牛,精通好幾門外語。他創建左翼政黨,支持工運,與地方腐敗的政治勢力對著幹。是他喚醒了洛爾加的社會公正意識。
十七歲那年上藝術史課時,洛爾加被後來成了他第三位老師的伯若達(MartinDominguezBerrueta)迷住了。他是個倔犟的小個子,誰若挑戰他的想法,他會發脾氣。他主張全面參與學生生活,甚至包括愛情私事。他意識到格拉納達的局限,決定每年兩次帶六個出色的學生去西班牙各地遠遊,讓他們“了解和熱愛西班牙”。
在兩年內,洛爾加先後參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僅大長見識,還通過老師結識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馬查多。基於旅行見聞,他完成了隨筆集《印象與風景》。他把此書獻給鋼琴老師梅薩。他把新書送到伯若達家,老師打開書掃了一眼,勃然大怒,令他馬上離開,兩周后把書退還給他。洛爾加不服氣。在他看來,伯若達是藝術評論家,而非藝術家,而他要追隨的是鋼琴老師那樣真正的創造者。兩年後伯若達病故。洛爾加很難過,他公開表示歉疚之意,並私下對老師的兒子說:“我永遠不會原諒我自己。”
第一次旅行中,他們有幸結識了馬查多。他為伯若達一行朗誦了自己和別人的詩作,洛爾加彈了一段鋼琴曲。那次見面讓洛爾加激動不已。馬查多對他說,詩歌是一種憂鬱的媒體,而詩人的使命是孤獨的。洛爾加從朋友那兒借來馬查多的詩集,他用紫色鉛筆在扉頁上寫了首詩,大意是,詩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樂一樣,它是看不見欲望的可見的記錄,是靈魂的神秘造就的肉體,是一個藝術家所愛過的一切的悲哀遺物。
1918年6月5日,洛爾加二十歲。生日後第三天,得知童年夥伴的死訊,他一夏天都被死亡的念頭困擾。緊接著,西班牙流感奪去了全世界兩千萬人的性命。1919年初全國陷於混亂,到處在罷工遊行。在格拉納達,工人與僱主發生衝突,洛爾加和朋友們加入維護工人權利的運動。雷沃斯老師收到匿名恐嚇信。2月11日,離洛爾加家不遠,憲警向大學生遊行隊伍開火,打死一個醫學院學生和兩個平民,當局宣布軍管。雖有心支持工人運動,洛爾加卻被血腥的暴力嚇壞了,他蜷縮在父母家,甚至不敢從陽台往街上看一眼。一個好朋友每天來到他家窗下,高聲通報局勢的進展。
1919年春,在馬查多的勸告和朋友的慫恿下,他離開家鄉,搬到首都馬德里。在雷沃斯的推薦下,他被號稱“西班牙牛津劍橋”的寄宿學院(Residencia)接納。這裡設備齊全,有人打掃衛生,提供膳食。洛爾加很快成了這裡沙龍的中心人物,他朗誦詩作,即興彈奏鋼琴曲。一個崇拜者回憶:他手指帶電,似乎音樂從他體內流出來,那是其權力的源泉,魔術的秘密。
在寄宿學院有個叫伯奈爾(LuisBunuel)的小伙子,喜歡體育、惡作劇、女人和爵士樂。他特別服洛爾加,總跟他泡在一起,聽他朗誦詩。“他讓我知道另一個世界,”他回憶道。他們一起狂飲,在馬德里尋歡作樂。伯奈爾後來成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電影導演。
1921年夏,洛爾加厭倦了呆板的學校生活,常和朋友們到阿拉漢伯拉宮圍牆內的一家小酒館聚會。老闆的兒子是吉他手,為大家演奏深歌(deepsong),一種古老的安達盧西亞吉普賽民歌,十九世紀被弗拉明科取代。在重重古塔的包圍中,他們傾聽深歌的哭泣。參加聚會的有個禿頂小個子,他就是法亞,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洛爾加一夥嚷嚷著要搞個音樂咖啡館,而法亞提議舉辦深歌藝術節。
兩年前他倆曾見過面,直到深歌之夜才成為朋友。表面上,兩個人相去甚遠。中年的法亞膽小古怪:他連刷牙都害怕;睡在儲藏室般小屋的窄床上,頭上懸著十字架;每天早上工作前他都要做彌撒。他是個工作狂,認為自己的天才是上帝的禮物。在法亞看來,深歌才是正宗的。為尋找源頭,他帶洛爾加去吉普賽人的洞穴。
1921年除夕夜,洛爾加雇來一個街頭樂隊,踮著腳尖來到法亞的窗戶下,在洛爾加的指揮下,突然演奏小夜曲。法亞笑得幾乎開不了門。深夜,法亞請小樂隊分四次演奏他們的樂曲,由他鋼琴伴奏。
他和法亞忙於籌備深歌藝術節,為尋找比賽歌手而走遍大街小巷。與此同時他開始寫作。1921年11月初,他在十天內寫了二十三首,月底前又成八首。這組詩命名為《深歌集》。
1922年6月7日,即二十四歲生日兩天后,洛爾加在格拉納達一家旅館朗誦了《深歌集》。一周后,深歌藝術節在阿拉漢伯拉宮拉開序幕,吸引了近四千穿傳統服裝的觀眾。參加比賽的歌手一一登場,響板迭起,吉他悸動,從吉普賽人中傳出陣陣哭聲,他們跟著沉吟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們把椅子頂在頭上,比賽照常進行。洛爾加對一個本地記者說:“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深歌比賽是獨一無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賽,正像太陽與陰影之於鬥牛一樣。”
