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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朱峙三日記》序章開沅
《朱峙三日記》即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這不僅是對辛亥百年大慶最好的獻禮之一，也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峙山，湖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從事重要的宣傳等工作，民國時從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後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江漢公學任教，擔任過湖北黃安、蒲圻等地的書記官、縣長之職，抗戰時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書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湖北省政府參事等職。
現在留下的這批完整的日記是朱峙三先生連續不斷的生命記錄，也為近代中國的變遷提供了一份十分難得的私人記述。朱峙三先生勤於治學，擅長書畫，日記終身不輟，現留下自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二年近萬頁日記，詳細記錄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風俗以及個人的交往與觀察思考，為今天學者的研究提供一份豐富的原始史料。
朱老熱心近代史事的研討，是我結識最早且交往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曾多次邀我前往閱覽其歷年日記稿本。朱峙三先生留下的多則日記記述了我當年借閱日記的情況，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師範學院章開沅來訪……借予光緒宣統間日記五本以去，雲採取有關史料，三天即還”。十一月二十日，“章開沅之父送來予日記五冊，稱開沅近以整風事忙不能親來”。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家父與朱先生均早已作古，但當年情形無不一一在目，不得不讓人感嘆：“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早在一九五五年，朱老自行整理匯集其日記，已有一百零四冊之多，頗有選編付梓之意。但限於客觀條件，歲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這部日記一直未能出版。幸好其子胡香生珍惜老人手澤，歷經十年動亂，保存完好無缺。經與有關方面聯繫，已由香生先將癸巳（一八九三）至己未（一九一九）二十六年日記擇要輯錄，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叢刊》連續發表，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參考。現今日記又將全部影印問世，朱老地下有知，當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熱愛祖國，關心時事，舉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辛亥革命、贛寧之役、討袁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等，在日記中均有所記述。誠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記內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獻，君後之敗廢荒淫，官吏昏庸貪墨，以及國家貧弱緣由，革命黨會潛伏，內政外交，邸鈔文告，凡可紀者，即民間軼聞亦悉載之。”
但是恕我直言，讀者不可指望在日記中看到諸如宮廷秘聞、政黨內幕之類奇特記載。因為在清末民初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並非什麼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並非親身參與者。他從來不是風雲際會的英雄，而只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忠實地記錄下身邊的所見所聞，包括自己當時的思想活動。也正因為如此，這部日記便區別於一般的史事記載，它的史料價值在於比較具體地敘述了歷次重大事件在民間的反應，保存了普通老百姓當年的私下議論，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獻和顯赫人物的回憶錄中所難以見到的。
作者曾擔任過《漢口中西報》、《公論新報》的主筆（即社論撰稿人）和編輯，具有新聞記者的社會視野和採訪訓練，因而日記的許多內容頗有助於我們對清末民初社會環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一九一九）為止，作者長期僻處鄂城縣（清末原稱武昌縣，民初曾一度改為壽昌縣）家鄉，行蹤所至無非是武漢、黃安、大冶數地，至於開封、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屬短暫逗留。可以說，他的親身見聞主要限於湖北，但其觀察社會的細微深入則又多少彌補了地區的局限。舊中國基本上屬於農業宗法社會範疇，轟轟烈烈的政治事件雖多，社會內部結構的演變卻非常滯緩。重大事件易入史書記載，漸進而又細微的演變則往往為人們所忽略，朱老日記的側重點恰好在於後者，這自然將引起讀者的濃厚興味。