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院士生平
戴松恩（今常熟市）人。在小麥、玉米、菸草和油菜育種研究方面頗有造詣。發現中國小麥中有高抗赤霉病材料，指出選育抗病品種的可能性；為貴州引進美國品種並選育出適合當地的優良菸草品種；指出不宜直接引種美國雜交玉米種，應利用其自交系和國內材料培育適應我國特點的高產雜交玉米；探明中國油菜育種的途徑與方法。主持並推動我國小麥非整倍體研究工作。代表作有“中俄美小麥品種雜交之遺傳研究”、“為什麼研究小麥非整倍體”、“我國農業研究方向”等。
戴松恩Dai Song'en（1907－1987） Native of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ince 1955, Expert in Genetic Breeding of Crops, studied in America,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1933.
戴松恩戴松恩，著名的作物育種和細胞遺傳學家。他早期從事小麥育種、細胞遺傳和抗赤霉病研究，後轉入菸草、油菜育種的基礎研究，對發展貴州菸草種植業做出了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負責科研管理工作。晚年致力於小麥非整倍體套用研究，提出在品種間雜交中利用ph基因誘發遺傳變異的論點，經初步證實認為可行。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出生於江蘇省常熟縣東唐市鎮。父親因病早逝後，他跟隨以擺小攤餬口的母親相依為命，生活很拮据。這使他從小就養成一種自強自立的性格。他九歲進入東唐市初級國小，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故十分勤奮讀書。1920年以成績第一畢業後，免費升入蘇州晏成中學。1925年，又因學習成績優異被南京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免試錄取。從那時起，他跨入了農業這個廣闊天地，在科技道路上奮鬥了一生。
1926年6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留在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任助理，協助沈宗瀚教授進行小麥、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工作，從此他對創造優良新品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立志“做一名作物遺傳育種專家”。為了實現理想，他自學了遺傳學理論、育種學原理及方法等基礎課程。他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感動了老師。經推薦，他以工讀方式插入金陵大學農學院作物遺傳育種專業二年級學習。1931年，他再以成績第一名畢業，獲農學士學位，學校授予他金鑰匙獎，並被選為“斐他斐”榮譽學會會員。
1933年，他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攻讀作物育種及細胞遺傳學。那時，細胞遺傳是遺傳學的一個新興分支，比較活躍，戴松恩系我國致力於作物遺傳育種基礎理論研究較早的學者之一。1936年冬，他獲得博士學位，並被選為美國“西格瑪賽”（Sigma Xi）榮譽學會會員，同時獲該學會“金鑰匙獎”。他的主任導師再三挽留他，並要接他的家眷到美國，但他堅決拒絕了。他內心深處激盪著祖國母親的召喚，毅然於次年2月踏上歸程。
1937年3月，他受聘到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擔任技正，負責小麥抗病育種和細胞遺傳學研究。七七事變爆發後，他的研究工作中斷，被派往江蘇北部擔任“督導”，推動小麥增產工作。南京淪陷後，他輾轉蕪湖、柳州等地於1938年2月來到貴陽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站，根據當時的分工情況，他開展了玉米、菸草和油菜的育種研究。1940年冬，他隨工作站遷移到四川榮昌中央農業實驗所。1942年應邀到湖北恩施農業改進所擔任所長，在當時抗日戰爭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為發展前沿山區的農業生產做出了貢獻。1944年，他回到重慶北碚中央農業實驗所任技正兼麥作雜糧系主任。
1947年3月，戴松恩從南京到北平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場長。到職後，面對抗戰後試驗場的複雜局面，他帶領全場人員克服派系隔閡，順利地恢復了科研工作的正常運轉。1948年底，他沒有執行國民黨政府“迅速將試驗場全部人員、設備及財產運往南京，決不能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命令，在中共地下黨和民盟同志的指導和幫助下，決心留在北平，保護好試驗場的人員、財產、儀器設備和檔案資料，以便新中國成立後，可以迅速恢復農業科研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一直從事科研管理領導工作併兼做一些作物遺傳研究。1949年5月，他擔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主管科研組織和管理工作。1955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地學部委員。1956年，他參加了國家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會議，並主持農業科技規劃說明書的全部定稿工作。他在規劃會議上發表了《關於發展我國農業和畜牧業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有益的建議。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副所長，並被聘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57年11月，戴松恩隨同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訪蘇科學技術代表團”赴蘇進行為期兩個多月的考察訪問。