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歌辭

樂府歌辭

“樂府歌辭”分為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和新樂府辭等12大類;其中又分若干小類,如《橫吹曲辭》又分漢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等類;相和歌辭又分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嘆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和大曲等類;清商曲辭中又分為吳聲歌與西曲歌等類。

樂府歌辭的摘要

樂府歌辭的原生態狀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其一,樂府歌辭的音樂性結構,如解、辭、聲、艷、趨、亂、正曲、和、頌等,正因為音樂性結構,樂府歌辭多有拼湊與分割的情況,其創作構成與詩不一樣。其二, 民間樂府歌辭被采入樂府,或文人創作的樂府歌辭,此為本辭;但本辭在演唱時,往往要經過樂工加工,這是樂奏辭,不可將二者混淆,二者的差異既體現時代性,又是詩人與樂工的差異。其三,樂府歌辭有其音樂性的限制,音樂的評價與歌辭的評價屬於兩個系統,不可不細加分辨。其四,樂府歌辭多有本事、原型,對其本事、原型及其變異的探尋,有助於我們深切理解、把握樂府歌辭的內涵。

樂府歌辭的來源

《樂府詩集》系宋代郭茂倩編。“樂府”,本是掌管音樂的機關名稱,最早設立於漢武帝時,

《樂府詩集》《樂府詩集》
南北朝也有樂府機關。其具體任務是製作樂譜,收集歌詞和訓練音樂人才。歌詞的來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專門作的;一部分是從民間收集的。後來,人們將樂府機關採集的詩篇稱為樂府,或稱樂府詩、樂府歌辭,於是樂府便由官府名稱變成了詩體名稱。郭茂倩編的這部《樂府詩集》現存100卷,是現存收集樂府歌辭最完備的一部。主要輯錄漢魏到唐、五代的樂府歌辭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謠,共5000多首。它蒐集廣泛,各類有總序,每曲有題解。它是繼《詩經·風》之後,一部總括我國古代樂府歌辭的著名詩歌總集。
“樂府詩”在這些不同的樂曲中,郊廟歌辭和燕射歌辭屬於朝廷所用的樂章,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都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辭和舞曲歌辭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藝術價值較差。但總的來說,它所收詩歌,多數是優秀的民歌和文人用樂府舊題所作的詩歌。在現存的詩歌總集中,《樂府詩集》是成書較早,收集歷代各種樂府詩最為完備的一部重要總籍。
《樂府詩集》的重要貢獻是把歷代歌曲按其曲調收集分類,使許多作品得以彙編成書。這對樂府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漢代一些優秀民歌如《陌上桑》﹑《東門行》等見於《宋書·樂志》,《孔雀東南飛》見於《玉台新詠》 ,還有一些則散見於《藝文類聚》等類書及其他典籍中,經編者收集加以著錄。特別是古代一些民間謠諺,大抵散見各種史書和某些學術著作,雜歌謠辭一類所收, 多為前所忽視者。至於後來杜文瀾的《古謠諺》等著作,則遠比此書為晚,顯然是在它的基礎上編撰的。
它的編次是把每一種曲調的“古辭”(較早的無名氏之作)或較早出現的詩放在前面,後人的擬作列於後面,使讀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詩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響。例如,“相和歌辭”《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書?樂志》中,僅載了曹操的擬作,而在此書中卻錄有漢代古辭。曹操的擬作雖然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技巧都高於“古辭”,然而要說明這種曲調的來源及其本意,就遠不如古辭明顯,又如《陌上桑》這個曲調,據《古今樂錄》本是漢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調曲”,在《宋書?樂志》中卻只錄了曹操﹑曹丕的擬作和晉樂所奏的一首改寫屈原《九歌?山鬼》的詩;至於《陌上桑》的古辭卻列入了“大曲”一類。在《樂府詩集》中,則首先著錄古辭,使讀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過是依古辭的曲調而擬作的新辭。此書還把後人各種擬《陌上桑》而作的詩,都附在後面,如《採桑》﹑《艷歌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見,《陌上桑》對後來文人的種種影響。又如,把陸機的求仙詩《東武吟行》和鮑照的《代東武吟》編排在一起,可見同一曲調,可以譜寫成內容完全不同的各種詩歌。
《樂府詩集》以音樂曲調分類著錄詩歌,對一些古辭業已亡佚,而其曲調對後人有過影響的樂曲,都作了說明。如“漢橫吹曲”中的《梅花落》﹑“雜曲歌辭”中的《行路難》,都只有鮑照的擬作為最早,但編者仍把《梅花落》歸入“漢橫吹曲”,並在《行路難》的說明中引證了《陳武別傳》,指出這個曲調在魏晉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說明它早在漢代可能已經產生。它反映了民歌對文人詩的影響,以及音樂和詩歌的關係,對各種樂曲的相同題目,它指出了前代樂曲與後代樂曲的繼承關係。如“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黃淡思》,編者就引用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認為即“漢橫吹曲”的《黃覃子》。
《樂府詩集》對各類樂曲的起源﹑性質及演唱時所使用的樂器等都作了較詳的介紹和說明。書中這些說明徵引了許多業已散佚的著作,如劉宋張永的《元嘉正聲伎錄》﹑ 南齊王僧虔的《伎錄》﹑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等書,使許多珍貴的史料得以保存。這對文學史和音樂史的研究都有極重要的價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於傳聞, 未可信從。
《樂府詩集》也存在一些缺點。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曾指出本書把某些文人詩列入樂府題目之中不大恰當。此外,由於它重在曲調,因此所錄歌辭往往和關於曲調的敘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辭中的《水調歌》,編者認為是隋煬帝游江都時制,而書中所錄“唐曲”,並未註明作者。其實這些曲辭,恐怕是雜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顯然是杜甫的詩。
關於此書的分類,近代學者也曾有過爭論, 如書中的相和歌辭和清商曲辭的界線,梁啓超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認為“清商”乃漢魏時的“清商三調”,郭茂倩把“吳聲歌”﹑“西曲歌”稱為“清商曲辭”,而把漢魏的“清商三調”歸入“相和歌辭”是承襲了南宋鄭樵《通志》之誤。黃節不同意梁說,他認為漢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晉“清商三調”中包含有 “相和歌”十一曲,至於隋唐以後,魏晉“清商曲”的曲調亦已不傳,所以鄭樵所列“清商”,只錄晉以後的南方民歌(《〈宋書?樂志〉相和與清商三調歌詩為鄭樵〈通志?樂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調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論清商曲書》)。
《樂府詩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閣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叢刊》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殘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舊抄本配補。今通用1980年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

樂府歌辭的賞析

《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明其有損益。然自黃帝已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已後,世有製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歌師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為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製,以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已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尚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裸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鹹、鎬為墟,五代相承,享國不永,製作之事,蓋所未暇。朝廷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為程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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