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公

1928年，朱國福先生參加第一屆武術國考，獲最優等榜首。 1923年，朱國福把二弟朱國祿叫到上海，傳授形意拳和拳擊，並讓朱國祿做拳擊陪練。 1932年，朱國福離開中央國術館，應邀任湖南鳳凰34師軍訓所少將副所長。

朱國福，字炳公。1891年1月5日出生於河北省定興縣大朱莊。1904年拜清末小八俠之一的形意名家馬玉堂為師，為形意拳第八代傳人。1924年，朱國福來到上海，創立武學會，以技擊能力高超、多次與中外武林高手交流取勝而聞名，朱國福兄弟四人皆為當時武林一流技擊高手，實戰名家，被武林人士並稱為“朱氏四傑”。1928年，朱國福先生參加第一屆武術國考，獲最優等榜首。1929年進入南京中央國術館任職並擔任教務處長，教授形意拳，開設拳擊課，為國家大力培養武術人才。朱國福先生一生為民族的興衰和武術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1968年，朱國福在重慶辭世，享年77歲。
這位被時人稱作“中國拳擊之父”，“中國搏擊之父”的一代武術大師的名字也許因為歲月的流逝，已經不是那么鮮活，然而他傳奇的一生卻未因歲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芒。朱國福先生是第一個有正規報紙報導，打敗公開設壇的外國武人的中國武術家；第一個在世界上成立女子拳擊隊，第一個在中國引進和發展拳擊運動，並身體力行；第一個用現代觀念開展搏擊訓練教學。
朱國福從小體弱多病，12歲時身體狀況極差，不能多吃飯，也不能多做事，投醫無效。朱的叔父非常擔心，認為朱國福應該通過練習拳術來強健身體。於是帶朱去新城縣找到形意名家馬玉堂先生。馬先生收下朱國福，開始教習形意拳。朱國福始練三個月，身體開始康復，從此拜在馬玉堂門下學拳。
因馬玉堂與鐵羅漢張長發情誼深厚，朱也拜張長發為師學習八卦掌等拳術。朱國福聰明好學，尊師重道，技藝進步相當快，後又跟定興三李之一的李彩亭先生學藝，朱通過勤學苦練，勇於交流，很快就在同門中出眾拔萃，一身的內外家功夫已有相當火候。朱二十歲時，就以形意拳、潭腿、刀術和六合槍的功夫聞名鄉里。成年後，朱國福開始保鏢生涯，往來北京、天津與河北之間，因從未失鏢，名聲遠揚。
師爺李存義先生很欣賞朱國福，在天津公園武士會親自傳授朱國福八字功和形意十二形。1915年，24歲的朱國福受師爺李存義所託，護送社會名流周善培先生（曾任大總統黎元洪的顧問）從北京經過天津到上海。周善培因家人安全，73件行李無一損失，極為看重朱國福，力邀他留在上海。朱國福接受周的邀請，留在了上海極司非而路15號的周公館，擔任護院和周的私人保鏢。周善培一家對朱國福十分尊敬和信任，同桌吃飯，並尊推首座，兒女均稱之為朱老師。
1918年，朱國福在上海跟孫祿堂先生學習八卦掌等拳藝，技藝更加精進，在同輩中鮮有敵手。
朱國福留在周公館後第二年，除了擔任保鏢外，開始公開授拳，其後又在上海西藏路鹹德里籌劃創辦了上海武學會，倡導國術發揚，提倡國人習武強身，武學會所需經費全從朱國福自己的收入中支出。
朱國福在教授弟子和學生時發現，內家拳的功夫雖好，但普傳極為不易，而社會上民眾對通過習拳快速掌握技擊能力有相當的期待。
那時的上海，隨著大批法國人的進入，拳擊運動也被帶入中國，在上海灘經常有拳擊表演。朱國福常去觀看，由此被吸引而喜歡上了拳擊。朱國福認為拳擊無花架子，動作簡單，技術簡捷，易於傳授和學習，更適合大眾推廣。就托人找到上海一位有名的法國拳擊教師，其人懂點中國話。朱跟其學習拳擊，那位法國人很高傲，非常自負，教授拳擊時經常取笑中國武術是花架子，實戰沒用。朱國福有次實在聽不下去，要求不戴套與法國人隨便試一下，自已也不用腿擊。法人身材高大，覺得朱的要求好笑，兩人一動手，朱的手就插到法人喉嚨，法人不服，第二次試，也是如此。法人大駭，覺得無臉再教授朱拳擊，便辭去不來。朱國福後來只好又托人找了位英國拳擊手才系統的學習了拳擊。
