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成

是一位民族英雄，很出名的抗日將領之一，出身在孫鎮甘北村。

著名抗日愛國將領，民族英雄，陸軍上將。號虎臣。1910年在家鄉組織以打富濟貧為宗旨的中秋會。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率會眾參加陝西民軍與清軍作戰。1912年投身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1915年率眾參加陝西護國軍，在華縣、華陰等地截擊袁世凱軍。次年所部被編為陝西陸軍第3混成團第1營，任營長。因與張學良發動“雙十二事變”，後被蔣介石迫害致死。
楊虎城將軍，幼名長久，曾用名 （音忠），號虎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於陝西蒲城縣 愛國將領楊虎城
孫鎮甘北村一戶農民家裡。父親楊懷福，母親孫一蓮，以農業為主，家境貧寒。他僅讀過兩年私塾，便為人傭工。一九0八年，楊父懷福被清政府絞殺於西安，使楊更加仇視清廷，他便聯絡貧苦農民，抗禦暴政。 一九一一年，他投身於辛亥革命運動，一九一七年，參加陝西民主革命早期僅有的一支武裝力量——靖國軍，後又參加國民軍。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先後擔任師長、軍長、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綜觀其一生，由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討袁護法，轉戰關中，堅守西安，出師北伐，回陝主政，被迫內戰，直到呼籲抗戰，張楊合作，實行“兵諫”，逼蔣抗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他同其他許多人一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道路；但他也有不少超過前輩和同時代許多人的地方。他特別偉大處，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張學良將軍聯合一起，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後，他被迫辭職出國。回國後，過囚禁生活達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被蔣介石下令殺害於重慶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終年五十六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楊虎城家屬的唁電中指出：“楊虎城將軍在一九三六年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推動全國一致抗日，有功於國家民族。”“楊將軍的英名，將為全國人民所永遠紀念”。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編輯本段生平概述
1908年在家鄉組織以打富濟貧為宗旨的中秋會。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率會眾參加陝西民軍與清軍作戰。 1912年投身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 1915年率眾參加陝西護國軍，在華縣、華陰等地截擊袁世凱軍。次年所部被編為陝西陸軍第3混成團第1營，任營長。 1916年參加陝西護國軍起義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先後任陝西靖國軍左翼軍支隊司令、第3路司令、陝西靖國軍第五路司令。 楊虎城將軍戎裝像
1922年拒絕直系軍閥收編，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陝北。 1924年與胡景翼、孫岳共組國民軍，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 1925年任國民軍陝北總指揮 1927年參加國民革命軍 1929年任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 1932年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 1935年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 1936年12月12日，同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
編輯本段主要事跡
護法戰爭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先後任陝西靖國軍左翼軍支隊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絕直系軍閥收編，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陝北。
堅守西安
