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惠

曾文惠

曾文惠,1926年3月31日出生於台北縣三芝鄉(今新北市三芝區)一個家境優裕的家庭環境中,17歲那年高中畢業後考入台北女子學院——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女子的最高學府。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壽米可。

基本信息

個人經歷

1949年2月9日嫁給李登輝,與李登輝生有一子李憲文(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二女李安娜、李安妮。信仰基督教。並且於1988年1月13日--2000年5月20日為“中華民國”第一夫人,其前任為蔣方良,繼任為吳淑珍。

曾文惠曾遭新黨立委謝啟大及馮滬祥指控在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國民黨落敗後,挾帶數百萬元美金到美國,但曾文惠控告謝、馮二人誹謗,該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讞。

文惠子女

曾文惠1926年生於台北縣三芝鄉,1949年2月9日嫁給李登輝後,有一子李憲文(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二女李安娜、李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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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李憲文出生於1950年,在文化大學政治系畢業後,曾赴日本進行短期深造,並翻譯過日本原田鋼所著的《少數統治的原理、政治權力的結構》。回台後 ,進入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同時在《中華時報》任職。李憲文娶大學時的同學張月云為妻,1982年因患鼻咽癌早逝,對此李登輝極為難過,發誓從此不沾菸酒。曾文惠更是傷痛欲絕,一度要撞牆自殺。李氏夫婦為懷念獨子,每年3月21日都要為他作追思禮拜。李憲文與張月雲育有一女,小名“巧巧”,大名“坤儀”,是李登輝的“開心果”。

李憲文患病時,他的同學蘇志誠辭去《台灣新生報》記者職務,專心進行照料,幾乎天天陪伴在病榻前,給李登輝夫婦印象十分深刻。當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時,就把蘇放在省主席的台北辦公室,成為李登輝的機要,並認為義子。李登輝進“總統府”後,蘇也隨往。現對外自稱為“總統府”秘書室主任(實際無此官職),被外界視為“李登輝的代言人”、“大紅人”。

長女李金娥,因為這個名字太俗氣,後又改名李安娜,1952年出生,曾任東海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教授。其夫黃循武是馬來西亞的華僑,在台中榮總醫院當醫師。

小女兒李安妮,1956年出生,東吳大學社會系畢業,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丈夫賴國洲是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畢業生。賴既是半子,又是李氏夫婦最信賴的人,因而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的特別關注。

曾文惠 曾文惠

賴國洲曾任《自立晚報》專欄作家,後任“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大學社會系講師併兼任“民意調查基金會”董事。據說,有關李登輝的民意調查問卷,都必須先送給他過目。此外,賴還兼任“新聞評儀會”秘書長及電視台“新聞橋”製作人、文化總會電視文化研究委員,還是太子汽車的法人代表、博新育樂公司董事等十多個職務。有人認為,李登輝在新聞文化界的人脈都由賴國洲出面聯絡。其影響力甚至超過當時任台灣省長的宋楚瑜。因為李登輝政務繁忙,常住“總統府”中,平常人無法接近,外界一些有意跟李搞政商關係的人,便千方百計動腦筋接近曾文惠和賴國洲,希望透過他們的管道成為台北官邸的坐上客。1990年3月台灣政潮及“總統”選舉期間,表態獻殷勤的大有人在,台中一個楊姓財團,為做公關,就自動轉去新台幣2千萬元。

與李登輝

曾文惠比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小3歲。曾家是三芝小基隆的地主,財富廣布三芝莊、淡水街等淡水郡地區,另外在台北也有財產,每年田租以幾千石計。在早年的淡水地區,田地能有100石收成的,就被當地人譽之為財主,而曾家卻擁有3000石以上的家產,可謂富貴中人。因此,曾文惠的童年少女時期都是在十分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17歲那年曾文惠高中畢業後考入台北女子學院,那是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女子的最高學府。曾文惠曾回憶說:“那時候我們女孩子念書的目的,就是學習做個好太太,所以讀的都是做菜、插花、做衣服、帶孩子這些知識。現在的女孩子幸福多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念完書就可以出去做事。”

