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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序張秀熟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三同志將所撰《廖平學術思想研究》示我，囑加商榷，並請為寫一篇序言。我如雷乍驚，以如此巨著，何敢弄斧班門。繼而反覆思量：鑒於作者敦促之忱，同時在今天我或已是廖先生所有尚在的及門之一，而我雖未僭列於學者林，但積七十年來的教學親歷，以及解放後“雙百”方針的薰陶，對中國燦爛的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也還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關於如何正視廖季平先生的治學問題。藉此機會，不妨試略一談。
我須首先談一談在教與學中，我和廖先生的關係和我對他個人的看法。憶自１９１６年秋季到１９２０年暑假，我在成都高等師範學堂肆業，１９１７年暑假升入本科國文部，廖季平先生就是我班“群經大義”課的教師（還有宋育仁先生）。廖先生開始主要講《春秋》經?認為惟《春秋》為孔子所自作，治經必須了解夏殷周三代禮制之因革損益?必須理解孔子之微言大義?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蓋，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正體現於《春秋》經文的一字一句中。而解此的金鑰匙，正是《公羊傳》與《穀梁傳》。我雖童蒙即已爛熟《春秋左氏傳》，但於公、谷二傳未曾寓目。因此我就取《公》《左》二傳的幾條經文作一對比。魯哀公十四年春，經文“西狩獲麟”，《左傳》解文僅僅有“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一句。而《公羊傳》則是：“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獲麟大之？……”兩相比較，《左傳》主要是記事，孔子的微言大義則在《公羊》，讀了《公羊》才能理解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尊崇。因此，我對《公羊》非常感興趣，立志將來作一個經學家。在筆記本上，仿朱熹稱二程子為“子程子”的例，寫為“子廖子”口授。這是初入高師時，耳濡目染，思想接觸，一切都囿於將來職業的小天地，在當時還是學生中見解高尚的一流。但我正是青年，自幼即竊聞鄒容《革命軍》，歡呼辛亥革命；中學在反對日本“二十一條”侵略和反對袁世凱竊國鬥爭中都作了旗手；而現在俄國已經十月革命，中國南北兩大敵對勢力正在打打停停，四川則川、滇、黔軍閥混戰，炮彈正晝夜飛過我們的教室和寢室。這一切時刻燃燒著我心中潛蓄的火焰，因而對什麼“國故”，什麼“微言大義”漸漸冷漠，一與傳播新思潮的刊物接觸，便欣然接受，感到尋得了真理，漸漸放棄了對《公羊》的鑽研，“子廖子”的筆記本就不知去向，我的人生觀也漸漸有了質變。但雖然如此，我對廖先生的敬仰，一直不減於曩昔。他積學如海納百川，鉤玄如淘金沙底，專攻如鐵杵磨針，構思如開張天馬，為求真不怕創新立異，為堅信如薑桂老而愈辣。我們青年最好新好奇，每一新說都幫助我們運用思維，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想像。他來上課，我們但覺一位白髮銀須、慈祥和靄、妙趣風生的老人與我們如家人骨肉娓娓閒談，渾然忘卻人際間正還是師生關係。這印象在今日偶爾浮想聯翩，還忽然湧上心頭。
但是我們對他的縈懷，主要仍在他對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多少起過一些影響；他所專攻的經學與孔子，成就也非可抹煞。我基本同意本書作者抓住他自初變到六變所作的論述，我於此也就只可作些闡發。廖先生最受人非難的，是他治學的多變。每變一次，當時大權在握、領袖士林的張之洞，就要嚴警他一次“風疾馬良，去道愈遠”。他甚至以此遭到謫官罷職，剝奪教育權。但“變”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易經·繫辭》：“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孔子談禮制，歷述夏殷周三代因革損益，“繼周者雖百世”仍須因革損益，仍不斷要變。變有三義：變易、變化、變革，事物發展，都由此途。儘管漢儒說經，嚴守家法，閉聰塞明，深溝高壘，但素稱集漢學之大成的東漢鄭康成，異乎前於他的賈逵、馬融，賈、馬又異乎西漢末的劉歆，劉歆又異乎前此的伏生、董仲舒。大小二戴，直到清代號稱“師承漢學”的乾嘉諸子，較漢儒又提高一水平。中國的文化發展，正是這樣在變與不變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因革損益步步前進的。