1924年，加入國民黨，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變後，任陝北國民軍前敵總指揮，先後率部擊敗鎮嵩軍和陝西督辦吳新田部。遂任國民軍第3軍第3師師長，聘共產黨員在其舉辦的三民軍官學校和所屬部隊任職。1926年,與國民軍第2軍李虎臣等部聯合堅守西安孤城達8個月之久，以不足1萬兵力抗擊7萬鎮嵩軍,從戰略上策應了北伐戰爭。1927年初就任國民軍聯軍第10路軍司令，旋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10軍軍長，率部東出潼關會攻河南。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21師師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拒絕在所部“清黨”。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團軍暫編第21師師長。次年蔣介石與馮玉祥關係瀕於破裂，率部附蔣，任新編第14師師長，駐防河南。先後參加蔣馮戰爭和蔣唐(生智)之戰。1930年蔣馮閻戰爭中，相繼任蔣軍第7軍軍長、第17路軍總指揮，率部攻擊馮軍。同年10月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變之後
楊虎城將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積極主張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 1933年曾請纓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與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達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奉令調兵在陝南阻截紅25軍，遭到痛擊。同年4月被授為陸軍二級上將。 此時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剿共”，團結禦敵。蔣介石不但不聽，反而疑忌倍生。 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逐漸傾向聯共抗日，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與東北軍張學良消除隔閡，從而在抗日救國的基礎上在西北形成紅軍、東北軍、第17路軍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蔣介石親臨西安督逼東北軍和第17路軍“剿共”時，在與張學良多次向蔣進諫無效後，於12日同張發動兵諫（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以八項抗日救國主張通電全國。經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參與談判，與蔣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六項協定。由此為蔣介石所忌恨。 1937年1月被南京國民黨政府撤職留任。6月被迫出國“考察”，遊歷美、英、法、德等國，宣傳抗日主張。“七七事變”，盧溝橋抗戰爆發後，多次向蔣介石發電，要求回國抗日，遭拒絕。1937年11月底由法國回到香港，準備參加抗日工作。隨後被誘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後的12年中楊虎城一直被監禁，先後關押於湘、黔、川等地。1947年妻子謝葆真死於重慶獄中。1949年9月國民黨兵敗潰逃時，楊虎城被蔣介石下令殺害於四川重慶戴公祠，同時被害的還有楊虎城的二兒子楊拯中，不滿十歲的小女兒楊拯國，楊虎城的副官閻繼明、警衛員張醒民，楊虎城的秘書宋綺雲夫婦及孩子宋振中。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戲劇性也是最神秘的一個重大事件。其主要參與者為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蔣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齡。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說服蔣介石妥協，張學良、楊虎城像(17張)一方面穩住南京政府不要轟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談判。儘管有關西安事變內幕的許多說法或當事人回憶已陸續見諸報刊和書籍。但宋子文的親筆日記，因其不是為發表而寫，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實記述歷史事實的。 張學良和楊虎城1936年12月12日發動兵變扣押蔣介石後，宋子文日記記述的時間從20日抵達西安當天“探路”開始，到25日蔣介石獲釋離開西安為止。日記用英文寫成，為打字稿，其中要點和人名均為中文親筆手寫，共15頁。 蔣介石痛哭絕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時乘飛機抵達西安，“我單獨拜見委員長。他甚為感動，失聲大泣。我對其安慰，告訴他，彼並未蒙羞，相反，整個世界均在關心他，同情他。” 蔣介石剛被捉之時，態度羞憤絕望，不吃不喝，與張學良連話都不講，更別說談判了。張學良告訴宋子文，蔣曾於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項條件，即：1、改組國府、採納抗日分子；2、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3、發動抗日運動；4、釋放被捕七人。但蔣當天早晨又改變了主意。 蔣在見面時果真告訴宋，他不會在脅迫下接受任何條件，軍事解決為唯一之途。宋向蔣指出，“軍事上之成功並不能確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們尚可退至接壤共區，惟國家將陷於分裂，內戰四起……” 當天下午，蔣介石“漸次通情達理”。他再次見張學良，事後告宋，他已同意張學良將其軍隊開往綏遠；召開大會討論四項條件；改組陝西省政府，由楊虎城提名人選。 蔣介石性命堪憂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對蔣介石直言，曉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達西安後確實為蔣介石的性命感到擔憂。