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作家賈平凹長篇小說《秦腔》中的主人公。
《秦腔》中唯一貫穿始終的一個人物。由於《秦腔》不是傳統的寫作方法，我們不能說引生就是一個典型人物，說賈平凹又為中國文學的人物殿堂增添了一個生動的形象。正如一切進入現代意識的文學作品，塑造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已經不再是文學的鐵律。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並不是什麼錯誤。但是，對這個文學原則的揚棄，卻是說明作家、藝術家們對生命的認知在一步步深化著。
生命可以以“人”、“我”的形式出現，也可以以別的什麼形式出現。當然，生命終是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用國學的話來說，生命的“能知”，只有通過生命的“被知”才能認知“自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這樣說來，“人”、“我”就不是生命的根本形式，只是千千萬萬種表現形式之一。以認知生命為主要任務的文學，自然會從塑造典型人物的所謂規律中走出來。如果以《秦腔》的整體說，他只是一個“引子”，所以平凹為他起名“引生”。
不是一心為民請命的作家，而是自認自己是渾渾噩噩的普通農民。賈平凹走下神壇，讓他的魂，這個“引生”引導我們去觀察品味平凹視野中的芸芸眾生。如果僅僅是這么簡單，我們也完全可以只把“引生”當成一個虛擬的說書人。“引生”完全不是說書人，平凹也不僅是為借這個人物的眼睛，透視自己的生命、生活。更重要在於，這個人物的出現，說明賈平凹更多的是把自己當作一個真正的農民了。這是文學劃時代的進步。作家脫下了皇帝的新衣。
中國人不可能學會西方現代派、後現代派文學，但可以超越。這是文化差異所使然。我們說《秦腔》大大超越現代與後現代文學，其最根本的依據正是在這個人物的設定上，而不只是由於賈平凹成功地繼承中國古老的散點白描的藝術手法。平凹對這種純中國式的藝術手法的繼承與發揚，尤其是在小說領域中的創造性運用，其成功最根本原因，也只是由於“引生”這個人物的設定，為全書的成功實現散點白描奠定了基礎。形式與內容統一了。
恕我直言，在人類文學史上，能夠實現這一超越的只能是中國人、中國文化。只能是滲透了中國國學精神的中國人。所以，《秦腔》出於平凹筆下，不足為怪。
這是從大文化背景上說的。西方文化，以古希臘文化邏輯思維為底蘊，以海盜“外求”的生存目的為基本價值取向。這個文化，進入二十一世紀已經進入了自己的終結期。它到底是以和平的形式死去，還是以暴力的形式死去，或者二者兼有之，我們不知道。但是，它非死不可。這個文化在人類史上只能有這三至五百年的歷史。它在文化上，再不可能有新的創造。這裡不存在什麼“合理”，“合道德”，“合正義”之類的問題；只有由於現在這個文化把生命的表現形式完全鉗死在“人”、“我”二相上，這個文化就必死無疑。雖然，作為寄居於肉體的人類，我們一下子還無法擺脫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識、六塵的束縛，但就是這樣，生命可以體驗到的自我存在形式，也絕不僅僅只是“人”、“我”兩種。
如果你懂得了這一點，你就會立即明白，平凹為什麼要把“引生”這個人物設計成一個“瘋子”，一個中國農村的“半瘋子”。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引生的眼睛不同於世人的眼睛。就象我們人的眼睛不同於天文望遠鏡和X光透視，以及紅外夜視是一樣的。“引生”有第三支、第四支眼，所以他“半瘋”。這裡不存在哪一個是正確的，哪一個是錯誤的。在多重視角中的生命運動，絕對不同於單一視角下的生命運動。視角越豐富，人類對生命的感悟越透徹。平凹《秦腔》中引生這個人物的設定，是否應該是平凹試圖跳出對生命的單一視角審視的一種嘗試呢？這一切的成就，還不能說《秦腔》就可以超越現代派、後現代派文學。類似這樣的藝術手法，在西方文學中早就比比皆是，尤其是進入後現代派文學之後。以動物的視角，鬼魂的視角，以精神癲瘋人的視角，以死去父母的視角，看生命看生活的作品太多太多。