訪蘇期間，他就實施國家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與中蘇合作項目等有關農業方面的重大問題與蘇聯學者進行了廣泛交流。1958年初回國以後，發表了《關於農學及園藝等方面的訪蘇傳達報告》。該文就“提高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荒地開發問題”等提出了迄今看來仍有參考價值的建議。19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副秘書長。在領導工作中，他把自己豐富的經驗和才能貢獻於院、所兩級的建設和科研工作的組織管理。他曾當選為1951—1963年幾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及1961—1979年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常委和中央委員。1963年，他被聘為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被選為中國作物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1978年當選為中國農學會常務理事。1979年，當選為政協北京市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0年，他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委員及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員會常務委員。
198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同時擔任國家科委發明委員會農林組組員。1981年被聘為《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農藝分支主編。同年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他針對由“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斷層的嚴峻事實，認識到培養青年高級農業科研人才的重要戰略意義，不顧年老多病，不僅自己認真帶研究生，而且廢寢忘食地為提高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的培養水平做了大量工作。
獻身遺傳育種
戴松恩戴松恩從20年代中期即開始進入我國的作物遺傳育種研究領域，是我國從事這方面工作較早的學者之一。他早年參與育成和推廣了“金大2905”、“金大26”等小麥品種。30年代，他利用來自中國、蘇聯、美國的小麥品種進行雜交，對其性狀遺傳規律做了研究。當時，這種相當規模的遺傳研究國內還沒有過。他通過對六個普通小麥品種的春冬性及穗部、葉片等十多個性狀的遺傳分析，明確了單性狀的遺傳規律以及它們之間的連鎖遺傳關係，以博士論文形式發表了題為《中俄美小麥品種雜交之遺傳研究》的報告（中文摘要發表於《農報》1937年7月）。1938年，他在貴陽對菸草、玉米和油菜生產進行了深入考察，發現貴陽地區適宜發展菸草種植。在他的努力下引進了美國菸草品種。經過三年試驗，於1940年第一次在貴陽地區種植了經他引種篩選出來的菸草新品種，並示範推廣了育苗、移栽、管理、採收以至烤菸技術。這些工作為後來貴州菸草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戴松恩還針對當時有人提出要大量引入美國雙雜交玉米種子的問題，進行了三年引種試驗，發現美國雙雜交玉米種並不比當地的最優品種好，有的甚至更差。他在《美國雜交玉米在我國的利用問題》（《農報》1939年）一文中明確指出：直接利用美國雙雜交玉米並不能增產，只有利用它的自交系和國內材料才能找出適應我國情況的高產雜交玉米來。同一時期，他還為當地的油菜育種做了不少基礎研究工作，諸如連續自交對不同類型油菜品種的生長發育和結實性的影響等，為制定合理的育種方案提供了科學依據。
赤霉病是長江下游地區小麥生育後期最易流行的嚴重病害。有些國外專家曾散布在嚴格接種的條件下，小麥品種都要感染赤霉病，抗病育種談何容易的悲觀論點。戴松恩等懷著試試看的心情，對已蒐集到的小麥品種材料進行了連續四年的抗病性鑑定試驗。1941年，他發表了《小麥赤霉病抗病性研究》（《農報》1941年），指出在嚴格接種條件下中國小麥品種中有對小麥赤霉病表現抵抗的材料，並以雲南“牟定火麥”為例，論證了選育抗病品種的可能性。這一發現，對發展我國小麥抗赤霉病育種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5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出現了“米丘林遺傳學”和“摩爾根遺傳學”兩個學派的爭論。戴松恩為了驗證李森科“種內無競爭”的學說，和育種中搞“品種內雜交”以改良種性措施的真偽進行了四年的系統研究，結果得不出上述結論；雖然提出了對“米丘林遺傳學”中“嫁接雜種”，“獲得性遺傳”的不同看法，限於當時“一面倒”的形勢，未公開發表。
為了彌補我國在小麥育種基礎理論及方法上與國外的差距，從1978年起戴松恩主持了“小麥非整倍體研究”。這是為小麥定向育種提供理論根據的基礎研究，是利用非整倍體材料和相應的分析方法，測定基因位置及連鎖關係，通過染色體附加、代換和易位技術，達到有計畫、有步驟地創造麥類新品種的目的。這項技術在當時我國比美、英、加等國家落後。1980年，他主持召開了“全國小麥非整倍體研究討論會”，並發表了《為什麼研究小麥非整倍體》及《小麥非整倍體》（經典著作的譯文）等文章，積極推動了這項研究工作的發展。他強調指出，小麥非整倍體研究在形態形狀、抗病蟲性、抗逆性、品質性狀和其他數量性狀的基因分析或定位等方面很有意義，並可直接套用於小麥育種，為農業生產做出貢獻。他提出了在小麥品種間雜交中，利用ph基因創造出更多優良變異的構想。在他的指導下，他的助手和研究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並進行了各種變異類型的細胞遺傳學研究，為開創小麥育種的新途徑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他擔任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時，對教學指導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並且親自帶研究生，也沒有中斷過研究工作。他還對如何提高研究生培養水平提出了許多新的建議。1982年我國研究生學位制度恢復沒有幾年時間，他多次建議本科生大學畢業工作2年後才準報考研究生，建議從1984年招收在職研究生，加速培養他們成為能夠獨立工作，富有開拓精神的科研人才。同時，他積極倡導對在職人員進行培訓，不斷提高業務水平。他還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爭取必要的物質條件，做了大量工作。