宋子文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張、楊)已走向極端，若其遭受失敗之打擊，他們甚有可能挾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們可能變成一夥暴徒，並在暴徒心態下殺死他。漢卿(張學良)直言不諱告訴我，其委員會已經決定，若一旦爆發大規模戰事，為安全起見，他們將把委員長交給中共。這決非憑空之威脅。” 當天晚上，宋繼續探尋解決辦法，與張、楊甚至談到請閻錫山出面調停。他在次日的日記中得出了唯一結論：和平解決。 一、此次運動不僅系由張、楊二人所發動，而且亦得到全體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張、楊至為團結，南京方面許多人計畫並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僅不可能，且充滿嚴重危險。 二、張、楊與中共兩方軍隊聯合一起，將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團，以現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標一致之條件下，他們完全可固守戰場數月。 三、中共已毫無保留地將其命運與張、楊維繫在一起。 在離開南京之前，一直在軍事解決與政治解決間搖擺，然經我實地細量，我堅信，拯救中國唯一之途只能 楊虎城
藉政治解決。” 張學良扣沒蔣遺囑 21日上午11時，宋子文在離開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時再次面見蔣介石。蔣介石交給他幾份遺囑，是分別寫給全國人民、夫人宋美齡和他兩個兒子的。蔣要宋先將遺囑給張學良過目，但張過目後扣下了蔣的遺囑。宋子文寫道：“（張）謂假如發生戰事，他以人格保證將把這些遺囑傳送，但現在他不會允其傳送。” 蔣還要求宋子文不要讓宋美齡前來西安，並勸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當時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個救蔣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種政治解決切實可行，但我決定先行如下幾點： 1、應讓蔣夫人來西安照顧委員長，並改變其聽天由命之態度。 2、由戴雨農(戴笠)代表黃埔系前來西安，親身觀察此地之局勢。 3、派一將軍來西安，以處理可能產生之軍事問題。” 三點方案得到了張、楊的贊同。而且，張還特意給宋美齡和戴笠寫了信。但張同時表示，“倘西安發生戰事，蔣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楊虎城出國前給子女的信
楊虎城將軍紀念郵票
1937年，楊虎城被蔣介石逼令出國考察，5月27日，楊虎城由西安到達上海，等待出國。 6月6日，接到兒子楊拯民、女兒楊拯坤來信，6月8日給兒子、女兒回信，內容寫道： “民坤兩兒，見上月廿八日的信我前天收到，你們近況我知道也放心了。你們對我所要求我定如你們的志願，但我的行期還未定，大約是在廿幾已後去函通知。可是不讓你們送我，我因為擔擱事也不便，惟我有兩事常在心上耽，總覺不放心。就是你母親的心境和她的身體，我現在是無法盡力責任就全靠你兄妹。你們的一切都應注意到，在你們今後讀書一時一刻都不敢荒唐，祝你母親和你們的健康。 六、八”。 6月29日乘船出國。楊拯民、楊拯坤接信後交給母親張蕙蘭（楊虎城前妻）保管。 解放後，張慧蘭將此信捐給陝西省政協，1964年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從陝西省政協徵集到該館收藏，該信為國家二級文物。
重視文教水利事業
楊虎城是國民黨地方將領，出身行伍，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在主政陝西時期很重視發展文化教育和水利等事業，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當時，長期的軍閥混戰使陝西教育瀕於凋敝，教育經費幾乎被挪用一空，已無力支付教師工資的省財政廳也只能以“打白條”的方式，向各地縣府轉嫁困難。楊虎城決定縮減軍費開支，將商稅、棉花捐、捲菸特稅全數撥歸教育廳，建立“教育基金”，並組建了一個教育基金保管委員會以監管經費使用。 為了培養高級農業人才，楊虎城與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十五人發起設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西北農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前身），結束了西北沒有正式高等學府的歷史。楊親赴鹹陽、興平、武功等地踏勘校址，劃定校園範圍。在土地私有制情況下，運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園征地順利完成，並經常與籌建主任王子元商定籌建事宜，為學校建設起到決定性作用。還為校刊《西北農林》 楊虎城