1923年春,洛爾加勉強通過大學畢業考試,一周后和弟弟去馬德里。在寄宿學院,一個叫薩爾瓦多?達里(SalvadorDali)的青年畫家進入他視野。他們隨即形影不離:散步、逛博物館、泡酒吧、聽爵士樂。有一回,達里把一張二流作品賣給一對南非夫婦。興奮之餘,他們叫了兩輛計程車回學院,自己坐頭一輛,讓另一輛空車跟著。此舉被馬德里富家子弟效法,流行一時。由於野心的互相投射,以及被對方才能的強烈吸引,他們的關係很快從友誼發展成愛情。
1925年復活節假期,洛爾加應邀到達里家做客,他們住在地中海邊一個風景秀麗的小鎮裡。達里的妹妹阿娜(AnaMafia),按洛爾加的說法,是“那些美麗得讓你發瘋的姑娘之一”。他們仨沿海濱散步。達里察看光線、雲和大海,洛爾加背誦自己的新作。一天下午,他們圍坐在餐桌旁,洛爾加讀了他新寫的劇本,阿娜感動得哭了。達里的父親聲稱,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詩人。
洛爾加回到格拉納達,他近乎絕望地懷念那段美好時光。達里在巴塞隆納附近服兵役。他們書信頻繁,字裡行間情誼綿綿。洛爾加寫了首詩《薩爾瓦多?達里頌歌》,達里在信中稱他為“我們時代唯一的天才”。洛爾加深知同性戀的危險,特別是在一個天主教國度。他得學會偽裝,避免來自社會習俗的懲罰。
1927年5月,洛爾加來到巴塞隆納,參加他的新戲彩排。服兵役的達里一有空就溜回來,和他在—起。他們在街頭漫步,迷失在關於藝術、美學的熱烈討論中。達里為他的新戲做舞台設計。6月”日,達里和他 示來參加首演。演出獲得巨大成功。
西班牙文學史上,1927年無疑是重要的一年。為紀念西班牙詩人貢古拉(LuisdeGongom)逝世三百周年,洛爾加和朋友們舉辦一系列活動,馬查多、法亞、畢卡索和達里等人都熱烈回響。在馬德里,年輕人焚燒了貢古拉當年的敵人的書;由於西班牙文學院對貢古拉的冷落,他們半夜在文學院圍牆上撒尿。
高潮是在塞維亞(Seville)舉辦三天的紀念活動,洛爾加和其他幾個年輕詩人在邀請之列。他們一行六人登上火車,一路喧鬧,深夜到塞維亞。迎接他們的是退休的鬥牛士梅亞斯(1gnacioSanchezMeiias),他是個文學鑑賞的行家,幾乎能背誦貢古拉所有詩篇。他是那種極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矯健,臉上是鬥牛留下的傷疤。他把客人帶到自己在郊外的農場,給他們披上阿拉伯長袍,打開香檳酒。梅亞斯和一個吉普賽朋友唱深歌,洛爾加和朋友們朗誦詩。
三天正式的紀念活動,包括演講朗誦和本地報紙的採訪留影。此外是流水宴席,在塞維亞朋友的陪伴下,他們每天都喝到天明。貢古拉三百年祭,促成西班牙詩歌“二七一代”的誕生。塞維亞之行後,洛爾加畫了一張詩歌天體圖。據說,他把自己畫成被衛星環繞的最大行星。
從1928年春到夏初,洛爾加忙於整理他的《吉普賽謠曲集》。7月此書問世,獲意想不到的成功,人們甚至能背誦吟詠。後獲諾貝爾獎的阿列桑德雷(VicenteAleixandre)在賀信中寫道:“我相信你那純粹的無法模仿的詩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夢遊人謠》,是洛爾加的代表作之一。
1928年春,洛爾加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Aladren),是馬德里美術學校雕塑專業的學生。洛爾加帶他出入公開場合,下飯館泡酒吧,為他付賬。阿拉俊口無遮攔,把他和洛爾加的隱私泄露出去,鬧得滿城風言風語。
達里顯然聽說了傳聞,和洛爾加的關係明顯疏遠了。1928年9月初,他寫了一封七頁長的信給洛爾加,嚴厲批評他剛出版的《吉普賽謠曲集》:“你自以為某些意象挺誘人,或者覺得其中非理性的劑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比那類安分守法者的圖解式陳詞濫調強不了多少。”達里認為洛爾加應該從現實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觀點,出現在不久發表的文章《現實與超現實》中。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強調:“超現實主義是逃避的另一層意思。”
當年的夥伴伯奈爾這時和達里結成新同盟。他專程去看望達里,他們開始合作一部超現實主義電影。在達裡面前,伯奈爾大罵洛爾加。他們用一周的時間完成電影腳本初稿。他們創作的一條原則是,任何意象都不應得到理性的解釋。伯奈爾給朋友寫信說:“達里和我從來沒這么近過。”
