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有關古波斯“不淨人”的記載，主要見於《魏書》、《周書》及《北史》。[①]《魏書》卷120《西域傳》波斯國條下載道：“死者多棄屍于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1]（p.2272）三書所記基本相同，其原因前賢自有論述。[2]（p.67）三史修於北齊至唐初，時間較為接近，相當于波斯薩珊王朝（Sasanian,A.D.224-651）後期。由於習俗的產生與發展有其歷史延續性，因此我們只能說，上引史料反映的葬俗不會晚於薩珊朝後期。
日本學者在復原這段史料時，並沒有對“不淨人”作出具體考證，[3]（p.100）倒是國內專治唐代文化史、外來宗教史、古代伊朗史等領域的學者有所涉及。如，蔡鴻生先生在論述唐代九姓胡的葬俗時指出，其負責棄屍飼狗、收骨埋殯的喪事專業戶，即漢籍所載的波斯“不淨人”；[4]（pp.25-26）並在討論新舊《唐書》所記太原“黃坑”的宗教屬性時，亦重申康國別院的喪事專業戶，相當于波斯“不淨人”。[5]（p.246）林悟殊先生在論述瑣羅亞斯德教最高級別的淨禮巴勒什奴（barešnum）時指出，該淨禮主要用於那些接觸死屍、處理遺體的教徒，尤其是專業人士，並引證《魏書·西域傳》及《北史·西域傳》所記的波斯“不淨人”，稱此專職處理死屍者正是巴勒什奴淨禮的對象。[6]（p.64）龔方震、晏可佳兩位先生合著的《祆教史》在介紹瑣羅亞斯德教經典《辟邪經》（Vendidad）時指出，“常人不能接觸屍體，屍體只能由專司其職的搬運人來運送，此專職者就稱為‘不淨人’”，並引證上述《魏書》的記載，更加明確地指出“不淨人”是專職搬運屍體者，其在書後附錄二“祆教英漢對照專門索引”中，把抬屍者（nasā-sālār）釋義為“不淨人”。[7]（p.8，p.367）李鐵匠先生在考證古代伊朗的種姓制度時，則通過與古代印度的旃陀羅比較，除指出《魏書》所載的“不淨人”是瑣羅亞斯德教的專事喪葬者外，更認為不淨人是伊朗四大種姓之外，人數較少，社會地位極其低下，生活極其悲慘的等級。[8]（pp.60-61）
以上諸學者對“不淨人”的定性，多是在論述其它問題時，捎帶提及，限於文章的主題和篇幅，並沒有展開論述；同時由於文獻記錄簡略，其間仍然不乏模糊之處。例如，不淨人究竟是概指瑣羅亞斯德教中的從事喪葬者，還是單指專司搬運屍體者，如何界定“不淨人”的社會地位等。本文試圖就這些模糊點，提出自己的管見，以就教方家。
二、“棄屍于山”與波斯瑣羅亞斯德教
雖然學者們把“不淨人”與古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相聯，但並沒有專門論證，我們有必要首先對有關史事加以辨析。據研究，中國史籍所見的“波斯”有西域波斯和南海波斯之別，即便是西域波斯，隨著時間推移，所指的範圍版圖也有不同。但本文探討的“不淨人”所在之波斯乃以伊朗高原為核心的古伊朗，這是毫無疑問的。[9]（p,89）其所處的時間正如上文所述，不晚於薩珊王朝後期。
證明“不淨人”具有瑣羅亞斯德教屬性的唯一根據是：“棄屍于山”的葬俗。據考古發現，伊朗人在青銅器時代後期已實行埋葬，直到他們遷徙之後，此葬俗還普遍流行，其時間大致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10]（p.113）後來，他們逐漸曝露屍體，但具體時間尚無法確定。根據研究，中亞和東伊朗的居民首先接受了“棄屍于山”的葬俗，[10]（p.113）居於西伊朗的波斯人接受此葬俗的時間則要晚於他們。有關波斯瑣羅亞斯德教葬俗的文獻記載，最早似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其時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記錄道：“據說波斯人的屍體是只有在被狗或是禽撕裂之後才埋葬的。瑪哥斯僧（又譯麻葛僧等）有這種風俗那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們是公然實行這種風俗的。”