曾文惠還在念書的時候,父母就安排他跟淡水三芝的同鄉世交李登輝訂婚。曾文惠的父親曾慶余和李金龍是國小同班同學,又是農會的同事,但李金龍第一次向曾慶余提親時,由於兩家財產貧富差距較大,曾家沒有答應。後來李金龍托有影響的人士再次提親,才同意了。這門親事雖說是父母之命,其實也是曾文惠的意願。那時候,讀到女子學院的女孩子,一定要嫁給醫生才有面子,她的姐姐就嫁給了醫生。最初,父母也是這樣打算的,可是介紹了幾個醫學院的男孩子,曾文惠都不同意,唯獨中意從小“拖著鼻涕”、“又醜又怪”的李登輝。十幾年後曾文惠回憶說:“這大概就是緣份吧!”

1949年李登輝26歲時,和鄰居曾家的二女兒曾文惠結婚。當時,李登輝家住三芝鄉中山路58號,曾家住50號。後來,曾家把50號房產賣了,搬到台北市華亭街47號。結婚後,他們的生活很艱苦。夫妻2人住在歸綏街的一間小屋子裡,李登輝剛擔任助教,買不起稍好一點的“新樂園”香菸,只能買更便宜的老“樂園”煙抽,而且只能兩支、三支的向對門小雜貨店零買。曾文惠在沒有找到工作前,以插花賺取少量費用貼補家中。這樣有時還是不夠,只好賣掉從娘家帶來的金戒指等。

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壽米可,她的日語水平高於李登輝,但國語講得不好。在大兒子李憲文入學前為了能對教育孩子有所幫助,自28歲時開始從拼音字母學起,練習國語。後來,李登輝跨入政界,經常與一些外國人打交道,她又開始學習英語,成為“美爾頓英語補習班”中年紀最大的“媽媽學生”,被同學們叫做大姐,並被選為班長。經過多年的練習,總算有了成果,雖然國語仍有“台灣腔”,英語裡仍有“日本腔”,但比起年輕的時候,都已大有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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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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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住台北市重慶南路的台灣“第一家庭”,人丁不是很旺,上下四代人,住在官邸的不足6人。可是侍衛、管家、傭人等卻超過這個家庭人口的10倍。“老太爺”李金龍在世的時,因嫌官邸戒備森嚴,出入不便,沒有自由,所以他搬出去和李登輝同父異母的弟弟李炳楠住在了一起。李登輝官邸住的6個人,除李登輝夫婦外,還有兒媳張月雲和孫女李坤儀,小女兒李安妮和夫婿賴國洲。其長女李安娜及其夫婿家住在台中,每星期都北上一次專程進官邸向父母問安。被官邸的主人看作家庭成員之一的是義子蘇志誠,他雖然不住官邸,但每天必到。

李登輝平時有兩句話經常掛在嘴邊:一句是“我說了算”,再一句是“有事打電話給我吧”。無論說話、辦事都十分權威,無人敢駁。在他講話的時候,別人沒有插嘴的餘地,因而去官邸見他的人,只有聽他滔滔不絕地講個沒完沒了。民進黨的頭目也好,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也好,政府什麼部門的頭頭也好,在官邸見他以後都感到索然無味,悻悻而退。有一位曾多次受邀到官邸與李登輝聊天的民間人士說,有一次他和兩位朋友被邀到官邸後,李登輝說:“今天我要多聽你們講。”但是,緊接著又立即對他感興趣的一些話題足足講了40多分鐘。

李登輝對外人是這樣,在家裡對家人更是說一不二,大家長呀氣派十足呢。凡是他決定了的事,那怕是至親好友,也別想動搖他半分。要是說能稍微動搖他一點點的主意,也只有他的乘龍快婿賴國洲。賴國洲到底是一個土博士,洋博士還是會聽聽土博士的意見的。在家庭中說一不二的人,民國初年還有一個,那就是袁世凱。袁氏治家的辦法是學曾國藩的,但他比曾國藩更上一層樓,一經自己決定了的事情,家中五六十口人,沒有一個人敢參與意見,可見其威儀之盛。李登輝的威嚴可與袁氏媲美。

