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教

中國清代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義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組織。19世紀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書《勸世良言》的影響,在家鄉廣東花縣組織拜上帝會,並模擬《勸世良言》寫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書,作為該會教義,同時又制定了宗教儀式與會規。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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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曾專程到廣州學習基督教教義,但因其“信仰不純”而未能受洗。其後拜上帝會他便自稱上帝次子,稱耶穌為天兄,並將此作為組織管理農民起義隊伍的手段。拜上帝會雖曾得益於基督教,但在許多方面與基督教大相逕庭。洪秀全以拜上帝會為組織形式,以會員為基本力量,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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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玉璽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曾從傳教士手中接過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其中有梁發所編的《勸世良言》一書。洪秀全第四次科舉考試落第後,於1843年在家鄉花縣創立了一個傳教組織,被人稱為“拜上帝會”,聲稱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四處傳教,招立信徒。當時廣西地瘠民貧,連年災荒,饑民處處,“拜上帝會”在當地吸納了大批信徒。其早期領導人就是後來太平天國的東王楊秀清和南王馮雲山。公元1851年初,“拜上帝會”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反清起事,建號“太平天國”,參與的信徒約一萬人。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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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教將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分別修改為《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作為教條。拜上帝教會實行政教合一。拜上帝教的宗教規範還有《原道救世歌》《原道覺世訓《原道醒世訓》天父詩》等。

拜上帝教徒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大加迫害,給江南一帶的中國文化造成了空前的破壞。不計其數的孔廟、道觀、寺院和其他各種中國宗教、信仰場所如城隍廟、龍王廟、忠烈祠、關帝廟、岳王廟被破壞。許多道士、和尚等被殺戮。

歷史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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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廣州城裡正舉行府試考秀才。當時,20幾歲的洪秀全也來廣州參加考試,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傳教士及一位充當翻譯的中國人,正在散發一種小冊子,洪秀全高興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書,書名叫《勸世良言》。這是一本宣傳基督教教義的中文通俗讀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發的中國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華人牧師(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寫了多種通俗性的布道讀物)。此書十餘萬字,其中一半是從當時的中譯本聖經(1824年出版的《神天聖書》)中整章整節摘錄的原文,另一半則是梁發針對中國的國情闡述的教義,內容涉及創世說、原罪和救贖說、天堂、地獄和末日審判說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學內容。書中特彆強調:“神天上帝獨真、獨尊、獨威的絕對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靈、偶像都屬於被清除的邪門歪道 ,若崇拜它們,便將獲罪於天。”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國獲得獨尊地位,《勸世良言》中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及民間宗教和巫術風水之類的迷信習俗進行了猛烈抨擊。

《勸世良言》並非是結構嚴謹、內容系統的神學著作,其作者寫作中所依據的中譯本聖經,文字的表述多有不準確之處。尤其是梁發本人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還不很透徹,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義的傳達上也難免有失真走樣的地方。如書中對上帝、耶穌和“聖神風”(聖靈)的關係,就沒有從“三位一體”的意義上闡明,而給人以“三位三體”的印象。

梁發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環境中長大,他信奉基督教後,也不能盡然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國味”,不自覺地在字裡行間摻入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的成分。所以,曾是梁發上司的傳教士馬禮遜在談及梁發所寫的布道書籍時說:在領悟基督教教義上“實有一些心得”,同時又指出:“其中用語不免染有彼國固有之異教色彩。”

《勸世良言》這一併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讀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發生奇效,這與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經歷和心理條件分不開。洪秀全出身於普通農家,寒窗苦讀十餘年,出人頭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從15歲到35歲先後四次步入府試考場,次次名落孫山。他得到《勸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應考,當時他對這種布道書不大感興趣,只是將其稍事瀏覽便棄之一邊,繼續埋頭苦讀以圖再舉。1837年他第三次應試又失敗後,大病了一場,一連40日高燒昏迷,精神恍惚,竟幾次覺得遊歷了天界,遇到種種奇異的事,這就是後來一些文獻中記述的“丁酉異夢”。

病癒之後,洪秀全又繼續一面做鄉塾先生,一面做應考的準備,六年後再次參考仍榜上無名。他處在進退維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時,洪秀全偶然重讀《勸世良言》,其感覺與認識同前番瀏覽時大不相同。書中抨擊“儒教”,指斥科舉,否定民間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細讀下去,身心漸入神奇靈光的海洋,領悟著“正經大道之聖理”,似乎進入大覺大悟之境。聯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煥然得釋之感。他說:這幾本書實為上天賜於我,以證實我往時經驗是真確的。 洪秀全決定皈依“上帝”,並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禮,表示清除罪惡,棄舊從新。“覺已獲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為歡喜。”