[11]（p.22）林悟殊先生在分析這段史料時，明確指出“儘管我們已確知波斯在阿契美尼時期，便已廣泛地流行瑣羅亞斯德教，然而根據上引希羅多德的敘述，麻葛僧侶的屍葬方式，並未被波斯人所廣為接受。國王們雖然大力推行瑣羅亞斯德教，但他們死後的遺體並不遵照該教的習慣，讓鳥啄狗噬。”[6]（p.87）隨著亞歷山大東征，在希臘化浪潮的衝擊下，麻葛人的葬俗就更不易在波斯各地傳開。到薩珊波斯時期，統治者通過行政力量推行該教，“即使原來沒有天葬習慣的波斯人，在這種嚴刑重罰下，也都得一遵教法，改用天葬，並且逐步習以為常了。”[6]（p.88）公元1世紀希臘作家斯特拉波（Strabo）指出，王族也實行曝屍：“他們不但承認古波斯的神祈，建築神壇，並且嚴格遵從瑣羅亞斯德教教律，暴棄王族屍體，以供禿鷲和犬，這是先前阿契美尼朝都未能實行的。”[12]（p.84）然而，就考古資料顯示，波斯帝國的君主雖然大都篤信瑣羅亞斯德教，但他們並非全部實行天葬，即使在該教普遍流行的薩珊時期，情況也不見改變。阿契美尼朝的君主們遵循古伊朗王族和貴族的傳統，把屍體塗香防腐，安放在巨型墳墓里，表現了其“渴望升入天堂，來日再生的願望，這是貴族等級特有的權利。”[10]（p..325）如開國君主居魯士一世（CyrusI,B.C.640-600）沒有按正統儀式曝屍，然而其陵墓經過仔細營造，使薰香的屍體與活的生物無法接觸，從而遵守瑣羅亞斯德教教義。[13]（p.52）繼起的帕提亞人（Parthians）和薩珊人（Sasanians）也堅持固有傳統，他們把國王的屍體塗香，放在石制墳墓里。[13]（p.121）由此看來，在瑣羅亞斯德教流行的時代，王族在不違背教義的前提下，為維持其尊貴地位，可以不用曝棄屍體。
正如上文所述，到薩珊波斯時期，統治者通過行政力量推行該教，沙卜爾二世（ShapurIIA.D.309-380）統治時，編定了該教經典《阿維斯陀經》，其中《辟邪經》第三章第三五—三九節從法律上規定了執行天葬。[14]（pp.31-32）據現有材料，無法確定《辟邪經》的編纂日期，但經文表明其“於帕提亞時期編纂，部分內容甚至更加古老。”[15]（p.1159）由此可以斷定，這種葬俗至少在帕提亞王朝晚期瑣羅亞斯德教復興時已經存在，在薩珊時期頗為流行。
波斯境內固然獨尊瑣羅亞斯德教，但猶太教、基督教、佛教和摩尼教亦曾不同程度地流行。[15]（pp.819-1024）然而“棄屍于山”為瑣羅亞斯德教的獨特葬俗，其貌似野蠻，不為他教所容。以基督教為例，雖然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把屍體曝給狗和鳥”，但改信基督教的波斯人卻把屍體埋在地下，漠視禁止埋葬的嚴酷法律。公元399年開始執政的伊嗣俟一世（YazdegirdI）以對待基督教徒寬容而聞名，他容忍基督教徒埋葬死者，受到他們的尊敬；但是據瑣羅亞斯德教教義，埋葬污染了善的大地，因此伊嗣俟一世成為瑣羅亞斯德教的罪人。[13]（pp.120-21）到了伊嗣俟統治的後期，他轉而對基督教徒採取嚴厲措施。伊嗣俟之子瓦赫蘭五世（VahramV,421-39年）繼承其父的宗教熱情，“聽從祭司長，即受詛咒的密赫爾·沙普爾（Mihr-Shabuhr）的要求，拖出在他父親時代埋葬的死屍，放到太陽下曝曬；這種行為持續了五年。”[13]（p.121）
雖然波斯境內多教並存，然而薩珊王朝的確從法律上規定實行天葬，當然對異教徒未必強求一致，異教徒也未必遵守。是以中國史書記載其“死者多棄屍于山”，乃有本而發，說明並非全體民眾都實行天葬。事實上，即使同為瑣羅亞斯德教徒，王族和祭司、普通教徒的葬俗在具體做法上也並非完全一致。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肯定“棄屍于山”是瑣羅亞斯德教的獨特葬俗，而且主要為祭司和下層百姓所遵循。因此，專門操辦這種葬俗的“不淨人”，其具有瑣羅亞斯德教的屬性，應是無庸置疑的。
三、“不淨人”的職業性質
瑣羅亞斯德教關於喪葬的規定與實踐，突出體現了該教善惡鬥爭的教義。該教稱，死亡為惡神阿里曼所創，萬物死亡後都是不淨的；其中生前正直的人，其屍體最為骯髒，因為正直的人集中了奧爾馬茲達創造的諸多善端，惡魔們為了用死亡戰勝他，必須全力以赴。而且，即便在靈魂離體後，邪惡還要在屍體周圍停留一段時間，使污染不斷擴散。[16]（p.110）“瑣羅亞斯德教主張善惡報應，在理論和邏輯上必然要承認靈魂轉世和末日審判。他們相信一個人死後，其靈魂在三天內還停留在死者身上（在頭部附近），回憶和檢查畢生的思想和行為……送葬者在死後第四天黎明之前進行祈禱時，靈魂才開始升入天堂。”[10]（p.121，p.328）如是，處理死屍是一種較為複雜而又富有宗教意義的行為，非由專職人員負責不可。
