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李敦白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李敦白（1921－），英文名Sidney·Rittenberg；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個猶太家庭，青年時期即加入美國共產黨；1942年參軍，被派往斯坦福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老師中有張學良之女兒張閭瑛和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夏，隨軍派往中國，負責處理美軍和中國民間事務；戰後繼續留在中國，經宋慶齡介紹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後前往張家口協助新華廣播電台開辦英語廣播。
1946年到延安，任新華總社英語專家，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蘇聯任報紙編輯的斯特朗被指控為間諜，被投入監獄，期間第一任中國妻子與他離婚；1953年，史達林死後被釋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擔任外國專家，與王玉琳結識，1956年結婚。
“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非常激進，1967年他成為“白求恩-延安造反團”頭目，並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掌權；同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4月10日，他作為外國人代表在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
1967年9月，被劃為“五·一六分子”，1968年2月被逮捕入獄，直至1977年11月他才被釋放並平反；1979年回到美國度假，並為《紐約時報》撰文，1980年攜家人離開中國；他與妻子王玉琳育有有三子一女。
早年經歷
李敦白早年在中國留影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市的一個名門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Rittenberg（中譯為悉尼·里滕伯格）。
他從小就“離經叛道”，17歲時開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鬥爭，19歲就成為一名美國共產黨黨員。
1942年，當時還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應徵入伍。根據當時美國的有關規定，他入伍以後不得不脫離了黨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陸軍當局調他去學習日文，這讓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會戰敗，美軍可能長期駐紮在那裡。而中國是美國的盟國，勝利以後，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國建設自己的國家。於是，他堅決要求去學習中文，並得到同意。
1943年，他被調到史丹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念之差”竟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而且在中國一待就是35年。
遠赴中國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個月，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乘坐一架美軍運輸機，從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起飛，飛越了長約800公里的“駝峰航線”來到了中國的西南重鎮——雲南省昆明市。
他被分配到昆明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專門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以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
在這裡，開明書店的老闆給他取了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這個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字中間加了個“敦”字，代表正直，而且與“Rittenberg”諧音。
李敦白經辦的第一個案件是一個12歲女孩的死亡案。這個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黃包車夫李瑞山的女兒，肇事者是一名美國空軍上士。案件的原委是這樣的：據後來這位美國空軍上士在供詞中說，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輛軍用卡車，開到城裡去“尋花問柳”，錯過了回營地的時間，於是索性灌了兩杯烈酒壯膽開車回營地。在經過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裡，李木仙正在踢毽子。這個美軍空軍上士見狀，就想嚇唬這個女孩來找點刺激。於是，他把車故意擦著小女孩的身邊開過去，沒想到把她撞死了，接著迅速逃離了現場。案子發生後，李木仙的母親受不了這個刺激，精神崩潰並於一段時間後就去世了。李瑞山通過甲長、保長將索賠的要求送到了美國軍部。經過多方交涉，最後賠償費是26美元，但由於甲長、保長等中間人的盤剝，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
心態改變
一條人命只值8美元！這對於崇尚人權高於一切的美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這個案件對李敦白觸動很大，用他自己的話說，在一定程度上正因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國。
李敦白的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民，漸漸看出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黑暗的統治，更對傳說中廉潔並且充滿理想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
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的社會狀況和學好中文，李敦白經常找街頭的報童購買中國報刊雜誌。這位沒有了黨籍的美國共產黨員，很喜歡閱讀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民眾》雜誌，此後他還結交了中共地下黨員。
此後，李敦白常常利用美軍的身份，替地下黨朋友購買一些緊俏的商品，甚至用美軍的吉普車，把上了國民黨反動派“黑名單”的地下黨員轉移到城外，使他們脫離了險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準備復員回國了。可此時的李敦白由於與地下黨員的頻繁接觸而一改初衷，“當時我學了一年中文，剛到這個嚮往已久的國家，完全被中國迷住了，”李敦白後來回憶當初的真實想法時說，“不論是共產黨、國民黨，工人或是教授，城裡人還是農民，我都可以接觸。未來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開啟。”他想留在中國，並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