從事科研管理
戴松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即開始從事農業科研的管理工作。他在擔任湖北農業改進所所長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傾其全部精力組織全所力量為抗戰時的湖北省農業增產服務，取得了積極的成效。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報》編者以“送戴松恩博士”為題刊文，充分肯定了他為湖北農業做出的貢獻。
從1944年夏回中央農業實驗所，到1947年春調任北平農事試驗場場長前的一段時期，他一度以麥作雜糧系技正的名義兼所秘書工作，在人際關係錯綜複雜、研究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辛勤操勞，為那時的所領導分擔了不少憂慮和煩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他擔任副職，分工管理科研工作，同時在系內從事遺傳研究。他學習新的管理知識，並對作物育種研究工作的開展特別關注。他在《試論我國作物育種研究工作的發展問題》（《中國農業科學》，1961年第8期）中肯定了當時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引種和系統育種的重要性。也指出要加快解決品種單一化、品種喪失抗病能力、良種繁殖推廣慢等問題，以提高產量。他曾在各種場合呼籲建立我國自己的作物育種體系，並強調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加強全國各地區協作。在《充分發揮作物良種的增產作用》（《紅旗》雜誌，1963年第2期）一文中，他就充分利用和推廣現有良種，防止品種退化和種子混雜，不斷選育優良新品種，加強育種基礎研究等問題提出了中肯的見解，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他的《關於迅速制定種子法的建議》刊登在1978年第14期中國科協研究室編的《科技工作者建議》上，提供中央領導參閱。這個建議是針對當時我國品種和良種繁育工作存在著多、雜、亂的問題，以及國外重視建立種子生產體系和制定《種子法》的經驗提出的。他建議迅速制定適合我國情況的《種子法》，恢復和健全全國良種審定、繁育、推廣等管理制度，組織品種審定委員會，建立良種繁育基地，有重點地建立一些科學化的良種倉庫和良種調運檢疫制度。此外，戴松恩還通過政協等渠道向政府及有關部門提出了許多關係國計民生及具有全局性和長遠性意義的建議，如制止圍湖造田；保護森林、草原、湖泊、珍惜耕地，以確保糧食生產；重視農業技術推廣，使農業科學技術真正轉化為生產力；以及建議黑龍江省商品糧基地著重提高單產，而不是以開荒來擴大商品糧基地等提案。這些都是提得很中肯和很有影響的。
廉潔奉公
戴松恩晚年體弱多病，雖曾患兩次心肌梗死、四次肺炎，健康狀況日趨惡化，但仍堅持科研工作，帶病審閱稿件，諄諄教誨研究生，一絲不苟。他治學嚴謹，為政清廉，兢兢業業，勤於職守。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古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他身上可以說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對人掬誠相見，對事認真負責，生活作風樸實無華，深受人們讚佩。在舊社會，戴松恩把“不問政治”作為自己的生活信條，視“清高”為知識分子的本色。他不為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引誘所動，不加入國民黨做“特別黨員”，始終保持著誠實、正直的清白之身。早年留學美國取得學位後，他只抱定一個信念，要用自己的全部知識和才華為祖國、為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服務。在那時的中國，他的願望只能是空想，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一切才變得充滿希望和光明。新舊社會的對比，使他深深體會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牢記周總理在一次接見時的囑託“希望你用科學技術增多小麥，讓人人都能吃上白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動放棄一級研究員的待遇而降為二級，後來還以黨員學部委員為榜樣不要中國科學院的100元津貼。1956年2月，他遞交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在文化大革命中，儘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沒有動搖他對黨的信念，只是嘆息自己做的事情太少，感到中國農業落後是一個農學家的恥辱。他曾說，個人的得失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當心中裝下了祖國、民族的利益，個人有限的才華、智慧才能煥發出燦爛的光彩。在黨的多年教育下，他樹立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信念，1982年又於75歲高齡時再一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寫道：“我真誠地請求黨接受我做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在黨的直接教育下，把我的有生之年貢獻給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和共產主義事業。”黨組織批准了他的申請。這位老科學家的宿願終於實現了。他說：“我又獲得了第三把金鑰匙。”