一般認為，瑣羅亞斯德教徒死後，其“去除屍肉”的儀式分三段時間進行。第一段時間內，如果天氣惡劣或時辰過晚，就不要立即將屍體運往處理場，而是放在屋內的坑穴中或者專門設定的屋舍內。第二階段時間內，把屍體運到專門的地點曝露，讓鳥獸啄食。此為伊斯蘭化前的古伊朗葬俗。屍斂的最後階段為處理骨骸。[17]（pp.143-44）《辟邪經》第六章第四十四節，以先知瑣羅亞斯德與最高善神阿胡拉·馬茲達互相問答的方式規定了處理死屍的地點：
（問）：我們應該把屍體放到哪裡？
（答）：放在高高的地方，這樣食屍的鳥獸會很容易發現他們。[14]（pp.72-73）
此段記載雖然文意模糊，卻暗示了曝屍場所並非人造，揭示了中國史籍特書“棄屍于山”的原因。那么，究竟由何人來負責抬放屍體呢，由於文獻缺略，考證不易，我們根據學者們對現代瑣羅亞斯德教村落進行的實地考察，或可解決這一難題。
1963-4年，英國伊朗學權威瑪麗·博伊斯（MaryBoyce）教授，對現存伊朗的瑣羅亞斯德教村落沙里發巴特（Sharifabad）進行了詳細調查，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記錄。根據她的記錄，教徒剛剛死去時，要有專人負責清洗屍體，該專人被稱為paksǔ，意為“洗屍者”，他們通常是一名男子和一名老婦，主要負責用帕傑烏（pajow，即牛尿）清洗屍體，然後為死者全身穿上白色棉衣，把屍體擺放好。按照瑣羅亞斯德教教義，在洗屍過程中，屍體是乾淨的，所以“洗屍者”沒有受到污染；同時，他們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必須保持潔淨。洗屍後，屍魔（drōj-nesā）才帶著污染附身，這時，只有受命專司其職的人才能觸摸屍體。[16]（p.23，p.149）當屍體清洗完畢並擺放好後，就由祭司主持儀式，念誦禱文《阿胡那瓦特》（AhunavadGah）等，並在《雅斯那》第三十一章第四節停頓。停頓之後，由專職的抬屍者（salars）把屍體抬到鐵棺上，並給他繫上聖帶（kosti）。最後，舉行送葬儀式。[10]（p.329）
送葬時，抬棺者也與屍體發生聯繫。他們主要從死者的親友中選出，負責把屍體抬到達克瑪，其工作在宗教意義上是大功德。他們同抬屍者一樣，全身穿著白色衣服，手上包著白布；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直接接觸屍體，受到的污染比較小，在葬禮之後舉行簡單的淨禮就會幫助他們恢復潔淨。[16]（p.150）
以上所述是現代伊朗瑣羅亞斯德教徒的葬俗，這種以後證前的論證當然缺乏共時性的說服力。但是此一風俗在現代印度的帕爾西人中亦存在流行，兩社區的葬俗除個別差異外，幾乎完全一樣。[18]（pp.49-82）其原因自不難理解，公元7到9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並統治波斯，迫使異教徒改宗伊斯蘭教，[19]（p.57）波斯本土的瑣羅亞斯德教徒越來越少，變成少數民族。[20]（p.243）但也有部分虔誠的教徒逃亡到印度西部海岸，發展成為現代的帕爾西民族。[6]（pp.11-22）帕爾西民族由於受伊斯蘭化影響較小，比較真實地保留了古老的正統；而沙里發巴特村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對傳統的堅持也根深蒂固。兩地葬俗的一致性至少說明，上述內容在阿拉伯征服即7世紀中葉以前就已存在。其實，在瑪麗·博伊斯教授的觀念中，“宗教信仰體現在儀式中，通過儀式才能為人所知，並由於儀式的代代相傳而保持傳統不輟。”基於這種觀念，她主張“用沙里發巴特古老的正統，連同其它教內外文獻去重建古老的信仰與儀式。”[21]（p.xvii）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參與喪葬儀式的人員包括祭司、抬棺者、洗屍者和抬屍者。