創刊號題詞：“立國之基”。 當時，受楊虎城資助出國的留學生不在少數，許多人成為革命和建設的骨幹力量。他在給留日學生的信中曾說：“我完全相信，我拿‘地皮剩餘’供給你們青年上學，絕沒什麼錯誤。你們拿到‘地皮剩餘’，要加倍努力學習。” 楊虎城還自己出錢，在家鄉孫鎮、蒲城縣創辦了很多學校，其中東槐院國小、堯山中學最為馳名。堯山中學當時占地180畝，包括教室十二間，師生宿舍八幢，辦公室、食堂、走廊一百多間，是當時西北地區最先進的學校。至今仍是陝西省重點中學。考慮到學校的經費來源，楊虎城還籌辦了鹹陽煉油廠補充學校的經費，另外還在蒲城的洛河邊購置了三千多畝水田作為學校的資產。開業之日，楊虎城與國民黨元老張繼、邵力子等出席典禮，並親題“教育救國”的校訓。 1935年，楊虎城將軍夫人謝葆真，與宋美齡、邵力子夫婦等社會知名人士捐資，擴建陝西培華女子染織科職業學校，並報請教育部備案。1956年教育部為支援東北建設將學校遷往吉林，更名為長春統計學校。1984年，經陝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我國著名教育家姜維之教授在恢復原培華女職的基礎上創建民辦公助的西安培華女子大學，當年納入國家計畫內統招，成為國內首家以專門招收女性學生的、開展女性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勛同志親自推薦原全國政協常委傅學文女士擔任培華女大的第一任名譽董事長，並請趙朴初先生為學校題寫了校名，後於2003年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升格為本科高校，並更名為西安培華學院（男女生兼收）。楊虎城還聘任著名教育家、水利專家李儀祉擔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省水利廳長及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省教育廳長、西北大學校長等職，倡辦水利工程專校、中國第一個水工試驗所及設定黃河水電站，提出治黃構思及理論。1934年至1937年基本修成了洛惠渠主體工程，1935年到1936年底又完成了渭惠渠一期工程。梅惠渠也於1936年開工，到1938年完成。 辛亥革命後近二十年，由於軍閥混戰，政局動盪，陝西的醫藥衛生事業幾乎一片空白。楊虎城在參加北伐後，就改組了部隊軍醫機構。入陝主政後，他除了進一步充實了十七路軍軍醫處之外，還克服經費困難，設立了現在的省人民醫院。1931年3月24日，該醫院正式開診，第一年全部免費診斷。並聘用省內知名專家姚爾明、吳濟棠等，斥巨資從國外買回X光機等設備，建立了檢驗室，開展胸部透視、拍片和四大常規檢查，使得省立醫院成了西北首屈一指的醫療機構。同時，他還興辦藥廠和助產學校，1932年陝西霍亂時期從軍費中撥出專款購買設備自主研製疫苗。
編輯本段軼事典故
將軍後代 妻子謝葆真與孩子們合影
楊虎城將軍一生曾經有過3次婚姻，生有4個兒子和6個女兒。如今女兒楊拯英、楊拯美、楊拯漢健在。 原配夫人羅佩蘭於1916年與將軍成婚，1926年病逝，生有兒子楊拯民和女兒楊拯坤。 第二位夫人張蕙蘭是楊虎城母親孫一蓮為兒子定的親，1919年與楊虎城成婚，她與楊虎城將軍惟一的兒子楊拯仁在6歲就不幸夭折，後楊家倖存的兒女及12位孫子孫女都由她一手拉扯大。張蕙蘭於1993年病逝，享年90歲。彌留之際，張蕙蘭對子女們說想葬在楊虎城身邊，又怕自己不夠格。子女們含淚而泣：“娘的恩德照千秋，我們感激您，人民感謝您。活著您不能跟父親在一起，死了一定要葬一塊！”陝西省政府批准了張蕙蘭子女的請求，張蕙蘭葬在了楊虎城烈士陵園裡。 謝葆真夫人生於1913年，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擔任西北各界婦女救國聯合委員會會長。1928年與楊虎城成婚。陝西西安人，生有兒子楊拯中、楊拯亞，女兒楊拯美、楊拯英、楊拯漢、楊拯陸和楊拯國。1938年為營救楊虎城而入獄，於1947年死於獄中。 長子楊拯民(1922-1998)，其名字來源於楊虎城非常的喜歡的一句孫中山名言，“拯斯民於水火之中”。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為關中軍區副司令，曾被周恩來總理譽為“將門虎子”，楊拯民在西安事變後，於1938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從1942年到解放前夕，楊拯民先後擔任過陝甘寧邊區米脂縣統戰部長、縣委書記、一野騎六師副師長、關中軍和大荔軍分區司令員等職務，曾參加過著名的智取華山戰役。建國後，楊拯民任玉門石油管理局局長、陝西省副省長、天津市副市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委員會常委、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等職。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至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次子楊拯中（1930-1949），1930年7月出生，曾隨父出國考察歐美，1937年隨母探父時被監禁，1949年與楊虎城同時遇害。 三子楊拯亞，早年夭折。 幼子楊拯仁（1931-1937），生於1931年。“西安事變”後期病歿，時年僅6歲。 長女楊拯坤（1924-1994），又名周盼。13歲的楊拯坤就投身到革命之中，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陝西省西鄉縣縣委委員。1941年回到延安，主要從事黨的宣傳和學校教育工作。建國後，在中宣部工作，她負責編輯的《讀者來信》及《宣傳通訊》兩個刊物深受黨內讀者的歡迎。後調北京市豐臺區黨委、北京市政府工作。20世紀70年代以後，楊拯坤進入旅遊部門工作，擔任中國國際旅行社北京分社黨委 楊虎城將軍紀念館