阿拉俊原來是個雙性戀,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爾加分道揚鑣。在寂寞中,洛爾加開始尋找新朋友。他結識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osMorlaLynch)夫婦,很快成了他們家座上客。“他常來常往,留下吃午飯晚飯——或都在內——打盹,坐在鋼琴前,打開琴蓋,唱歌,合上,為我們讀詩,去了又來。”自幼寫日記的林奇寫道。
洛爾加精神瀕臨崩潰,幾乎到了自殺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變。那年年初,有人為他安排去美國和古巴做演講,這計畫到4月初終於定下來。他將和他的老師雷沃斯同行。三十一歲生日那天,他收到護照。他們乘火車到巴黎,轉道英國,再從那兒乘船去美國。“向前進!”他寫道,“我也許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為人所愛。”
1929年6月26日,風和日麗。“S?S?奧林匹克”客輪繞過曼哈頓頂端,逆流而上,穿過華爾街灰色樓群,停泊在碼頭上。洛爾加吃驚地打量著周圍的一切。他寫信告訴父母,巴黎和倫敦給人印象深刻,而紐約“一下把我打倒了”。他還寫道:“整個格拉納達,也就能塞滿這裡兩三座高樓。”抵達兩天后,他半夜來到時代廣場,為燈火輝煌的奇景而驚嘆:紐約的一切是人造的,達里的機械時代的美學成為現實。
他對美國人的總體印象是:友好開放,像孩子。“他們難以置信的幼稚,非常樂於助人。”而美國政治系統讓他失望。他告訴父母說:民主意味著“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傭”。他生宋頭一回自己縫扣子。
在雷沃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倫比亞大學註冊,並在學生宿舍住下來。他給父母的信中假裝喜歡上學,實際上他在美國幾乎一點兒英文都沒學會,除了能怪聲怪調地說“冰激凌”和“時代廣場”,再就是去飯館點火腿雞蛋。他後來告訴別人,在紐約期間他吃的幾乎全都是火腿雞蛋。他在英語課上瞎混,模仿老師的手勢和口音。他最喜歡說的英文是“我什麼都不懂”。他擔心,英文作為新的語言,會搶占自己母語的地盤。某些西班牙名流的來訪給他當家做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亞斯,那個在塞維亞認識的鬥牛士。他把梅亞斯介紹給他在紐約的聽眾。
二十年代的哈萊姆是美國黑人的巴黎。洛爾加迷上了哈萊姆與爵士樂,經常泡在那兒的爵士酒吧里。他時不時抬起頭嘟囔:“這節奏!這節奏!真棒!”他認為,爵士樂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於非洲。只有通過音樂才能真正了解黑人文化;像吉普賽人一樣,黑人用音樂舞蹈來承受苦難,“美國除黑人藝術外一無所有,只有機械化和自動化,”他說。
到美國六周后,他開始寫頭一首詩《哈萊姆之王》。他後來寫道:紐約之行“豐富並改變了詩人的作品,自從他獨自面對一個新世界”。夜深入靜,他常常漫步到布魯克林大橋上,眺望曼哈頓夜景,然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倫比亞的住所,記下自己的印象。
他跟同宿舍的美國鄰居格格不入。他告訴父母說:“這是地道的野蠻人,也許因為沒有階級的緣故。”他把自己關起來,要么寫作,要么無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拒絕訪客,也不起來接電話。
1929年10月29日是歷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紐約股市大崩盤。在此期間,洛爾加和雷沃斯一起去華爾街股票市場,目睹了那場災難。洛爾加在那兒轉悠了七個小時。事後他寫信告訴父母:“我簡直不能離開。往哪兒看去,都是男人動物般尖叫爭吵,還有女人的抽泣。一群猶太人在樓梯和角落裡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個在曼哈頓中城旅館的跳樓自殺者的屍體。他寫道:“這景象給了我美國文明的一個新版本,我發現這一切十分合乎邏輯。我不是說我喜歡它。而是我冷血看待這一切,我很高興我是目擊者。”
他對自己在紐約寫的詩充滿信心,他認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常為朋友們朗誦新作。“他的聲音高至叫喊,然後降為低語,像大海用潮汐帶走你,”一個朋友如是說。這些詩作後結集為《詩人在紐約》,直到1940年才問世。