祭司地位尊貴，洗屍者在屍魔附身前已完成工作，抬棺者不與屍體直接接觸；他們都沒有受到死屍所帶的嚴重污染。只有抬屍者才從事宗教意義上極度危險的職業，如果要冠以“不淨人”的稱呼，當非他們莫屬。抬屍者在《辟邪經》里稱為nasu-kaša，後來發展為nasā-sālār，意為“負責屍體者”。[10](p.304)有學者指出“‘不淨人’就是專知喪葬者的音譯”[8](p.61)，由於資料有限，我們不敢妄加猜測。漢文佛教術語中有“淨人”一詞，專指“未出家而在寺院中侍奉僧侶的俗人”；[22](p.16)但名專知喪葬者為不淨人，顯為中國世俗觀點，並非受佛教影響。
從教義來看，“不淨人”的工作是戰勝惡魔的正義之舉，在瑣羅亞斯德教為主流宗教的波斯國里，如果竟被劃成“賤民”，就令人不可理解了。
四、“不淨人”非“賤民”辨
按規定，抬屍者安放完屍體後，要念誦禱文，安慰靈魂：“莫急莫怕，就是這裡。多年來，這就是你的祖父輩歸宿之地，它潔淨而美好。”“喔，密赫爾神（MihrIzed），斯羅什神（SrošIzed），拉什神（RašnIzed），純潔而正直！我們已完成工作，現把它交付給你們……”[16]（pp.151-52）按瑣羅亞斯德教的說法，人死後，靈魂須經過“裁判之橋”，由專神檢視其一生的善惡功過，如果行善多於行惡，靈魂則被判進入天堂，反之則墮入地獄。司其職者即密赫爾、斯羅什、拉什，密赫爾居中。[23]（pp.164-183）抬屍者負責把靈魂轉交給諸神，待三日後其將要飛升時，接受審判；以後，還要於規定之日進入達克瑪，把日曬後的乾骨收起，投入中央井（srāda）。前蘇聯學者在描述達克瑪時提到此井：（達克瑪）頂層呈凹狀，四周有台階，中央為井穴；塔頂分三層以放置屍體（外層置男屍，中層置女屍，內層置童屍）。有專營此事者，將屍體移於其上，均赤身露體，任鷹隼啄盡屍肉，骨殖則投入井穴。[24]（p.378）此為達克瑪制度化後的情況，《辟邪經》第六章則規定了伊斯蘭化之前如何處置遺骸：
（問）：我們把死者的遺骸放在什麼地方？
（答）：放到狗、狐狸和狼夠不到的骨瓮（uzdāna-）里，不要讓雨水淋到。如果有條件，這些崇拜馬茲達者就把它放在岩石或泥土上；如果沒有條件，就讓骨架呆在原地，或曝露在陽光下，接受光照。[25]（pp.72-73）
Uzdāna在帕拉維語中隨口讀作uzdahist，意為astōdān（盛骨瓮），不同時期的盛骨瓮風格不同。然而，據《辟邪經》規定，窮人只是把乾燥的遺骸放在地上，帕提亞時代和薩珊時期的外國旅行家曾經目睹。這種風俗與瑣羅亞斯德教教義並不相悖，因為骨骸經過曝曬，已變乾淨，不會污染善良的大地。[10]（p.327）這也可能是中國史籍記載波斯葬俗“棄屍于山”，而沒有記載如何處置遺骸的一個原因；普通百姓棄屍之後，任由屍骨腐化，並不違背教義。按瑣羅亞斯德教規定，造物主創造了人，在末日（Frašegird）時收集殘骸，是造物主的授意。[26]（p.317）使用盛骨瓮保存遺骸，雖屬遵循教義的一種表現，卻不是非執行不可的義務，現有的資料無法證明其具有普遍性。處理屍骨的方法和地點會隨著具體條件的改變而變化，這毫不奇怪，關鍵是必須嚴格遵守瑣羅亞斯德教的淨規，即保證屍骨不會對善的造物造成污染、傷害。負責抬屍收骨的“不淨人”，乃擔負著宗教賦予的神聖使命。
正如上文所述，在確認屍魔附身之後，抬屍者是唯一可以用手觸摸屍體的人，所以他們被認為受到了嚴重污染，是不乾淨的。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的確被區別對待。例如，舉行公眾儀式時，他們往往不在被邀請之列；教徒收割莊稼時，也不會請他們幫忙，以防作物枯萎。[16]（p.114，p.46）但必須明確，這種不淨只是宗教意義上的；即便從宗教意義來考察，其工作也具有兩面性，他們的工作同時又被認為是高度的榮譽（bāarj）。在處理屍體的過程中，抬屍者的確認為其工作是完成善神奧爾馬茲達的任務，瑣羅亞斯德教的《宗教判決書》（Dâdistān-iDînîk）中有詳細介紹。[27]（p.34，p.44）出殯前，他們莊嚴宣布：“我們執行這些任務，得到奧爾馬茲達授權，得到仁慈的不朽者授權，得到正直的斯勞莎（Sraoša，即斯羅什）授權，得到先知瑣羅亞斯德（ZarathushtratheSpitamid）授權，得到馬拉斯潘德（Māraspand）之子阿杜爾巴特（Ādurbād）授權，得到高級祭司授權……”[28]（p.139）然後，他們才開始舉行儀式。