這一切只是由於人類，被古希臘文化的邏輯思維縛得太久太久，不由得就想作一次衝決生命牢籠的嘗試。但是，真想打破這個牢籠，當代的西方文化無技可施。上述西方藝術家的所謂“創造”，我以為莫過只是一種困獸猶鬥，終無出路。除非西方的文學藝術家引入量子力學的觀念，引入能物互換原理、測不準原理、光的波粒二相性，來看生活，看生命。那就成了科幻作品，而不再是真正的文學了。因為那樣一來，我們現有的生命面貌就會全盤粉碎，不再成為生活，不再是文學藝術的對象。這也是中國藝術所絕對不取的。生活、生命是水中花、是鏡里月，我們見不著真正的全貌、本來。正如眼珠永遠見不到眼珠自身一樣，但這也是生命的本色之一，不能拋棄。中國人不能象西醫解剖死屍一樣透視生命。觀察生命必須保持生命自身的鮮活性。我們中國人就是可以從這“水中月”、“鏡里花”中，“悟”到生命的本來與全貌。為什麼？這只能是“內省”的致良知而“不中道夭”的中國國學才可以作到的。
所以，《秦腔》通篇堅持了散點透視的白描手法。因為“內省”的心靈圖像本來就是如此。不破壞它的生命鮮活性而能透視它，除了“內省”，“外求”中的“內省”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辦法。這是西方文化做夢也想不到的。
我以為《秦腔》的成功，正在於這裡。
引生是什麼人？他不是人，他是賈平凹生命的真真實實的“宿命自我”。
我堅信，我的推斷是正確的。
賈平凹能是一個“半瘋”？
賈平凹能是一個時而見神、時而見鬼的人？
賈平凹能是一個半閹的人？
賈平凹能是糊裡糊塗仍然留戀小農生活的人？
賈平凹真的會到七里溝去幫著夏天義淤地？
賈平凹難道還在依戀自己的前妻？“白雪”這個人物毫無疑問是以他的前妻為原型的。
人類為什麼不能覺悟，一味作著長夜大夢？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就人類現有的文明來說，關鍵問題出在“角色迷狂”上。人的生命大致分為三個層次，角色自我、宿命自我、道心自我。人類要想真正獲得大自由大解脫，必須找到“道心自我”。今天的人類不要說距離這個自我無比遙遠，連“宿命自我”也模糊了。《秦腔》的傑出之處是，平凹在有意識尋找自己的“宿命自我”。引生就是他的“宿命自我”。“角色迷狂”是這一期所謂“古希臘——新教文明”的根本錯誤。不要以為盧梭的《懺悔錄》就真的解剖了自我。其實他本質上是神化自我。正是這種“神化自我”，才使他成為啟蒙主義文化的啟始者。那個敢於解剖自我的盧梭，不就是一個“神”嗎？新教文化為自己樹起的神。時至今日還有人為這個“神”而感動。在今天人類的無情感值中，“人”這個概念被神化了。人類不知，“人”，也只是一個“角色”。文藝復興、啟蒙主義，只是“人”這個角色被大大神化的一場遊戲；是生命尋找“道心自我必路過的一個遊樂場。這樣的新教式懺悔，與中國國學的“內省”、“致良知”十萬八千里。敢幹暴露隱私的懺悔看似大膽、超越，但另外一方面也只能使人類越來越神化自我。這種懺悔造成了一個假相，似乎自己生命的深處真有一個可以超越現實生活的“道德神主”。另一個啟蒙主義哲學家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的提出，正是這種造神運動的理論概括。新儒家拙劣的表演，對所謂“道德主體”的提倡，莫過是把啟蒙主義的幼稚遊戲，變成了國學外衣下的另外一個神主牌子。這就徹底遮掩了人類尋找“宿命自我”、“道心自我”的道路。這個學派虛偽到了極點，當他披著國學道袍胡說八道之時，隨時可以給批判他的人扣上一頂“反道德”的帽子。如果說啟蒙主義者還有一種少年人的真誠的話，新儒家就是一群“內懷虛假” “外顯賢善”的騙子。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宿命自我”不僅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也並不是對生命的束縛。每個人“宿命自我”的存在，只是生命尋找“道心自我”的軌跡。無好無不好。用不著談宿命而色變。關鍵在於，人類一旦尋找到自己的“宿命自我”就會發現在“角色自我”時的一切爭議、爭端、爭論全然無聊。後面我們會說明“引生”身上的這個特質。《秦腔》的不足在於，還不知“宿命自我”只是尋找“道心自我”的軌跡。沒有什麼可計較的、後悔的、內疚的；更不應為自己的傍徨而失落。嚴肅殘酷“內省”自己，作為人的靈魂的尷尬與矛盾，是《秦腔》之所以可以超越現代派、後現代派文學之根本所在。
過往的文學大師只要他們一旦以文學為職業時，就是要扮演“作家”這個角色的時候，不由自主就神聖起來，以為自己真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是正義的代言人。以我有限的文學常識看，人類文學史上自覺拋棄“作家”神聖外衣的不多，屈原是一個，曹雪芹又是一個。今天我在《秦腔》中又見到了平凹。在一個以“外求”為主導的文明，我們每個人都會不停地扮演著不同的文化角色。這些角色無一例外都是為“外人”扮演的。在妻子面前扮演丈夫，在孫子面前扮演爺爺，在領導面前扮演下級，在下級面前扮演上級。在小孩子面前扮演德者、智者，在長者面前扮演謙虛好學的學生。在讀者面前扮演作家，藝術家。除了在夢中，人類在這個外求文化中，每分鐘都必須為演好每個角色，而惶惶不可終日。
