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三年游擊戰爭
作者：陳毅
（一九五九年二月）
從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間紅軍主力長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在這為時約有三年的期間，留在南方各蘇區的紅軍部隊和蘇區人民一道，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敵後游擊鬥爭。這段鬥爭，通常叫做三年游擊戰爭。
三年游擊戰爭是從紅軍主力撤離蘇區開始的。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由於當時的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沒有重視中央蘇區實際鬥爭經驗，機械搬運教條，拒絕了毛主席的正確方針，而遭致了慘痛的失敗，最後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這個退出，是逃跑主義的，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而對於如何堅持蘇區的鬥爭，更是沒有準備。當時，雖然也留下了黨的中央分局（項英〔1〕同志負責），和中央政府的辦事處（我任主任），但對整個蘇區敵後鬥爭，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沒有布置。一時，蘇區處於紊亂狀態。
這時，在蘇區軍民面前，擺開了一個新的形勢：過去，中央蘇區是個大塊的根據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區，和反動統治形成了大規模的政治對立。這種戰爭的對峙局面持續了七年，紅軍取得了四次戰役的勝利，革命由低潮日益轉入高潮。而今，這塊辛勤締造的蘇區在教條主義者手裡被斷送了，蘇區賴以生存的數萬主力紅軍離家遠征了，敵人大軍壓境，整個蘇區被一片烏雲籠罩著，一場大的風暴隨時可以襲來。
在這樣的情勢下，蘇區的鬥爭應該怎樣進行呢？
其實，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敵人即將進入蘇區，革命又落於低潮，蘇區失敗已成定局。失敗就是失敗，應該承認這個失敗。承認失敗還可以不失敗或少失敗些。承認失敗並不是悲觀失望，而是政治上堅強的表現。應當冷靜地面對現實，認真地組織這次退卻，迅速地，堅決地適應形勢，拋棄舊有的一套，實行徹底的轉變。在政治上，要準備迎接大風暴，進行艱苦的長期的敵後鬥爭；在軍事上，要堅決分散，展開廣泛的民眾性的游擊戰爭；在組織上，要改變我們的領導方式、工作方法。從正規戰到游擊戰，從集中到分散，從統治到被統治，從公開活動到秘密隱藏，這樣轉變過來，退卻下來，保存自己的力量，長期堅持，給形勢以若干影響，準備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這是唯一正確的出路。實行這個轉變是艱苦的，但是必須的。只有徹底實行了這一轉變，才能渡過這個風暴，轉入勝利；不能實行這個轉變，就要失敗。
但是，對於面前的嚴重局勢和轉變的必要性，並不是每個人都理解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仍然“陰魂不散”、“餘孽猶存”，影響著一些同志的行動，繼續葬送著中央蘇區。
他們不能清醒地估計當時的政治形勢，不敢承認失敗，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戰軍轉移之後的打勝仗上。他們認為主力一出動，在湘桂邊連打幾個大勝仗，敵人就會撤走，中央蘇區就會恢復，轟轟烈烈的局面又會到來。當然，如果是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的外線作戰，勝利並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圍剿”戰爭中，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就連續取得了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保持並發展了蘇區。但現在情勢卻起了根本的變化，五次反“圍剿”在冒險主義、保守主義的錯誤指導下，和敵人打硬仗、拚消耗的結果，已使紅軍的戰鬥力大大減弱了。特別是轉移時所表現的逃跑主義，罈罈罐罐什麼都帶上，五六萬軍隊就帶了兩三萬非戰鬥人員，喪失了軍隊的機動性；如果不徹底改變領導，要想打勝仗是很困難的。
由於不肯承認失敗，把希望放在紅軍大捷上，他們便不肯從事這個適應形勢的轉變，甚至譏笑這種主張是“悲觀失望”。當時，還留下了一個主力二十四師，另有八個獨立團〔2〕。按正確的做法，這部分力量應該立即化整為零，分散到蘇區幾十個縣去，作為游擊戰爭的骨幹，這樣當可保存一批相當可觀的力量。但他們主張把這些部隊全部集中起來訓練，準備打大仗。他們說：“我們主力一個師，再加上七個團，這十個團可以消滅敵人一個師。”而且還打算搞軍事學校，搞兵工廠，搞正規軍團……總之，還是迷戀著舊的形式，企圖用舊的一套再搞起大蘇區，來“舊夢重溫”。但他們忘記了，正是這種死打硬拚的戰術才把一個大蘇區搞垮了的。當紅軍主力在的時候尚不能粉碎敵人的“圍剿”，而不得不撤出，這十幾個團又怎能拚得過？而且，部隊在蘇區失敗之後，戰鬥力、戰鬥意志已不比從前了。記得主力撤出後不久，廣東軍閥部隊一個營把零都南部的一個口子占領了，我們要去奪回來。去了八個團近一萬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沒有打下來。
這時，實行轉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後，在歷次戰役中被我們打怕了的國民黨軍隊，並沒有敢貿然進入蘇區，他們對紅軍的轉移作了種種的判斷，擔心這是一個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試探前進。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蘇區才完全淪於敵手。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這五個多月的時間，正是形勢轉折的一個過渡時期。如果當時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戰軍打勝仗上，不是追求舊形勢的再現，而是立即實行轉變，是可以轉過來的。在黨的領導下戰鬥了七年的蘇區人民，是十分頑強的，還有各縣區的黨政機關和一萬六千人的軍隊，只要很好地組織起來，這幾十個縣，每個縣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擊戰爭中，就可以保存幾千人甚至上萬人的革命武裝；這幾十支游擊隊的活動，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擊根據地，牽制更多的敵人，給局勢以更有力的影響。但是，由於“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卻轉變得遲了。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的蘇區都轉變遲了。像閩西蘇區，那裡早已是敵後，有了一些游擊鬥爭的經驗，在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3〕等同志的領導下，及早地轉入了游擊戰爭。湘贛、湘鄂贛、贛東北〔4〕、鄂豫皖等蘇區，雖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後完成了這個轉變。
