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
權力掮客的產生有多方面原因，有反腐敗形勢的大背景，但關鍵是公權力行使缺乏立體化的有效監督。
1、權力掮客滋生的土壤，是“官本位”的體制和文化。在這種體制和文化中，重要的社會資源被權力執掌者把控，公權力的運行又極不透明，就造就了大量的“請託”需求。
2、中國傳統的“人情文化”，在分享資源的請託過程中，又扮演了中介橋樑的作用，權力掮客依靠“熟人關係”，把請託者和掌權者勾連成“自己人”，實現了人際關係上的資源交換。
3、隨著中國反腐力度加大，有些實權人物面對不知根底的行賄者提高了警惕，便越來越多地利用第三方來搞權力尋租。同時，那些與實權人物沒建立關係或關係不穩定的行賄者，也需要通過關係接近實權人物。權力掮客具有規避性和低風險性，正好滿足了雙方的需求。
4、中國刑法第392條規定了介紹賄賂罪，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在具體案件中，有關部門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受賄人和行賄人身上，對權力掮客的危害性重視不夠。
5、相關法律法規的欠缺，也是權力掮客有恃無恐的一個重要原因。現行立法對權力掮客犯罪主體的限定過於狹窄，使某些危害甚大的權力掮客游離於法律的監管和懲罰之外。
中國刑法總則規定，單位犯罪只有法律規定為犯罪的，才負刑事責任，而《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條中也沒規定“關係密切單位”的受賄犯罪行為，所以即使這些中介組織提供的服務，就是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客觀要件，也會因缺少法律規定而難以打擊。對於如何制約和打擊權力掮客，中國法律制度顯然還沒有及時跟進。如果權力掮客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又不符合法定的犯罪構成，一般法務部門不會去打擊。權力掮客在辦成事後沒有收受別人財物，法務部門也不好追究其責任。
特點
權力掮客立身之本，是以強大的關係網為基礎，而助人交易成功則為其生財之道。權力掮客只有在權力掌控人的縱容下，才可能存在。因此，其具有極強的寄生性。
權力掮客不但導致權力服務市場的紊亂和錯位，導致權力濫用，而且大大降低了行賄受賄的風險成本。以往很多賄賂是在相互間並不熟悉的人之間進行，風險較大。而通過權力掮客的運作，隱蔽性更強。
權力掮客最顯著的特點，是人際關係網路廣泛而穩定，有接近掌權者的獨特優勢，而且具有深受行賄、受賄雙方信任的身份，能為行賄受賄者開闢一條相對封閉、可靠、安全的捷徑。
危害
目前一些腐敗案件，牽扯到了大量單位、部門或個人。權力掮客的參與，使行賄受賄錢權交易出現網路化。由於取證難度很大，增加了腐敗的間接性、隱蔽性，也就無形中增加了反腐成本。
官員掌握著為社會全體公民服務的公共資源，“公事公辦”應是基本的行為準則。權力掮客的介入，這些資源可能會被少數人獨享，剝奪甚至損害了其他公民或機構應享的權益，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製造了新的社會不公。
權力掮客還會惡化良好社會道德和價值觀念建設的環境。長此以往，人們會默許甚至實踐這種腐敗文化的潛規則，在實用的意義上積非為是。這種危害是長久的，根本性的。
中介化
在警惕權力掮客以“公司化”轉入“地下”的同時，也要防止現有的一些中介組織，在某些腐敗案中淪為“權力掮客”。
2009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中介組織的腐敗狀況與治理對策研究》認為，現階段中國中介組織腐敗的行為主要歸納為三大類，行賄及幫助行賄、洗錢和參與侵吞國有資產，損害股東和消費者權益。
根據以往案件分析，在一些巨額政府採購項目中，個別大型公司通過中介組織運作，支付給它們巨額“諮詢費”、“業務費”、“服務費”，再按約定比例由這些中介公司送給客戶(官員)，等等。
個別中介組織為實現其客戶委託的事項，便直接或介紹利害關係人向官員提供金錢、有價證券等財物或其他獲利機會，比如送官員金錢、房子、汽車、替官員升遷買官、給其孩子出國留學提供費用等。
同樣，在政府採購、招投標活動中，走私罰沒物品、查封物品的拍賣等過程中，為獲取政府或其他國家機關的委託，拍賣行或者招投標機構等中介組織向政府、司法機關主管領導或經辦人員行賄，等等。
預防
1、出台明確詳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釋，增強法律的威懾力。
2、在公共服務上，要以平等與普適性原則擠壓權力掮客的生存空間。要大力改進公共服務，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必要干預，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真正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環境上。
3、通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變“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4、要防止領導幹部隨意插手微觀經濟活動，這是防範權力進入市場，並作為資本進行投資獲取私利的治本之策。
5、必須儘快建立起一套立體化的政治監督和社會矯正制度體系，讓“公權力”和“市場力”各自歸位，只有真正切斷官商互售的體制臍帶，才是消除權力掮客的根本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