朱國福掌握拳擊後，結合形意和八卦的技擊特點，教授上海武學會的學員們練習拳擊。當時拳擊手套國內還不能生產，全靠進口，價格十分昂貴，那個時候，幾乎一個星期就要打爛一副拳套。朱國福功力驚人，和學生們練習時，只好朱國福先生戴上拳套，別的學生都是徒手，學生們有時一聞到拳套的味道就兩腿發抖。除了拳擊外，朱國福還在武學會教習形意、摔跤，槍術等多種技藝，朱國福先生在教授弟子時，總是身體力行，據當年弟子回憶，當時打拳斗，每天幾個小時；用數丈長的毛竹裝上鐵砂練習勁力和形意槍術，一直要練到精疲力盡才歇手。練習摔跤的跤衣也是差不多兩個星期就要抓爛一套。
1920年，浙江水災，湧進上海的災民不計其數，生計窘迫，慘不忍睹，朱國福向周善培提出，擬聯繫南洋馬戲團共同參加表演為災民募捐。周大力支持，成立水災救濟委員會，在上海大世界開展武術表演大會為災民募捐，一連表演了十天，門票銷售火爆，所得收入全部捐給了政府，用於救濟災民。
上海著名大公司－先施公司老闆黃煥南在一次外出時遇到流氓圍攻，當時黃聘請的英國拳王保鏢被流氓們打翻在地，危機關頭正好朱國福路過，挺身而出，打跑眾流氓救出了黃煥南。黃對朱國福的援手大為感激，要以重金謝朱，被拒絕。黃此後多次拜訪周善培和朱國福，待朱國福如兄弟。黃跟周幾次提出借人，周善培最初不捨，後為黃煥南的誠意打動。1922年，朱離開工作多年的周公館，到了先施公司。
1923年，朱國福把二弟朱國祿叫到上海，傳授形意拳和拳擊，並讓朱國祿做拳擊陪練。同年，在黃煥南的大力支持下，朱國福在基督教青年會的樓頂成立了中國第一支拳擊隊，分成男女兩隊，平時訓練，節假日在上海大世界舉行商業拳擊比賽和表演。
1923年8月，白俄名拳擊家裴依哈伯爾（Beby hubuer）在法租界巨艾達路國際競武場拳擊賽上連勝十天，戰勝了中外多位好手。裴依哈伯爾放出狂言，中國無人能勝他。激怒了本來只是關注比賽的朱國福。朱義憤填膺，要求立即挑戰裴依哈伯爾。當時擔任比賽公證人－英國人沙利文和德國人朗堅決反對，擔心朱國福的體重與身高（裴依哈伯爾身高1.9米，壯如熊，朱的身高只有1.72米）與對手懸殊太大，怕朱被打成重傷或打死。但朱國福執意要比，請來律師公證，立下生死文書，約定”打死不償命“，並規定六個回合分勝負。
1923年8月22日晚，朱國福在巨艾達路國際競武場按照拳擊規則上台挑戰，在幾個回合內一舉擊倒裴依哈伯爾，轟動了上海灘。據上海《申報》記載，當時場內如火山爆發，歡聲雷動，民眾振臂高呼：“我國男兒，固不弱也！”。人們跺踏地板以渲泄激情，一時間就把競武場的地板跺跨。
1924年，上海東亞體育專科學校慕名邀請朱國福任教。
1927年，與朱國福私交極好的律師唐豪（後成為中央國術館編審處處長）因為有共產黨嫌疑而被捕入獄。朱國福率全家老少以入獄作擔保，向江蘇省長鈕永建要求保釋唐豪，獲得成功。這件事讓當時上海的武林中人對朱國福的義氣相當敬佩，讚不絕口。
1927年，朱國福率領二弟朱國祿，三弟朱國禎在上海虹口擊敗了在四國拳賽上獲得全勝的五名日本武士，朱家三虎的名號第一次揚名上海灘。
1928年，在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進行全國第一屆國術國考，這是由國家組織，全國第一次大範圍動員，高手雲集的實戰擂台賽事，朱國福、朱國祿、朱國禎兄弟在比賽中力克眾多好手，皆進入最優等前15人之列，其中朱國福名列最優等榜首。其後三兄弟全部進入中央國術館擔任第一批教官。“朱家三虎”的名聲由此名震全國，後來加上四弟朱國祥，四兄弟被時人稱為“朱氏四傑”。