記住，凡是人們願意扮演的角色，都是這個文化認可的角色，都是可以公之於眾的角色。這些“角色”立即給人增添了一層遮蓋布。即便是一個馬上要槍斃的毒犯，也會為自己披上一件心安理得的，合於這個文化的“角色”外衣，不然也難以安心去接受死刑。久而久之，我們人類文化被徹底異化了。大量的汗牛充棟的各種書籍作品，尤其是學校教育，都會把人類可以扮演的一切角色，理論化，條理化，公式化，傳給大眾，灌給少兒。這類理論書、教科書隨著時代的不同，變著臉豐滿著，都會成為人類趨之若鶩的東西。平凹害怕《秦腔》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其深層心理，就是他已經隱隱約約知道他已經突破了這個文化。
社會學的、心理學、經濟學、倫理學、管理學、宗教學的、文學的、藝術的……乃致整個政治制度，教育內容，文化習尚，思維角度……在這三百年的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為人類編織各種各樣的皇帝的新衣。在老子說的“玄而又玄”上又重重複蓋了一層“玄”。你看吧，所謂的文化衝突，文化爭論，其實都是在維護人們自己製造的文化外衣，都以為自己的角色外衣永遠是天衣無縫的、精美絕倫的。這種新衣編織得越多，人類社會越沉淪，矛盾衝突越激烈。人類的自我喪失得越嚴重。因為人的真自我，只能是“道心自我”，“宿命自我”也只是運動形式。只有當人們了知“宿命自我”與“道心自我”不一不二時，沿著“宿命自我”的軌跡尋找到真正的“生命”——“道心自我”，才有可能真正解脫。現在人類文明，用“角色自我”的文化，徹底掩蓋了人類對“宿命自我”的認知，也就徹底堵死了人類尋找“道心自我”的大門。退一萬步講，從最消極的意義上講，人類一旦聚焦內省到“宿命自我”的真實存在，那一切角色自我所拚命 “外求”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種滑稽。這個以“外求”為核心的文明立即坍塌崩潰。其實，不管人們披上了多么華麗的角色外衣，都無法改變自己本身固有的“業力”。這便是“宿命自我”對個體的主導作用。什麼是“業力”？利用一個自然科學的術語，當宇宙混沌之時，某石頭該是鐵礦石，它就帶著鐵的一切因緣走進社會。當它是一塊金礦石時，它就帶著金的一切特點走入社會。不管文化為他披上多少層皇帝的新衣，把它製造成什麼“器”，都無法改變它自身固有的“業力身”的“宿命”。既要認為自己是唯物主義，又要否定宿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荒唐。正如一塊礦石，其性質、其含量，其所在地域，可能被開掘出來的時間，早是鐵定了事，不要以為披上哪個角色的外衣就可以改變什麼。今天的人類文明，就是迷於角色自我，所以都生活在幻夢之中。夢幻中爭鬥，夢幻中掠奪，夢幻中爾虞我詐……
進一步說，你在什麼時候可能披上什麼外衣，也是早就決定了的。你的任務只是看破它，不斷地撕破自己身上的各種角色外衣，不被他所迷惑，“道心自我”就會隨時顯示出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你一念“止於至善”，徹底解脫就在眼前。中國的現代文學一定可以承擔這樣的歷史使命。這是因為中國國學就是“內省”文明。中國文化有著探討“宿命自我”“道心自我”的豐富底蘊。如果人們不相信，可以翻閱一下儒、道、釋的所有著作，無一不是指示人們時時內省這三層自我的。“內省”到自己的業力身，並不是內省文明的終極。內省的終極應該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言：“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人們，不要以為這是宗教語言，現代物理學的能物互換原理，是承認這個生命的最最根本事實的。如果在你對自己的每時每刻的“內省”中，隨時發現生命的一切莫過只是“道心自我”的運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運動。請問，你能不大解脫嗎？人們，當你決心不被自己身上各種角色外衣所迷惑，直達對自己業力身“宿命自我”的內省之時，不規避自己的宿命，對自己的宿命泰然處之時，請問你那能夠“內省”的“心”又是什麼？不就是“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道心”嗎？國學之所以不好懂，關鍵就在這裡。儒、道、釋三家文化處處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