譬如湖北中小縣城的風土人情、禮俗習慣，私塾、書院、學堂的學生生活，科舉考試的繁瑣過程與夾帶舞弊，窮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豐”，古董商人如何製作贗品，革命黨人在學堂如何秘密活動，縣書記官（相當於主任秘書）如何周鏇於縣衙內外，禁菸委員如何巡閱各鄉虛應故事，以及南洋勸業會的空前盛況，武昌首義之夜的風聲鶴唳，鄂城中元、端午兩節的燈火、龍舟等等，無不歷歷如繪，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作者自幼讀書，成年後又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日記中這方面的記載相當豐富。例如，以準備科舉應試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禮節，對不同年齡、水平學生的教學如何組織，課程內容、進行程式與教學方法，學費的數額與繳納方式，以及塾師、學生的課餘生活等等，均有詳盡敘述。更為難得的是在武昌縣師範和兩湖總師範學堂期間的日記，在學習期限、課程設定、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師資狀況、學生來源、課外活動諸方面，保存了許多具體的記述。這些對於研究清末廢科舉、興學堂的教育體制改革，特別是對於研究具有深遠影響的“癸卯學制”，無疑很有裨益。民國初年，作者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鄂城寒溪中學、大冶中學、武昌三一中學、漢陽晴川中學等校任教，日記內容雖然頗多重複且平淡之處，但也保留了許多有關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資料。我相信這方面的內容將會引起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生長於清寒之家，成年後又常為家庭生計困窘所苦，所以日記比較注意銀錢數字的記錄，諸如銀錢比值、借債利率、薪俸工資、文章稿酬、書畫行情、車船票價、食宿費用，乃至年節和婚喪開銷，一筆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這些數字誠然沒有企業賬目那么重要，但多少也有助於了解鄂東地區各個時期的貨幣、工資、物價。特別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說，以此作為普通醫生（朱老的父親是中醫）和教員家庭經濟的一個個案來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細心的作者還詳細地記錄了火車、輪船、木船、轎子、獨輪車的行程、速度，也記錄了縣與縣之間的郵路和傳遞方式，這些內容對於了解近代中國內地交通狀況的變化，應該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細心人的日記，需要以同樣的細心來閱讀，才能充分發掘那些細微之處蘊含的社會意義。即以家庭和學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長期慣於清油燈柔和而又黯淡的光線，所以開始用煤油燈便覺得非常刺眼，熄滅時氣味又很難聞；及至到教會辦的三一中學教書時，則已經習慣於電燈的亮光了。這種個人生活習慣的變異，與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與外國石油的傾銷和近代市政建設的興起，都是密切相關聯的。人們思想意識的變遷，某些傳統思想的隱退，某些近代意識的萌發，也並非在任何時候都通過狂風暴雨的變革方式表現出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決定使用公元紀年和陽曆，作者對此持冷漠態度，仍然在日記上沿襲乾支紀年和陰曆月日，所不同的無非是用公元和陽曆給以注釋而已。可是當中學生興高采烈地演戲慶祝新年元旦，並且理直氣壯地以演戲疲勞過甚為由要求添假一天時，作者這才意識到世事的變化，並且感慨說，千百年來清高的“士”，是羞於與“倡優”為伍的，可是現在的“士”卻以行“倡優”之事為樂了。當然，舊中國的社會進展是相當迂緩的，內地的前進步伐更顯得蹣跚，日記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傷的情調，鬆弛的節拍，可說是一個古老民族落後的影子。
我對作者的直率感到由衷地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記，分明是企盼“當道採集”、“代為印行”，卻努力保持當年日記的原來風貌。除了對自己的學業成績、書畫作品和在黃安（今紅安）的政績稍有自炫之意（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並未打算把自己寫成思想多么高超、功業多么偉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實地記錄下自己頭腦中那些落後思想以至“不潔之念”，譬如名教觀念、迷信思想、迷戀科舉、重男輕女、製作前人書法贗品、邀妓女陪同宴飲等等。當然，日記更多的內容是敘述個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業、負債、貧困交加、喪父失子等等，雖有自我憐憫的弱點，卻是舊中國知識分子悲慘境遇的真實記錄。不過日記的主要價值並不在這裡，它的好處是比較具體地敘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輩人（如張肖鵠、劉菊坡等），如何經歷了科舉生涯轉入新式學堂，如何逐步改變傳統觀念接受“排滿”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義以後從興奮轉入消沉並出現新的分化……或許可以說，日記粗略然而頗為生動地勾畫出辛亥前後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群像。這些內容將可豐富我們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而從真實性來說又要超過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謂回憶錄。
