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文靜的美國人《格雷厄姆?格林文集：文靜的美國人》是作者的“政治小說”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戰爭後期為背景，一個年輕而文靜的美國人趁虛而入，靠一幫土匪搞恐怖活動，企圖建立“第三勢力”，使無辜平民屢遭傷害，最後這個多行不義的美國人也被人民處死。格雷厄姆·格林，英國著名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文集：文靜的美國人》是其“政治小說”方面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戰爭後期為背景。在法國殖民主義者即將面臨失敗之際，一個年輕而文靜的美國人趁虛而入，靠一幫土匪搞恐怖活動，企圖建立所謂的“第三種勢力”，而令無辜的老百姓不斷遭受傷害。最後，這個多行不義的美國人也遭到暗殺。作品對新老殖民主義的惡劣行徑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諷。同時，作品還描寫了這個美國人及《格雷厄姆·格林文集：文靜的美國人》另一位男主人公、英國某報社記駐越南記者福勒與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鳳兒之間一場愛情糾葛，大大增強了這部嚴肅作品的可讀性。
作者簡介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國大師級小說家。他悲觀厭世到極點，卻又最關注靈魂的掙扎和救贖；他作品中“惡”無處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墮落比比皆是，可最驚心動魄的卻是個人內心的道德和精神鬥爭；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瑣、絕望至頂點，可是污泥中卻能綻放人性的光彩；他稱得上20世紀最嚴肅最悲觀最具宗教意識的作家，可同時又是講故事的聖手，是20世紀整個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應的大師級作家之一，英國20世紀讀者最多的小說家之一。
格式將自己的作品分為“嚴肅小說”和“消遣小說”兩類，《文靜的美國人》是最著名的“嚴肅小說”之一但嚴肅之中又有幾許浪漫，讀來決不枯燥。
前言
“我必須找到一種宗教，”格雷厄姆?格林說，“好用來衡量我的罪惡。”
這句話把格林這個“天主教小說家”（一種他所厭惡的說法）擺到了他的正確位置：在他選擇基督作為他最高的價值標準前，他首先是一個老想著衡量自己的人。沒有一個二十世紀的作家像他那樣思路敏銳地把人加以比較。如今很少有小說家採用那種把好人跟壞人加以區分的粗略的筆法，格林卻擅長對人進行多層次的區分，勾畫出細微的界線，把人的邪惡同殘忍、刻薄以及用意不良的愚蠢加以區分。他筆下的人物生活在一個經過仔細調整確定的道德體系中。他們逐漸淪落。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晚飯後，我在卡蒂納街我的房間裡坐下來等派爾；他說過，“我最遲十點鐘左右來找你。”等到半夜以後，我再也坐不住了，於是下樓走到街上去。許多穿黑褲子的老婆子坐在樓梯口：那會兒是二月，我想她們是嫌床上太熱了吧。一個三輪車夫慢吞吞地蹬著車向河邊駛去。我可以看見在他們卸新到的美國飛機處燈火通明。長街上四處都見不到派爾的蹤影。
當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國公使館有什麼事一時走不開，不過那樣的話，他早就會打電話到餐館去了——他對這些小節一向很在意。我轉身要回進屋子去，一眼看見一個姑娘在隔壁門口等人。我看不見她的臉，只看見那條白綢褲子和那件有花的長旗袍，可是看見這些我已經知道她是誰了。她以前就常常在這個時候站在這個地方等我回家。
“鳳兒，”我說——這意思是鳳凰，不過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後余灰中也不再有鳳凰出現了。她還沒來得及告訴我，我已經知道，她也在等派爾。“他沒有來。”
“Jesals.Jetalvuse ulghfen Etre.”