在一定時期，事物發展的矛盾，已非物理型的變易、化學型的變化所能解決，而必須來一次革命和改革，矛盾得到新的統一，事物呈現質的變化，歷史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這就是變革。這是中國歷史長河巨流不斷翻騰的特點。自然，廖先生的畢生生涯只在研究經與孔這一小範圍，但他治學的指導思想卻主要是“變”。他主張“堅信好疑”、“五年一小變”，凡是心有未安，意有未明，發現有新材料、新知識，用功有新收穫，他都不放棄抓住苗頭，窮追探討；一有所得，即不惜廢棄舊說，改變舊說，補正舊說，樹立新說。今考察其六變記，及其所著書一百餘種，僅如自“今古學平分”至“尊今抑古”，自周公、孔子並稱至獨尊孔子，自六經所包的小九州至全球，其所“變”皆未出經籍的本身，而特別集中在“政治制度”，進一步推到政治制度的改革，這在清末是有重要意義的。其次，我們從六變分析，明顯地現出兩個階段。前三變主要對經學作縱向深入，到了第三變“小統大統”、“小同大同”，經學的巨觀已到了盡頭，因此有人稱他為最後集經學的大成，自第四變到第六變，他已擴大經學範圍，向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邊沿作橫向聯繫。第四變提出天學、人學，把《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稱為人學；而把自然界的天地，通過《中庸》鳶飛魚躍“上下察”來一個天地人合一，與諸子百家所涉及的天及釋道基督等宗教教義联系類比，稱為天學，而孔子遂由一個普通的人構成上天下地無所不能的理性的人，孔子自此也就再無以復加，六經也就更增加了義蘊，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被規定為對待中西學術內外有別的方針。這是可以視作他的“變”的總和。他從他所接觸的極其有限的古今中外學術領域中，主觀地把經與孔從兩千年沉睡的狀態中活起來，自然在觀點、方法及其所得結果諸方面不免會有許多錯誤，但開拓之功，實是前無古人。
於此有一問題。現在正值全國“文化熱”初潮，中國文化及其遺產正遭遇來自西方的所謂當代新思潮的衝擊，而高談自“五·四”以來即已不斷受到批判的經學與孔子，豈非大悖歷史潮流。我完全歡迎在今天我們所生活的新的歷史時期，興起了與之相適應的機關報的文化熱潮。我更長期思量：我們將如何使中國文化推陳出新，與所謂世界的行進文化交流融合，進而推動世界文化的更新，使世界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完全向有益於人類，為人類造福的方向發展。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我就深深想到：愈是在“文化熱”中，我們愈應科學地、嚴肅地認識和對待中國文化及其遺產。第一、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含著所有社會意識形態，一切制度、科學技術、習慣風俗。自有文字以來，它就被納入記載，累積為經、史、諸子百家及一切古今典籍。這就是中國總的文化。中國民族幾千年來一直生存、生活、壯大發展於中國文化的哺育、薰陶中，不承認這種事實，將陷於文化虛無。第二，文化的素質決不是一塊版，而是有差異的；文化決不能一成不變，但又不是一刀切的。自三代以來，中國文化不斷因革損益即不斷在變，但被淘汰廢棄的僅是文化的糟粕，不變的仍是文化的精華。比如《大學》大講“生財有大道”，《尚書·洪範》大講人生五福是“一壽二富”，這正是中國今日所致力。一翻開《禮記·曲禮》，開頭便是“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這正合乎我們反對“一切向錢看”和尊敬獻身殉職的精神。《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正是我們高呼的必須“用人唯賢”，反對“用人唯親”。《王制》更明白規定，“用器不中度不粥（出賣）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庖不粥於市”。這比列寧向蘇聯所提學習西方的“泰羅”制以及我們現在強調的市場管理、質量控制等，措施更周密紮實（參考《人民日報》１９８６年８月３１日第一版）。還有，我們鼓勵翻番創新，這正是“湯之盤銘”的要求。我們強調黨紀、政紀、法紀，這正是《禮記·樂記》“禮樂刑政”並舉的精神。類此的例子不勝枚舉。文化正是變中有不變存在，新舊決不能一刀切。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青年團的任務》）那么，把中國的舊文化、封建傳統文化一律加以鄙棄，是違反科學的，是完全不合乎列寧的分析的。