為了表彰他在農業科研和管理上的貢獻，1983年中國農學會頒發給他“從事農業科研50周年表彰獎”；1985年中國科學院向他頒發了“從事科學工作50年榮譽獎”。
人物簡歷
黃葆同1907年1月6日，出生於江蘇省常熟縣東唐市鎮。
1924年，畢業於蘇州晏成高級中學。
1926年6月，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
1926年7月—1928年8月，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助理。
1928年9月—1931年6月，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作物育種專業學生兼助教，獲學士學位。
1931年7月—1933年12月，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助教。
1934年1月—1937年1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學習，獲博士學位。
1937年2月—1941年9月，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
1941年10月—1942年12月，任四川金堂銘賢農工學院教授兼系主任。
1942年4月—1944年3月，任湖北省農業改進所所長。
1944年4月—1947年2月，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兼麥作系主任。
1947年3月—1949年1月，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場長。
1949年2月—1957年2月，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1957年3月—1960年11月，任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1960年12月—1980年8月，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秘書長。
1980年8月，任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
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論著
1 戴松恩．中俄美小麥品種雜交之遺傳研究（英文）．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
2 戴松恩．美國雜交玉米在我國的利用問題．農報，1939.
3 戴松恩，姜秉權，王煥如．小麥赤霉病抗病性研究．農報，1940,6(28—30):616—625.
4 戴松恩．抗建期中玉米雜交種之推廣問題．農報，1941,6(10—12):221—228.
5 戴松恩．川東及川西菜子栽培調查．農報，1941,6(16—18):383—386.
6 戴松恩，姜秉權．菜子育種方法之我見．農報，1941,6(31—33):667—679.
7 S.E.Dai. Effects of selfing in Chinese Mustards.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1948—49,17(3):151—168.
8 戴松恩．我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運動的認識．農業科學通訊，1951(11):2.
9 祖德明，戴松恩．二年來華北農業科學的進展．農業科學通訊，1951(10):4—6.
10 戴松恩．新中國五年來農業科學的主要成就．農業科學通訊，1954(9):454—457.
11 戴松恩．關於發展我國農業和畜牧業的問題．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57.
12 戴松恩．關於農學及園藝等方面的訪蘇傳達報告．農業學報，1958,9(3):201—213.
13 戴松恩．關於新疆農業增產措施的幾點意見．新疆農業科學通訊，1958(2):34—36.
14 戴松恩．試論我國作物育種研究工作的發展問題．中國農業科學，1961(8):1—8.
15 戴松恩．我對以農業為基礎的一點體會．中央盟訊，1962年11月30日．
16 戴松恩．充分發揮作物良種的增產作用．紅旗，1963(2):25—34.
17 Dai Song-en. Direction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China Reconstructs,1964,13(4):14—17.
18 戴松恩．試論作物栽培的科學實踐問題。人民日報，1964(3).
19 戴松恩．種子的科學．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64.
20 Dai Song-en. Mass Effects to Extend Improved Seed. China Reconstructs,1966,15(4):18—21.
21 戴松恩．關於迅速制定“種子法”的建議．中國科協，科技工作者建議，1978(14).
22 戴松恩．為什麼研究小麥非整倍體．農業科技通訊，1980(1):5—7.
23 戴松恩．普通小麥的非整倍體（譯文）．中國農業科學院科技情報研究所，1980.
24 戴松恩．圍湖造田後果嚴重．人民日報，1981,8,6，第三版．
25 戴松恩．努力做好農業科研和教育工作．光明日報，1982,9,19，第一版．
26 戴松恩．獻身於祖國的大農業．《科學家談理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