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

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

這兩件四翼天使造型的碑石堪稱泉州景教藝術的精品,遺憾的是,伯希和發表的那件石刻已失傳。 其實,這種四翼天使與景教早期活動的文化背景有很大聯繫,可追溯到波斯文化的亞述傳統。 如果沒有“海上絲綢之路”,就沒有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這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傳播文明與文化交流的結果。

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出土於泉州東門外的仁風街。泉州又稱鯉城、刺桐城、溫陵,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和台胞祖籍地。地處祖國東南沿海,與台灣隔海相望,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泉州港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同時泉州也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有“海濱鄒魯”、“光明之城”的美譽。
古代泉州既是東西文明的重要交匯點,也是多種外來宗教的傳播中心之一。這裡曾經生活著一個龐雜的宗教團體——景教。景教是唐代對拜占庭帝國國教基督教之宗派“聶斯托利派”的稱呼。其教徒主要來自西亞和中亞地區,也有隨蒙古軍隊南下的西北民族以及當地的漢族,甚至也有可能從印度而來。正因為景教團體有著複雜的民族背景,才造就了景教石刻獨特而豐富的圖像特徵。
1975年,泉州東門外的仁風街出土了一件元代的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見圖),現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收藏。該墓碑石用泉州當地出產的輝綠岩製作而成,碑高53.5厘米,底寬51厘米,厚9.5厘米。碑刻仿壺門造型,作尖拱狀,尖拱下鏤空。碑面浮雕一位男性天使趺坐於雲彩上,頭戴三尖冠,兩耳垂肩,臉龐豐盈如滿月,披著雲肩,頸飾瓔珞,手捧蓮花十字架在腹際;背後兩對展開的羽翼飽滿有力,兩條飄帶從脅下而出,繞過羽翼向上揚起。其實,類似四翼飄帶天使造型的碑石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由西班牙神父任道遠發現,並由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發表在1914年的《通報》上,由此泉州景教引起國際學術界關注。這兩件四翼天使造型的碑石堪稱泉州景教藝術的精品,遺憾的是,伯希和發表的那件石刻已失傳。

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

倘若泉州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上沒有十字架等具有外來宗教特徵的元素,這便是一尊具有飛天特徵的“菩薩”了,尤其是那輕舞飛揚的飄帶,是中國飛天的典型特徵。這種飄帶天使的刻畫在泉州景教石刻中常見,而且造型豐富多樣。在這件石刻上還可以尋找到許多蒙元時期的流行元素,如天使所披戴的雲肩,是蒙元貴族婦女的流行披飾;天使趺坐的雲彩,採用的也是當時流行的如意捲雲紋造型。簡言之,泉州景教石刻藝術融入了不少中國佛教以及世俗的元素。
這尊天使還擁有兩對展開的翅膀。在人類的原始信仰里,有了翅膀,就可以自由穿梭,東西方據此都各自發展出相關的文化,如中國的羽人和西方的有翼天使。“羽人”是在中華文明體系內獨自發展形成的,但由於道教思想的地域局限性,加上外來宗教的衝擊,並沒有產生持續影響。泉州墓碑石天使的羽翼當屬異域的文化符號。
在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神話以及波斯文化傳統中都有羽翼形象。希臘文化和波斯文化互相影響,並貫穿在早期基督教的發展中,隨著基督教的對外傳播,擴大了有翼天使的影響。基督教的天使往往是雙翼,四翼形象比較罕見。對泉州四翼天使這種奇特的造型,德國學者艾克博士認為是“古希臘和波斯有翼神像與基督教的天使相合併”的產物。其實,這種四翼天使與景教早期活動的文化背景有很大聯繫,可追溯到波斯文化的亞述傳統。
唐代傳入中國內地的“聶斯托利派”創立者聶斯托利,生於敘利亞,公元428年被任命為君士坦丁堡主教,因主張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離,拒絕承認聖母瑪利亞為“神之母”,被斥為異端而遭驅逐。其追隨者大都居住在兩河流域等地,當受到拜占庭帝國迫害後,逃到波斯境內活動,建立獨立的教會組織,並開始向印度和中國等東方地區傳播教義。在產生於兩河流域的亞述文明中,四翼守護精靈被認為比其他守護精靈更具神性,往往用於守護王宮。這種四翼形象後來為波斯文化所吸收。亞述帝國曾經統治過的範圍均出土有四翼形象的亞述珍品。當時有許多西亞人經“海上絲綢之路”來到泉州,四翼神像也隨之而來,並運用到景教石刻的創作中。這種四翼形象在揚州“也里世八”景教碑上也有發現,但在新疆、內蒙古等陸路傳播地區所出土的景教石刻中尚未發現。
從這塊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我們可以了解在古代“海上絲綢”的歷史,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曾經的繁榮,同時也見證了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相交融。如果沒有“海上絲綢之路”,就沒有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這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傳播文明與文化交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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