為了避免退伍回國，他想方設法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經昆明地下黨員的介紹，他和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並認識了宋慶齡。不久，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李敦白成為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救濟觀察員，任務是把救濟糧食送往受災地區，包括解放區——他非常高興，因為從此他“脫離”了美國軍隊。
提供情報
1946年是中國風雲變幻的年代，內戰隨時都有可能一觸即發。是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食到湖北省境內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將李先念率領的6萬共產黨軍隊重重包圍在以大悟縣的宣化店為中心、方圓只有兩百里的狹窄區域。這個任務讓李敦白喜不自禁，因為他正一直想找機會親眼一睹解放區的景象。但是，救濟善後總署的官員在行前對他說的一番話卻在他的心裡蒙上了一層陰影。那位官員對他說：“你去了以後，要注意收集共產黨的情報。”他回想起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後的這段日子，確實發現身邊的同事大多有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
李敦白到達中原解放區的首府——宣化店後，在這個被國民黨軍封鎖的貧窮的地方看到了和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的情形，這裡沒有死屍，沒有娼妓，甚至沒有乞丐。在共產黨的組織下，當地農民通過公開討論決定救濟糧食的分配。
在這裡，李敦白還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工作之餘，李敦白經常到王樹聲的駐地找王樹聲聊天，時間一長，竟被王樹聲的那種身陷敵軍重圍而不驚、對中國革命必勝的樂觀情緒所感染。
正當李敦白的工作剛剛結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魯德組成的軍事停戰三人小組即將要到宣化店進行“和平調處”的訊息。
說來也巧，國、共、美三方代表到達不久，李敦白就在廁所里碰到了白魯德，白魯德把李敦白當作了“自己人”， 毫不隱諱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事，這裡的人將會被消滅掉。我剛從東北回來，那裡的共軍是政府軍的十倍，政府軍不可能獲勝。但是政府軍在這裡卻占上風，所以我們決定讓他們殲滅此地的共軍。”白魯德的話讓李敦白很是詫異，同時也讓他看清了美國政策的本質。
李敦白打定主意，決定把這個情報透露給李先念。 當天晚上，國、共、美三方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在這裡，李敦白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並被周恩來的精彩演講所折服。散會後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來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紹給周恩來：“這是我們的美國朋友，李敦白。”周恩來握著李敦白的手說：“我在會場上看到你，你給我的掌聲比給其他人的都熱烈得多。這樣做不夠明智。他們會注意到你的反應，等你回到國統區後工作便沒那么容易了。你應該更加謹慎才是。”李敦白驚詫於周恩來的洞察力，不禁問周恩來，大廳里那樣昏暗，他怎么會看到了他，為什麼又要對一個落單的美國人如此注意呢？周恩來回答說：“照顧國際友人是我們的工作，我現在很忙，以後有機會到南京去見面吧。”
在送別周恩來後，李敦白把白魯德的話轉告給李先念：“我說的一點兒都不假，而且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商量，只能當機立斷，向你報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誠的，向他表示感謝，笑了笑說：“好啊，你算什麼美國觀察員，把情報泄露給我們。”雖然李先念率領的部隊已經做好了應戰的準備，但李敦白的情報讓他們更堅定了這一點。
對於李敦白對革命的這次貢獻，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
軍事停戰三人小組簽訂了制止中原內戰的《漢口協定》。但是，由於蔣介石鐵了心要打內戰，中原的戰火已經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部隊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始戰略轉移，史稱“中原突圍”，全面內戰的第一槍就此打響。
外籍黨員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辭去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並決定立即回國，不再替美國政府幹那些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勾當。他去向宋慶齡辭行，宋慶齡勸他先別急著走，並建議他“至少向周恩來道了別再走。” 於是，李敦白從上海來到了南京的梅園新村拜訪了周恩來，並表達了回國的想法。周恩來聽後，向他分析了中國的形勢和解放戰爭的發展前途，然後對他說：“回國前你應該到延安去一趟，你應該拜會毛主席，和他談一談。你其實應該去看看那些比較老的解放區，在那裡已有相當規模的建設。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時的。這樣你回到美國後便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講，更多的內容可以寫。”
在周恩來介紹下，李敦白經北平輾轉來到共產黨在華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張家口。在這裡，李敦白看到了當地與宣化店不同的新氣象：這是一個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有煙廠、大學、醫院，等等。他拜會了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聶榮臻。聶榮臻告訴他，等共產黨掌權以後，要跟美國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來進行戰後重建。因此，他們正在成立一個英語電台，以便直接向美國人民提出訴求。但是他們缺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矯正文法文體，並協助他們廣播。從此，李敦白在新華晉察冀總分社開始從事英語廣播的翻譯、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後的1946年9月，在國民黨軍傅作義部大規模進攻晉察冀，進逼張家口之前，
聶榮臻派人護送他前往延安。經過一個半月的長途行軍，他終於到達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並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認為自己在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的巨變留下記錄，因此他安下心來，打消了回美國的想法。
在張家口時，李敦白就已經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了延安後他再次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並且請在中原解放區就相識的李先念、王震作為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經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這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為當時惟一的外籍共產黨員。
