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江南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進入的正是“江南”這樣一個現實的空間範圍和豐富的“語義場”，試圖研究的也是由這樣一個地區所生成的地域文化一一江南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問題。
“江南”，顯然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所指。它既是一個靜態的地理概念，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歷史範疇；它既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現實區域，也是精神意識層面上的一種文化符號，其豐厚的內蘊涉及到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諸多人文領域，包含了多重的語義空間。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種充滿了詩意和想像的文學資源，“能不憶江南”的喟嘆和感慨一直伴隨了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的精神之旅，而當歷史的腳步邁入20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魯迅、周作人、郁達夫、茅盾、葉聖陶、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施蟄存、穆時英、蘇青、艾青，及至當代的汪曾祺、蘇童、葉兆言、曹文軒、余秋雨……這些現當代江南作家的齊集和接續出現，並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形態發生的重要影響，則更加凸現出“江南”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密切關聯。
編輯推薦
《江南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將現代文學置於近代以來中國鄉土文化、城鎮文化、都市文化的膠合狀態中進行了一番考察。江南，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充滿了詩意和想像的文學資源。當歷史的腳步踏入二十世紀，江南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又呈現出怎樣複雜的關聯？
作者簡介
鳳媛，1979年生，安徽寧國人。於安徽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先後獲得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學位。2007年始任職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曾編著《夜深人不靜一一走進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合著)，參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專題》、《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多部教材，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海文學》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2008年6月，入選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委“晨光計畫”。
目錄
序
緒論：能不憶江南？——江南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意義及研究概況
第一章 江南文化語境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第一節 “江南”、“江南文化”之辨
第二節 江南文化對現代文學的滲透
第三節 江南文化與現代文學的互動
第二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江南趣味之維
第一節 兼容雅俗的中庸之趣
第二節 詩酒人生的古典之趣
第三節 悲憫作底的嘲謔之趣
第三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江南情色之維
第一節 “水樣的男子”
第二節 “花樣的女子”
第三節 從“紅粉”到“碧奴”
第四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江南智性之維
第一節 寫實者的“剎那”“直覺”
第二節 “相對”論者的智慧
第三節 秦淮說書人的“心機”
第五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江南商業之維
第一節 社會剖析者的商人書寫
第二節 置身商海的鄉土抒情
第三節 商業作家的私人寫作
第六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江南剛性之維
第一節 “力之美”的審美追求
第二節 “戛劍生”的復仇哲學
第三節 “地之子”的藝術思維
結語：記憶江南之外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我與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本無師生之誼，可是因為某種因緣，卻漸漸搭起了這樣一座類似(當然不完全是)的平台和橋樑。自己也覺得是人世間詭譎莫測的事情。現在該校出身的鳳媛的博士論文將要成書了，這是很自然、很可喜的。我一聽此題就覺親切，因為我的原籍本在浙東。出生又在蘇南，從小夏日裡乘涼就聽慣聽熟大人們講什麼唐伯虎、徐文長的故事，耳濡目染，時時領略著這塊土地散發的情色智慧的柔美氛圍，後來離開了，禁不住靜夜想念。似乎比鳳媛的皖籍更接近“江南”。如要談及典型文學與典型文化的聯結，我也算是研究現代文學的一個，對誰是最典型的江南作家很感興味，對現代江南中的浙籍S會館作家與“五四”的關係、與左翼的關係，蘇南籍作家和南社、鴛鴦蝴蝶派的關係，江浙作家和海派甚至京派的關係，江南文化資源下上海作家的人格、心理、風度等等也都有濃厚的興味。在閱讀鳳媛論文的過程中，因為這種原因，我經常不自主地發出會心的微笑。這也是我所以答應寫這篇序言的理由吧。
江南文化的研究，自來較熱，於今為烈。我知道的國內新成立的江南文化研究機構，就有好多個。地域性的文化會造成文學的特殊人才，使得文學增添個性，這也屬常識。現代文學除了京滬兩地，江浙、四川、湖南、東北，都可稱是文學“大戶”、“大省”，歷來受到不少學者的注目。鳳媛的研究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破土而出，這並不容易。但我覺得她往前走了一小步(一小步就是一小步。不必往一小步等於一大步那句驚世名言或是現今快要淪為廣告用語上面，去發生聯想)。主要便是在“江南詩性文化”這片園林中，能夠不慌不忙地做些深耕細作，加以擴充，理清流變，提煉新質。我所說的一小步，不必誇大，就是這個意思。
後記
博士論文寫作快要結束的時候，已經是北京的初夏時分了。宿舍外的操場依舊如同往日般喧嚷，而坐在書桌前的我，筆底卻更多了幾分滯澀。長達半年之久的寫作，如同一場無休無止的馬拉松賽跑，對手不是別人，卻是永遠也抓不住的時間。置身其間的我，只覺得終日疲於奔命，心力交瘁。等到可以稍緩之際，論文寫作的長久的思維慣性卻讓我忘記了該如何輕靈。
