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鎮為明朝的九邊重鎮之一，地理位置極其重要，特別是在永樂遷都北京後，擔當著拱衛京師的重任。總兵官是明代最高級別的武官，在九邊戍守中，總兵官的作用尤為關鍵。我們在查閱相關歷史文獻及對唐山境內明代長城實地考古調查的基礎上，試對薊鎮歷任總兵官進行考略，以求對薊鎮長城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和更深入的研究。
一、總兵官的設定
明朝的兵制承襲發展了唐、宋、元兵制的特點，建立了衛所制度。從中央到地方的管轄秩序為五軍都督府、都司、衛所體系。即五軍都督府和都司分別為中央和地方最高軍事機構，都司下轄衛所，各都司所率衛所隸屬於五軍都督府，而聽令於兵部。按照此軍事體制，五軍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各都司所設都指揮使即是地方上的最高軍事長官，但遇有戰爭，朝廷還要往下派遣總兵官，以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公、侯、伯充任。
明代總兵始設於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以後在四年（1371年）、七年（1374年）、二十年（1387年）都有總兵被任命。建文二年（1400年），命李景隆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明成祖即位，命何福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始頒將軍印於諸邊將，其中有總兵4人，參將4人。但鎮守薊鎮的總兵不得稱將軍掛印。
總兵官成為鎮守地方的最高軍事長官之後，改變了練兵將領不指揮作戰，指揮作戰的將領不管練兵的問題，有利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形成事權專一的局面，但也存在著總兵稱霸一方、擁兵自重的可能。為維護中央集權，再有戰爭時，朝廷又要往下派員，稱為巡撫，參與軍隊管理，削弱總兵官的權力。開始巡撫只為臨時性的工作，後來才成定職，常駐地方。這樣一來，不僅原來的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要受其節制，就連總兵官也要聽其指揮。
總兵官之下，還設有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游擊之下還有坐營官、守備、把總、提調官等。
二、薊鎮歷任總兵官
通過文獻記載及長城實地調查所發現的碑刻文字記錄，我們對明代薊鎮長城總兵官進行了歸納、排列，其順序如下[1]：
永樂：張信[2]（臨淮人）隆平侯
陳志[3]（巴人）遂安伯
陳敬[4]京衛人
陳景先[5]東勝右衛人
宣德：王[6]密雲衛人
正統：孫傑[7]應城伯
宗勝[8]遵化衛人
景泰：胡鏞[9]永平衛人
天順：吳得隆慶衛人
馬榮[10]興州前屯衛人
沈煜[11]修武伯
成化：焦壽[12]東寧伯
馮宗[13]京衛人
劉清[14]京衛人
李銘[15]山東鄒平人
弘治：劉福[16]寧晉伯
蔣驥定西侯
阮興[17]京衛人
王銘錦衣衛人
正德：溫和[18]河間衛人
吳玉遵化衛人
馮澄京衛人
陳遂安伯
戴欽綏德衛人
馬永[19]金吾左衛人
嘉靖：張 [20]大同衛人
楊慎遼東人
□雲榆林人
蕭升[21]撫寧衛人
劉淵[22]山海衛人
祝雄[23]山海衛人
戴廉薊州衛人
周徹撫寧衛人
羅希韓[24]平穀人
李鳳鳴[25]京衛人
成勛[26]薊州人
周益昌[27]遼東人
歐陽安宣化府人
李廣京衛人
張承勛懷安衛人
孫臏綏德衛人
胡鎮陽和衛人
王孟夏寧武人
隆慶：李世忠[28]綏德衛人
郭琥[29]永昌人
戚繼光[30]山東人
萬曆：楊四畏遼東人
張臣[31]榆林衛人
董一元[32]宣府前衛人
張邦奇[33]蔚州人
王保[34]榆林衛人
尤繼先[35]榆林衛人
蕭如薰[36]延安衛人
杜松[37]崑山人
馬棟[38]（籍貫不詳）
王國棟[39]榆林衛人
張國柱（籍貫不詳）
張承蔭[40]榆林衛人
李懷信大同人
天啟：孫祖壽[41]昌平人
馬世龍[42]寧夏人
王威[43]綏德人
崇禎：趙率教[44]陝西人
楊肇基[45]遼東人
吳國俊[46]榆林人
陳國威[47]（籍貫不詳）
朱國棟陝西人
張世顯（籍貫不詳）
三、對薊鎮總兵官的認識
1、通過對薊鎮總兵官的考證，可知自永樂至崇禎年間，薊鎮總兵官共有60餘人。從籍貫方面來看，這60多位總兵官中，來自薊鎮本地的有13人，來自陝西的有12人，來自京衛、密雲的有7人，來自宣府、山西的有7人，來自遼東的有4人，來自山東的有2人，其他還有來自寧夏、蒙古、河南、江蘇以及籍貫無從考證之人。