委員、副總經理，北京旅遊局黨委書記、副局長等職，是第四、五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全國婦聯第四、五屆執委，北京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北京市政協常委。 二女兒楊拯美（1932— ），16歲時楊拯美就秘密加入共青團組織，為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她開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積極發展革命力量。建國後，任甘肅省輕工業廳處長、甘肅省祖國統一聯誼會主任、甘肅省政協常委。 三女兒楊拯英，現任陝西省楊虎城研究會秘書長。西安高中畢業後就參加了工作，當過中學校長，在陝西省政協文史館退休。 四女兒楊拯漢（1935— ），於抗美援朝中參加軍幹校，此後一直在中央黨政機關從事機要工作。1958年被下放基層，改行做企業管理，1963年調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經濟研究所退休。 五女兒楊拯陸（1936.3.12—1958.9.25），畢業於西北大學石油地質系，同大哥一樣，她選擇了石油事業為祖國建設，主動要求到新疆石油管理局進行地質勘探工作，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質勘探隊117隊隊長，1958年在三塘湖地區勘察石油地質時，遇到風暴雪，氣溫驟降至攝氏零下20多度，寸步難行，不幸凍僵犧牲，年僅22歲。楊拯陸犧牲後，中共稱她為“黨的優秀兒女，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堅強不屈的模範共產黨員”，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82年中國地質學會把她勘察的三塘湖盆地的一個含油地質構造命名為“拯陸背斜”（包括新疆準葛兒盆地東部克拉瑪依與北塔山之間的二塘湖曠野的地質構造）。 么女楊拯國（1941—1949）(亦稱楊拯貴)，1941年出生於獄中，1949年6日與將軍及哥哥楊拯中一同遇害，1950年2月與將軍等同葬長安楊虎城烈士陵園。 楊虎城的長孫楊協已經退休。今年４月楊虎城暨十七路軍研究會在西安成立，楊協也獲邀成為會員。 楊虎城次孫楊瀚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現任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1996年移居加拿大。時值西安事變70周年前夕，楊瀚編撰的《楊虎城大傳》出版發行。因為出國，楊瀚成了楊家後人里為數不多的與張學良見過面的人，1999年和2000年兩次到夏威夷看望張學良。
編輯本段囚禁和被殺害經過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到南京，立即違背諾言，將張學良公開扣押，逼楊虎城辭職赴歐美考察。“七·七”事變發生後，楊虎城回響中共和全國人民“共赴國難”的號召，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攜眷返國。 可是蔣介石卻念念不忘在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個人恩怨放在第一位。當獲悉楊啟程返國的訊息後，他立即電召軍統首腦戴笠去南昌，指示辦法。戴笠一回到武漢，就命令軍統特務隊長李家傑，在特務隊中挑選了便衣警衛三十餘名，帶往南昌布置。同時蔣介石還加派了憲兵一個連，共同負責擔任押解和看守楊虎城的工作，以免發生意外。 楊虎城返抵香港時，“八·一三”上海戰役早已發生，國民黨反動政府正向武漢愴惶撤退。於是他便先去武漢。當時蔣介石偽稱要在南昌召見楊，楊在戴笠陪同下從漢口乘專機到達南昌後，即被軟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輝的別墅里。這時楊才知道中了蔣的毒計，萬分憤慨，但已無可奈何。熊式輝的這所別墅，是一所獨立的小洋房。擔任內層警衛看守的，是軍統便衣特務隊。外層警衛崗哨由憲兵擔任，防範異常周密。蔣介石怕楊回國後先去西北，那樣便難下手，所以決定先行扣押。當時楊夫人及公子、隨員等已返西安，但 楊虎城
蔣介石仍不放過，隨又設法將他們騙往南昌，一同囚禁。後另有說法，楊夫人和公子是楊將軍轉囚益陽時才和他一道囚禁的。 約在一九三八年春南京淪陷時，蔣介石離開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將楊夫婦及公子轉移後方。從浙贛鐵路乘專車經株州到長沙，沿途警戒嚴密，上下車均在夜間。楊在長沙東郊朱家花園住了一些時候，又被押往益陽桃花坪，住在軍統設在那裡的臨時監獄附近的民房內。直到冬天武漢撤退時，楊全家又被解往貴州息烽。離開益陽的前一個晚上，軍統將囚禁在益陽的二十多名進步人士殺害了。這些人是從南京、南昌、武漢等地撤退時移禁到益陽的。據當時看守的特務隊長李家傑談：楊聽到附近的槍聲和慘叫聲，一夜都沒有睡，他以為會在那裡殺害他。他摟著男孩說：“我死了不知有誰來照料你！”他哪會想到，蔣介石以後殺害他的時候，連孩子也一同遭到毒手哩！第二天拂曉起程時，他看到特務們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屍體，一語不發，帶著無限悲傷的情緒上了汽車。到了貴州息烽縣後，他又在軍統設在陽朗壩的看守所住了一個時期。這個看守所以後改為軍統息烽監獄，是一個可容四、五百人的集中營，專門用作囚禁中共黨員、進步人士和違犯軍統紀律的軍統特務分子的。中共四川省委車耀先、羅世文，黨員張蔚林、張露萍、馮傳訊（慶）等許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馬寅初、黃顯聲等都在這裡囚禁過。人們只要關在這裡兩三年，便被折磨得連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連軍統特務們談到這個監獄都不寒而慄，對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九年夏，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陽朗壩離公路太近，怕出問題，便命令特務們另找地方。以後發現離息烽縣城十多里的高山頂上的玄天洞，便決定將楊遷到那裡去囚禁。戴笠親自上山察看了一番，叫在附近修建供特務隊和憲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後，便將楊移送過去。玄天洞是一個天然的大石洞，有十丈多高，裡面有一所道士廟，只有一個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極為方便。特務將道士攆出，強占了這個地方。