按照瑣羅亞斯德教的規定，抬屍者為嚴重受污染者（rīmanī），應該經常舉行最高級別的淨禮“九夜之淨”（barašnom-eno-šwa），至少每隔一年一次。[16]（p.112）此外，為了消減死屍帶來的污染，還要舉行“犬視”（sagdīd），即為了驅趕纏住死人身體的惡魔“納什”，而以犬來視看屍體。《辟邪經》第八章第十六——十九節中規定，選擇生有四隻眼睛的黃狗或者長有白耳朵的白狗，把其帶到死者旁邊，就可以使屍毒飛離死屍。[13]（pp.97-98）從剛剛死去到把屍體正式抬到達克瑪之前，通常要舉行三次“犬視”。在第一次“犬視”時，為增加反抗惡魔的力量，還要燃火。[16]（p.149）此類儀式均使抬屍者受到宗教儀式的保護。
然而，人們常常忽視“不淨人”所從事職業的雙重性。李鐵匠先生把“不淨人”與古代印度的賤民階層旃陀羅比較，認為兩者具有如下共同點：一名稱都帶有強烈的歧視性。二居住地區有嚴格規定，只能住在城外、村外，和其它居民住於互相隔離狀態。三在宗教上都屬於不淨者，在進入城市時，必須以明確的方式來表明自己低下的身份。四職業都很低下，被認為是不淨的、有污染性的。[8]（p.61）據《摩奴法典》可知，旃陀羅確於城外別居：
旃陀羅……的住所應該在村外……任何一個忠於義務的人也不要和他們交往……夜間不準他們在城、鄉中往來。他們有事時可在白天到那些地方去，以國王所規定的標誌使人辨別出來。他們要搬運死後未有親族的人的屍體，這是規定。他們要奉國王命令執行依法處死的罪犯的死刑……[29]（p.252）
可是，從上文分析可知，“不淨人”是因為專知喪葬而被視為“不淨”的，而旃陀羅所從事的職業主要是“屠者”。公元5世紀前後，東晉高僧法顯去天竺求法，行經中天竺時目睹了這種“屠者”的生活狀況：“旃荼羅（即旃陀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唐突。……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22]（p.54）與瑣羅亞斯德教專知喪葬的“不淨人”相比，其內涵是大異其趣的。從旃陀羅從事的職業中，我們很難看出其有什麼特別的宗教含義，而負責棄屍的“不淨人”是瑣羅亞斯德教獨特葬俗的執行者，與之明顯不同。而且，旃陀羅即使從事喪葬，也不過是“搬運死後未有親族的人的屍體”，即無主之屍。“搖鈴自別”與“擊木為異”，反映的只是表面現象，並不能揭示兩者所從事職業的實質。可能正是由於已經了解到旃陀羅“擊木為異”的低賤身份，古人才會稱呼波斯“搖鈴自別”的喪事專業戶是“不淨人”。其實，根據《摩奴法典》的記載，和旃陀羅處境相同的還有斯婆跋迦：
旃陀羅和斯婆跋迦的住所應該在村外，他們不能有完整的器皿，他們的全部財富只應該是犬和驢；他們要穿死者的衣服；以破盌為盤；以鐵為裝飾品，常游去無定處。任何一個忠於義務的人也不要和他們交往；他們只應該在他們之間互通有無，通婚姻。別人給他們的食物要盛以破盌片，並由僕人從中居間，夜間不準他們在城、鄉中往來。他們有事時可在白天到那些地方去，以國王所規定的標誌使人辨別出來，他們要搬運死後未遺有親族的人的屍體：這是規定。他們要奉國王命令執行依法處死的罪犯的死刑，並取得其刑殺者的衣服、床榻和裝飾品。[29]（p.252）
古代印度的種姓制度遠非本文所能論述，但可以肯定，“不淨人”與旃陀羅不能簡單等同。
從事喪葬的“不淨人”在宗教上的身份具有矛盾的雙重性，既因為職業關係受到嚴重污染，又因為與惡魔作戰而享有崇高榮譽。他們在世俗中被認為不乾淨當然是可能的，從事斂屍在外人眼中未必高貴；出於各自立場，教外人和教內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對之不了解的外族人眼中。中國人的記載，自是反映了漢族的價值取向。漢代的《釋名》卷八《釋喪制》集中記載了中國人的喪葬觀念，唐玄宗朝官修的類書《初學記》加以引用，反映了這種觀念的持久性：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釋名曰:藏不如禮曰埋,埋痗(趨使腐朽而已)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屍曰捐(捐於他境)。[30]（p.359）