洪秀全是在原本沒有一點對基督教的認識,也無他人教導的情況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讀《勸世良言》(此書不能與聖經原文相等)來領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難免會由於對真理的認識不足而產生偏差,更無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離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讀《勸世良言》時,如能及時地遇到能進一步指引他的傳教士,他完全可能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這種機緣出現時,卻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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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春,洪秀全來到廣州的美國新教傳教士羅孝全處,據說洪秀全學習基督教知識的熱情很高,並要求羅孝全為他施洗。但羅孝全對洪秀全所講的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實在缺乏對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沒有答應。 這次在羅孝全處,洪秀全才有機會讀到了中譯本《聖經》和其它一些基督教書籍,接觸到不少基督教人士,聽了他們比較系統的講道,這使洪秀全大大豐富了“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識,但這只能被他利用來補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難以對拜上帝教按正統基督教的標準進行徹底的、脫胎換骨的改造了。因此時,拜上帝教已經創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較系統的教義,這主要從洪秀全撰寫的《百正歌》、《改邪歸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著作中體現出來。在組織規模上也極為可觀,並擁有了一批中堅分子。拜上帝教作為一種獨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離開羅孝全處之後,回到廣西桂平,此時的形勢使得拜上帝教急劇地轉向被他們的革命所利用的軌道,更斷絕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統的基督教信仰上來的機會。

這次到廣西,他發現他的助手馮雲山的傳道工作逐漸地打開了局面,拜上帝會組織已在桂平的紫荊山區創立起來,並擁有了2000多名信眾。受形勢的促使,此時洪秀全的思想進入變化的飛躍期,對社會現實不滿而產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喚激發出來,並迅速地膨脹。同時又對拜上帝教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顯。在此間寫成的《原道覺世訓》中他把上帝及其兒女同閻羅妖及妖徒鬼卒分為對立的“正”、“邪”兩個陣營,並有以宗教語言影射現實社會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純宗教說教的限制。於是,拜上帝會漸漸從單純的宗教團體,演變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組織。在其後建立的政權中,又採取了政教合一的體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國考察過的傳教士這樣評論:他們的政體是混雜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 性質似乎同時具有一個屬世的政體和一個屬天的政體。從實質上說,兩者不是平列的,它們以政治為主,宗教為從,政治為里,宗教為表。拜上帝教作為太平天國的國教,滲透到太平天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洪秀全就是沿著這樣的一條途徑造就了“太平上帝”。

與基督教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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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拜上帝教的初創,到其教義的定型,與基督教都有一定關聯,但二者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拜上帝教沒有自己明確而集中的經典,它的教義是通過諸多文獻零散地體現出來。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曾把《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作為官書刊刻頒行。兩書分別包含有基督教聖經的舊約新約的部分內容,似乎以此作為經典來對待。但洪秀全又明確說其“有錯記”,對其進行了諸多修改,加了很多批註將之改稱為:《欽定舊遺詔聖書》和《欽定前遺詔聖書》。並又宣布以其本人著的《天命詔旨書》作為“真約”與前兩書並列。《天命詔旨書》與基督教聖經的本質內容有天壤之別。洪秀全對基督教新舊約的修改和批註,也明顯地體現出拜上帝教與基督教教義上的重要的區別。尤其在上帝觀上的不同,更加顯出其同基督教間的相異之處。

“一體”還是“三體”

三位一體”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義之一。他們承認:聖父、聖子、聖靈各有其位格,即三個位格,三者雖各有其工作分工,但並非是三位獨立的神,而是一神的不同位格,並認為:聖父上帝是設計者,聖子耶穌是執行者,聖靈是監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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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教則對此不能理解和認同之,而堅持“三位三體”說:耶和華是獨一真神,基督是上帝的太子不是上帝,“分明上帝是上帝,基督是基督”;聖靈則是東王楊秀清。他在《欽定前遺詔聖書?約翰上書》第五章批註中說:上帝獨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體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也......聖靈東王是上帝愛子,與太兄及朕同一母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脈親。

基督教雖然也像猶太教一樣奉耶和華為獨一真神,但自耶穌降世,被釘十字架,三天復活升天后,耶穌的門徒們便開始傳揚以耶穌基督為核心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認為:耶穌降世為人,即是個完全的人,同時仍是三位一體中的一位有位格的神。