到了十一月底，敵人已經探明了主力紅軍的動向，開始向蘇區的中心推進。我們在錯誤指導下，幾個戰鬥都沒有得手，再堅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錯誤路線影響的同志這時才同意實行這個轉變。當時，曾擬制了一個指示，在這個指示里，說明了從正規到游擊、從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變舊有的大攤子作風，分散成小組，打埋伏；這樣避敵銳氣，渡過這個大的風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擊破敵人初入蘇區時所搞的政治陰謀，奪取敵人搞的“自首大隊”的領導權，保護民眾，避免無謂的損失。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許多地方已經垮了，電台也叫不通，這個精神沒有傳達下去。最後只有距離較近的瑞金縣委接到了這個指示，鍾得勝等同志按照這個精神作了應變的準備，堅持了下來，在三年游擊戰爭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擊隊。
這時我們便著手收拾中央蘇區的攤子。要隱蔽蘇區的資財，要動員民眾疏散，要安排傷員，分散部隊……。中央蘇區是一個國家，物資很多，長征部隊去的時候儘量帶了一些，但留下的還是不少，如書籍、機器、醫藥器材，還有蘇區最寶貴的財產鎢砂，都要掩埋起來。
尤其難以處理的是傷員。在歷次反“圍剿”戰鬥中負傷住院的有一萬多傷員，一些輕傷的隨隊去了，重傷的還有兩千多人。看來不改變辦法是埋伏不下去了。當時因為我也是傷員，便指定我去動員他們疏散。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真實的情況告訴他們。我對他們說：“江西根據地是失敗了，但革命不會失敗。革命的火種不斷，革命的高潮一定會來。現在是險惡的時候，同志們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種田也好，打游擊也好，等革命發展了再回來。但是同志們千萬珍重，做失敗形勢下的英雄。萬一遇到敵人，犧牲只能犧牲一個，不要叛變，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還活著，將來一定會給我們報仇的！”講這番話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傷員們都靜靜的聽著。有的喊：“只要告訴我們就行！”有的說：“只要革命有希望，我們就安心了！”至今，每當憶及這一情景，還仿佛聽到這種喊聲。只有最堅強的戰士，在面臨如此嚴重危險的時候，才有這種英雄的氣概。
我們和地方黨的同志，把這些傷員交給了當地的民眾。對他們說：“你們把這些同志抬回去，做兒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們傷好了，多一個勞動力，也多一個報仇的人！”民眾和紅軍戰士是血肉相關的。於是又是一個動人的場面：老大爺、老大娘，你馱一個，我抬一個，半天的功夫，兩三千傷員全被抬走了。
這些疏散工作就緒之後，敵人已經深入到了蘇區的腹部，我們被迫撤到了山上。這時候四面是敵人，到處是槍聲，這裡喊捉，那裡喊殺，老百姓滿坑滿谷，東邊槍響往西跑，西邊槍響往東擁，一片國破家亡的景象。到了這時，才更深刻地體驗到錯誤路線所造成的全部後果。
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壓力特別大，實在難以堅持下去了，便決定突圍。部隊十幾個團，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為行動遲了，敵人已經形成了強固的包圍圈，突圍的部隊對新的鬥爭形式缺乏了解，沒有獨立活動的能力，結果突圍部隊除少數沖了出去，大都失敗了。
項英、賀昌同志和我是最後突圍的。往哪裡突呢？曾經有過分析：第一條路是往東，到福建去，那裡是老蘇區，且距漳州、香港較近，便於找到長征部隊的關係，但高山大嶺，又逢雨季，敵人封鎖太嚴。第二條路是到東江去，那裡距離較近，兩天兩夜可以趕到，但那裡是沿海地區，公路網、電話網交織，敵人交通便利，軍閥和地主武裝都很強，而且沒有根據地可依託，站不住腳。第三條路是到井岡山去，這裡地跨兩省，地形很好，過去毛主席就在這裡建立過最初的紅色根據地，估計還有游擊隊，但要過贛江，敵人控制得很嚴，過不去。還有一條路是過五嶺，到粵贛邊界去，這裡敵人雖強，我群眾基礎也強，過去的紅二十二軍就是在這裡建立的。二十二軍進入中央蘇區之後，李樂天同志曾經在這裡堅持游擊鬥爭。於是最後決定到粵贛邊界去。
突圍的日期是二月十日〔5〕。動身之前，我們和中央通了一次電報。我們向中央報告了中央蘇區的情況和突圍的決定。接到了中央的回電，談到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告訴我們毛澤東同志參加了中央的領導。關於中央蘇區的鬥爭，中央指示：要根據情況處理，主要是游擊戰爭。這是最後一次與中央通報，此後電報機破壞了，整個三年游擊戰爭期間，我們便與中央斷了聯繫。
中央的來電，遵義會議的召開，特別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確立，對於我們這些深受“左”傾機會主義之害的人來說，是一個莫大的鼓舞。但是，我們的突圍卻是很不順利的。在過會昌河時，政治部主任賀昌同志犧牲了。繼續突圍中，我們一個不足數的營也被打散了，最後只剩我和項英同志等幾個人，幾經輾轉，化裝到了粵贛邊境的油山。
至此，我們總算是完成了這個轉變，轉入了游擊戰爭。但是，這個轉變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像瞿秋白、何叔衡、賀昌、阮嘯仙、劉伯堅、李天柱〔6〕等很多黨的優秀的幹部，在這大變動中犧牲了，上萬人的部隊垮了，整箇中央蘇區連最後一個村莊也落於敵手。這是“左”傾機會主義的惡果，是沉痛的教訓。