這個廟建在山洞內，終年不見陽光，因此潮濕異常。楊全家在西北地勢乾燥的地方過慣了，住此很不適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這時楊已看出蔣介石短期內決不會釋放他，為了長久打算，便一再表示，願意自己出錢在洞外修間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務隊長李家傑是雲南鹽津人，一向貪財如命，聽到他願意自己出錢修房子，便極力幫他向戴笠請求，得到批准。楊高興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與李家傑代辦。李除在兌換美金時揩了一筆油水外，修建時又偷工減料，搞得十分簡陋。楊對此非常生氣，但也無可奈何，只好將就下去。 蔣介石對看守楊虎城的事極為重視，曾再三叮囑戴笠不可大意。為此，戴笠於一九四零年又親往息烽布置，除在楊住宅四周派有便衣特務嚴密看守外，外層憲兵也分兩層布崗。憲兵連連部設在後山高地，可以控制後山和楊的住宅。軍統特務隊則設在前面上山的路口。崗哨距離近，白天彼此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縮小範圍，並採用傳更辦法：就是用大竹子劃兩道口，象過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樣，以木棒敲打就發出很大的聲音。每到夜間，隔一定時間，由第一個崗哨先敲幾下。梆聲剛落，第二個便得接著敲打。象這樣輪流著一個個敲下去。只要一處不響，帶班的馬上去檢查。從天黑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聲響徹高山深谷。 白天，楊可以在洞門口走動，他最愛走到距住所幾十步遠的一個山嘴上，去眺望通過息烽的公路。因為山上終年沒有外人來往，只有從那裡可以看看往來在公路上的汽車。一到夜間，便不準出門，只能在室內呆著。 當時，戴笠時常派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去看囚禁在貴州桐梓縣的張學良和在息烽的楊虎城，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也順便送給他們一點吃的東西。戴笠對張學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較好，因為張同宋子文是兒女親家。加上張夫人于鳳至與趙一荻（即趙四小姐）兩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輪流陪張，她們都曾去美國休息，回來總帶有不少東西，因而張的生活比較好點。而楊因蔣介石對他特別仇恨，從來沒有外面接濟，他自己有一點錢又捨不得用。加上當時法幣天天貶值，經手特務揩油，所以生活相當困苦，他想換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每次去看他，他總背著看守的特務向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訴苦。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當時哪裡會同情他，還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點。就是調整一下，也維持不了幾天，又因法幣貶值，仍舊是天天缺這少那，使他常為生活上的一些問題感到苦惱。 對於帶在身邊的小兒子的教育問題，楊很關心。由於軍統不準他兒子上學讀書（怕走漏訊息），他便多次請求買一部百科全書（或萬有文庫）給他兒子閱讀，後來總算準許了。他對此很高興，自己也常拿這些書來消遣。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每次同他談話，他只談在歐洲遊歷時看到的一些東西，絕口不談西安事變時的情況。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一個叫什麼李虎城的人守西安的舊事，馬上就不願意再談下去。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很佩服他的記憶力和他聽別人念東西時那種專心注意的神情。他同人談話，不但能很清楚地記得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看到過什麼東西，而且在別人的談話中，遇到什麼地方有問題或不符事實，他都能在聽完以後，一點一點地給指出來。 約在一九四一年間，楊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不少安慰，但這是暫時的安慰，很快就變成了憂傷。因為軍統認為他夫人謝葆真是共產黨員，不但對她的言行特別注意，並且經常有意刺激她。幾年中由於種種不如意事，使得她漸漸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務，甚至戴笠去時，她也憤怒地加以斥責，這更引起特務們的不滿和仇視，總想方設法去折磨她，在她產後也很少給予應有的照顧。有一次她在吃飯，正感到飯菜粗劣難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務隊長李家傑去看他們，她便提出質問。李用言語頂撞她，她氣憤極了，便將手中飯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對，拔腿便跑，回去便說她有很嚴重的神經病，要把她同楊隔離，以免妨礙楊的生活。軍統批准了李的建議，硬叫她同楊分居，仍舊回到玄天洞廟內一個人去居住。經楊再三請求，才答應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去，楊則搬進濕暗的玄天洞去。就這樣把他們夫婦拆開。楊對此很為悲憤，但在那種情況下，又有什麼辦法呢！楊夫人被特務們這樣折磨，神經真的越來越失常，整天叫罵，特務們都不敢見她，終日把她關在房內不讓出來。