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光集校注

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 元賴良編《大雅集》,取為壓卷,並引楊維楨評:“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 楊維楨對李孝光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為之一變雲。

內容介紹

《溫州文獻叢書》中的《李孝光集校注》日前已編撰定稿,交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編撰過程中,頗有心得。
李孝光(1285—1350),字季和,樂清田岙村(今大荊鎮)人,是元代中後期重要文學家。他的交遊十分廣泛,在江南一帶負有重望,同當時詩壇名流,如薩都剌、張雨、楊維楨等頻相唱和。集中寄酬薩都剌詩多達45首,可見其密切。張雨贈詩云:“孰與言詩李髯叟……載聞新作過黃初”;柯九思稱其“詞甚奇古”;顧瑛言“詩文自成一家,為東南碩儒”,並予推崇。
泰定四年至天曆元年(1327—1328)間,李孝光與楊維楨(浙諸暨人)相遇吳下,促膝談詩,志趣投契,相為莫逆。其時維楨(比孝光小11歲)資望尚淺,須引孝光為後盾始能發揚其說,而兩人才情相匹,下的是“敵手棋”(吳復語)。故李、楊聯合,乃可以登高一呼而叱吒風雲,聳動時聽。他們共倡樂府詩創作,團結和影響了江南一批詩人,競相唱和,蔚為風氣。對此楊維楨在《瀟湘集序》中曾有簡要說明: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為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
張雨《鐵崖先生古樂府敘》也說:“《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東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集)范(?),後有李(孝光)楊(維楨)。’”由於李、楊首倡,參與者又大多為浙籍詩人及靠近浙江的蘇吳詩人(元時均屬江浙行省),故我們可以名之為浙派古樂府運動。這是元代中後期的一次詩歌革新運動,影響深巨,它後來被稱為“鐵雅詩派”而風行元季明初詩壇。
李孝光的樂府詩(包括騷體及部分古體歌行)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擬古創新,用古調寫新辭,多為即興命篇。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劉基條云:“樂府辭,自唐以前,詩人多擬之,至宋而掃除殆盡。元季楊廉夫、李季和輩,交相唱答,然多構新題為古體。”二是以古音協韻,運用《詩經》《離騷》的韻字,意在擺落時調,自由抒寫,尋求別樣的韻味。蔣易《元風雅》卷二三李五峰詩後附言:“叶韻近代用之者鮮,獨於五峰屢見之……??乎《騷》《選》之遺音。”三是善於比興引喻,語有寄託。風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賀),造意瑰奇,富想像力。四是切近現實,有所為而作,或詠懷抱,或諷時事,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寫實精神。《箕山操為許生作》是其代表作:
“箕之陽兮,其木??。箕之?兮,白雲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遺我以憂。雖欲從我兮,其路無由。朝有人兮,來飲其牛。”
借詠堯讓天下於許由事以抒懷,韻度高簡,旨在言外。頌揚高蹈的情操,又隱隱流露了被遺落的失意感。透過幽靜的畫面,讀者不難感受到詩人內心深處的不平。元賴良編《大雅集》,取為壓卷,並引楊維楨評:“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操者,李季和為最。”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引述楊評後說“誠為近古”。另一首為楊維楨所激賞的是《太乙真人歌題蓮舟圖》:
“銀河跨西海,秋至天為白。一片玉夫容,洗出明月魄。太乙真人挾兩龍,脫巾大笑眠其中。鳳麟洲西與天通,扶桑乃在碧海東。手把白雲有兩童,掣嬲二鳥開金籠。”
此五峰仙遊詩之佳者。著墨不多,而意想奇幻,仙境獨造,大有駕馭天地的氣勢,表達了自由無拘束的理想世界和縱放不羈的情懷。楊評云:“此作又是李騎鯨也!孰謂此老椎鈍無爽氣耶?”言得李白(李騎鯨)浪漫氣質和風格。
楊維楨對李孝光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為之一變雲。”他說自己寫作《琴操》,是接受李的挑戰因而激發靈感,並將李引為首席“唱和友”,在文章中一再加以稱舉。李孝光卒後,他痛感失去知音和做詩的對手,深表懷念,讀詩至感激處,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見之,寧不為之擊節而起舞乎?”“且命(門人)吳復錄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備見傾倒之意。從楊維楨的這些評論中,也能夠表明李孝光作為古樂府辭的首倡者之一,他在浙派古樂府運動中的貢獻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李、楊並稱,並非徒有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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