遭受誹謗

曾文惠曾遭新黨“立委”謝啟大及馮滬祥指控在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國民黨落敗後,挾帶數百萬元美金到美國,但曾文惠控告謝、馮二人誹謗,該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讞。

子女

李登輝與曾文惠膝下共有三個孩子:長子李憲文、長女李安娜、次女李安妮。對於孩子,夫妻倆管教甚嚴,主要由曾文惠承擔。曾文惠曾說:“家太重要了,家庭主婦更是家庭的重心。”李登輝也說:“我忙於公務,很多親友人情交往,都要由她代勞”。

長子李憲文在念國小時,考試沒有得滿分就不敢把成績單帶回家。後來考上中學,但在聯考中落榜,直到當兵回來,才考上文化大學政治系。大學畢業後一度到日本留學,因與父母親要求甚遠,內心很苦悶,常以喝酒抽菸度日,最後又回到台灣,進入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大學期間和同學張月雲訂婚,1979年結婚。婚後生下愛女巧巧,學名李坤儀。外孫女是曾文惠生活的又一重心,她的皮包里經常放著孫女的照片,一有空就陪李坤儀畫畫、彈琴。曾文惠常說:“巧巧生性聰明而且聽話。”李登輝對孫女巧巧也特別好,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巧巧。

長女李安娜是李登輝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讀書時出生的。據曾文惠說,李登輝回台的一段日子,李安娜因面生而不讓他抱,一抱就哭。李安娜畢業於文化大學企管研究所,曾任教於文化大學,現職是東海大學副教授,女婿黃循武是“榮總”台中分院骨科醫師。

次女李安妮在兄妹中是念書最好的一個,她畢業於東吳大學社會系、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曾任東吳、政大講師,後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曾文惠眼中,李安妮是個小淘氣。但在談到學習時,她說父親管教太嚴,記得在念國小一、二年級時,家庭作業沒寫完,半夜會被父親叫起來,一定陪著做完,才準睡覺。

在三個孩子中,曾文惠與李登輝寄希望最大的是李憲文,中國的傳統文化亦然。然而正當幸福的家庭充滿歡樂之際,災難降臨到曾文惠與李登輝的頭上。

1983年,李憲文因患鼻癌過世。晚年喪子的劇痛使曾文惠差點被打倒,李登輝也一度想去當牧師傳教。為了表達對兒子深深的愛意,曾文惠與李登輝決定在家裡舉行追思儀式。因為是家庭禮拜,李登輝沒有邀請什麼外人參加,只有李憲文生前工作單位的三個朋友,其中的一位這么形容:“我早半個小時抵達,李憲文的母親曾文惠紅著眼睛接待我,公館裡很哀傷,許多身穿西裝的人顯得很忙碌,電話也不停地響,可就是沒看到李登輝。”

追思即將開始,李登輝方匆匆走進客廳,他仍穿著整齊的深色西裝,表情十分嚴肅,身旁的秘書還在他耳邊小聲說著話。

“李登輝同我們握手道謝,便坐在曾文惠的身旁,他一直都很嚴肅地板著臉,像往常一樣挺直腰著。”當禮拜快結束時,“忽然聽到輕微的啜泣聲,我看到李登輝已彎下身子,將眼鏡摘下,把臉埋在手掌里。”後來,李登輝竟失聲痛哭起來。對於愛子英年早逝,李登輝與曾文惠的確痛不欲生,每逢夜深人靜,夫妻二人常相擁痛哭。一早起來李登輝又忙於政務,曾文惠獨自承受著老年喪子的悲痛。