此後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採訪。新華總社的負責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擔任翻譯，訪問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李敦白為斯特朗把一些檔案、資料譯成英文，兩個人合作撰寫、著述。
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肯定。1946年底，毛澤東在同幾個西方記者談話中說：“現在有兩種美國人，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萊都是好的美國人，在延安有個斯特朗也是好人，這樣的人我們都歡迎。”與此同時，李敦白也加深了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印象，他在後來自己寫的回憶錄中，還把周恩來和毛澤東作了一番比較，他寫道：“與周恩來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與毛澤東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似乎就坐在歷史的旁邊。”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新華社轉移到太行山麓的涉縣，在該地工作了大約一年。在此期間，李敦白協助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開辦了英語廣播。
1948年5月間，新華社又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附近的幾個村莊，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蒙冤入獄
正當李敦白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工作的時候，他捲入了所謂的“斯特朗國際間諜案”。 所謂的“斯特朗國際間諜案”來龍去脈是這樣的：1948年底，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美國左派作家斯特朗從美國趕回蘇聯，準備再去即將解放的北平。在途經東歐的時候，她興奮地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中國革命是自主的勝利，並不是搬用蘇聯模式。不想這惹來了禍端。她剛剛抵達莫斯科，就被蘇聯的特務組織——“克格勃”逮捕並且被驅逐出境。蘇聯方面認為她涉嫌“間諜和損害了蘇聯利益”，此外也認定了她布置了一個遍布世界的“情報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領導，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並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來。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緊急調令。他的直接上級廖承志也把他叫到家裡，說中央準備派他“到北平執行特殊任務”。他當時想，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可能是去當翻譯，或執行有關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任務。可是，他被帶到另外一個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國主義的指示，破壞中國的革命”。他驚訝地說不出話來。仔細回想了到中國以後的全部經歷，包括和斯特朗的關係，再三申辯：“我和美帝國主義沒有任何關係，我不是間諜。我那么熱愛中國人民，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你們為什麼把我當成敵人呢？我所說的一切，你們都不信。你們要我承認的，我又沒有乾過，那怎么辦呢？這一定是個可怕的錯誤。”但是，他的辯解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被關押在北平郊區的一個窗戶被封死、前後只能走四步的小屋裡。 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經常性的審訊使他的精神幾乎崩潰。
1950年春的一天，監獄長找到李敦白，告訴他：“我們現在基本上了解你了，但是，我們還是得了結你的案子，還需要不少工作。在這段時間裡，你還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學習。否則，如果你放棄與中國的所有關係，你將獲準回到美國。”對此，李敦白後來回憶說：“我根本沒有考慮他的話，回去我能做什麼？美國那時到處都在迫害支持中國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華派。”於是，李敦白決定繼續留在獄中改造自己的思想，並給自己定下兩條原則：一是不論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愛中國，二是不論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我暗想，一定要堅持住，哪怕是監獄，這也是我們的監獄啊。”李敦白回憶說。
此後不久，李敦白被轉移到北平第二監獄，日子也好過了一些，因為允許他讀書看報了。
1953年初，史達林逝世，之後大量史達林時代的冤假錯案獲得了平反，“斯特朗國際間諜案”也在其中。
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終於結束了長達6年的牢獄生涯。那天，組織上派人向他宣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精力調查你的案子。我們發現你是一個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國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門，為這項錯誤向你道歉。”
1964年1月，毛澤東在北京宴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內的外國朋友時承認了當年的錯誤並當面道了歉。毛澤東對斯特朗說：“當你在延安的時候，國民黨開始轟炸了。我們擔心你的安全，就讓你走了。如果你那時留在延安，就不會當做間諜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澤東又朝李敦白說：“你被牽連到她的案子，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一個好同志。”
風雲人物
李敦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留影出獄後的李敦白很快恢復了黨籍，但面臨著一個選擇，因為他曾經供職的新華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為新華社和廣播事業局兩個單位，他選擇了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
6年的監獄生活，並沒有使李敦白對中國共產黨喪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獻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並要求加入中國國籍，但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於中美的友好交往，於是，他聽從了勸告，保留了美國專家的身份，成為當時廣播事業局英語組惟一的外國專家。