油山，是粵贛交界處的一座大山。粵贛邊區的三年游擊戰爭，基本上就是以這個山為中心進行的。這裡原有黨的粵贛特委，由李樂天、楊尚奎、劉建華〔7〕等同志帶領著特委機關和一支游擊部隊在這裡堅持。此外，在上猶、崇義地區，蔡會文、陳丕顯〔8〕同志帶領三百餘人在活動，鍾得勝同志帶有二百餘人在汀（州）瑞（金）一帶活動。至此，整個轟轟烈烈的中央蘇區就剩下了這幾塊山頭，上萬的軍隊，就剩下了這一千多人。
艱苦的敵後游擊戰爭開始了。
這時，敵人已經完全占領了蘇區，我們遭到了慘痛的失敗。但是，就連敵人也知道，這並不是他們的勝利。他們懂得紅軍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火會隨著長征部隊的行動而蔓延開來；他們也懂得，留在蘇區的游擊隊雖然人數不多，但火種不滅，終必燎原。因此，蔣介石親自出馬，指揮消滅長征的部隊；又指令一部分正規部隊會同各省的軍閥、地主武裝，全力消滅戰鬥在南方十四個地區的游擊隊。
敵人對付游擊隊的手段是最殘酷、最瘋狂、最無人性的。
他們知道游擊隊的生存條件是依靠民眾，因此，他們便想盡一切辦法切斷游擊隊與民眾的聯繫。具體的辦法，除了瘋狂地屠殺鎮壓民眾之外，對游擊隊便是封山、封坑。他們把山區和鄰近山區的村子裡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山外去，實行並村，用密集的碉堡把山封鎖起來。然後在民眾中實行保甲制〔9〕，搞連坐法，並利用地主民團加強鄉村的統治，經常點名、檢查。檢查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有時天天查，一天查幾次，有時幾天不查，突然襲擊一下。在經濟上，對於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糧食、鹽等，實行定量分配，以斷絕游擊隊的物質供應。
這樣還怕控制不住，對挨近山區的村子，便派人化裝成游擊隊員或紅軍的傷兵，半夜拍門“我是分散的游擊隊，講講階級友愛，弄點飯給吃吧！”老百姓答了話，立即抓起來，以此挑撥游擊隊與民眾的關係。
此外，還搞種種欺騙宣傳，在我們內部組織叛變等政治手段。
這樣，在遮斷我們與民眾的聯繫之後，在軍事上便是大規模清剿，頻繁的搜山。幾路隊伍，帶上獵犬，圍攻山區，到處打槍，到處喊叫，後來甚至連探照燈也搬到山裡來了。
搜山搜不到我們，便將山林倒上洋油，縱火燒山，燒得野豬、山牛滿山吼叫，長蛇到處亂竄。這樣還找不到我們，便化裝成老百姓，找個地主婆娘弄個飯籃子帶著走前頭，滿山喊：“游擊隊同志，反動派去了，給你們送飯來了。”或者裝成砍柴的、打獵的、種香菇的、燒炭的來欺騙我們。要不就派人到高山上去瞭望，看哪裡有我們燒飯的煙；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叢裡，聽有沒有我們的動靜；派人到小道上，看草，看山石，有沒有我們的足跡……一發現痕跡，立即就追。
在這樣的情況下，游擊隊幾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條件。
房子是沒有的。開始還能搭茅棚子，很簡單，弄點樹枝茅草，就搭起來。如果條件許可還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兩半、在棚頂上排起來，像琉璃瓦。後來因為棚子目標大，不能住了，就用雨傘。下雨天，大樹底下把傘一支，背靠背便睡起來。天晴，就往墳山的石板上一躺，臥看星星月亮，與天地同歸了。大庾嶺上的雨季十分討厭，於是又想出了新辦法：弄幾塊雨布，四隻角上釘上絆子，往樹上一掛，便可遮露擋雨，搬起來也方便，把雨布一解，地上掃掃，每班都有杓子，潑上點水，把痕跡滅掉。
在敵人“清剿”緊張的時候，斷糧是常有的事，這時就來上個“靠山的吃山”，吃竹筍、吃野菜、吃楊梅、吃各種野水果。有時還可以打野豬，打山雞，或是乾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東西總不愁的。比方馬蜂的蛹，就是一種美味。大樹棵里，馬蜂多得很。搞個竹蔑背斗護著頭臉，把蜂窩一燒，馬蜂飛去了，然後將幼蟲搞下，把來一炒，跟蠶蛹一樣香脆。做湯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裡的田雞很肥，晚上弄個松明，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對付幾天了。
情況比較好的時候，有民眾送來米糧，也可以煮點飯吃。不過部隊流動性大，煮飯的家具就要事先籌備，有機會搞些小鍋子來，在野草叢中東丟一隻，西丟一隻，用時就去找。或者乾脆將米和水裝到鮮竹筒子裡，丟到火里燒。此外，山上也不會完全斷人，春天有造紙的來，冬天有燒炭的來，他們是反動派特許進山的，帶得有配給的糧食，請他們勻出一點來，可以略作補助。所以，完全挨餓的時候也並不多。三年的時間，我真正吃不上一點東西的時候只有三天，那是與敵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帶的一小包鹽，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溝里喝點水，嚼點野草，第三天便遇到了自己的同志。
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詭秘。不能走路，只能揀沒有路的地方走；不能講話，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腳印。為了消滅形跡，走過之後要把踩倒的草扶起來。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來，或者乾脆就在河溝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東西，否則東西順流而下，敵人發現又要跟蹤而至了。
鬥爭是艱苦而殘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一個正確的方針和統一的意志、鞏固的團結具有頭等的意義。