在拜上帝教中,耶穌一直沒有獲得這樣的地位,他是作為上帝的“太子”,不能和耶和華一起享受至尊之神的待遇,只配受“次尊”,也不能稱“帝”,亦只稱“主”。這個所謂“主”是區別於獨一真神上帝的世俗性的一種稱謂,與基督教里所稱呼的“主”不同。總之,在拜上帝教中,耶穌是被明顯貶低了,失去了他在基督教中的神性和地位。德國學者魏克德研究指出:記述耶穌身世及其門徒行為的《新約全書》,洪秀全僅在證明他自己是耶穌的兄弟時才用......,我們看不出他對耶穌的實際降世為人的目的,有什麼真正的認識,也看不出他對耶穌的品格......有什麼理解。基督救贖論也不能被拜上帝教理解和接受,按其所說,東王楊秀清是聖靈的化身兼“贖病主”。

有形或無形

基督教經典和教義中強調上帝是個靈體,是人未曾看見的,也不能看見。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則始終具有明顯的人神同形的特徵。其上帝的形象在“丁酉異夢”,《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托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上。 這位上帝不但有形,而且和凡人一樣有妻室子嗣,不但在天界,還能經常下凡附體傳言。他們認為耶穌降世為人是神下凡附體人身上。鑒此,有的外國傳教士這樣評論說:“人神同形論,十分顯著。上帝由天上遠來下凡,描寫得似俗人一般無異。自吾人觀之,自覺其荒謬不堪。”

表面看來,拜上帝教似乎也能接受上帝純靈觀。如太平天國將新教傳教士麥赫斯所著的《天理要論》前八章刊刻頒行,作為太平天國官書之一。該書強調:“上帝純靈,乃極清之靈”,無數目之算,無男女之分,無限無量,無方無向,無窮無盡,無初無終,無生無死,無時不在,無所不能。 實際上,這種遠比人神同形抽象玄妙的神學觀念,洪秀全之輩是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的。這種理論也同拜上帝教的諸多基本教義相牴觸,到頭來,該教所接受的仍是人神同形觀。就在新刻《天理要論》的同年(1854年),東王楊秀清在給一位英國官員的誥諭中,曾就上帝形體問題提出一系列質問:如你們西洋人有人識得上帝多高?面孔何樣顏色,腹多大?長著怎樣的多長的鬍鬚?戴什麼樣的帽子?穿什麼樣的袍子?會題詩嗎?題詩有多快捷?了解他的脾性、氣量嗎?等等。

滲入民間宗教儀式

從宗教禮儀上看,拜上帝教與基督教大為不同。 基督教新教只保留洗禮和聖餐兩種聖禮。這是被新教的信徒們公認的基本禮儀活動。 拜上帝教則不同,它只有洗禮一事而一直沒有聖餐,即使洗禮也和基督教所行的不同。它們的洗禮是在神台上置明燈兩盞,清茶三杯,立具名的懺悔狀,由受洗者自己朗誦後用火焚化,表示使達上帝神鑒。這其中有中國習用的祭祀方式的移植。此外,像生日滿月,迎親嫁娶,入殮出喪,日常作灶、建屋、堆石、動土等事,都用牲禮茶飯祭告皇天上帝,並各有特定的禱告“奏章”。這也是拜上帝教仿自民間宗教習俗而設立的。

總之,從經典教義到禮儀活動,拜上帝教與基督教都顯然不同,特別是經典教義方面更具實質性的差別。

洪秀全為何接受上帝

洪秀全接受上帝的原因之一,主要是中國古典文獻中也多次提出,上天、昊天、上帝的觀念,中國古代典籍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梁啓超曾說:“古代之天,純為有意志的人格神。”“與舊約全書所言酷似相類。”正因為如此,昔日的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時能“借天發揮”,而洪秀全對《勸世良言》仲介紹的那個“神天上帝”,在感到新鮮時又不全然陌生,有似曾相識之感。他就是帶著這樣的對“上帝”的認識,接受了外來的“神天上帝”的。他認為:“神天上帝”並非來自西洋,他本是天下共有的。中國古代直到三代,就同外國一樣,都同行在敬拜“皇天上帝”這條大路上。只是人家沿此路一直走下去,而中國則到秦漢以後,差入歧路。現在敬拜上帝,只不過是使人重新回到當初的正路上去。洪秀全引用中國諸多典籍中帶有“皇天上帝”字眼的語句,來證明中國古代敬拜上帝的事實。