他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後來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在這裡，李敦白不僅有權接觸到各種機要檔案，還享受著優厚待遇——工作有獨立的辦公室，住在高級的幹部宿舍，小轎車也隨叫隨到。
在這裡，李敦白還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王玉琳，兩人於1956年2月11日結為連理。 此後的幾年，中國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接著是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還有1963年的“四清”運動，李敦白都參與其中。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李敦白成了廣播事業局的風雲人物。在一次批判大會上，他登台發表演講，慷慨激昂地說：“我年輕的時候，在美國老家的鋼鐵工人和煤礦工人中工作，是美國共產黨黨員。非常了解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國無論如何也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他的這番“現身說法”，贏得了在場人們的熱烈掌聲。
1966年10月1日，這一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的慶典。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榮譽。以前，在北京的外國專家，都是在天安門城樓下面的觀禮台上觀禮，而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國朋友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李敦白受寵若驚。快到12點的時候，他們6人被邀請分別同毛澤東合影。他滿懷敬意地稱呼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則用英語說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紅寶書”——《毛澤東語錄》，請毛澤東簽名。
毛澤東問他要寫什麼。他一愣，就說寫您的名字吧。毛澤東左手拿著“紅寶書”，右手接過李敦白遞過的筆，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後來，他回憶這件事時還懊悔不已：“我應該要他寫下對民眾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詩句，或是對我個人的贈言，要不就是給美國人民的一句話，還是給誰的一句話，但當時根本想不起來。”
第二天，《人民日報》和所有的報紙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於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脛而走，頓時傳遍了全國。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奪權後，李敦白以“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身份參加了廣播事業局的“奪權”鬥爭。當時的廣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鬥爭非常激烈和複雜。李敦白主張通過民主討論，消除分歧，實現大聯合、大團結。但是，雙方總是談不攏，“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他們“整風”。但雙方還是各持己見。於是，出現了中間狀態的“整風派”。李敦白的外國人身份引起了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整風派”人員構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名義上的負責人。 李敦白不僅在廣播事業局身居要職，還是北京的外國人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領袖。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個時候他“紅得發紫”。除了廣播事業局外，許多學校、機關、廣場的造反派集會，都請他去發表演說，走在街上會被無數市民圍堵，爭相索要簽名。這些都使李敦白的頭腦有些膨脹起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
在清華大學造反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那次著名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措辭激烈的發言。
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長陳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養》的大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外事口，口對外，就是幹革命，乾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領導一定要，也一定會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手裡，決不允許在右派手裡，也不允許在中間派的糊塗蛋手裡。所以，一切猶豫不決的人最好趕快站過來，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謂的“外事口”領導中的“右派”就是指陳毅（“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講話中稱陳毅為他的“右派朋友”，此語廣為人知）。
儘管後來李敦白在回憶中說，陳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還關心問候過陳毅的健康，但他當時確實以其言辭為造反派“炮打”陳毅火上加油，卻是不爭的事實。
李敦白還參加了對陸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領導的批鬥。
當時，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馬海德，曾勸說李敦白，應該遠離中國的政治紛爭。可陷於狂熱中的李敦白聽不進老友的勸告。
再次入獄
特殊年代的中國，政治風雲真是變幻莫測。李敦白的這種“風頭正健”的日子，僅僅維持了六個月。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廣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組”，建立新的領導機構，並且通知李敦白，“離開廣播局，有特殊任務”。
當時，李敦白還抱有幻想，以為又會“有什麼重要工作”呢。但是，接下來的一系列信息預示著李敦白的幻想只是一廂情願而已。是年秋天，一張“五一”節期間中國領導人和外國友人的合影在英文版的《北京周報》再次發表，但是這一次李敦白所在的位置卻被全部塗黑了