正確的方針是以對政治形勢的正確分析為依據的。當時對政治局勢的基本認識是：紅軍撤走，敵人進占蘇區，這是一個大失敗，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卻。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裡？回答不盡相同。有人認為：“主力紅軍會派隊伍回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主力正在進行艱苦的長征，無暇顧及我們；即使站住了腳，也要發展新的根據地。這種情勢下，我們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勝利和成功，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隊伍回來是不可能的。有人說：“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個大蘇區？”這也不可能，形勢有了新的發展，已經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們所說的希望就在於革命高潮必然要到來。形勢的發展已經出現了新的矛盾，這便是日益增長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東北，一定要進攻華北，一定要進攻全中國。一個全面的民族戰爭或早或遲，是一定要到來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們紅軍還有強大的力量。抗日戰爭爆發，革命又會走向新的高潮。
基於這種政治估計，敵後游擊戰爭的鬥爭方針，就不可能是進攻的，而是退卻的。退下來，轉變過來，保存革命力量，長期堅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時候保存黨的骨幹，牽制一部分敵人，提高民眾的鬥爭信心，給時局以若干影響，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這樣堅持到抗日戰爭爆發，那時，有幾個人就可以成立幾百人的隊伍，有幾百人就可以成立幾千甚至上萬人的隊伍。那時，只有我們共產黨的武裝才是抗日的主幹。在黨的領導下，和北方的主力紅軍夾擊，打垮日本帝國主義。事後看來，這一分析是正確的。基於這種分析，當時對游擊戰爭的前途是樂觀的。記得我們曾經對同志們講過：“有那么一天，國民黨會派軍樂隊歡迎我們下山的。”
這是對形勢的基本認識，是說明問題的出發點。由這一點出發，便可以說服同志們忍耐艱苦，堅持鬥爭；由這一點出發，便確定了：長期堅持，保存自己，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
當然，這種從大處著眼的政治分析和論點，也不是每個同志都認識了的，因此，貫徹這一方針就不能不充滿著鬥爭。
這時，一部分同志存在著盲動主義的情緒，主張拚。他們認為：“蘇區失敗了，我們躲在這裡打埋伏是可恥的。拚掉幾個算幾個。”這種主張形式上很“左”，實際是右的，他們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們不懂得，這些留下來的同志雖然數量不多，但這是革命的“血本”，是經過大風暴鍛鍊過的革命的種子。保存下一個戰士，將來局面開展了，可以當連長、營長；保存下一個縣委書記，將來可以搞一個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轟掉呢？其實，這樣做正符合了敵人消滅我們的意圖：他們最希望你來拚，拚掉一個少一個。
另一種人則是神經衰弱，被暫時強大的敵人嚇倒了，經受不住失敗的考驗而悲觀失望，喪失了信心。他們借口怕暴露，而主張消極的打埋伏，找個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來，不露面，不做工作，不進行戰鬥，坐等新形勢的到來。由於鬥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義的道路，搞點吃的，搞點錢，喪失了共產黨的政治面目，變成了土匪。或者動搖逃跑，叛變革命。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現。他們不了解，我們到這裡來打埋伏，不是為了逃命，不是消極的保存，而是為了發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須發展，必須要有鮮明的政治目標，響亮的鬥爭口號，插一桿紅旗在山上，才能動員廣大民眾，堅持長期艱苦的鬥爭，貢獻自己的力量，給形勢以影響，推進革命高潮；任何悲觀消極，不但不能保存，而且會導致滅亡。
為了使正確的方針得以貫徹，就要不斷地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對盲動，反對悲觀消極。正確地分析形勢，不斷地闡明我們的方針，天天講，大會小會都講，成了當時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內容。
經過這一番工作，絕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這個方針。他們相信黨、相信革命一定會勝利，積極地投入了游擊鬥爭，在這殘酷的鬥爭中，我們茹苦含辛，流血犧牲，表現了最大的勇敢和堅定。他們是階級的硬骨頭。但是，也總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們是隨著土地革命的高潮卷進來的，在殘酷的鬥爭面前動搖了，隨潮而退。有的不辭而別了，有的留帖告別了，有的乾脆叛變了。
當時，對於如何鞏固部隊內部的問題上，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強制的，有的表現不好，講些怪話，便開鬥爭會；對動搖逃跑的，採取極端的手段鎮壓。夜間放哨，怕一個人靠不住，便放兩個三個。
顯然，這種方式是極端錯誤的。這樣做恰恰造成了內部的恐怖、疑忌，破壞了團結。有的地方就是因為這種方式而垮了的。當然，對於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應當堅決予以鎮壓。但對隊伍內部，主要是強調民主，強調自願，強調說服。革命是自願的，決不強迫。對於那些思想動搖的人，應該用說服的辦法，勸說他留下來堅持；能堅持當然好，經過這段考驗和鍛鍊，將來在新的革命鬥爭中是骨幹。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讓他走，甚至幫助他走，發給路費，幫他換好便衣，找好路線，讓他安全地到達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動派抓住，還要組織黃色村莊的人去保他出來。這樣公開的處理動搖問題，做到仁至義盡。這種政策很好，公開了之後，有的本來動搖得要命，也坦白出來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會翻臉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這樣做提高了全體指戰員的政治認識，鞏固了團結。
民主，是革命軍隊內部生活的重要準則。越是在艱苦困難的情況下，越要充分的發揚民主。游擊隊嚴格地保持著紅軍的傳統，堅持官兵平等，實行經濟民主，打上豪得來的錢大家分著背，有什麼開支經過民主討論，定期公布賬目，人人都是這個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的成員，人人都對集體負責。