到了這裡，是要有幾分灑脫的悟性。
平凹筆下的引生，當然沒有達到這種境界。但是，寫作他的賈平凹已經有了這種自覺，不然《秦腔》就不會以引生這個人物為貫穿人物。“引生”就是賈平凹的“宿命自我”的展露。賈平凹能把這個人物公之於眾，就說明他已經向“道心自我”進發了。平凹能把引生這個人物和盤托出，實在應該說是，已經具備了一個偉大文學家應有的勇氣。人類要戰勝自己的文化嗎？拿出似賈平凹的勇氣來“內省”吧。當今世界的文學家、藝術家什麼人有這種勇氣呢？就說一條：“白雪”這個人物的出現，描寫，就足矣說明平凹是完全可以成為當代最偉大的文學家的。這是平凹靈魂深處的愧疚啊！哪位作家敢如此赤裸裸的顯現出來？恐怕許多人連下筆的勇氣也沒有。既便有人敢寫，也沒有人敢於公開承認，自己至今還在留戀著被自己遺棄的女人。引生這個人物的塑造，也說明平凹並不迴避自己頭腦中還有“迷信”的東西，鬼鬼神神的東西。一句話，平凹承認自己“半瘋”。關於這一點恐怕是更值人們辨析的。西方的文明人未必就不“迷信”。至今美國社會還有大量的“先知”在活躍著。但是，如果我仔細辨析一下，西方人的“迷信”和中國人的“迷信”，分別是非常大的。西方人相信自己的唯一主宰的真神“上帝”的真實存在。現在活躍於西方社會的無數“先知”，在西方人那裡都是上帝的代言人。西方人無法認知，他們所謂的“先知”，也是披著一件神聖外衣哄鬼的角色。這是宗教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西方人說的上帝，事實上就是我們所謂的“道心自我”。但是西方人不懂三重自我的關係，把“道心自我”變成了外在於自己的人格神，這就不能不徹底走上“迷信”的道路。
當人類把“道心自我”排除在自己的“心”外，變成人格神之時，就仍然是一種“外求”文化，可悲的“外求”文化。西方人以為自己是現代文明人，但就是這個文化扭曲，已經使他們退回到了原始人。比當代中國人差遠了。我們說的引生的“迷信”，也是賈平凹的“迷信”。不能說中國文化沒有類似西方文化“迷信”的成份。最少應該說這種味道十分淡漠。追溯歷史，這是由於中國文化一直沒有形成一種絕對政教合一的文化。歷代的皇帝都想把自己打扮成通天教主，但沒有一個成功。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那個帝王是成功的，也是他們作為“人”的那一面起了作用。大半的帝王作為“教主”那一面，除了壞事之外，別無建樹。正因為如此，中國文化一直沒有陷入一神崇拜。中國人的祖宗崇拜中，已經包含了對“宿命自我”的追尋，相對西方一神崇拜，絕對是一種進步。這更應該感謝新中國建立後的六十年，更是把這種迷信文化掃蕩到了陰山背後了。但是，今天的絕對多數人還是“迷信”，風水師，算命館還有經銷渠道，廟宇還有香火就是一個明證。
人們不要那么粗心，中國人的“迷信”中，更是企圖打開生命的未知之謎，更企圖自己成為命運的主人。這是西方人想也不敢想的,也無法想得到的。西方人讀懂《聖經》的並不多。《聖經》，尤其是《新約·保羅書》，正是希望人們透過“宿命自我”而追尋“道心自我”的。但整個西方沒有這個文化底蘊，最後只能落個一神崇拜。香火，莫過是中國人對於“神”的一種賄賂，完全不是西方人的那種宗教虔誠。現在許多人非常欣賞西方的慈善事業，這便是典型的“角色文化”引起的誤會。你能“慈善”得了誰？別騙自己了。至於說到更深層，中國的儒、道、釋全部是嚴格的無神論者。宗教迷信，西方那樣的宗教迷信，在中國古文化中沒有地位，在現今的共產中國更沒有地位。“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中國文化也不是所謂的“唯物”主義文化。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認為似乎一切不被現在當下的科學技術證明的，不合於科學邏輯的，就是錯誤的。起碼《秦腔》中沒有如此狹隘可笑的觀念。中國文化今天仍然還殘存著“迷信”，但是大大不同於西方迷信。從《秦腔》反映出來的“引生——賈平凹”的“迷信”，未必不是未來人類智慧的源頭。