他們主要以這樣幾種方式被委任為總兵之職。一是因功被提拔重用，如陳景先、王、宗勝、胡鏞、李銘、蕭升、祝雄、郭琥、張臣、王保、尤繼先、張國柱等，這些人大都起於行伍。二是出自於武科，主要有周益昌、孫祖壽。周益昌“嘉靖初起武科，升備御都司，習吏事”；孫祖壽“萬曆中舉武鄉試，授固關把總”。三是以世蔭累遷總兵，有阮興、劉淵、馬永、戚繼光、董一元、蕭如薰、張承蔭、李懷信等。據明萬曆《盧龍塞略·鎮守名將》載：阮興，世蔭起自千戶。劉淵，山海衛僉事劉剛之孫，自三河黃花鎮守備入坐顯武營。馬永，襲父官，正德六年流賊起，督戰功升都指揮同知。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馬蘭峪塞，殺參將陳乾，以永為參將，守太平寨。十三年升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治三屯營。據《明史》載：董一元，父，嘉靖中為宣府游擊將軍，俺答犯滴水崖，力戰死，贈官錫蔭，春秋世祀。一元嘉靖時為薊鎮游擊將軍，隆慶初遷副總兵，萬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為昌平總兵官，尋徙宣府，十五年徙鎮薊州。蕭如薰，萬曆中由世蔭百戶歷官寧夏參將，守平虜城。李懷信，由世蔭歷都指揮僉事。張承蔭為名將張臣之子，“由父蔭積功至延綏副總兵”。戚繼光，世登州衛指揮僉事。另外比較特殊的有杜松，其兄杜桐由世蔭累官，而杜松由舍人從軍。
這些總兵官的卸任也各不相同。有戰死沙場的英烈，如杜松、張承蔭，“松兵大敗，松與夢麟、宣皆歿於陣”；萬曆四十六年“張承蔭戰歿”。有苦心戍邊、卒於職守的總兵，如陳景先、阮興、祝雄等。有被罷免後落魄而終者，如戚繼光、蕭如薰、尤繼先、孫祖壽。有因功得以升遷者，如王、溫和、劉淵。有調離改鎮者，如董一元、王保均改鎮遼東，而郭琥的調離則是為了加強戚繼光的權力，這在《明史·戚繼光傳》中有明確的記載。有正常卸任而歸的，張臣因病而去，周益昌、蕭升、馬永“卒賜祭葬”。還有一批庸才之輩，各有不同的結局，如楊四畏、歐陽安、李世忠、李廣、孫臏、胡鎮等，“會朵顏長昂屢擾邊，薊鎮總兵官楊四畏不能御，乃調四畏保定，而徙（張）臣代之”；“歐陽安以庸劣當，每虜大舉，閉戶而已，惟依權勢冒任，時號為草包，下獄論死，請歸，逮下錦衣獄”；“李世忠身為大將手握重兵，本非禦侮應變之才，徒為喜功夸詐之計……奉制： 降二級聽用，隨卿為民，世忠發遣”。尤其特別的是，孫臏居然被胡鎮害死，“孫臏，以昏黷時有混沌之號，但為胡鎮陷死，人亦憐之焉”。而吳國俊、陳國威則因清兵入侵京師失事，與眾多文武臣僚一起坐罪，“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2、通過對薊鎮總兵官的考證，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了明代重文輕武的社會現實。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發展的時期，其突出特徵就是君主專制與文官制度的相輔相成。除明朝開創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武將逐漸因軍職冒濫等為世所輕，從而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成為絕對優勢。清光緒《永平府志》記載：“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其按察司官整飭兵備者，或副使，或僉事，或以他官兼副使僉事。”[48]《明史》載：“當是時（洪武時期），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為封疆大吏。而專閫重臣，文武亦無定職，世猶以武為重，軍政修飭。正德以來，軍職冒濫，為世所輕。”[49]而《蒹葭堂雜著摘抄》中記載的更為明確：“天下政事，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50]特別是在對待邊鎮武將上，明代多以文官為重要對象，遏制武將勢力，以避免類似唐代藩鎮割據局面的重演。明代的軍人長期處於文官的壓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級將領，也無法展布其統籌全局的能力，武將唯一能做的就是帶領士兵親身參與戰鬥。此外，軍官的任命多數以“世蔭”的形式而子承父業，這種“世蔭”形式任命的程式相當複雜，大致是高級將領的子孫需要降幾級繼承，下級軍官則無需降級。明代武官大多是粗通文字，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其實這正是長期以來文官制度為上造成的後果，同時也正是文官集團所期望的結果。武將既然大多屬於一夫之勇，當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由他們來指揮各級武官，各邊鎮的武將則要接受該地區文官的監督，在指定的地區活動。在總督、巡撫之下，還有巡按監察御史等各類監察官，他們名為監察，實則握有調度攻防的權力，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用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總督除了督理軍務外，同時兼理糧餉，整個軍隊的給養問題都由總督操控，而武將自己組織和管理後方勤務則根本不予以考慮，故文官與武官之間的傾軋表現得尤為突出。