在紐約住了九個月後,洛爾加於1930年3月7日乘船抵達哈瓦那,一群古巴作家和記者在碼頭迎接他。回到自己的母語世界,他如魚得水。在第一封家書中他描述古巴是“撫愛而流暢的,特別感官的”。和紐約相比,哈瓦那簡直是天堂。鋪鵝卵石的街頭,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讓人感到親切。他的朗誦和演講獲得成功。幾乎每夜都和朋友們一起泡酒吧、朗誦、彈鋼琴,直到天明。
三個月後洛爾加返回祖國。在格拉納達街頭,他碰見一個自大學時代就認識的牧師。牧師為他外表的變化大吃一驚,問紐約是否也改變了他的個性。“沒有,”洛爾加快活地回答,“我還是我。紐約的瀝青和石油改變不了我。”
與家人團聚,讓他真正放鬆下來。他夜裡讀書寫作,白天穿睡袍在屋裡晃蕩。他常把白髮蒼蒼的母親舉起來,“天哪,你在殺死我廠母親大聲驚呼。當母親睡午覺時,他坐在旁邊為她扇扇子,驅趕蒼蠅。
他一直在寫新劇本《觀眾》。初稿完成後不久,他回到馬德里,一家報紙的記者好奇地向他打聽。“那是個六幕劇謀殺案。”他答道。
“此戲的意圖何在?我指的不是謀殺,而是作品本身。”記者追問。
“我不知道是否真能製作。這齣戲的主角是一群馬。”
“了不起,費特列戈。”記者喃喃說。
1930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動盪。雷沃斯和他的同志們一度入獄,他們在獄中發表宣言,呼籲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國王宣布舉行全國選舉。一天夜裡,在去咖啡館的半路,洛爾加被卷進支持共和的遊行隊伍中。憲警突然出現並開槍,示威者逃散,洛爾加摔倒在地。當出現在咖啡館朋友們面前時,他上氣不接下氣,滿臉大汗,渾身是土,嘬著受傷的手指,聲音顫抖地講述他的遭遇。
1931年4月14日,國王最終離開西班牙,共和運動領導人包括雷沃斯被釋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新時期開始了。雷沃斯被任命為法務部長。新政府立即將政教分離,實行一系列社會政治改革。
在新政的影響下,牛郎噴泉鎮政府決定,以他們最值得驕傲的兒子的名字,取代原來的教堂街。1931年9月初,洛爾加在為他舉行的命名儀式上演講。他強調說,沒有書籍與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頭,我不會要一整塊麵包,我要的是半塊麵包和一本書。”他注視著灑滿陽光的廣場和鄉親們熟悉的面孔,後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
洛爾加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裡,他衝進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緒激動。他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劇團,叫“巴拉卡”(1dBarraca),指的是那種鄉村集市演木偶戲之類的臨時木棚。新政府重新調整後,雷沃斯成為教育部長,促進了“巴拉卡”計畫的實現,特別是財政上的支持。洛爾加談到“巴拉卡”總體規劃時說:“我們要把戲劇搬出圖書館,離開那些學者,讓它們在鄉村廣場的陽光和新鮮空氣中復活。”
作為劇團的藝術總監,洛爾加招兵買馬,親自負責選目排演。他和演員們一起身穿藍色工作服,唱著歌穿過大街小巷。在兩年多的時間,“巴拉卡”幾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無數的平民百姓。他說:“對我來說,‘巴爾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學作品更讓我激動。”在“巴爾卡”活躍的那幾年,他很少寫詩。這似乎並不重要,戲劇在某種程度上比詩歌更讓他滿足。“巴爾卡”無疑振興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戲劇舞台,實現了他畢生的夢想。
1933年初,劇團來了個名叫拉潘(RafaelRodriguez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壯,具有一種古典的美。這個馬德里大學學工程的學生,轉而熱愛文學,偶爾也寫寫詩。他成了洛爾加的男朋友兼私人秘書。四年後,在洛爾加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為保衛共和國戰死在沙場。
那年夏天,遠在六千英里之外,一個阿根廷女演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演洛爾加的戲《血腥婚禮》,她和她丈夫邀請洛爾加到阿根廷訪問。9月28日,洛爾加從馬德里出發到巴塞隆納乘船,兩周后抵達阿根廷。他為重返美洲而激動。與上次不同,他寫信對父母說,他來到的是“我們的美洲,西班牙語的美洲”。