還有重要的一條，便是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這在那種困難條件下更有著特殊的意義。那時錢很少，但大家一樣忍受艱苦，吃草根，打赤腳，上上下下誰也不特殊。這樣，保持黨的作風，表現在日常生活上，不讓黨的政治面目受到損害，才能加強內外的團結。自然，最重要的還是正確地闡明局勢，進行正面積極的政治教育。有人說打游擊沒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擊戰爭的實踐否定了這種謬論。要做，要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做。只要條件許可，我們就搞起各種學習，講游擊戰術，講軍事，講蘇維埃運動的總結，學文化。那時從外面搞到一些書報和小冊子，便拚命地學，這也是為將來局面開展進行的必要的準備。分析形勢更是隨時地進行，講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的矛盾，講抗日戰爭的必然到來，講我們堅持鬥爭的意義和前途，使全體人員的意志在對客觀的正確分析的基礎上牢固地統一起來。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由於處境的艱苦、險惡，在指明前途的時候，特別要強調目前的困難。只有對目前困難有充分估計和思想準備的人，才能對革命前途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只有把真實的情況公開出來，把命運交給民眾自己掌握，才能戰勝這些看來似乎無法克服的困難。
堅持敵後游擊戰爭，是一種新的鬥爭形式，它不僅要有正確的方針、統一的意志，還需要有正確的鬥爭策略、鮮明準確的政治口號和靈活的游擊戰術。
敵人對各游擊區的進攻是瘋狂的，但敵人內部的矛盾卻暴露得更清楚了。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進占了華北，抗日戰爭勢在必發。一九三六年夏，又爆發了“兩廣事變”〔10〕，這個事變雖然以兩廣軍閥投靠蔣介石而結束，但蔣桂、蔣粵之間依然存在著矛盾。此外當地土豪與軍閥之間、士豪與土豪之間，都存在著矛盾。領導上就要正確地分析掌握這些矛盾，利用這些矛盾，根據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鬥爭策略。
當時的主張是：對於重大的政治事件，游擊隊一定要以黨的名義，表示態度，發表宣言，及時提出鬥爭口號。像“兩廣事變”，即發表了《為兩廣事變告民眾書》，華北自治事件〔11〕就發表《為日本侵占華北告民眾書》、《告士兵書》等。並派隊伍出去，到很遠的地方去展開宣傳活動。
在那樣的條件下，發傳單並不是件容易事。沒有印刷條件，只能用筆抄寫十幾份，還要派交通員冒很大的危險跑到公路口、橋樑、鄉鎮去張貼。影響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把敵人引進山來了。這種活動當即遭到了右傾主義者的非難。他們藉口避免暴露、反對提任何政治口號。他們說：“有什麼影響？自找麻煩！”
我們回答這種譏笑說：“現在是有點麻煩，對將來卻有很大好處。麻煩點不要緊，多走幾步就是了。”
事實如此，鮮明而又及時的政治口號，震驚了敵人，在廣大民眾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黨的政治主張通過這些傳單，印在了人民的心裡，指導和鼓舞了他們的鬥爭。民眾說：“國民黨天天說游擊隊垮了，其實人家還在，共產黨還在。”
游擊鬥爭必須和民眾鬥爭和地下黨的活動結合，把公開、半公開和隱蔽鬥爭結合起來。結合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游擊隊與民眾秘密聯繫，組織民眾的合法鬥爭，在城鎮建立白區工作，進行國民黨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大庾城裡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機關。在實際鬥爭中，游擊隊摸索到了一種進行合法、半合法鬥爭的方式，便是搞“黃色村莊”。
在游擊鬥爭開始的一段時間裡，是赤白尖銳對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區的村莊，凡游擊隊力量所及之處，搞起赤色區域，和反動派控制的白色區域對立。對白區的國民黨政權人員和土豪劣紳，不加區別，一律鎮壓，並且不斷擴大赤色區域。在當時條件下，這是錯誤的。因為游擊鬥爭是長期的，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搞一次赤色村莊，民眾就受一次摧殘。結果游擊隊成了禍害之源，成了“火神”（游擊隊一來，敵人就燒房子、殺人），這是不能長期鞏固與人民的團結的。於是便改變方式利用敵人的保甲制度，結合軍事壓力，搞革命的兩面派，從政治上爭取反動保甲為我們工作，應付敵人，搞“白皮紅心”。這樣，既保護了民眾，又保證了游擊隊與民眾的聯繫，並且可以通過黃色村莊與比較進步的地主、開明士紳及其知識分子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推動抗日工作。
這個策略很重要。但是在搞這種兩面派時，除了警惕爭取對象可能“反水”之外，在內部還必須同另一種傾向作鬥爭，那便是單純做地下工作，下山去到“黃色村莊”搞半公開鬥爭，而忽視堅持武裝的重要性。因為鬥爭實在是太艱苦了，以我為例，在三年中我只兩次進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這長期的山林生活，餐風飲露，忍飢耐寒，有的人厭倦了，現在有了“黃色村莊”的條件，便插槍到村鎮裡去。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就削弱以至取消了武裝力量。經驗證明，游擊隊是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的，政治旗幟必須堅持。黨的武裝，這是敵後游擊鬥爭的主要方面，是我們的本錢。抗日高潮畢竟是要到來的。共產黨在未來的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取決於黨的武裝力量的強弱、武裝的多少；只有有了槍桿子，我們才有發言權。
打游擊，必須要有一整套的游擊戰術。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之後，毛澤東同志在領導遊擊戰爭中，創造了系統的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在三年游擊戰爭中繼續起著重大的指導作用。
