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楊登瀛楊登瀛，原姓鮑，名叫鮑君甫，楊登瀛是廣東人，辛亥革命前後，受革命潮流的影響去日本留學。他在日本讀完了中學，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學，聽過日本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講課，並受到很大的影響。回國後即參加了“五四”運動，以後又加入了國民黨，是國民黨內的左派。楊登瀛在上海日本人辦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輕博學、風流倜儻，又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交際很廣。他與日本人辦的幾家通訊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來，與國民黨在上海的許多要人都很熟悉。“五四”運動時又結識了當時的工作運動領導人後淪為大叛徒的顧順章，通過顧順章又結識了許多共產黨人。總之，他是一個在上海灘上非常“兜得轉”的人物。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楊登瀛大為不滿，頗多微詞，被蔣介石手下的人抓起來關進了大牢。可是沒過幾個月，又由國民黨要員蔡元培等從獄中將他保釋，以後便蟄居上海。 一直到他擔任“中統”駐上海的最高負責人以後才化名叫楊登瀛。
主要經歷
楊登瀛是廣東人，辛亥革命前後，受革命潮流的影響去日本留學。回國後即參加了“五四”運動，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楊登瀛大為不滿，頗多微詞，被蔣介石手下的人抓起來關進了大牢。可是沒過幾個月，又由國民黨要員蔡元培等從獄中將他保釋，以後便蟄居上海。1928年春天，中統的前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成立，但任科長的先後有陳立夫、張道藩、吳大鈞、葉秀鋒、徐恩曾等。陳立夫、張道藩和楊劍虹是好朋友，便在中統給楊劍虹安排了一個位置，任命他為駐上海的特派員。這個位置雖不顯眼，但權力極大，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要抓什麼人，要殺什麼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決定。1928年5月，陳賡與鮑君甫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面談，正式將鮑君甫吸收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員，由特科情報科副科長、陳賡的助手劉鼎與他單線聯繫，並派遣連德生擔任他的保衛工作。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過街上設立了“楊登瀛辦事處”。為配合鮑君甫“雙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也給他送一些無關緊要的檔案，故意透露一些已轉移的活動據點，讓鮑君甫帶人“破案”立功。鮑君甫逐漸取得特務頭子陳立夫的信任，1929年被正式任命為駐滬特派員。中央特科當時在經費特別困難的情況下，還破例給他配置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幫助提高他的社會地位。鮑君甫很快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層人士建立起聯繫。
1931年4月25日，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負責人、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幸虧這一訊息由徐恩曾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首先獲悉，他匆匆趕到上海向周恩來作了報告。黨立即採取果斷措施，開始了中央各機關大搬遷。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被捕叛變，楊登瀛受牽連於月底被拘押。由於楊是周恩來、陳賡直接單線領導，故顧順章知之不詳。於是楊在獄中只承認有失誤，根本不承認通共。
1932年，楊登瀛由其老朋友老上司張道藩保釋出獄在家悔過。至1934年中統才再度起用他，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楊擺小攤謀生。
新中國成立後，鮑君甫有一子一女在台灣，當時兩岸的意識形態壁壘很深，鮑君甫擔心自己的特工經歷會牽連到在台灣的兒女，加上他曾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因而一直未向政府報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經歷。
1951年春，鎮壓反革命運動高潮，楊登瀛被捕入獄。周總理知悉後，指示南京將楊釋放，並按月發一點生活費。
1956年3月，陳賡來南京探望父親時，鮑美雲的兄弟姐妹們才逐漸知道父親早期的這段經歷。陳賡曾致函證明鮑君甫的身份：“鮑君甫確係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繫，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他同獄，此時表現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
1969年12月，鮑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來獲悉後指示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鮑君甫的家屬。”鮑君甫的女兒鮑美雲被調回南京工作，照顧其虛弱多病的母親。
文化大革命起，作為“大國特”（中統楊登瀛）、“大內奸”（特科鮑君甫），再受揪斗，於1970年去世。