權力背後的女人

曾文惠多次向友人提到,李登輝“吩咐”她“不要到處亂跑,不要四處拋頭露面,除非參加官方場合及活動以外,不要出門,只要管家好了,因為官場很複雜,女人很容易講話失當惹禍。”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李登輝在受到層峰賞識出任台北市長後,曾文惠變得繁忙起來,那時她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之間常有往來,曾任該會台北分會董事,也會應邀敲敲愛心鑼。3年之後,李登輝出任台灣省“主席”一職,世事的變化令曾文惠不敢想像,她告訴來訪的人說:“以前,我們的生活圈很單純。他當市長後,才跟政界有接觸,也感到責任重大。我告訴他,只要有愛心,為人誠懇,做任何事情都一樣。今天,他的擔子更重,我只有更好好地照顧他。”

有輿論稱:隨著李登輝仕途的改變,曾文惠積極地恰如其分地扮演配合性的角色,例如在成為“第一夫人”後,在髮型和穿著上,曾文惠都略作改變,根據某位“第一家庭”成員表示,這種改變是曾文惠對自己角色的尊重。在這位人士的感覺中曾文惠在“第一夫人”的頭銜下,只能扮演一般場合的配合角色,她仍是“某某人的妻子”,這位“第一家庭”成員認為曾文惠並不是“很積極地想獨當一面”。

曾文惠是傳統地以丈夫利益為第一優先的婦女。她曾經說過一句話:“我永遠都是一年級。”隨著李登輝每一次職務的變更,她都要從頭學起,像一年級國小生一樣。

曾文惠與李登輝訂婚之後,很快就辭去了令人羨慕的銀行工作,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銀行是個金飯碗,

丟掉太可惜,就連她母親都這樣認為。曾文惠則安慰她母親說:“既然那個怪人要我辭,辭掉算了,他要養我就讓他養好了。”從此,她再也沒出來做過一天事。

1949年,曾文惠23歲時與李登輝喜結良緣。當時李登輝在台灣大學任助教,一個月只有500元台幣收入。孩子們陸續出世後,家裡各項開支增大,約需1200元。為了不讓丈夫被生活的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曾文惠就變賣金戒指補貼家用。

早在銀行工作時,曾文惠一有剩餘錢,就去買金戒指,積存下來,後來竟積了一大包。此刻在生活艱難之際,派上了大用場。1952年,李登輝考上公費留學生,到美國愛阿華大學深造,所帶的零用錢,也是曾文惠日常變賣金子換來的錢。

等到李登輝學成返台,曾文惠的金戒指早換光,錢也用完了。

李登輝由美返台後,當時有兩項工作可供他選擇:一是月薪200美金的農村復興委員會技正,一是月薪新台幣500元的省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當時美元與台幣的比率為1:40,兩個職業收入差距是相當懸殊的。而李登輝選擇的是收入微薄的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職務,因為他的老師、台大農經學教授徐慶鍾當時任農林廳廳長。他聽從老師的建議,舍卻名利,毅然赴職。對於李登輝的職業選擇,曾文惠沒有半點怨言,她理解他、尊重他。

為了使妻兒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善經商的李登輝只好發揮自己的專長,每晚堅持埋頭寫稿,賺稿費補貼家用。曾文惠也在家裡開辦了一個小型插花班,負責講授花道,李登輝也幫著用鋼板刻寫講義,孩子則在母親教課時幫忙發講義與花材,全家人勤勞奮勉,自得其樂。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使夫妻間的感情增長不少。

1965年,已經成為台灣大學教授、農復會技正的42歲的李登輝,考取了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3年苦讀終有所成,他撰寫的《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的博士論文,不但獲得康乃爾大學的最高評價,同時榮獲該年全美農業經濟學會的最優論文獎。就在李登輝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寫著“To my wife”。但曾文惠調侃地說:“光這樣寫,人家怎么知道你的wife是誰呀?以後再寫書該註明‘獻給愛妻曾文惠’。”後來,李登輝在幾本中文著作中,如《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的序文中,特別提到“感謝內子李曾文惠女士……支持我,使我的生活充實美滿,克盡人生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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