這裡比較不同尋常的當屬戚繼光。他作為一名武將，之所以能在戍守薊鎮中功成名就，除了自身的卓越才能外，更得益於總督譚綸的支持。譚綸雖為文官，但沉毅知兵，並且在南方抗倭時與戚繼光已交往甚多。隆慶元年（1567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譚綸、戚繼光練兵，“詔征綸還部，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隆慶二年五月，戚繼光被“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然“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宣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戚繼光在鎮16年，“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鹹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把薊鎮內的其他將領調離，以免遇事掣肘，同時譚綸又建議該區文官不得干預軍事訓練，並且主張戚繼光在三年的練兵期內可以不受監察官的監察，後遭到文官集團的反對，在皇帝朱批“和衷共濟”的前提下，把監察官對薊州防區的巡視限為每年一次。同時，戚繼光在訓練中也有權購買軍馬、製造火器及戰車等。然而這樣的景況非常短暫，明代後期的長城防務腐敗現象滋生蔓延，邊況日壞。
綜上所述，對薊鎮總兵官的考證是研究明代長城防務的基礎，同時也是研究明代長城修建、戍邊屯田、糧餉供給等一系列問題的基礎，特別是通過長城碑刻的內容與歷史文獻記載的相互印證，為長城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1］本文所列永樂至萬曆前期的總兵官，均依據清光緒《永平府志》卷6《歷代職官表三》中對明代鎮守薊鎮總兵官的記載，有出入之處或其他資料來源另行註明。
［2］《明史》卷146《張信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下同）中沒有其為總兵官的記載，清《光緒順天府志·官師志九·前代武職表八》記載其為都指揮使，但《三屯營帥府題名碑》中有“張隆平、陳遂安俱以伯爵充總兵”的記載。
［3］《明史》卷106《功臣世表二》載：“遂安伯陳志，永樂元年五月丁亥封，祿、襲同前。八年五月卒。”卷146《陳志傳》載：“陳志，巴人。洪武中，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起兵，累遷都指揮同知，封遂安伯。志素以恭謹受知，戮力戎行，始終不懈。永樂八年五月卒。”未記任薊州總兵官事。此據光緒《畿輔通志》卷29《職官五》鎮守總兵官表永樂朝欄載：“陳志，遂安伯。俱同上。”俱同上，即都指揮同知，二年鎮守山海關。
［4］明萬曆《盧龍塞略》（秦皇島歷代志書校注本，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下同）卷3《沿革譜》載：“永樂二年以陳敬為都督鎮守邊關。”未有任總兵的明確記載，此據《三屯營帥府題名碑》。
［5］明弘治《永平府志》卷5《宦跡》載：“陳景先，任永平衛指揮使。後升都督總兵，鎮守薊州迤東地方。”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陳景先，永樂二十一年以都督僉事鎮守三屯，宣德庚戌卒於鎮，凡在鎮八年。”
［6］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王，在京人，宣德十年以都督僉事總兵。正統甲子召還，十有一年，先後與景先皆以才勇久任成功。”
［7］明萬曆《盧龍塞略》卷8《洪宣正景經略》載：正統九年“以應城伯孫傑鎮守三屯。”
［8］明弘治《永平府志》卷5《宦跡》載：“宗勝，升都督總兵鎮守地方。”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宗勝，在京人，正統初為中路參將。十四年，升都督僉事總兵。”
［9］明萬曆《永平府志》卷7《人物誌》載：“胡鏞，初為永平衛指揮僉事，正統末巡撫鄒公（來學）保升參將，後升都督僉事，鎮守薊州迤東地方。”