“你還是上樓去等吧，”我說。“他這就要來啦。”
“我可以在這兒等。”
“最好別在這兒。警察會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樓。我想到自己可以說出來的幾個有刺兒的、不愉快的笑話，可是她的英語和法語全都不夠好，不會懂得我的嘲諷。說也奇怪，我並沒有想要傷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沒有想要傷我自己心的意思。我們走上樓梯口的時候，那些老婆子都轉過頭去。等我們剛走過，她們的嗓音又一起一伏，仿佛一塊兒在唱歌似的。
“她們在說些什麼？”
“她們以為我又回來了。”
在我房間裡，幾星期以前中國新年時，我陳設的一盆樹，上面的黃花大半都已經落下了。它們落在我打字機的鍵縫裡。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來。“Tu es troublo”鳳兒說。
“這不像他的為人。他一向挺守時間。”
我解下領帶，脫掉鞋子，在床上躺下。鳳兒點著了煤氣爐，動手燒水泡茶。這情景就跟六個月前差不多。“他說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說。
“也許。”
“他很喜歡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說。
我看到她正在改變她的頭髮式樣，讓那一頭黑髮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頭髮梳得很考究，她以為那才像個大戶人家的女兒。派爾有一次批評過那種髮式。我閉上眼睛，她又和過去一模一樣了：燒開水，叮鐺響著拿茶杯倒茶，夜間某一時刻的需要，而且保證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他這就快來了，”她說，仿佛他不來，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們兩人在一起時，究竟談過些什麼。派爾為人很認真。他那一大套關於遠東的演講，我早受夠了。說到遠東，他在遠東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數差不多。民主主義是他的另一個話題——他對於美國在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說來很明確，很令人氣惱。鳳兒呢，她又天真無知得出奇，要是我們在談話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會插嘴問希特勒是什麼人。要跟她說清楚，那就更困難了，因為她從沒見過一個德國人或是一個波蘭人，對於歐洲的地理只有一點兒最模糊的知識，儘管關於瑪格麗特公主，她知道的當然比我多。這時候，我聽見她把煙盤在床頭放下。
“他仍舊愛你嗎，鳳兒？”
跟一個安南女人上床睡覺，就像帶一隻小鳥睡覺一樣。她會在你的枕邊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個時期，我曾經覺得沒有一個安南女人的嗓音有鳳兒的這么好聽。我伸手過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頭也像鳥兒的那么脆弱。
“是他來了嗎，鳳兒？”
她大聲笑了。我聽見她劃著名一根火柴。“在戀愛嗎？”——也許戀愛是一個她不懂的詞語。
“要我給你燒一袋煙嗎？”她問我。
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她已經點亮了煙燈，煙盤也已經擺好了。在她皺著眉頭，湊近燈火，全神貫注地燒著一小粒鴉片煙泡時，她手上的煙簽滴溜溜地轉著，煙燈的光把她的皮膚照成了深黃的琥鉑色。
“派爾至今還不抽這個嗎？”我問她。
“不抽。”
“你應該讓他抽上癮，要不他就不回家來了。”這是她們中的一種迷信，認為一個情人只要抽鴉片，就總會回來，哪怕他跑到法國去。抽上鴉片，一個男人的性功能也許會受到損害，不過她們總是寧願有個忠實的情人，那方面差一點也沒關係。這會兒，她正把那個小小的燒熱了的煙泡緊貼在菸斗邊上捏著。我已經可以聞到鴉片的香味了。沒有什麼香味比得上它的。床邊，我的鬧鐘指到了十二點二十分，不過我的緊張已經過去。派爾已經逐漸消逝了。在鳳兒全神貫注，彎身在煙燈上照料著那柄長長的煙槍，像照料一個孩子那樣時，煙燈照亮了她的臉。我很喜歡我的煙槍：兩尺多長的一根筆直的竹筒，兩頭都嵌有象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菸斗。它像一朵翻轉的鏇花，凸圓的周邊因為經常揉捏鴉片，已經磨擦得又光又黑了。這時候，她把手腕一轉，把煙簽插進菸斗的小眼去，把煙泡裝上，又把菸斗在煙燈上轉過來，握定煙槍，等我去拍。我吸著時，煙泡就流暢地微微起著泡沫。
老煙鬼一口氣能抽下一袋煙，我可不成。我總要幾口氣才抽得完。一拍完，我就直挺挺地躺著，脖子靠在皮枕頭上，讓她去安排第二袋煙。
我說，“你知道，真箇的，事情非常明白。派爾知道我臨睡前要拍幾斗煙。他不願意打擾我。清早，他自然會上這兒來的。”
煙簽插進了菸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煙槍時，我說，“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壓根兒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著她的災收窩。“你離開了我以後，”我說，“幸好我可以靠這個混混。奧爾梅街那邊有一家好煙館。我們歐洲人多愛大驚小怪啊。你不應該跟一個不抽菸的男人同居，鳳兒。”
“可是他要和我結婚，”她說，“就快啦。”
“當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給你燒一袋嗎？”
