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23年，李時霖被派任中國駐日內瓦國際聯合會代表辦事處主事。於1924年春由滬放洋到法國馬賽，因辦事處首席代表為中國駐義大利公使唐在復兼任，故再轉赴義大利羅馬上任，在那裡同時學習義大利文和法文。是年9月初，赴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聯合會大會，會畢返回羅馬後，繼續學習外文。1925年調駐墨西哥公使館任隨員，於8月抵達墨西哥。因墨西哥以西班牙語為國語，故在墨西哥京城呂勃薩門(Rubsamen)外國語學校夜班補習西班牙語、法語一年。1926—1928年間利用業餘時間在墨京法政學院旁聽國際公法二年，畢業論文以西班牙文撰寫，題目為《列強在華迫訂的不平等條約應予廢止》，頗得該校主任加·拉巴薩(C·Rabaza)教授的讚許。1927年，升任駐墨西哥公使館三等秘書。1929年3月調任駐智利公使館三等秘書，不久即升為二等秘書兼代館務。
李時霖在駐智利公使館任職期間，充分利用各種關係致力於兩國間的友好。他與原智利駐墨西哥大使帕羅斯在墨西哥京城相識，感情甚好，值帕羅斯出任智利外交部長時，李時霖即利用工作之便，向外長提出要求取消智利政府對華僑入境的苛刻條件。當時拉美各國受美國的影響，對華僑新客(初次入境的僑民)一律取締入境，對華僑老客的來往也有許多約束，且在香港返回居留地時，須由各國駐港領事簽發護照，很多額外勒索，流弊甚多。經與智利外交部主管司長尼埃托(F·Nieto del Rio)多次談判協商，智利政府終於在數月後制訂了新條例。
新條例體現了對我主權國家的尊重，放寬了華僑入境的限制，形成對拉美各國歧視、限制我國僑民入境政策的有力衝擊。中國政府對智利來華僑民亦以同等待遇辦理，用換文形式開始實行，從而促成了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
為表彰李時霖敦睦智中兩國邦交，智利政府贈授他勳章一枚，中國外交部頒令晉升他為一等秘書。1930年又派他赴阿根廷洽談通好事宜，獲阿總統接見。1932年初兼代駐智利使館使事。
1930年，我國駐智利公使館公使張履鰲(孔祥熙、宋子文留美時的同學)在任期間，欺騙華僑，利用智政府統制外匯後美金有官、私兩種匯率的機會，將智外交部發還給華僑的185美金的保證金，詐稱智外交部以官價折合智幣發還給華僑(智外交部一向以美金交我駐智公使轉發華僑)。這一轉手間，張以欺騙手法將獲利歸其私囊。李時霖始規勸之，張履鰲竟以交涉應酬需款為由搪塞。李時霖當即蒐集確切證據三十餘種向外交部揭發控告。1932年初，張履鰲被外交部免職查辦，但其暗中勾結駐智京國民黨區分部，捏造事實，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僑委會、外交部、工商部、財政部誣告李時霖私通共產黨，誣陷張履鰲。1932年秋，李時霖反被無辜免職。此時，智利各地僑商團體紛紛電請外交部、僑委會，一致要求恢復李時霖職位，嚴懲貪官張履鰲。但終因孔、宋的勢力頗大，以致無果。李時霖非常氣憤，決定誓不回國，乃在智利從事農場耕作，並刻圖章一枚號稱“南美農夫”，以明其志。
1934年夏天，李時霖回國後，經老友柳亞子介紹，於是年冬天任交通部直轄福州航政辦事處主任一職。福州一帶航政管理向由閩海關稅務司外國人管理，現由交通部收回自管。李時霖在任期間，除了嚴格約束屬員不許向航商勒索貪污，並親自檢查各輪的救生、防火設備，取消了原有的英文航海日誌，一律改為以中文為主，譯註英文，以方便外籍海員，並報交通部批准實行。此舉體現了國家主權的象徵，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李時霖在福州任職期間與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多有來往。當時閩省物產資源豐富，卻因財力不足開發不力，李時霖建議利用閩省在南洋各屬僑商財力來開發，多次進言，頗得陳儀賞識，被聘為福建省政府咨議。
1936年3月，李時霖任廈門市市長，得知前任市長欠發該市國小教職員工的薪金達數月，李時霖體諒教工的清苦，親自向回國富僑勸募到三萬餘元，補發了欠薪，並規定以後教師的薪金同政府職員的薪金同時發給，不再拖欠，上下無異言。
在任期間，曾遇一次警察擒匪格鬥事件，一名警察被匪徒槍殺，舉喪時，李時霖除籌款優恤外，又躬自步行執紼直抵墓地演說追悼。這些體恤民情，愛護部屬的做法，多年以後，仍被當地民眾傳為美談。
1938年，李時霖受陳儀派遣，前往香港設立福建省銀行駐港辦事處，以期吸收僑匯。同時在港發售“救國公債”。是年10月又派赴菲律賓馬尼拉訪問閩僑領袖李清源，因李清源病重住院，公債之事無法進行，即搭乘原輪到新加坡拜見僑領陳嘉庚。在新加坡時，正值廈門公會舉行聯合各界書畫展覽籌賑。李時霖踴躍參加，一面作畫參展，一面積極奔走賣券。回省投資及公債一事，得到陳嘉庚的大力支持，並介紹他再到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泗水、望加錫(烏戎潘當)、巨港以及緬甸的仰光等閩僑聚居的地方，宣傳推銷閩省的土特產，吸引僑商回國投資，並勸募公債。