楊每聽到她叫喊，又不能去勸慰，只有暗中揮淚，難過異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楊。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請求戴笠撤換李家傑，因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應下來，到重慶後便改派龔國彥去接替李任隊長。另外派原來在特務隊任醫官的張靜甫兼任副隊長。李家傑因為經常反映楊夫婦的情況，看守有功，被提升為中央訓練團警衛組上校副組長，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組長職務。 龔國彥，浙江人，系戴笠所辦杭州特訓班畢業的特務，戴一向認為他忠實可靠。他外表較李對人溫和，而實際上同李一樣毒辣陰險。張靜甫，河北人，系戴笠所辦湖南臨澧特訓班畢業的特務，曾學過幾年醫，但沒有什麼臨床經驗，什麼病也看不好。楊夫婦有病，經常請息烽軍統特訓班醫官去診治，偶爾也請過幾回中醫。約在一九四四年前後，楊夫人病情有了好轉，才準許楊搬回新洞自建的屋內，與她同居。 戴笠對看守楊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談的警衛布置外，還特別叮囑軍統息烽監獄主任周養浩經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鄉，也是一個非常兇狠殘暴的特務頭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監獄那一整套的嚴密管制犯人的辦法，很為戴笠所稱讚。雖然看守楊的特務隊是直接受軍統司法處和特務總隊所領導，但也要受周的監督，因為多一層關係，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發生意外問題。周經常去陪楊打小麻將消遣，每次總有龔國彥在場。楊因心情不暢，每打必輸。 雖然有了這些嚴密布置，但戴笠還怕不妥，便連息烽縣長的職位也抓了過來，先後介紹軍統特務鄧匡元、徐羽儀、陳國楨去當縣長。這樣一來，所有地方組織一起掌握在軍統特務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楊。當時軍統在息烽有特訓班、監獄、倉庫，加上看守楊的特務隊、憲兵、電台和電機製造所等。如果縣長不是軍統人員，讓別人充當縣長，恐怕連縣政府大門都會被這些凶神惡煞的特務們拆掉。當時，不要說住在這些特務機關附近的老百姓叫苦連天，有冤無處訴，只能眼看這些腰上插著手槍的特務橫行霸道無所不為；甚至連經過息烽的汽車司機都要提心弔膽捏著一把汗。只要特務們一招手汽車就得趕快停下來。停慢了，就會聽到“叭”的一聲手槍響了。再不識相，第二下就會使擋風玻璃穿一個洞。 當日本投降的訊息傳到息烽後，楊夫婦，公子聽了都高興得跳了起來。但楊一想到他自己原來抱著滿腔愛國熱忱，從歐洲趕回共赴國難，不但沒有在抗戰中做過一點工作，反而被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憤萬分。這時他認為蔣介石會釋放他。可是又怕蔣在勝利後忘記了他仍被囚禁在這荒山深谷，幾次動筆想寫信給蔣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點把他釋放出去。他為了要求蔣抗日，不再打內戰而扣留蔣半個月。而結果被蔣囚禁了八年，總以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寫好又撕毀，一直希望蔣能自動釋放他。他每天盼望，一直望到一九四六年夏天，軍統把在息烽的單位全部結束，遷併到重慶，才決定把他也遷到重慶繼續囚禁。當楊聽說要回重慶，真有說不盡的快樂和希望。可是一到重慶，又把他囚禁到歌樂山下面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楊家山的一座平房內。楊此時希望完全破滅，終日長吁短嘆。楊夫人更加氣憤，經常責罵蔣介石太沒心肝，特務不是人。楊知道這樣會更惹禍，時常勸阻，經過八年的折磨，楊夫人的身體越來越壞。特務們因為恨她，病了不但不醫治，反而藉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著滿腔憤恨，與世長辭了。楊悲憤異常，終日抱著幼女，老淚縱橫，飲食銳減。他原來聲音非常洪亮，每次飲酒划拳，聲震山谷。這時聲音變得低沉，身體也消瘦下來。這些情況傳到蔣介石耳內時，他總是得意地一笑。楊虎城與家人(2張)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楊將軍和他的幼子、幼女，他的秘書宋綺雲夫婦和幼子，在蔣介石親自策劃下，全部被慘殺於重慶歌樂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 事後毛人鳳向軍統機關任總務處長談到此事時說：“老頭子（蔣介石）對於這件事幹得如此乾淨利落，很感滿意。”這個暴君，在逃離大陸以前，他還念念不忘報西安半月之仇。在滿足了他十多年來殺楊的宿願之後，才帶著悲喜交集的心情離開了重慶。他高興的是宿仇已報，悲的是從此一去永不能再回來了！
編輯本段全家被殺
1949年9月17日，楊虎城將軍在重慶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終年56歲。同時被害的還有楊虎城的兒子楊拯中及不滿10歲的女兒、楊虎城秘書宋綺雲夫婦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閻繼明、警衛員張醒民。 楊虎城，陝西蒲城人，1892年生。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黨第17路軍總指揮，陝西省主席等職。1936年12月，與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抗日。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蔣介石逼迫出國。“七·七”事變後，要求回國抗日，遭蔣拒絕。