1976年，周恩來於重病中曾叫來羅青長，向他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鮑君甫）的名字，並囑咐“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中統干將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採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採訪股總幹事（股長），同時任命他為駐上海的特派員。這個位置雖不顯眼，但權力極大，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要抓什麼人，要殺什麼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決定。此時“中統”剛剛成立，人手非常緊張，整個調查科不過二十來個人。楊劍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幫手，他想到了楊登瀛頭腦活絡，交際廣泛，尤其在租界當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為自己的副手。
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範圍，為廣集情報，先後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並配有隨員和電台。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鬥自殺身亡。又因鮑君甫[楊登瀛]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陳立夫親自到上海，鄭重其事地把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授給楊登瀛，上面寫著：“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並處理之。此令。”這就更大大地提高了楊的身價和地位。[2]這一時期，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科主任幾經換人，先後有張道藩、錢大鈞、葉秀峰、徐恩曾等，他們都對楊登瀛表示信任。張道藩和他更有著暖昧的特殊關係，原來在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中，張道藩有一個政敵，他曾請楊登瀛設法將此人除掉，使張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站穩了腳跟，後又爬上了副部長的高位。為此，張道藩對他感激不盡，視為知己。有時張道藩、陳立夫到上海來，楊登瀛更是“一品香”，明夜“大都會”，聲色犬馬，盡心招待，以鞏固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陳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後，秉承陳立夫的意旨，對楊登瀛也極力拉攏。他把黨務調查科秘密辦事機關的地址——南京中山東路5號，也告訴了楊，並對他說：“在用錢上，中央總是依從你的。”又送給他兩部曾國藩的《家書》，以示籠絡。
由於當時中共和各反蔣派組織，都以上海租界為活動基地，所以國民黨中央指令楊登瀛，設法與租界巡捕房建立聯繫，以便“中外協同，精心合作”。中央特科也希望他能從巡捕房中收集情報。楊登瀛接受任務後，就主動接近英巡捕房幫辦譚紹良。譚和他是廣東同鄉，二人早就認識。一次，譚的爪牙、兩個碼頭工賊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抓走，譚請楊設法營救，楊滿口答應。當天下午就去見時任警備司令的錢大鈞，錢得知是英捕房的人，馬上答應放人。第二天，楊再去英捕房，兩個人已經回來了。對此事，英捕房的西探長蘭普遜也十分感激，請譚拿200塊銀元給楊，他只是淡淡一笑說：“你認錯人了，你我至交，區區小事何足掛齒！”這件事給英國佬的印象很深。此後，他和蘭普遜也相熟起來。不久，蘭普遜又要他秘密提供一份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印鑑式樣，他通過司令部副官處長茅乃功，將司令部各處及偵緝隊的印鑑式樣都弄全了，蘭普遜如獲至寶，十分感激，認為：“楊登瀛不是警備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聽他指揮。”從此更加看重了楊登瀛。他還向人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楊以外的人接觸。”
蘭普遜所以如此推崇和拉攏楊登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楊是個日本通。當時，英國和日本的矛盾日趨尖銳，英國方面需要日本的情報，了解中日、英日關係。蘭普遜常向楊登瀛請教，楊淵博的知識，準確的判斷，使英捕房的官員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極力聘請他擔任了捕房的顧問，還特準他在租界緊急辦案時，不必履行常規的拘捕手續。從此他成了蘭普遜的座上客，經常自由出入蘭的寓所，蘭又推薦他擔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顧問。國民黨方面見他成了租界裡的紅人，更把許多重要的案件交他處理。中央特科通過他，能及時地掌握租界捕房的情況。
雙面間諜
其實，早在楊劍虹招徠楊登瀛時，楊登瀛就在內心產生了矛盾。所以，楊登瀛決定在正式就任前，徵求一下共產黨朋友陳養山的意見。陳養山將這一重要情報向陳賡作了匯報。陳賡是中共黨內搞情報工作的行家。陳賡詳細詢問了楊登瀛的情況，並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覺得能夠在中統內安插一個內線實在是太重要了，當即決定由陳賡和他單線聯繫，同時要陳養山迅速從楊登瀛家搬走……1928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楊登瀛興沖沖地來到外灘，與化名王庸的陳賡見了面。楊登瀛談到了自己與楊劍虹的關係，並訴說了身不由己當國民黨特務那番苦衷。陳賡非常誠懇地說：“我們完全理解你的處境和為人，支持你跟楊先生乾調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起聯繫，最好與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關係。”“這沒有問題。”楊登瀛回答：“市黨部和警備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蘭普遜與我關係很好，我自然會更加用心地和他們打交道，只是這幫傢伙都是吃客，上一次‘新雅’動輒需要幾十塊光洋，我手頭……”“這沒有問題。”陳賡笑了，他從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條遞給楊登瀛：“這點黃金你先拿去用，以後每個月我們給你三百塊光洋，特別花費再當別論。”
