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井荃廬

據葉為銘、秦康祥所編之《西泠印社志稿》:“河井仙郎,字荃廬,日本西京人。 河井仙郎此印未紀年,以余研究,大約作於1906年,即初次來杭之時。 河井仙郎所撰文,為《西泠印社記》之第一篇。

西泠印社的名譽社員

河井荃廬(1871-1945)
壬申初冬,余甲子壽。偶游冷攤,重價贖得兩煨石,均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後人之物也。印迷得以自賀其壽,不啻如膺九錫。激奮半宵,摩挲於手不忍釋。
一印為葉銘為丁竹孫所刊,此印則日本印人河井仙郎之妙刻。印主人丁仁友,為西泠印社創辦人丁仁之原名。印文三字:“丁”字朱文,“仁友”白文。朱白兼文,漢印中有此例。此印之分朱布白,極為醒目,頗饒趣味。邊款十二字:“輔之先生屬作,日本河井仙郎”。其“仙郎”兩字極為密邇,使人觀之極易誤為“館”字,真巧矣哉。
19世紀20年代河井荃廬(右)在上海與吳昌碩(中)及其次子藏龕(左)合影
葉為銘、秦康祥所編之《西泠印社志稿》:“河井仙郎,字荃廬,日本西京人。精倉史之學,工篆隸,善鑑別金石碑版。數游中國江浙間。曾入本社,受知於吳俊卿。刻印專宗秦漢,渾厚高古,金石家皆樂與締交焉”。河井仙郎未來中國以前,即與吳有書信往來,“以請青誨”。來中國後,更執弟子禮甚恭。其弟子小林斗庵在西泠印社印周年時所撰文,有“我本人作為吳昌碩的孫弟子,被推薦為西泠印社的名譽社員,可以說是河井先生為我結下的翰墨之緣”。
河井仙郎此印未紀年,以余研究,大約作於1906年,即初次來杭之時。據所撰《西泠印社記》:“今、年春,薄游吳下,道出武林,乃得與葉、丁、吳、王諸君把晤於印社,以抒積愫。評論印學,迨無虛日……丙年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記於西泠印社。”丙午,即清朝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亦即西泠印社創立後兩年。河井仙郎所撰文,為《西泠印社記》之第一篇。
印社前輩葉潞淵,以沙孟海書學院成立慶典來鄞,與余同居一樓,得時往請益。關於丁仁友改名丁仁事,據彼告知當在印社成立之初。葉公返滬後,寄下《石廬集印》兩片,印面為“丁仁友”三字白文。邊款稱:“庚子六月八日擬漢鑄印,昌碩”。據查庚子為光緒二十六年,由此中日兩公印作,可知在1900至1906年之間,丁仁尚用仁友之名。
1997年春,日本京都教育大學教授、日本書論研究會會長杉村邦彥教授來杭,應中國美術學院之聘,講授《近代中日書法文化交流史》。期間,承美院陳振濂教授之邀,余與西泠同社錢大禮亦各主講一題。余講課時出示日本印宗師圓山大迂與河井荃廬所作印原物,使在座之中外教授並各層次之學生皆感震驚。若論在日本篆刻史上之地位,則圓山大迂更比河井荃廬為顯赫。日本篆刻家原用斜口刻刀,至圓山大迂渡海來華向徐三庚習印後,始將平口刻刀傳人日本,引起刻法與印風之一變。
講學結束後,曾同訪嵊州之王羲之祠墓並寧波之沙孟海書學院。某次宴間,杉村教授忽問予:“圓山與河井二氏之印,尊意何者為尤愛?”余不待思即答曰:“河井因與余同籍西泠印社,有同志之雅,余特偏愛其印也。”翌晨,同散步於東錢湖畔。杉村教授尊容對余曰:“君之偏愛果然中竅。因河井所居毀於東京之大轟炸,人物俱亡。故其作品,即日本亦甚少,皆以國寶視之也。”