由此可見，“棄屍”是不得埋屍的野葬，在中國人眼中是野蠻的陋俗。這種認識隔閡的情況並不少見，例如血緣群婚在瑣羅亞斯德教中是功德和虔誠的善行，而《魏書》卻載其為“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由此，從事“棄屍”于山的專知喪葬者被稱為“不淨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魏書》記波斯傳最詳，波斯與中國通使也由來已久，但是時人對波斯的了解還是很模糊的。《丹伽而特》和《薩珊法典》都記錄了由於犯罪而被驅逐社區的人員，他們不得不於城外別居，並要從事許多低賤的職業。[8]（p.61）外人不管親歷其境抑或輾轉傳聞，都很難對其達到全面而準確的認識，這可能是《魏書》對之如是記載的原因所在。通過對瑣羅亞斯德教教義及葬俗的考察，我們認為“不淨人”是該教的專職抬屍者，其被稱為“不淨人”只是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種觀念，而我們在辨別其社會屬性時，必須考慮其獨特的宗教內涵。同時，在辨別史籍的記載時，也要充分考慮教外人與教中人，族外人與族內人由於不同文化背景而可能產生的誤解。
Onthestatusof‘theuncleanmen’inancientPersia
ZHANGXiao-gui
Abstract:WeiShu,ZhouShuandBeiShirecordthat‘theuncleanmen’(bujinren)ofancientPersiaspeciallytakechargeof‘castingawaythecorpsestohills’.ThisarticlelooksintohistoryofZoroastrianfuneralinancientPersia,andholdsthat‘castingawaythecorpsestohills’reflectsZoroastrianfuneralritesinancientPersiaanditisobservedbypriestsandcommonpeople.InZoroastrianism,priests,bier-bearers,corpse-cleanersandcorpse-bearersallparticipateinthefuneralrites.Alloftheabovepeoplearenotpollutedinareligioussensebythecorpses.Corpse-bearersaretheonlypeopleappointedtotouchthecorpseandcanbecalled‘theuncleanmen’.Sothepaperarguesthat‘theuncleanmen’aretheprofessionalcorpse-bearersofZoroastrianism,namelynasā-sālār.Moreover,‘theuncleanmen’areinactualityengagedincombatingtheevilforces,andhencetoberespected.Theterm‘theuncleanmen’issimplyamisunderstandingonthepartofnon-Zoroastrianists.
Keywords:theuncleanman(bujinren);Persia;Zoroastrianism;Sasa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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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小貴（1978-），男，山東威海人，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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