楊登瀛為難了：“我如果拿了你的錢，今後楊劍虹要我搞你們的情報，這叫我怎么辦才好？”“你放心，我早已安排妥當了。”陳賡回答：“我們的情報會不斷地向你提供的，我們黨內的檔案、傳單、《紅旗》、《布爾什維克》等機關刊物，我也會叫人給你的，絕不會使你為難。”
楊登瀛十分感動：“你們如此豁達大度，我心領了，今後我決不會使你們失望！”從這次黃浦江之游以後，楊登瀛正式確定了“雙重間諜”的身份。為了掩護楊登瀛的工作，免除敵人對他的懷疑，顯示他的身分，陳賡請示周恩來批准，專為他購置了一部汽車。又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的過街樓上，替他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中央特科派安娥（張紅惠）去做他的秘書。楊登瀛把收集到的情報，全部拿到辦事處，凡屬對我們有用的，就由安娥及時抄送給陳賡。
屢建奇功
制裁白鑫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公安局忽接中共黨員提供密報，破獲了位於新閘路麥特赫司脫路上的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彭湃、楊殷等五人均被捕。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本應參加會議，臨時因要事未去，得以倖免。中共中央軍委機關破獲前兩個小時，楊始獲悉，已來不及通知中共中央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於當日下午開會時做記錄，雖一同被捕但鏇即釋放。中共特科遂認定白鑫為告密人，將加以制裁。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陳賡親自指揮邵達夫（邵扶民），但忠余等人在白所住四十三號周圍弄堂里埋伏下來。當晚楊登瀛還去范家給白鑫送行以偵察白出發的確切時間。晚十一時許，白鑫在范家最後一次晚宴後，一行七人剛跨出范公館，。陳賡親自指揮邵等將白鑫、范爭波之弟范爭洛、保韓玉秀等四人殺於家門前。范爭波受重傷。
營救任弼時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最後一天，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培國）在上海一早出去，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時被捕。任被捕後化名彭德生，陳賡透過楊登瀛去營救。楊利用自己與租界巡捕房的特殊關係，向巡捕房當局說明，彭德生是他手下的人，誤捕，年底開釋。
營救關向應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在線上關時，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化名李世珍），並在他的居處搜出一大箱絕密檔案，租界巡捕因看不懂中文暫未處理。國民黨提出由他們的特派員來清理檔案，租界巡捕頭目因與鮑君甫關係不錯，答應讓他前來處理。鮑君甫根據陳賡的指示，帶著“中共檔案專家”（由劉鼎假扮）到巡捕房“鑑定檔案”，提出將檔案帶回去仔細研究。幾天后，鮑君甫和劉鼎將一些精心仿製的假檔案交還巡捕房，稱這些檔案均為“學術研究資料”，被捕者是一位“激進學者”。巡捕房聽了“研究結論”後，以為關向應不是政治要犯，便將他轉交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關押，鮑君甫又利用內部關係多方斡鏇，8個月後，關向應以“誤捕”被保釋出獄。
制裁戴冰石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黨員戴冰石自首願為國民黨效力。楊登瀛把情況告述陳賡，陳遂派中共特三科人員於戴在湖北路安東旅館附近，將戴當場殺死。通知周恩來防範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在上海不幸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逮捕，經鮑君甫多方斡鏇，黨組織順利營救出了任弼時。“鮑君甫還曾提供過一次重要的情報，讓周恩來化險為夷。”何志毅介紹說，1930年4月，黃第洪（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從前蘇聯回國，本來黨組織安排他去江西蘇區，由周恩來代表中共與他聯絡。誰知黃第洪對革命悲觀失望，竟密函蔣介石，準備出賣他與周恩來的見面地址，蔣介石指令特務頭子徐恩曾負責此事。“徐恩曾當時派遣鮑君甫等人去南京路郵局門口與黃第洪接頭，商議設伏陰謀。鮑君甫獲悉後迅速聯繫劉鼎，傳遞黃第洪叛變的情報，中央及時採取了防範措施，避免了一場危局的發生。”
陳慰年案
一九二九年夏天，楊登瀛獲悉，黨員陳慰年出售中共檔案。中共特二科經過內線查明陳慰年不但已秘密自首出賣檔案，而且居然還是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的密查員。中共決定讓楊登瀛作東請陳慰年吃飯，令中共特三科行動人員認清陳慰年的面貌，並跟蹤到他所住地方，然後在其弄堂設一書攤以監視陳來往的客人。一個月以後，中共特三科人員就在弄堂將之殺死。
史書元案
一九三○年春天，楊登瀛發現中共軍中一叛變軍官史書元，利用上海一品香飯店作掩護，直接找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密報中共機關事，乃告知陳賡處理。陳令中共特二科、三科人員全體出動包圍一品香，陳賡到現場指揮。劉鼎為楊登瀛的專家，隨楊進入飯店參加宴會，以偵察、監視史書元的行動，劉大漢則以記者身份進入飯店探訪。沒想到史書元也是行家。一看苗頭不對，迅即脫離現場，反而劉記者及中共行動人員因行跡可疑被捕，稍後才釋放。
黃第洪案
一九三○年四月，中共黨員，黃埔一期六隊學生黃第洪，剛從莫斯科留學回上海，就密函蔣介石，願脫離中共。楊即將此案詳告中共特二科劉鼎，周恩來獲悉後指示隔離黃第洪，再進行調查。楊登瀛兩次約黃到指定地點見面，黃兩度爽約。其後中共經過周密調查證明，黃密報屬實，擬對中共機關大破壞，乃由陳賡率員將黃逮捕秘密消滅。
介紹骨幹
中共通過楊登瀛的關係，選派黨員骨幹打入敵公安局、憲兵隊和捕房臥底。藉助於徐恩曾對楊的信賴，楊先後介紹了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供職國民黨特務機關，錢壯飛還當上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後顧順章在武漢為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武漢特派員蔡孟堅逮捕後叛變，正由於錢壯飛截留武漢密電並連夜趕去上海報警，才使周恩來等免於死難。