引生這個人物真可貴之處在於他的永遠“莫衷於是”，“渾渾噩噩”，永遠似是一個沒有歸宿的遊魂。既可以隨夏天義去淤地，也可以到新開的酒店中胡混。哪裡都有他的身影，哪裡都沒有他的是非。作為“老幹部”的兒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賈平凹的這種描寫，是非常巧妙而精彩的。人們，你一旦真找到了自己的“宿命自我”，大半都是這樣的。“宿命自我”一旦被認知，人們就會立刻脫離“角色自我”的偏執狂。誰對我好，誰對我壞，全部是該有的宿命，介意什麼？更重要的是一旦認知了自己的“宿命自我”，就可以初步體會到老子對生命的描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請看賈平凹自己是怎么說的：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的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鑑，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著，人攪著事，事攪著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著走，可農村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么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裡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裡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泄洪池。體制對治理髮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塬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裡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裡十有八九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製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瓮。巷口的一堆婦女抱著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著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那一輩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檐頭到門框腦上亮亮的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裡一半吊著。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著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著哈喇子走過來，他喜歡地望著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後溝里有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金礦，一半在省城裡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乾什麼，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隻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過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因搶劫坐牢的三個，因賭博被拘留過十八人，選村幹部宗族械鬥過一次，抗稅惹事公安局來了一車人。村鎮裡沒有了精壯勞力，原本地不夠種，地又荒了許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墳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么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也從此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么辦呢？
賈平凹是在困惑中，也是在恍兮惚兮中。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境界。他熱戀這人生，這故鄉，焦慮，憂患……但不下結論，不徹底悲觀，更不輕易表現出自己是如何大義凜然。如何為民請命。因為他知道，不能“外求”。宿命如此嗎？但我還要追尋，追尋。讀過《離騷》的人，對這種心境不會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