李時霖一生從事過多種職業，結交過無數朋友，教授過眾多學生，有文藝界、教育界、學術界的，又有僑界、商界及名人政要等。李時霖待人誠懇，虛心好學，樂於助人。因此他的朋友和學生，無論是年長的，還是年輕的，都樂意和他交往，其中不乏摯友。
李時霖與著名國畫大師、美術教育家、愛國人士徐悲鴻之間有著深厚的友誼，更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23年至1925年期間，李時霖任我國駐日內瓦國際聯合會主事、隨員時，因工作而往返於瑞士、法國、義大利等地。兩人在此期間結識後，極為投緣。三十年代末，同在南洋居住，經常往來，李時霖大徐悲鴻兩歲，李時霖十分欽仰徐悲鴻的為人和畫技，同樣徐悲鴻也敬佩李時霖的人品，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兩人的關係更是密切，或談論國事，或切磋交流書畫技藝，相互幫助，情同手足。
新中國成立以後，李時霖與徐悲鴻為加深兩家之間的友誼，商定結為乾親。徐悲鴻特意為李時霖之小兒光夏(小名小牛)起名為徐慶犁，與徐悲鴻之小兒徐慶平同為慶字輩。徐悲鴻在給李時霖的信中寫道:“犁者小牛也，故取此名”，並在郭沫若贈與徐悲鴻的一本冊頁上親筆作畫《小牛圖》轉送給慶犁，以資紀念。徐悲鴻夫人廖靜文也在冊頁上題詞留念。徐悲鴻為使李時霖發揮其所長來報效祖國，還特向周恩來總理推薦李時霖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此事經閻寶航辦理。只可惜李時霖因在香港處理商務，未能及時到京，誤了開學日期，因此未能參加革大學習。李時霖深感有負於周恩來總理的盛意，終生引此為大憾。
六、七十年代，李時霖在香港的兒子常匯款給他，因此他的手中持有僑匯券(當時憑僑匯券可在市場上購買各種緊俏商品，如糧油、輕工產品等)，李時霖省吃儉用，自己捨不得使用僑匯券，卻常用此券送與友人，以期幫助朋友解決一時的困難。對烈屬和鄰里更是熱情相助和睦友好。在“文革”期間，姜椿芳遭迫害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李時霖深信姜的為人，不怕被牽連，常去姜的家中看望其家屬，以表安慰和敬意。
與此同時，李時霖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之中，積極參加各種學習和社會活動。曾向周恩來總理建議開設學校培養西班牙語人材，以應需要，並表示自己願意從事西班牙語工作，將自己所學的知識奉獻於社會。
1952年，在北京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李時霖被推薦擔任西班牙語翻譯。他看到我國西班牙語人材短缺，十分焦急，請親友在香港為學員購置學習書籍郵寄北京，開辦了西班牙語短期培訓班，不辭辛苦，夜以繼日地工作，保證了大會的順利進行。
1954年，李時霖由姜椿芳介紹到中國音樂家協會擔任秘書兼資料員。他自幼喜好賦詩填詞並善於習字繪畫，同年參加北京中國畫研究會。他以飽滿的熱情積極創作詩詞和書畫作品，用以歌頌新時代，歌頌新生活，時有佳作參加國畫展覽，並在首都圖書館、藝術博物館等地擔任抄寫工作。
1957年，他經邵力子(民革中央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席)介紹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民革成員。1964年，李時霖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1959年，他從中國音樂家協會退職後，在中國文聯幹部學習班、北京景山學校、建工部幹部學校、中國音樂學院等院校教授西班牙語至1966年。為培養西班牙語人才，他不顧自己年老體弱，對教學工作兢兢業業，不遺餘力。鑒於李時霖不僅精通西班牙語，而且熱衷於教學工作，北京景山學校曾聘請他為學校的終身教師。
1966年8月17日捐獻給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四件文史資料:《舊典備徵》一件、陳寶琛給李鴻章信一件、張謇致李鴻章信一件、瞿鴻機致李鴻章信一件。1966年捐獻給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字畫文物多件。捐獻給中國歷史博物館林則徐肖像一幅(鴉片戰爭百年，李時霖曾寓居福建林則徐故居，從其後裔手中得此肖像。1985年8月30日中國集郵總公司為紀念林則徐誕辰200周年所發行的紀念郵票，以此肖像為原稿)。1980年7月16日在北京逝世。
文學作品
李時霖利用暇餘時間撰寫文章，發表於各類報刊雜誌上，現存稿件如下:《制止美國對瓜地馬拉的武裝侵略》(3千餘字)發表於《世界知識》1954年第13期。《光榮的勝利》(約2千字)發表於《新觀察》1956年第18期。《懷念國外僑友》(2千餘字)發表於《僑務報》1957年第7期。《談“荷花”》(約800字)發表於《光明日報》1961年8月5日。《巴拿馬運河》(約800字)發表於《世界知識》1964年第3期。《紅色的戈比葉》發表於《外國民歌200首》，是與汪德健、劉淑芳(女高音歌唱家)合作譯配的智利歌曲。《墨西哥畫家對中國版畫的評價》發表於《版畫》1957年十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