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生窮寒，文化水平甚低，又因當過和尚，參加過紅巾軍，故深怕別人揭其老底，時生猜疑，屢興無中生有的文字獄。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人寫〈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替人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句。「則」與「賊」同音，明太祖認為是罵他做過賊，一概處死。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作箋者也被處死。蘇州知府魏觀在元末豪雄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修衙門，並請名士高啟寫〈上樑文〉，內有被視為帝京專用的「龍蹯虎踞」四字，明太祖知道後大怒，魏觀和高啟均被腰斬。類似文字獄對明朝的文化發展，有極大的破壞性。
中國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定的刑獄。
明文字獄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建於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作《上樑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殺。洪武十七年以後，又先後發生多起因上賀表、謝箋引起的文字獄。據載因當時勛臣不滿於朱元璋重文輕武，遂進讒言“文人善譏訕”，朱元璋從此對天下章奏動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禮部頒行謝表式後，才不再發生以賀表、謝箋獲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進試卷中有“一氣交而萬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認為譏諷朝廷，有兇惡字而獲罪。明初文字獄貫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為推行文化專制統治所採取的極端手段，並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所效法。
清代文字獄，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明史》案為起始，亦有追溯到順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的，下限則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賀世盛《篤國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間，文字獄多達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獄大致有3種情況：①清先世曾臣服於明朝，受官襲爵，聞命即從。入主中原之後，清廷對此段史事諱莫如深，因此，不僅將舊有史籍刊削、禁毀，而且對凡繼續編寫乃至收藏者，則以“大逆”之罪濫加誅戮。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漢族士大夫眷戀故明，宣揚“夷夏之防”一類思想，對鞏固清廷統治極為不利。為了強化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對反清思想就勢必要用暴力加以打擊。③康雍之際，清皇族中權力鬥爭空前激化，史稱奪嫡之爭。雍正帝即位之後，為了鞏固已得的勝利，除殺戮奪嫡諸王外，不惜藉助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此外，尚有皇帝濫施專制淫威而出現的文字獄。文字獄是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獄的冤濫，遏制言論，禁錮思想，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嚴重歷史後果；它極大地桎梏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助長了阿諛奉承、誣告陷害之風，是歷史發展中的濁流。到乾隆末葉，一方面清廷已經通過文字獄達到了預期目的，另一方面，隱伏著的社會危機日益加劇，清代統治者面臨著比反清思想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字獄遂趨於平息。
明初何來文字獄
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說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 但經考證，徐一夔壽終八秩，何嘗死於明太祖刀下？來復涉嫌與胡惟庸同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如此等等，在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涉及的人物當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跡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謂的文字獄沒有關係。他們是徐一夔、釋來復（字見心），蔣清高，守仁，德祥。
徐一夔，滿清乾隆年間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事實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緒年間就已經有人考證徐一夔死於建文二年，年齡八十多歲，當然就不可能死於什麼文字獄。《始豐稿》跋說“……考陳氏善萬曆《杭府志.職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會當‘革除’，實建文二年（1400），教授為蔣良輔，……約計先生壽終當及八秩矣。世因《翦勝野聞》稱表文忤旨收捕斬之之誣。幾疑不克令終於官，豈非大謬哉。”如果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來證明------ 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後。徐一夔寫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中說齊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這個齊公生於1267年，死於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當然不可能死在齊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於建文元年之後。
釋來復，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還是引用《閒中今古錄》說僧來復（見心）的詩句中“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 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事實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錢謙益就已經加以辯正過了“野史載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樣，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則雲逮其師欣笑隱，鏇釋之”“見心《應制詩》載在《皇明雅頌》，初無觸怒事，而笑隱為全室之師，入滅於至正四年。俗語流傳，可為一笑也。” 來復（也就是見心）真正的死因是牽連在胡惟庸黨案內，明朝的釋明河寫的《補續高僧傳》中卷二五說“……時山西太原捕得胡黨僧智聰，供稱胡惟庸謀舉事時，隨*季潭、復見心等往來胡府。二公於是得罪”。在釋元賢《繼燈錄》卷五中說“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再看蔣清高， 還是《閒中今古錄》,說他“系元末遺儒，國初任本縣教諭，以表箋誤注被斬於京師”，按《閒中今古錄》作者黃溥的說法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而按照象山縣誌錄的《蔣氏譜》的記載蔣清高“生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於洪武九年（1376）官任，並無罹表箋禍被斬”。 接下來是王春瑜考證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跡，按照郎瑛《七修類稿》中的記載，守仁因為《題翡翠》一詩，德祥《夏日西園》一詩，“被太祖罪之，不善終”。而事實上，守仁根本沒有做過《題翡翠》，“是好事者，附會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業上，與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錯，彼此關係融洽，最後‘示寂於寺’，善終天年，所謂不善終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至於德祥，和所謂的不善終，更是沾不上邊，他“一直活到永樂中，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云：‘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為王駙馬賦清真軒詩，有和御製賜赤腳僧詩”，他在永樂中“談笑而逝”，“郎瑛說他因《夏日西園》詩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終’是無稽之談。”