事實上,中國古代人所指的上帝和基督教中提到的上帝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中國古代人所指的上帝是泛指多神的,如: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之下,還有各種各樣的神,猶如一個龐大的家族。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的神觀是基督教的正統教義。而中國古代人眼中的上帝觀,自春秋戰國後,漸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越往後就越沿著兩個趨向分化:一面是以抬頭可見的自然實體來認識它;一面則用人間倫理法則的神聖性來同化它。兩者都是對先前與“上帝”同義的“天”的質的變異。

在中國傳統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間,拜上帝教如何取捨?從拜上帝教創立者的主觀意圖上說,太平上帝是獨一真神,拜上帝教應屬一神論宗教。但事實上,由於它沒有基督教三位一體那樣的神學教義,就使其一神論存在著明顯的破綻和漏洞。耶穌是上帝的太子,上帝以靈體的形式下凡來時要附別人之體傳言,事畢後即告升天。如從信仰一個靈體還是多個靈體來區別一神論和多神論,那么拜上帝教實際上是多神論宗教。太平天國的一神論,實際上是“一帝論”。

中西合璧

太平天國的誕生,是吸收了基督教的部分教義,又大量取材於華夏本土文化,使二者摻合雜糅。它是中西合璧以中為本,雖中西成分的輕重主次不同,但二者卻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對太平天國來說,這一合壁的妙用在於:基督教教義本身並無確定的社會內容,而中國傳統文化豐富的素材有很大的迴旋擇取的餘地。洪秀全則有意識地根據需要,從二者中選材結合改造利用。拿基督教獨一真神的教義與中國古代的“上帝觀”相附會,一方面用以否定從秦朝至清朝歷代君王統治的合法性(他們不但不是奉天成運的天子,而是一群罪人),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真正“天子”的身份,製造了神聖的根據。又將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與儒家思想中“天下為公”的大同說相結合,形成了太平天國的獨具特色的平均思想。

出於對太平上帝的信仰,太平天國的軍民所產生的宗教熱情的鼓舞力,宗教認同的凝聚力,宗教道德的約束力,宗教神秘的威懾力,宗教氛圍的感染力,對維繫革命隊伍,激勵戰鬥情緒,保持理想信念,確實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洪秀全把天上天國,落實為對渴求擺脫現實苦難的人民有著極大吸引力的“地上天國”,又使這地下天國始終帶有天上天國的幻影,籠罩著一種神秘的色彩,構成太平天國的一大特色,這離不開對這中西合璧的太平上帝的妙用。因太平上帝與基督教的上帝的“親緣”關係,很多外國傳教士可方便地出入太平天國,但當他們看清了太平上帝及他們賴以存在的“天國”的真面目時,不免發出了“真理既然在起義者心中消失,其權力也將隨之消失”的感嘆。

滿清政府在征討“太平天國”的行動中,因太平上帝有幾分“洋氣”,而激起了他們更大的仇恨。湘軍首領曾國藩在他的《討粵匪檄》中寫到: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這篇文章的煽動力之大難以估量。多少“知書達禮”的文弱士子聞之,頓然拍案而起投筆從戎。他們要維護的,不僅僅是清王朝,更有“開闢以來之名教”在他們心目中,是天經地義而不可變更的。曾國藩的這種渲染,也同時產生了另外一種效用,那就是使士子們從現實的動亂中,看到“洋教”對中國正統文化的衝擊,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破壞力,導致事後很長的時間裡,使他們一提到洋教便與太平天國的“可怖”圖景聯繫起來。這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神經過敏,成為日後發生的大規模反洋教運動的激素之一。這種對基督教的偏見影響至今仍未消除淨。

原道覺世訓

這次到廣西,他發現他的助手馮雲山的傳道工作逐漸地打開了局面,拜上帝會組織已在桂平的紫荊山區創立起來,並擁有了2000多名信眾。受形勢的促使,此時洪秀全的思想進入變化的飛躍期,對社會現實不滿而產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喚激發出來,並迅速地膨脹。同時又對拜上帝教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顯。在此間寫成的《原道覺世訓》中他把上帝及其兒女同閻羅妖及妖徒鬼卒分為對立的“正”、“邪”兩個陣營,並有以宗教語言影射現實社會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純宗教說教的限制。於是,拜上帝會漸漸從單純的宗教團體,演變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組織。在其後建立的政權中,又採取了政教合一的體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國考察過的傳教士這樣評論:他們的政體是混雜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質似乎同時具有一個屬世的政體和一個屬天的政體。從實質上說,兩者不是平列的,它們以政治為主,宗教為從,政治為里,宗教為表。拜上帝教作為太平天國的國教,滲透到太平天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洪秀全就是沿著這樣的一條途徑造就了“太平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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