1937年11月由法國回到香港，準備參加抗日工作，後被騙囚禁達12年之久，其間楊的夫人於1947年逝世。1938年春，蔣介石命戴笠將楊虎城解往長沙，後多次遷移囚禁地點，在貴州息烽的玄天洞關了8年。1946年，國民黨又派人將他押至重慶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楊家山。1949年2月，再移至貴陽黔靈山麒麟閣。1946年在重慶政協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釋放楊虎城，被蔣介石否決。1949年蔣介石“引退”後，代總統李宗仁曾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但因蔣阻撓，沒有執行。9月，蔣介石下達殺楊命令。 1949年9月，周養浩到貴陽，對楊虎城說蔣介石要在重慶見他，把他送往台灣，楊虎城信以為真，17日乘車重返重慶中美合作所。車一出發，周養浩就給毛人鳳打了電報，讓重慶特務安排好行刺。當晚11時許，楊虎城和兒子拯中及秘書宋綺雲等人到達戴公祠。特務張鵠引他們進入房內，楊虎城走在最前面，兒子拯中雙手捧著母親的骨灰盒跟在後面。 當拯中正要進入臥室時，特務楊進興從楊拯中身後下手，匕首刺進了楊拯中的腰間，楊拯中一聲慘叫： “爸！……”楊虎城猛一回頭，還未來得及看清自己兒子被刺的慘狀，就被劊子手的利刃殺害了。宋綺雲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楊虎城年僅九歲的幼女也未能逃過這一劫難。一時血流滿階，慘不忍睹。 兇手們在楊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鏹水，然後把楊虎城的遺體掩埋在花園的一座花壇里。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領導當天調查楊虎城的下落，第二天發現楊虎城的遺體。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別發來唁電。1950年1月15日，重慶市政府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劉伯承、鄧小平等黨政負責人及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教界、新聞界代表共1000餘人參加了追悼會。同年，將楊虎城遷葬於西安城南長安縣韋曲鎮的“楊虎城將軍烈士陵園”。
編輯本段紀念館
楊虎城將軍紀念館 蒲城縣楊虎城將軍紀念館，位於縣城東槐院巷二十九號，坐北向南，分東西兩院。東院為正院，西院是花園。屬楊虎城將軍的故居。 楊虎城紀念館
為了紀念楊虎城將軍及其誕辰九十周年，向廣大民眾和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一九八三年，中共蒲城縣委決定，將楊虎城在縣城的故居，改為楊虎城將軍紀念館，遷走林業局機關，撥了專款，進行整修粉刷，使其面貌煥然一新。 整修過的故居正院，南北總長七十五米，寬十米，面積七百五十平方米，建築面積五百平方米。從門前到後院，有門廳、兩側外廂房、大廳、女廳（帶券棚）、兩側內廂房、後樓房。 花園南北總長五十米貯藏十米，面積五百平方米，建築面積二百五十八平方米。有門房、花園、書房、兩側廈房和後上房。 東西兩院都是公元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古歷）開始修建，十月底以後完工的，均系關中地區民間傳統式土磚木結構，花窗格門，製作精良，浮雕講究，油漆光滑，色澤明快，秀而不俗。另外，正院的東北角通向牆外，還有南北長二十一米，寬六米，面積為一百二十六平方米蓋有三間廈子伙房 楊虎城
（現北半截為空院）。原為平板房，房下箍有石囤。 正院的對面，馬路南邊，座南面北，原為楊故居的馬房。一九五七年已賣給私人，其建築情況改組較大，未作考查。 現在故居收藏的有楊虎城將軍生前用過的部分桌、椅、床、櫃等家具和楊虎城母親孫老太太六十大壽時親朋贈送的部分禮品九十多件。同時，還展出楊虎城將軍生平事跡照片和連環畫一套，介紹了楊虎城將軍的一生和他的戰鬥歷程。 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起，開始對外開放，前來參觀的幹部、民眾、學生、遊客絡繹不絕，達三萬人之多。他們對楊虎城將軍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示敬仰和欽佩，作了高度的評價和讚揚，題詩留言，要“揮淚繼承先烈志，誓將遺願化宏圖”，為祖國統一大業，為四化貢獻終身。
編輯本段評價
愛國將領，為國共聯合抗日做出了貢獻。卻因蔣介石背信棄義，於1937年4月被迫辭職，6月又被迫出洋考察。後在重慶解放前夕，被蔣介石指使的特務用利刃殺害於戴公祠。 一九一一年，他投身於辛亥革命運動，一九一七年，參加陝西民主革命早期僅有的一支武裝力量——靖國軍，後又參加國民軍。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先後擔任師長、軍長、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綜觀其一生，由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討袁護法，轉戰關中，堅守西安，出師北伐，回陝主政，被迫內戰，直到呼籲抗戰，張楊合作，實行“兵諫”，逼蔣抗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他同其他許多人一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道路；但他也有不少超過前輩和同時代許多人的地方。他特別偉大處，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張學良將軍聯合一起，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