阿根廷之行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戲不斷加演,好評如潮。他告訴父母:“我在這個巨大的城市像鬥牛士一樣出名。”他被記者包圍被觀眾簇擁,常在大街上被認出來。
洛爾迦和博爾赫斯只見了一面。見面時,他明顯感到博爾赫斯不喜歡他,於是故意模仿博爾赫斯,莊重地談到美國的“悲劇”體現在一個人物身上。“是誰?”博爾赫斯問。“米老鼠。”他回答。博爾赫斯憤然離去。以後他一直認為洛爾加是個“次要詩人”,一個“對熱情無能”的作家。
而他和聶魯達則一見如故。聶魯達當時是智利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領事。聶魯達喜歡洛爾加的豐富以及他對生活的健壯胃口。他們倆背景相似——都來自鄉下,對勞動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對聶魯達的詩歌十分敬重,常打聽他最近在寫什麼。當聶魯達開始朗誦時,洛爾加會堵住耳朵,搖頭叫喊:“停!停下來!夠了,別再多念了——你會影響我!”
除演講費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斷。洛爾加一生中第一次有錢,他開始寄錢回家,給母親買狐狸皮大衣。母親來信說:“沒有別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樣驕傲和滿足,這是你用勞動成果買來的紀念品。”
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聶魯達。他對在場的朋友說:“我在喧囂的紐約待了幾個月後,離開時我似乎挺高興……現在雖說我急於見到親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這奇異的城市。”他哭了起來。聶魯達打破沉默,轉移話題。第二天,他登上開往西班牙的越洋輪船。一周前,他對記者說:“對我自己來說,我仍覺得像個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隨著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三周年。新的聯合政府廢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復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開始擔心,這兒的天主教會會扮演希特勒興起中的角色。
那年夏天,聶魯達作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隆納,又搬到馬德里。他家幾乎夜夜笙歌,客人們橫七豎八地過夜。洛爾加和聶魯達常在一起朗誦演講。他倆互相讚美,不吝辭句;尤其是洛爾加,有時簡直是揮霍。這似乎是一個天才的特權——對他人才華無節制的激賞。在一次正式場合,他介紹說,聶魯達是當今最偉大的拉丁美洲詩人之一,是“離死亡比哲學近,離痛苦比智力近,離鮮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聶魯達“缺少兩樣眾多偽詩人賴以為生的因素:恨與嘲諷。”聶魯達認為洛爾加是“我們語言此刻的引導性精神”。
洛爾加打算8月11日和劇團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鎮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當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亞斯在鬥牛場上受重傷,先進本地醫院,再轉到馬德里搶救。得知梅亞斯受傷的訊息,洛爾加立即取消原計畫,留在馬德里。由於傷勢嚴重,醫院不許任何外人看望,洛爾加用電話把病情及時告訴朋友們。8月13日上午,梅亞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後,獨自關上門哀悼梅亞斯。自從在塞維亞相識,他們成為好朋友。梅亞斯老了,發福了,但他寧願死在鬥牛場,也不願意死在自己床上。聽說梅亞斯重返鬥牛場,洛爾加對朋友說:“他對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個法國作家散步時說:“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學徒。我為我安寧驚奇,也許是因為憑直覺我預感到這一切發生?”