長達二十餘萬字的論文寫作，無疑是一次對自己幾年來的專業知識儲備和學術積累的一次重要檢驗。艱苦的寫作過程，在讓我有所心得、有所收穫的同時，更多的是讓我感到了自己在學養上的諸多不足和漏闕。面對成稿，為論文冥思苦想、絞盡腦汁的那些痛苦情境雖尤在目前，但似乎我已來不及感嘆，內心隱隱的焦慮仍在，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無論如何，這個“完成”，對我而言仍舊是有儀式意味的。寫論文的最後半年，正好是找工作的關鍵時期。那些日夜，一邊是論文交稿期的如箭在弦、日日逼近，一邊是未來的工作尚還虛無縹緲、未見分明。巨大的壓力讓我一度認為那段時間是自己生命中最為艱難的段落，以小時計的日程安排，龜縮、枯竭的生活狀態，所有的興致和歡愉都被壓抑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點。這對從未經歷過此種境地的我而言，無論是毅力，還是信念，都是一種艱巨的考驗。當所有的一切都塵埃落定，我驚異於自己仍舊還很頑強地挺立著，生命的韌l生和潛力在經過這次的“鍛壓”後被再次拉伸和擴展。所以，無論這次“完成”的含金量高低，對我而言，都是成長曆程中的一個重要句點，一個精神標桿。它的存在能夠提醒一向脆弱的我，其實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過去，重要的是自己的堅持、努力和信心。
這裡，我要首先鄭重地向我的博士生導師劉勇先生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謝。
文摘
第一章 江南文化語境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在正式進入論述之前，必須要明確的一個事實就是，“江南”，無論是作為一個確實的自然地理概念，還是一種文化想像和文學敘述的資源，它和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都是非常密切的。且不說中國現代文學中出現過多少以江南地區為背景、以江南人事為題材的文學創作，單單就是中國現代文壇上大批江南籍的著名作家就相當可觀。據中國現代文學館編撰的《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的統計，在中國的所有省份中，作家數量居前兩位的分別就是浙江77人，江蘇66人。而據收錄作家最多的《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分冊》一書的統計，作家最多的省份是江蘇347人，浙江307人。雖然二者在統計的標準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以江蘇、浙江為核心的江南地區的作家，顯然是現代文壇的主流。這種同一地域的作家如此大規模地出現，並且呈現出較為趨近的氣質和風格，讓我們不得不矚目子這些作家背後相通的地域文化的背景，即這些作家們共同成長的江南故地，它所涵孕的江南文化對於這些作家們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不斷發展的地域文化體系，現代江南作家豐富多樣的創作也正構成了江南文化在現代社會語境中的全新內涵和表現形態，這種新的內涵和形態對於江南文化的發展和走向又會產生怎樣的作用?本章將以江南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互動”關係人手，從巨觀角度揭示出江南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的豐富而複雜的關聯。
第一節 “江南”、“江南文化”之辨
首先，我們來看“江南”在歷代發展中的自然地理範圍的變遷。從先秦到西漢時期，“江南”尚不是一個專有的地理名詞，所指範圍也非常廣泛，包括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包括現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從東開始，“江南”已經較多地指稱吳越地區，接近於後來狹義的江南地區。魏晉六朝時期，由於孫權割據東南建立吳國，同時永嘉晉室南遷，南朝偏安江左，“江南”概念在代表了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的同時，開始更多指向了南方諸朝廷，尤其是以建康為中心的吳越地區。唐代“江南”的概念開始有了較為確定的內涵，指稱逐漸穩定。貞觀元年，朝廷將全國州郡分為十道，包括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其中的江南道，包括了長江中下游之南、湖南西部以東、南嶺以北、東至大海的廣大地區。開元二十一年，又分江南道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其中江南東道包括今蘇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皖南和贛東北的部分地區。宋朝改道為路，設有江南東、西路。涉及的範圍和區域與唐代的江南東道相近。入元之後，“江南”不再作為行政地區的正式名稱，但“江南”一詞越來越多地用來指稱原來的“吳”地區。清順治二年(1645)，將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上海、安徽三省市。此後雖然經歷了多番區域範圍的合併和分離，但以長江下游的南部地區為中心的“江南”的地理概念還是得到普遍認同的。
可以看到，“江南”的地理區限在各朝各代都有大小不同的範圍，但總體上從先秦到近現代是呈現出由西向東範圍逐漸縮小和內涵逐漸約定俗成的趨勢，伴隨著這種固定和統一的是江南地區經濟開發和文化發展的不斷推進的歷史步伐。所以對“江南”進行地理劃分的依據也不外乎是比較接近的地理環境、大致相當的經濟基礎和較為統一的文化風向。目前學界對於“江南”地區的地域範圍的劃分，仍舊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多集中在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領域。據李伯重的歸納，在目前各種有關江南的歷史學、經濟學的研究著作中，“江南”大則囊括蘇皖南部、浙江全省並延及江西的部分地區，小則僅指太湖東部平原。介乎二者之間的，則有蘇松常鎮或蘇松嘉湖四府說、蘇松杭嘉湖五府說、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說、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徽九府說等，不一而足。雖然這些劃分因為各自不同的標準而有所區別，但可以看到對於“江南”地區的大致範圍的認定，仍舊是沒有超過以江、浙兩省為主體的長江下游的南部地區，並延伸到上海這一大片領域的。而本書論述的“江南”地區，更多指向的是一種文化意義和文學意義上的範疇，是在經濟學、歷史學這些實證性學科研究的基礎匕進行的一種文化領域的劃定。這較之於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角度，依據的標準則相對寬泛，看重的主要是這些地區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呈現出來的較為趨同的文化空氣和氛圍。而這也正是我們提出“江南文化”這一概念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