［10］《遷安縣誌》載：“天順五年春三月，右參軍馬榮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下同。
［11］明萬曆《盧龍塞略》卷9《天成弘正經略》載：天順“四年，以修武伯沈煜出鎮三屯。”
［12］《遷安縣誌》載：“成化二年八月，東寧伯焦壽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另，明萬曆《盧龍塞略》卷9《天成弘正經略》載：成化“二年，命東寧伯焦壽出鎮三屯。”
［13］《遷安縣誌》載：“成化八年正月，右都督馮宗總兵鎮守永平、山海關。”
［14］《遷安縣誌》載：“成化十三年七月，總兵劉清鎮守永平、山海關。”
［15］有《總兵官都督李公邊政記碑》，現存於遷西縣三屯營鎮府舊址碑亭內。
［16］明萬曆《盧龍塞略》卷9《天成弘正經略》中有劉福、蔣驥、陳三人的記載。弘治“五年，命寧晉伯劉福出鎮三屯。”弘治“九年，命定西侯蔣驥出鎮三屯。”正德“八年，命遂安伯陳出鎮三屯。”
［17］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阮興，弘治十三年以都督僉事總兵，在鎮四年。”
［18］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溫和，河間衛指揮，以都督僉事正德二年總兵。”《遷安縣誌》載：“正德元年冬十二月，都指揮僉事溫和統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
［19］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也。世金吾左衛指揮使。正德十三年升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治三屯營。”
［20］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0《嘉靖經略》載：嘉靖“五年，召馬永還京，以張代之。”
［21］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蕭升，嘉靖甲午鎮守薊州，卒賜祭葬。”
［22］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劉淵，嘉靖己亥改鎮薊州，有名。調提督西官廳聽征總兵官，贈剛及父鎮官。”
［23］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祝雄，嘉靖壬寅，改鎮薊州代淵。”
［24］《明史》卷204《丁汝夔傳》載：“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請令（仇）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關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卻，汝孝師大潰。”
［25］《遷安縣誌》載：“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命總兵李鳳鳴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
［26］清《光緒順天府志·官師志九·前代武職表八》記載：“薊州總兵，仇鸞奏革之，薦京營副將成勛代鳳鳴。”
［27］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0《嘉靖經略》載：嘉靖“三十三年，實薊鎮夙弊，上下相安恬不為怪，誠如總兵官周益昌所論。”其他總兵如歐陽安、李廣、張承勛、孫臏、胡鎮、王孟夏也都有評價。
［28］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1《隆萬經略》載：“隆慶壬申之辰，薊鎮總兵李世忠營於李家莊。”
［29］李廣、孫臏、郭琥、戚繼光、楊四畏、董一元、張邦奇、王保、尤繼先在《遷安縣誌》有記錄：“嘉靖三十八年，提督京師巡捕署都督僉事李廣為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嘉靖四十年秋九月，神機營副將署都督僉事孫臏為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隆慶元年冬十月，前代理都督僉事郭琥被起用為總兵官，鎮守永平、山海關。”“隆慶三年正月，戚繼光任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萬曆十一年二月，鎮守居庸、昌平等地的總兵官右都督楊四畏改為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萬曆十五年八月，鎮守宣府總兵官董一元改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2《鎮守名將》載：“郭琥，永昌人，自遵化右營游擊轉太平參將、古北副總兵，故關西驍將。乃自延綏總兵召鎮薊，虜乃不敢犯。”