篆刻造詣

河井仙郎生於日本明治4年(1871),卒於昭和20年(1945),享年七十有五。名得,仙郎、荃廬、●巢皆其號也,又號九節丈人,顏所居曰寶書龕、繼述堂。日本京都人。書法承日下部鳴鶴、岩谷六一,勁健峻拔,頗得六朝風韻。中年改習陳曼生之行氣,以瀟灑而有金石氣馳譽東瀛。篆刻受教於●田芥津,以後改習浙派,旁涉趙之謙徐三庚
河井仙郎在日本時即仰慕吳昌碩之高雅精絕,遂於明治30年 (1897)修書寄缶廬。其時,河井氏僅27歲。缶廬復函極令彼感動,遂於翌年再函投缶廬,此函今存日本,於1988年在日隆重召開之《西泠印社展》中印出,茲摘其文如下:
倉石先生閣下:仆前不自揆,漫呈一書。先生不咎其非禮,辱賜還音,感荷無已……先生與仆,未有半面之識,而眷愛之厚,既業如此,一讀再讀,感極,潸然淚下。先生更見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漢,古樸蒼然,妙不可言,高誼之貺,銘肝不知所謝,當子子孫孫永寶焉。仆每日數次反覆之,實有接音容之想,欣然不能釋手,惟憾印數希甚少,此卷易盡耳……仆欲一游貴國,叩大門以請清誨者有年矣,而未果者無他,仆素一介寒生,因不能支其費而已,然竊信數年後必有遂宿志之期。此信之末為其署名並標年月日: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念四日,河井得頓首再拜。
關於河井仙郎來華之次數及其年月,今檢中日文獻尚有些未明之處。杉村教授講義中稱河井氏曾四次來華,其首兩次系19歲與26歲,按日人計算法比中國虛齡少一歲,故按中國計算則系20歲與27歲。此意與韓於雍所撰《日本篆刻藝術》中,於“1890年,明治23年,庚寅。9月,河井荃廬游訪中國杭州,得沈從先《印談》,”以及“1897年,明治30年,丁酉。河井荃廬、中林梧竹赴中國”所載似屬吻合。唯此兩種文獻有大不解之處,即上所述河井氏第二次投書缶廬系明治31年(1898),其時尚有“數年後必有遂宿志之期”文句,豈能前此早已來華。或以為此兩次河井氏曾來華,然尚不知缶廬之偉業,則亦有兩不通之處:河井氏好金石,怎能來華而不知缶廬此其一也。上文其函中有“仆欲一游貴國”“仆素一介寒生”等句而不涉曾來華兩次之事,此其二也。
其較可靠之河井氏首次來華年份為庚子(1900年),即上函之後兩年,河井氏得“遂宿志”,時明治33年,河井氏年30歲。據韓天雍朱關田劉江等文,大約於1900年冬,於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大郎陪同下,河井仙郎終於遠涉重洋,一葦而至。在上海,羅振玉(叔言)、汪康言(穰卿)之介紹,叩大門而請青誨,拜於缶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日本《書道全集》也認為是1900年。
朱關田所撰(印學界的一段佳話――吳昌碩與河井仙郎、長尾甲的結交》及《西泠印社社員河井仙郎》:河井仙郎來華遊學,經費無多,需靠勤工儉學。“愛以刻印之貲,暫充舟車之費”(羅振玉汪康年《荃廬先生刻印潤例》)。藉此得以住返蘇、杭之間,廣交印人。第二次來華,是在1902年12月2日,翌年2月6日由滬返國。其間大都滯留在杭州,與印人葉為銘王�丁仁吳隱、方根石、汪洛年等或遊覽名勝,或摩挲金石,品評印痕,圍爐啜茗,攜食嘗新,意趣款洽,並不以語言為礙。其時,西泠印社尚未成立。
日本昭和39年(1906),歲次丙午。其時,西泠印社已是頭尾第三年,河井仙郎再度來華。由於彼與創社四英”大都交好,故即於是年參加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記》共有八篇,其第一篇竟是日本社員之作,亦是一奇,茲錄其全文如下:
明治乙已之夏,客有自杭州返東瀛者,極言吳遁�、王福、葉葉舟、丁鶴廬諸君創印社於西泠之盛。余聞而神往久之,未暇往觀也。今年春,薄游吳下,道出武林,乃得與丁、吳、葉、王諸君把晤於印社,以抒積愫。評論印學,迨無虛日。又各出所藏印,命余鑑賞。其中,蒼勁古秀、典雅工整,人不一家,篆不一體,博而且精,目不暇給,自汪紉�《飛鴻堂》後,未見有如此大觀也。諸君為余言:印學自趙悲�後,薪火將絕矣,近人能此者,唯湖州吳苦鐵一人而已。緣集同志立斯社,以期保存印學。夫以今日之勢論之,甲兵訓於野,商業競於市,清國朝野上下,岌岌以講求富強為急務。而諸君子獨高尚其志,研諸美術,不得不為諸君記。諸君又能椎摹精拓,編輯印譜,不肯自秘以提倡後學。即余身處海外,亦得一葦而至,見所未見。是不特余之幸,亦為後世刻印者之幸。謹識盛舉,以告方來。歲丙午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記於西泠印社。
其後,河井氏幾乎年年來華。其最末一次系1931年,由弟子西川寧陪同前來。
日本於民國26年(1937)掀起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終八年抗戰,於1945年取得抗日勝利。即在抗日勝利前夕,日本昭和20年乙酉(1945)十月,東京遭空襲,河井仙郎罹難卒,其居所、作品、收藏一併毀滅。由此可見:日本軍國主義不僅禍及他國,兼及其本國人民也。
河井仙郎之印作,以古璽、漢印為主,略汲取西泠諸家以及鄧石如趙之謙、吳昌碩之意趣。雖崇拜吳昌碩無以復加,然其印作絕少純出缶廬,遺貌取神而已。《西泠印社社員印集》曾收其所作,如朱文“金粟道人”與漢白文“岩谷修印”,則純出浙派也。雖有少量駁蝕以求高古,但決無鋒芒畢露之態。在日本,有渾厚、清逸之佳評,洵非虛也。(見印例129-131)
河井氏京都人。自華回日後,應三井聽冰之邀遷居東京,熱心於說文會、丁未印社、吉金文會、讀書會之活動。因彼曾多次來華,所交皆金石書畫界勝流,又兼蒐集文物甚勤,故於金石學、古文字學、印學、書畫鑑賞等領域均有甚高之造詣,堪稱日本之最傑出人物。曾與林泰輔合著《龜甲獸骨文字),編輯《書道全集)《南畫大成》、《書苑》、《墨跡大成》等。曾輯所作印編為《荃廬印存》、《繼述堂印存》、《荃廬印譜》等。
丁仁所輯《詠西泠印社同人詩》中,有關於河井仙郎一首:“縱目東瀛萬里流,嘯堂集古費雕鎪。摩挲欲作囊中秘,可惜曾無一譜留。”所引《論印絕句》原詩,依次為楊復吉、倪應元、鍾大元、丁敬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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