“好”
我心想，要是派爾一直不來，她這一晚會不會答應跟我睡覺，不過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煙後，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當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著我，那也很愜意——她總是仰著睡。早晨一覺醒來，我就可以拍上一口，也免得一個人寂寞。“派爾現在不會來了，”我說。“就待在這兒吧，鳳兒。”她把煙槍遞給我，搖搖頭。等我把那袋煙抽下後，她在不在我身邊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
“派爾為什麼不來呢？”她問。
“我怎么知道？”我說。
“他是去找泰將軍了嗎？”
“我也不會知道。”
“他曾經告訴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塊兒吃晚飯，他就不會上這兒來。”
“別擔心。他會來的。再給我燒一袋煙吧。”在她俯身湊近煙燈時，我想起了波德萊爾的這首詩：“Mon enfant,ma soeur…”下文是什麼呢？
aimera loisir
Aimer et mourir
An pays qui te ressemble。
外面河邊停泊著許多船隻，“dont I’humeur est vagabonde．”我想，要是聞聞她的皮膚，那一定帶有淡淡的鴉片煙香味，她的膚色也正像煙燈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繪的這種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邊曾經看見過。她像一片芳草那樣天真自然，我真不願意丟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爾就好了，”我大聲說，不過我這會兒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還忍受得住——這是抽了鴉片的好處。有人在房門上敲了一下。
“是派爾，”她說。
“不。他不是這樣敲門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開黃花的小樹，花瓣又紛紛落在我的打字機上。房門開了。“福勒先生，”一個人大聲喊著。
“我就是福勒，”我說。來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會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頭來，我也看得見他穿的卡其短褲。
他用幾乎使人聽不懂的越南法語解釋說，公安部門要我立刻去——馬上——快去。
“是法國公安部門還是越南公安部門？”
“法國的。”在他嘴裡，“法蘭西”這個詞聽起來就像“佛朗松”。
“為了什麼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來叫我去。
“Toi ausi，”他向鳳兒說。
“跟女士說話，你得客氣點兒，”我對他說。“你怎么知道她也在這兒？”
他只是重複了一遍，說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後，我就來。”
“Sur le chung，”他說，這是一個穿得齊齊整整、相當固執、身材矮小的傢伙。跟他爭吵並沒有什麼用，於是我就起來，打好領帶，穿上鞋。在這兒，什麼都是警察說了算：他們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證，他們可以禁止我參加記者招待會，只要他們樂意，他們甚至可以拒絕發出境證給我。這些都是公開、合法的辦法，而在一個正在打仗的國家裡，合法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認識一個人，他的廚子突然無緣無故地不見了——他四處找尋，找到越南公安部門去，那裡的警官告訴他，他的廚子給找去詢問過後已經獲釋了。廚子家裡的人從此就沒有再看見過他。也許他已經參加了共產黨，也許他已經給徵募進了一支私家軍隊。這種私家軍隊在西貢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軍，就是高台教軍，再不就是泰將軍的部隊。也許，他給關在一座法國人的監獄裡。也許，他正在華僑聚居的堤岸那一帶靠姑娘們大發橫財。也許，在他們盤問他的時候，他的心臟病發作了。我說，“我可不走著去。要我去，你得花錢叫一輛三輪車。”一個人得保持自己的尊嚴。
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門，拒絕那個法國警官敬我香菸的緣故。抽了三袋鴉片後，我覺得腦子清楚、靈活：容易作出這類決定，不至於一下忘卻主要的問題——他們找我來，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呢？以前，在幾次宴會上，我會見過維戈特——我注意到他，因為他看來過分疼愛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個裝飾華麗而俗氣的金髮女人。這時候已經是半夜兩點鐘，維戈特還坐在香菸煙霧中，疲倦、頹唐，又熱又悶，頭上戴著綠色遮光罩，桌上攤開一本帕斯卡的作品，用以消磨時間。當我拒絕離開，容他單獨詢問鳳兒後，他立即讓步，只嘆了一口氣，這也許是表示他對西貢，對這悶熱的天氣，或是對整個人間情況全都感到厭倦了。
他用英語說道，“很對不住，我不得不請你來。”
“我不是給請來的，是奉命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