年輕的讀者也不妨看看這部日記，即令不是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的同志，從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東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過的道路是多么崎嶇坎坷，經歷的生活是多么慘澹艱難，這樣才可以瞭然於他們何以那樣歡欣鼓舞地迎接全國的解放，何以歷盡磨難挫折而仍然那樣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從這個意義來說，朱老的日記又可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輔助讀物。峙三先生是一位愛國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由於封建文化習染較深，為人過於謹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難的拖累，在每個歷史轉折時期都未能躋入先進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剛接受“排滿”思想不久，突然嘔血不止，臥病在床，以致未能投身武昌首義。辛亥革命失敗以後，當友人董必武等繼續抗爭並尋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時候，他仍然困於貧病，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後，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擔任參事室參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員會委員，生活和醫療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充分發揮餘熱，勤奮地工作和學習。
朱峙三先生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面貌的善良的願望，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逐步化為現實。他非常珍惜革命勝利的成果，並且真誠地想為社會主義建設增磚添瓦。關於這部卷帙浩繁的日記，他也想儘可能使之為社會所利用。他生前曾說：“倘蒙當道採集，認為予此記具有歷史意義，列為稗官野乘而代為印行，則朝章國故、民間文藝，或賴以知。歷史沿革、社會發展真相，於各學校授近代史者與社會文藝作家，無不小補也。”我想，日記的影印出版，正是尊重這樣一位愛國老人的遺願。
朱峙三先生小傳
胡香生撰文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原名鼎元，幼名鍾權，後改名繼昌、峙三，字峙山。湖北省鄂城縣達明鄉人。一九○四年補諸生。一九○五年入一年制的武昌縣師範學習，一九○六年考取兩湖總師範學堂。在兩湖總師範學堂學習期間，於課餘在《漢口中西報》等數家報館兼職，任訪事員、主筆。此時已具有明確的反清思想，積極參與傳遞革命信息、接交革命檔案等活動，是學堂中革命工作主持者周鵬程等人的知心朋友與得力助手；曾以“共進會中的兩湖學生代表”之稱被李廉方載入《辛亥武昌首義記》。
武昌首義後，任湖北軍政府內務部書記官。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中華民國公報》創辦，任編輯員。一九一二年初奉派赴黃安縣任書記官併兼理司法。一九一三年秋，他因性格廉介、耿直，與新政府中的舊官僚格格不入，於是轉而投身於教育界，先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一九一四年為照顧家事，改任鄂城縣寒溪中學教員。一九一七年任大冶中學教員。一九一九年在武昌三一中學任教。一九二○年復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一九二六年以前還擔任過江漢中學等校的教員。
一九二六年任沙市徵收局長，並與張國恩、董必武多有聯繫。一九二七年閒居。一九二八年在湖北省民政廳工作，直到一九二九年年中，出任蒲圻縣縣長一年。一九三○年又曾一度在武昌文華中學任教。一九三一年任湖北省財政廳秘書。一九三二年任湖北省水利局密查員，同年九月改任民政廳幫辦秘書。一九三三年出任黃岡縣縣長。一九三五年改任湖北監理捐稅委員會幹事兼省政府公民訓練委員。一九三七年改任湖北省財政廳整理田賦委員。一九三八年隨省政府遷往恩施後，任湖北監理捐稅委員會調查組長。一九四○年改任湖北省政府視察。一九四二年改任省政府參議，同年暑期受聘為湖北省立教育學院(後改為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國文專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六年冬，又被聘為湖北省立臨時大學先修班國文專任教授。一九四七年夏末，改任漢口法政學院教授。一九四八年冬，任湖北先賢遺著編纂處編纂。一九四九年四月，武漢疏散人口，遂遷居鄂城縣胡林鄉。
一九五○年應邀在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員會任委員。同年八月調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仍兼省文保會委員。此外，他還擅長書畫與演奏古琴，是中國音樂家協會武漢分會的首批會員。亦有中南大區及湖北省與政法、友好恊會、方誌、美術等各界有關的名義職務。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病故於武昌，終年八十一歲。
註：胡香生是朱峙三先生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