［30］《明史》卷212《戚繼光傳》載：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為神機營副將……二年五月，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而浙兵止弗調。”
［31］《明史》卷239《張臣傳》載：“居庸、昌平總兵右都督楊四畏為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朵顏長昂屢擾邊，薊鎮總兵官楊四畏不能御，乃調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明萬曆《盧龍塞略》卷11《隆萬經略》載：萬曆“十年，總理戚繼光調任廣東去，楊四畏代。”但據《明史》記載，戚繼光調任的時間應為萬曆十一年。《明史》卷239有傳。另在實地考察中，在遷西縣大嶺寨發現《萬曆十五年天津春防碑》，記錄了張臣時為薊鎮總兵。
［32］《明史》卷239《董一元傳》載：“萬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為昌平總兵官，尋徙宣府。十五年徙薊州。”
［33］現存於遷西縣擦崖子村的《萬曆十八年修擦崖子正門碑》，記錄了張邦奇時為薊鎮總兵。
［34］《明史》卷239有傳。另據《遷安縣誌》載：“萬曆二十年八月，調山西總兵王保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原鎮守薊州、永平的總兵官張邦奇被調任為左軍督府僉事。”
［35］《明史》卷239有傳。另據《遷安縣誌》載：“萬曆二十四年冬十月，尤繼先鎮守薊州、永平，兼備倭總兵。”現存於遷西縣栗書樹灣子鄉太陽峪村的萬曆二十九年《重修潘家口關王廟記碑》，記錄了尤繼先時為薊鎮總兵。
［36］《遷安縣誌》載：“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征西將軍寧夏總兵官蕭如薰改守薊州。”清《光緒順天府志·官師志九·前代武職表八》載：“萬曆年鎮薊州。”
［37］《明史》卷239有傳。另據清《光緒順天府志·官師志九·前代武職表八》載：“崑山人，（萬曆）三十四年，鎮薊州。”現存於遷安縣徐流口邊牆上的《萬曆三十五年修建邊牆碑》，記錄了杜松時為薊鎮總兵。
［38］在清光緒《永平府志》中未見此人為總兵，但據《遷安縣誌》載：“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山西總兵官都督僉事馬棟調任薊州、永平、山海關總兵兼備倭總兵官。”
［39］王國棟、張國柱在清光緒《永平府志》、《遷安縣誌》、《明史》上均沒有記載，但現存於遷西縣文物管理所的《萬曆三十七年修築擦崖子關住堡碑》記錄了王國棟時為薊鎮總兵，張國柱為副總兵。現存於遵化洪山口村的《萬曆四十四年天津春防碑》記錄了張國柱時為薊鎮總兵。
［40］在清光緒《永平府志》中沒有張承蔭、李懷信為總兵的記載，但據《遷安縣誌》載：“萬曆四十四年，總兵官張承蔭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萬曆四十七年，甘肅總兵官李懷信調任薊州、永平、山海關。”
［41］《明史》卷271《孫祖壽傳》載：“天啟二年，歷官署都督僉事，為薊鎮總兵官。”
［42］《明史》卷270《馬世龍傳》載：“天啟二年擢永平副總兵。署兵部孫承宗奇其才，薦授署都督僉事，充三屯營總兵官。承宗出鎮，薦為山海總兵。”
［43］現存於遵化市文物管理所的《天啟四年修洪山口二等住堡碑》記錄了王威時為薊鎮總兵。
［44］《明史》卷271《趙率教傳》載：“崇禎元年八月，移鎮永平，兼轄薊鎮八路。”
［45］現存於遷西龍井關村的《崇禎三年重修龍井關真武廟記碑》，記錄了楊肇基時為鎮守薊州、永平等處地方總兵官。
［46］［47］清光緒《永平府志》中沒有吳國俊、陳國威為總兵官的記載，但《明史》卷252《楊嗣昌傳》載：“總兵則薊鎮吳國俊、陳國威……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清《光緒順天府志·官師志九·前代武職表八》載：“二人崇禎年薊鎮總兵。”
［48］清光緒《永平府志》卷6《歷代職官表三》。
［49］《明史》卷90《兵志二》。
［50］明·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載《中華野史》明朝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