。9月，“中央文革小組”開始在各地各部門清查和鎮壓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連同被造反派當作批判對象的一些外國專家）紛紛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國際間諜”之類的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還有的甚至被抓進監獄。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從家中帶走了，說是局領導要跟他談工作。當他被帶進一個小辦公室後，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著就被送到關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監獄中，從而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對此，他一時想不通：“我回響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召鬧革命，稀里糊塗地幹了半年，結果鬧到牢房裡來了，真是不可思議啊。”他後來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開始對他進行秘密調查，決定把過去欣賞、提拔的這個美國人“搞掉”，並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
他在牢房裡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裡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根本問題是不應該捲入鬥爭，那太傻。”李敦白後來回憶說。
李敦白被捕後，他的親屬也受到牽連，王玉琳去五七幹校“變相勞改”，孩子們一度無家可歸、流落街頭，岳父也含冤病逝了。
滑稽的是，造反派關押審訊李敦白時，堅持把他視為“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的同黨，硬要李敦白承認，他領導著一個“國際間諜網”，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員，並通過她發展了劉少奇。
1972年，毛澤東對於解放幹部作了許多批示。根據毛澤東關於解放幹部的意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幹部，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許多受迫害的幹部陸續獲得解放，恢復工作。
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關押的外國專家都被釋放了。但唯獨李敦白沒有平反。按照周恩來在一次會上的說法，因為李敦白“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捲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
李敦白在獄中跟外界的接觸只有《人民日報》，他每天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字，一方面可以消磨難耐的寂寞時光，另一方面可以從中觀察政治動態，像林彪事件、尼克森訪華、周恩來逝世、朱德逝世、毛澤東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直至“四人幫”被粉碎。
出獄歸國
李敦白與妻子王玉琳合影1977年11月19日，經過9年零8個月零1天的關押，李敦白被釋放出獄，成為了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被釋放的人，與此同時，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離。
出獄的當天晚上，駐香港的美聯社記者給李敦白打來了長途電話，問他出獄後的打算。由於長期單人監禁，李敦白連話都說不連貫了，他艱難地用英語回答：“我不能馬上回去，因為我還有兩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國在10年間的變化；第二，要把身體養好。”
出獄後的李敦白沒有回到廣播事業局，而是先後在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
經過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徹底的平反結論。
李敦白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攜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對於他的這個選擇，他是這樣說的：“我回美國，並不是背離了中國”，“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樑，現在中國的橋頭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到了該回美國那端努力的時候了。”“我還是那個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橋樑的人。只要在這座橋上發揮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變得很偉大。”
198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辦了來華40年和他們結婚30年紀念的招待會。
李敦白在中國非同尋常的經歷對他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晚年的李敦白與妻子在美國註冊了一家公司，名稱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專門為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做諮詢顧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做些實際的、對中國有益的事情”。
人物評價
李敦白夫婦與採訪的記者合影李敦白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由於歷史的機緣，遠涉重洋，從大洋彼岸的美國來到中國，從此終身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35年間(1944年—1979年)，親歷了當代中國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惟一的外籍黨員，也是中共黨史上躋身高層核心圈的獨一無二的“老外”，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交往甚密。
“文革”結束後，李敦白獲得的“平反結論”中認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國以來，為中國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有重要貢獻的”，並將1968年入獄定為“被錯誤關押審查”、“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
李敦白一直致力於幫助中國共產黨打開對外交流的視窗，但就是這樣一個熱愛並獻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的外國人，卻先後兩次含冤入獄達16年之久——他在中國的這段既傳奇又大起大落的經歷無疑是當代中國的縮影。
人物著作
《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封面《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是在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與諾爾曼·白求恩、埃德加·斯諾、愛潑斯坦等齊名的美籍友好人士李敦白推出的的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