1934年10月底,洛爾加開始寫他一生最長的一首詩《伊涅修?桑切斯?梅亞斯的輓歌》。他起稿于格拉納達和馬德里兩地之間,最後在聶魯達的公寓完成。這首長詩是洛爾加的巔峰之作。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礦工起義,隨後遭到佛朗哥將軍的殘酷鎮壓。1935年5月初,內閣改組,包括五個極右組織的成員,並將在摩洛哥任職的佛朗哥調回,正式任命為總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斷了財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機。
洛爾加在朗誦排戲的同時,捲入各種政治活動。他譴責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暴政,聲援兩國作家和藝術家,並在反對衣索比亞戰爭的公開信上籤名,為人獄的年輕詩人赫爾南德茲呼籲。
在巴塞隆納上演新戲期間,達里的妹妹阿娜到劇院來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們去咖啡館小坐,一直在談達里。洛爾加終於和達里見面,這是七年來第一次。那年秋天他倆常來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機會證明他對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隆納書店朗誦,他專門念了那首《薩爾瓦多?達里頌歌》。他們計畫一起合作寫書配畫,但並未實現。幾個月後,兩人友誼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爾加收到從牛郎噴泉寄來的有鎮長和近五十名村民簽名的賀年卡,上面寫道:“作為真正的人民詩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樣把所有痛苦,把人們承受的巨大悲劇及生活中的不義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戲劇中。”
6月5日,洛爾加過三十八歲生日。他從來不想長大,時不時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對記者說:“還是我昨天同樣的笑,我童年的笑,鄉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遠,永遠保衛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還開玩笑說,他怕出版紐約的詩集,那樣會讓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進一步惡化,瀕臨內戰邊緣。在馬德里,左右派之間互相暗殺綁架,血染街頭。除了1919年格拉納達的衝突,洛爾加從未經歷過像馬德里7月初那樣血腥的暴力。他變得越來越神經脆弱。他總是讓出租司機減速,叫喊道:“我們要出事了!”過馬路他要架著朋友的胳膊,隨時準備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個右翼領袖被暗殺的訊息,洛爾加決定馬上離開馬德里。他和一個朋友幾乎整天都在喝白蘭地。他激動地吐著香菸說:“這裡將屍橫遍野。”停頓了一下,“不管怎樣,我要回格拉納達。”晚九點,他按響他的國小老師家的門鈴。在老師的詢問下,他回答道:“只是來借兩百比索。我要乘十點半的火車回格拉納達。一場雷雨就要來了,我要回家。我會在那兒躲過閃電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報紙就刊登了他的訊息。西班牙內戰開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納達要塞的軍人起義,占領了機場和市政廳,逮捕了省長和新選的市長,那是洛爾加的妹夫。三天后,他們完全控制了局勢。到處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處決。
長槍黨分隊接連不斷到洛爾加家搜查,第三次他們把洛爾加推下樓梯,又打又罵。他們離去後,洛爾加給一個寫詩的年輕朋友若薩勒斯(LuisRosMes)打電話,他三個兄弟都是長槍黨鐵桿。若薩勒斯馬上趕來。他提出三個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區;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亞家避風;其三,搬到他們家小住,待局勢穩定下來再說。第三個方案似乎最安全。當天夜裡,父親吩咐他的司機把洛爾加送到位於格拉納達市中心的若薩勒斯家。
8月15日,長槍黨再次衝進洛爾加家,威脅說若不說出去處,就要帶走洛爾加的父親。走投無路,他妹妹說出實情。
次日晨傳來洛爾加妹夫被處決的訊息。下午一點,一輛汽車停在若薩勒斯家門口,下來三個軍官,領頭的是原右翼組織的國會議員阿龍索(Ruiz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爾加。若薩勒斯的母親邊阻攔邊打電話,終於找到一個兒子。那兒子趕來,問洛爾加犯了什麼罪。“他用筆比那些用手槍的人帶來的危害還大。”阿龍索答道。洛爾加被帶走,先關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樓,18日凌晨被轉到西北方山腳下的小村莊,和一個中學老師及兩個鬥牛士一起關在舊宮殿里。看守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告訴他們要被處決,讓他們做臨終禱告。“我什麼也沒幹!”洛爾加哭了,他試著禱告。“我媽媽全都教過我,你知道,現在我忘光了。”
四個犯人被押上卡車,來到山腳下的一塊空地上,周圍是橄欖樹林。在破曉以前,一陣槍聲,洛爾加和三個同伴倒在橄欖樹林邊。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