1929年，在中央國術館眾多教官中，拳藝和人品都倍受尊重的朱國福出任教務處長一職，朱針對當時館內門戶之見盛行，“少林”和“武當”二門私下爭鬥不斷的現狀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簡、整合國術館內的機構，教學內容也打破門派界線，提倡洋用中用，古為今用的教學方式。因改革措施得當，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教學內容新穎，學員成效快，中央國術館面貌很快就煥然一新。
1930年．國術館館長張之江率教務處長朱國福、編審處長唐豪，教授班班主任、技擊隊隊長朱國楨、教員楊法武、楊松山、郭世銓、張長海等人前去日本考察。國術館成員在考察中與日本武人進行了多次比試，朱國福在青年館（原約定在明治神宮相朴場，後擔心下雨改在青年館，內容也從拳斗改成器械）以不戴護具接受日本人的劈刺挑戰，獲得全勝。楊法武在前田道場用中國摔跤全勝日本柔道家，中國代表團為中國武人羸得了榮譽。但中國代表國也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看到日本民族的全民尚武之風，日本軍隊推廣、普及技擊之努力，眾人極為擔心。回國後，朱國福率先提出“斥花架、重實用，練為戰”，提出教學內容應該以“形意、八卦、太極、摔跤、搏擊、短兵、劈刺”為主，中國與日本終有一戰，“出於對日本侵略野心有所防範，必須有效地訓練中國軍隊”等觀點。
1932年，朱國福離開中央國術館，應邀任湖南鳳凰34師軍訓所少將副所長。朱國福對軍人制定了一套科學的訓練方法，在摔跤、搏擊、短兵、劈刺等項目上對士兵進行嚴格訓練，提出了一招制敵的實戰要求，並以此訓練士兵。
1935年，朱國福調湖南長沙任湖南省國術館教務長兼總教官，主要培訓軍官和隊長。
南京的中央國術館後期搬到重慶，最後因為經費缺乏閉了館。1936年，朱國福來到重慶，以個人的號召力四處籌集經費，先是籌建了重慶國術館，後改成陪都國術館（地址在今天的解放碑茂業百貨），朱國福任國術館副館長。當時人們稱讚朱國福靠一人之力復活了中央國術館。朱國福從外地邀請來楊法武、郭孟申等多位名家擔任教官，充實教練隊伍。國術館在重慶培養了大批學員，其中多數在國民黨軍、警、憲、特體系內擔任職務。朱國福的弟子也大多擔任國民黨中央軍校、警察學校、憲兵學校、防空學校、後勤學校等軍隊學校和重慶地方學校的國術教官。當時在重慶的許多國民黨高級官員都慕名跟朱國福學拳，比如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就跟朱國福學太極拳。
朱國福1937年開始兼任教育部體訓所講師、重慶市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國術編審委員會副主任和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教育學院國術教師等職，積極從事武術教材的研究與實驗、師資培訓和普及武術的宣傳這及競賽等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朱國福繼續在重慶大學任教，並當選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西南總分會武術研究整理組組長、中國武術學會委員、重慶市武術協會第一屆副主席。
1953年，朱國福接受西南軍區賀龍元帥的邀請，為軍隊培養武術人才，並為軍隊編寫了刺槍、劈刺等行之有效的軍事教材。
朱國福晚年在文革中倍受衝擊，重慶大學門口掛著“打倒國民黨少將朱國福”等標語，紅衛兵也常來家中騷擾不斷。朱國福因受文革政治迫害，積憤成疾，1968年6月15日第二次中風，於重慶辭世，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