毛主席曾經反覆地告誡我們，“叫化子打狗靠面牆”，進行游擊戰爭，必須要有一個根據地。粵贛邊的游擊鬥爭，一開始便是以油山地區為根據地，並且一直堅持了下來。在有根據地作依託的前提下，還要有一套靈活的戰術。首先，我們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務的。因為我們的鬥爭方針既不是開闢大蘇區，又不是消極埋伏，因此進行戰鬥的原則也很明確：不常打，也不是長期不打。要打能發動民眾的仗，打能擴大政治影響的仗，打能得到物資補充的仗，打沒有損失或很少損失的仗。
既然是打這樣的仗，就有這種仗的打法。游擊隊人少，槍彈少，打硬仗是蝕本的。因此伏擊、襲擊便是作戰的主要形式。游擊隊三五個人、十來個人，分散活動，和人民結合，把情報、時間、地點搞清楚、弄準確，出其不意，隱蔽接敵，槍一響，幾分鐘就解決戰鬥，解決了就走。或者遠途奔襲，一夜急行幾十里、百把里，插到敵後去，來一個“摸冬瓜”，一下子把敵人的區公所、鄉公所搞掉，土豪抓來。這樣的戰鬥，再加上發傳單，寫標語，地下黨的策應，代價小，收穫多，影響大，造成對敵人的威脅。
當然，也不可能每次戰鬥都能取得主動，在奔襲戰鬥或者在敵人“圍剿”中跳圈子的時候，也有時和敵人遭遇，或者遭到敵人的襲擊。這是最討厭的情況。因為不成對手，一打就只好分散隱蔽。這時，最要緊的是沉著。好在山深林密，你躲起來，只要敵人看不見你就別動。敵人是很狡猾的，看看搜不到，罵一聲：“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故意弄得人馬雜亂，其實一個連走了不過一個排，三分之二留下來了。但我們是打埋伏的老祖宗，懂得他這一套，就給他個不出來。兩個鐘頭以後，倒是敵人沉不住氣了，當官的一跳出來，又是一陣咒罵：“嗬，土匪真沉著。告訴你這次真走了。”又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叮叮噹噹，看樣子真走了，但走過不一會，一個回馬槍，又包圍上來了。我們還是一樣，樹不搖，草不動。當官的這次更火了，跳著腳罵：“好，有你的！你有本事出來乾！”於是機關槍、迫擊炮往山里胡打一氣，一邊打一邊亂叫：“看，那裡一個，大石頭底下。出來，出來，看見你了。”再不弄個人假充游擊隊員：“別打了，我講：那邊還有幾個同志……”有時我們的人也會在這亂槍中受傷，但不管傷多重，都忍住不哼。敵人胡搞一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就憑著這套辦法，游擊隊才能做到打得對，打得巧，殺傷了敵人，保存了自己。
我們的全部地盤就是這么幾個“島子”，但是我們有著浩瀚的海洋作依託，那便是廣大的人民民眾。在那樣艱苦殘酷的長期鬥爭中，沒有人民的積極支持，沒有與人民民眾生死與共的團結，要想堅持下來是不可能的。
粵贛邊的人民有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還在北伐戰爭中，這裡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起過農民暴動，大革命失敗，又暴動，搞起蘇區，蘇區又失敗。在這長期鬥爭中，人民不但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這一帶差不多每個莊子都被燒過，反動派的恐怖手段、改良主義……什麼陰謀他們都懂得。他們和反動統治，和地主階級結下了很深的冤仇：和共產黨結成了生死的同盟。他們堅信革命只是暫時的失敗，將來一定能夠勝利，因此，不管條件如何，總是捨死忘生地支持我們。
不民眾對敵鬥爭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有時便衣游擊隊員或地下黨員被捕了，民眾便千方百計地去營救，組織起來去請求釋放，打官司，告狀，用錢贖，動員和尚、道士、老太婆去哭……樣樣都來。民眾的積極分子被捕了，他明知一切情況，但受盡各種酷刑，就是不講。他們從切身的體驗知道，講了，敵人還要追查；要死就死一個，決不害共產黨。這是全體民眾的共同信念。兒子被捕了，母親就給反動連長送老母雞，又哭又叫，哭得敵人不耐煩了，罵一句：“去勸勸你兒子！”兒子被打得半死了，母親一面擦抹著兒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著說：“連長大人要我勸勸你，你要知好歹，千萬別亂說，要講實話，連長大人會開恩的。”兒子聽了這樣的囑咐，心裡明白了，更堅定。
敵人實行移民並村、封山封坑，民眾與游擊隊聯繫不上了，老百姓就到敵人那裡去鬧：沒有飯吃，沒有柴燒，要進山去種地、打柴。敵人是不會掏腰包養活老百姓的，只好派出隊伍押著進山去，於是，種田的帶上乾糧，打柴的把竹槓子打通，裝滿糧食、鹽、報紙、鹹魚、臘肉，和敵人活動的情報，到深山裡，四處一丟。我們得到訊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給。這個辦法後來被敵人曉得了，敵人便利用這個機會，到老百姓活動過的地方去伏擊我們。但我們也很警覺，一定要看準了才去拿，或者乘機調動部隊打他一下。有時，敵人也用丟東西的辦法偵察游擊隊的蹤跡，但我們早已從民眾那裡得到了情報，根本不動他的。過幾天，敵人看看東西還在，誤以為游擊隊不在這山，倒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這時只是怕便宜了老虎，老虎把東西吃掉，游擊隊倒跟著倒霉了。
對於靠近山區的村子，敵人知道游擊隊常常出沒，便來個突然襲擊，把莊子包圍起來，等待游擊隊的來人。通知游擊隊是來不及的，但民眾有的是辦法，這時候，莊前莊後，莊裡莊外，樹梢、牆頭，場壩邊、窗戶旁，到處是暗號。比方一位老太太在村頭放牛或打獵草，反動派喊一聲：“土匪在哪裡？”“不知道！”“回去！”“回去就回去”。她隨手把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是把草帽掛到竹頭上，我們的交通員一見，就不進去了。
總之，民眾的智慧是無窮的，民眾支援游擊隊的動人故事是數不完說不盡的。
他們這種忠心不貳地支持游擊隊的行為，直接教育了我們。“人家那樣對我們，我們要好好地乾，不要辜負人家。”這成了全體游擊隊員的決心。有時，我們帶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談談，見到他們被敵人打斷手、打斷腳，房子被燒了，東西被搶光了，但毫無怨言，這等於給我們上一堂生動深刻的階級教育的課。同樣的，我們在山上吃草、吃樹根，冒著大風大雪打赤腳、睡樹林，犧牲一個又一個，這也使老百姓很受感動。再加我們對民眾無微不至的照顧，反動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我們拿打土豪得來的錢給修，反動派打死了老百姓，我們派人送錢去慰問。這樣就鞏固了我們與民眾的生死同盟。就是這種始終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證了我們得以生存，走向勝利。