終止特工生涯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鮑君甫受牽連被秘密拘留，與中央特科的人員也失去了聯繫。由於鮑君甫是周恩來、陳賡等人直接單線領導，顧順章不知道他的身份，鮑君甫因“失職”被關押。1932年，鮑君甫被其老上司張道藩保釋出獄，蟄居上海，後來，國民黨又任命他為南京‘反省院’副院長，因受到猜忌，他只是負責處理些無關緊要的事務。此時的鮑君甫已完全脫離特工系統，與共產黨方面的人員也失去了聯繫，十幾年來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
晚年生活
1951年“鎮反”高潮過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布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楊登瀛認為自已曾為共產黨做過事，沒有去登記。結果期限一到，楊登瀛立即被逮捕。審訊時，楊登瀛講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間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陳賡和陳養山的證明以後，南京市人民法院對鮑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楊登瀛去北京，楊登瀛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見面之後，他們“希望給楊登瀛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楊登瀛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
回南京之後，楊登瀛於4月22日給安娥寄去一信。現摘錄如下：“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後即晚舊疾復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與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不愧煞！並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回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並致敬禮。”
由於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的關照，楊登瀛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見肘。一年冬天，實在冷得不行，楊登瀛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僅傾囊相助，還不時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誼令楊登瀛一家感動不已。至1963年他們之間還時斷時續地有著信件來往，但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田漢不幸慘遭迫害，鮑君甫與安娥的通信中斷。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燒到了鮑家，楊登瀛被幾個自稱為“特偵組”的人帶往北京，從此再沒有回家。難能可貴的是，在“特偵組”的淫威下，楊登瀛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陳賡、陳養山的“黑材料”，表現出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因病去世，臨死前他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在彌留之際，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約到身邊談話。周恩來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周總理作為秘密戰線的最高領導者，臨終之際，對羅青長提及楊登瀛，大概也有為秘密工作者在建國後長期遭受不公正壓制乃至迫害鳴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謂：“一切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你們都要不要忘記他們”。
家庭情況
楊登瀛先後育有2子4女，長子早逝，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雲。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產黨員，在平凡的崗位上自力更生，過得踏實，並以父為榮。
人物評價
楊登瀛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也就是所謂中統特務在上海的最高負責人，但又與共產黨人關係密切，事事處處聽從周恩來的調遣，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但又為了營救中共領導人，卻不惜一擲千金，以命相搏。周恩來、陳賡稱他是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的人。無論楊登瀛內心當年有怎樣的考量，個人作風上又有多少不良習氣，可他對共產黨在最艱難時期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要知道，那樣的年代，誰能坐天下根本見不了分曉，如果單就個人仕途考慮，楊登瀛的選擇應該完全倒向有人脈基礎、能給他大官做的政權掌握者國民黨才對；而不是冒著生命危險，並真的因此而丟了仕途地在兩黨中間周鏇，做什麼“雙面間諜”。他那上海灘以”楊登瀛“為名的冒險生涯顯赫輝煌，從獄中出來，蒙張道藩念及舊情安排於南京反省院後，就基本上算是退出了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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