這些記載有幾個明顯的疑點： 首先根據這些大肆渲染所謂朱元璋文字獄的野史所說“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也就是說明太祖在那以後開始留意天下所進的表箋，因此文字獄大興。“意謂此時之前 ，太祖不甚注意諸司奏章，亦不曉儒臣所進表箋有譏訕之意”。然而根據歷史事實，這種說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實上，“太祖在登基以後，即親理政事，勤勞不懈，天下奏章，多親自閱覽批答，有‘一日數百件’之說”。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謂的文字獄，那也絕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後才開始，應該是從洪武初年就有的。其次，從這些所謂的文字獄的模式來看，幾乎完全是同一個類型，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光是這兩個簡單雷同的諧音就占據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導致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要么，是這些所謂的文字獄中的當事者同時約好似的使用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沒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後的同一年用這些字，然後就導致了所謂的文字獄，但這顯然不符合情理；要么這些案例是有先後的，而且從記載來看，也確實並非是同一個時期，但這又導致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此何以既有極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說是因為捉摸不定，才先後觸網，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案件的模式實在雷同的近於國小生做練習一樣，“生”諧音“僧”，前面有人因為用了“生”倒霉，那後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會至少五六個案子雷同的都是這樣？再次，根據這些野史的記載，因為這些文字獄，所以“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為遵守。’帝因自為王傳布天下”，似乎禮臣為了避免文字獄的發生，避免再有人觸犯文字忌諱，就讓朱元璋制定表箋格式，讓人們遵守。但事實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確實制定過表箋格式，但是和所謂的文字獄卻是半點關係都扯不上，而是為了遏止文辭華麗，但內容空洞繁冗的文風。
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一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為看見上書賀表里“多用四六駢偶，文華而辭蔽，有害直言”，於是就從唐宋名家的表箋，里挑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兩篇作為範例，“頒布天下以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陳，寫了一萬多字，說的事情卻只有四件，“文繁詞冗”，浪費時間，於是就制定《奏對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個序言，然後“頒示天下諸司”。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覺得“官府文移案牘繁冗”，不是多年經驗的老吏不能通曉，可能導致“佞人藉機玩法，殃及百姓”，於是命令“廷臣減去繁文，奏定成式”，讓“諸司有所遵守”。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箋不能用四六文辭，“務求典雅簡明”，“所有名諱皆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了兇惡字樣以外，沒有其他應避忌諱”。 最後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認為表箋里，“仍多務奇巧，文體駢儷，有傷辭意”，於是讓劉三吾等人“撰表箋成式，頒於天下有司”。很顯然，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完全是為了提高辦公效率，改革不切實際的文風，和所謂的文字獄避諱風馬牛不相及。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野史說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導致文字獄。這一點恰恰是相當荒謬的，因為事實是朱元璋從來就沒有隱諱過自己的出身，甚至相當坦然，毫無隱瞞毫無諱飾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於天下。
大明皇陵碑現在還在鳳陽明皇陵內，碑上原原本本記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慘經歷。茲摘錄開頭部分為證: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謹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興建皇堂：予時秉鑒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飭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 其辭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傍徨。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廓，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
兄雲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並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 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飈,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而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顯然,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賤出身，沒有絲毫諱飾,對當過和尚的經歷,也沒有絲毫隱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那些可以具體考證人物事跡的案例，還是那些無從考證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綻重重。可以斷言，所謂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基本上是捏造虛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