“西安事變”，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新局面，但在南方各省，和平卻是在盧溝橋事變以後才實現的。
蔣介石被釋放不久，表面上答應談判，但實際上卻集中了大量部隊向各游擊區瘋狂地進攻。敵人的陰謀十分明顯，是要消滅我們這些武裝力量，把你搞完了，還談什麼？因此，從一九三七年一月開始了三年來最緊張的時期，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我們看出了敵人的意圖，決心熬過這艱苦的日子。終於，這一天來到了，七七事變爆發了。七月十一日，十二日，日子一天比一天平靜，國民黨軍隊撤走了，接著大庾、南康、信豐、南雄各縣統統派出代表和我們聯絡，說什麼“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國”呀，什麼“愛國志士，無任欽佩”呀，腔調大變。
於是，又一個新的大轉變開始了。
游擊隊一面趁機擴大自己的力量，準備迎接大發展的局面，一面派人到大庾、贛州去探聽虛實。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國民黨大拍馬屁，他們希望游擊區能派一個負責同志去談判。
我們和中央斷了聯繫，已經在山裡面壁三年了，對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沒經請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階級敵人談判是不行的，但縮手縮腳又要喪失發展的機會。南方各省的游擊隊要能聯合起來，會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聯合，就得充分利用這個談判的機會。經過反覆研究考慮，決定利用這個談判的機會。談判的原則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擊區停止武裝衝突，國民黨應儘量給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擊區聯絡。至於武裝衝突停止後，政治上和行動上怎樣處理，由中央負責，游擊隊無權談論。
於是，我們便派出代表，到贛州、到南昌和敵人談判，最後會合了黨中央派來的同志，在中央的指示下，和國民黨訂了一個協定，又派出人到各個游擊區去，傳達中央指示，勾通聯繫。停戰全面實現了。
從堅持敵後鬥爭到國共合作，這又是一個大的轉變。它像開始轉入游擊戰爭一樣，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正確地完成了這個轉變的。
這時，最主要的危險便是政治上的右傾，走向投降主義。由於形勢來得突然，游擊區思想準備不足，因此在新形勢下便過分相信敵人，敵我不分，以為合作了便是一家人，從而喪失了政治警覺，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性。這種人認為統一戰線就是一切服從國民黨，說什麼“擁護蔣委員長”呀，“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呀，只走上層路線，取消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而在政治上陷於被動。而宣揚這一錯誤路線的結果，便使得本來就缺乏思想準備的某些人、某些地區，政治上更加鬆懈，在敵人的陰謀襲擊面前，手足無措。像閩南何鳴〔12〕領導的游擊隊，就由於對敵人喪失警惕，而陷於失敗。
另一種便是對新形勢缺乏認識，拒絕新事物，固執舊的一套。有的發牢騷說：“我們辛辛苦苦搞了這多年，現在卻要與階級敵人合作了，要編成國民革命軍了。”這種想法本質上是好的，表現了堅定的階級立場，但這是機械的階級鬥爭觀念，不能適應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發動民眾，容易陷於孤立。
因此，堅持正確路線，就必須向這兩種傾向進行鬥爭，批評這種右的傾向，說服那些不願合作的同志。特別是要在這個轉變中擴大自己的力量，發展游擊武裝。
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結束了。我們真的在國民黨歡迎的軍樂聲中走下了高山密林，告別了游擊區的民眾，走向了抗日的敵後戰場。
注 釋
〔1〕項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中共第三屆至第六屆中央委員、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書記處書記、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蘇區分會主席、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陳毅等一起領導了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2〕八個獨立團，指江西軍區獨立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團和原屬江西軍區後劃歸贛南軍區的獨立第十三、十四團。
〔3〕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鄧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龍巖人，歷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十二軍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財政人民委員等職；張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永定人，歷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紅四軍縱隊黨代表、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福建蘇維埃政府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土地人民委員等職；譚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縣人，歷任茶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茶陵縣委書記、湘贛邊特委書記、紅四軍縱隊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福建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紅軍長征後，張鼎丞和鄧子恢、譚震林一起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分別擔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共同領導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武裝力量。
〔4〕贛東北，在一九三三年贛東北蘇區改稱閩浙贛蘇區，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稱皖浙贛邊區。陳毅在文中是沿用早期的稱謂。
〔5〕突圍的日期是二月十日，實際時間是三月四日下達突圍命令，五日開始突圍的。
〔6〕瞿秋白、何叔衡、賀昌、阮嘯仙、劉伯堅、李天柱，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曾在上海同魯迅合作從事革命文化運動，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蘇區，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教育人民委員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圍中在閩西水口附近被國民黨軍搜捕，六月十八日就義於福建長汀。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湖南寧鄉人，歷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館館長、中共湘區委員會組織委員、湘江學校校長、上海互濟會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監察人民委員、中央臨時法庭主席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圍時，在閩西水口附近被國民黨軍包圍，壯烈犧牲。賀昌（一九○六――一九三五），山西離石人，歷任中共江浙區委委員、廣東省委常委、南方局宣傳部長、北方局書記兼順直省委書記、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在會昌河突圍中壯烈犧牲。阮嘯仙（一八九七――一九三五），廣東河源人，歷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農民運動工作委員會書記、廣州農講所政治教員、主任、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長、省委委員、省委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治委員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與國民黨軍作戰中壯烈犧牲。劉伯堅（一八九五――一九三五），四川平昌人，歷任西北軍馮玉祥部政治部主任、工農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江西信豐與國民黨軍作戰中負重傷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寫下《帶鐐行》等不朽詩篇，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大余英勇就義。李天柱（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湖南耒陽人，曾參加南昌起義、湘南起義，歷任營長、縱隊司令、湘東南獨立師師長、湘贛軍區副總指揮、紅八軍代軍長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尋烏突圍時壯烈犧牲。
〔7〕李樂天、楊尚奎、劉建華，李樂天當時任中共贛粵邊特別委員會書記、贛南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楊尚奎任中共贛南省委宣傳部長、信康贛雄特別委員會副書記。劉建華任中共信康贛雄特別委員會少共特委書記。
〔8〕蔡會文、陳丕顯，蔡會文當時任贛南軍區司令員；陳丕顯任中共贛南省委少共省委書記。
〔9〕保甲制，是國民黨政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決定實行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的基層政治制度，規定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實行聯保連坐法，以及各種強迫勞役法。
〔10〕“兩廣事變”，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地方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宣布“北上抗日”，反對蔣介石。蔣介石採取分化利誘等手段，迫使陳濟棠在這年九月下台，接著又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妥協，事變遂告解決。
〔11〕華北自治事件，指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一再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使中國在河北、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的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策動漢奸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剝奪中國政府對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五省所行使的主權，使中國面臨被肢解的危險。
〔12〕何鳴（一九一○――一九三九），廣東萬寧人。曾任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閩粵邊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作為特委談判代表，同國民黨軍第一五七師就合作抗日問題談判達成協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根據協定率領紅軍游擊隊近千人進駐第一五七師指定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編，由於存在右傾思想，缺乏應有警惕，被背信棄義的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