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吳虞的《打倒孔家店》何以只煊赫一時，抗戰期中十教授的《全盤西化論》何以會無聲息。舉凡如此事例，都因為他們是經不住實踐考驗的。毛澤東同志於群言龐雜中，高瞻遠矚，獨具慧眼。他首先肯定中國文化，剖析中國文化具有精華和糟粕，提出應吸其精華，剔除其糟粕。他的著作不避引證經史，他並且建議要為孔子作總結。在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中，鄧小平同志首倡我們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這正是中國幾千年來培養人的標準。鄧小平同志還莊嚴提出我們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體現在中國民族幾千年來，經過不斷“平陂往復”，總是顛撲不破，愈苦愈強，具有無限生命力。這與中國文化正不可分，誰也不可能離開中國文化而尋到中國特色是什麼。我更歡呼的是，陳雲同志對文化問題，深思熟慮，宏微兩觀，殷憂文化遺產之或致墜佚，毅然倡導古籍整理出版。他諄摯說：“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關係到子孫後代的重要工作。”要制定“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現在全國已按國務院指示，建立古籍整理出版小組，經史群籍已呈現出版新潮，並開始了“今譯”。這真是一項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文化大事業。印度自釋迦牟尼圓寂後，數百年對釋家教義經過三次大結集（大辯論），才由無著、無親樹起了大乘教義。中國學術上占統治地位的六經，一次沒有經過結集。整理一百年，將使中國文化、世界文化發展到今日不能言說的高度。《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在今日出版，將是衝破井中天的一石。
我們既從大的方面推論了廖先生治學的卓越成績，我們更必須腳踏實地地考究他治學中所表現出來的不足之點，因為經驗教訓都是有益於後起者的。我們不宜輕視他的六變，但他在當時，和一般學者一樣，受到歷史的客觀的局限，而他突出的是他強烈的主觀和僵硬的獨斷。他的思想有一總根，為任何力量也不能動搖的尊經尊孔。有此一信念，他就無限地提高對孔子的尊崇，由先聖、素王直至儼如天神。漢承秦後，文化崛興，搜書獻書，盛極一時，而他因尊今抑古，竟排斥我國第一部設官分職、規模宏整的政治巨著《周禮》及記錄二百四十餘年《春秋》大事的《左傳》為劉歆偽書。東漢馬融、鄭康成打破儒家墨守痼疾，箋注六經，融會各家之言，這是治學學風的大發展，而他因堅持非古，也一概予以非難。至於文字多體，早有淵源，列國紛爭，各有文字，而他為了豐富孔氏門牆，文字竟成為孔子首創。乃若《詩》通達政事，《易》推闡哲理，皆屬人事，何乾天學。凡此皆使人不敢苟同。雖只屬一家之言，他也幾經改易，但畢竟瑜不掩瑕。韓昌黎謂“苟與揚大醇而隱小疵”。我雖未敢尚論古人，但總感到吾人治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可忽視，在文化討論中，對此也不可以忘掉。
當前文化熱似還只是初潮，一池春水已現漣漪，到處正在興浪。我們亟盼望有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到來，許多理論家、社會科學家、專家、學者都投入戰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理直氣壯地、扎紮實實地、反覆周詳地、聯繫實際地把當前我們所急盼的文化問題深深討論，得一正確解決，這實是一件大事。現在似還在空空洞洞的泛論中，未接觸到文化本身，有的人似乎還避免文化本身。比如有的人談社會歪風邪氣，籠統歸罪於封建文化的影響，似乎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都是糟粕，都是壞的，這與我們大家所公認的“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是相反的，毛澤東同志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的講話中說?“所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並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與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光明日報》１９８６年９月７日逄先知文）這樣，我們怎能說一切壞的都是封建文化的影響呢？說封建文化都是壞東西呢？實際上，由於在過去極左思潮的壓抑下，人們被迫把整個封建文化都認為壞東西，於是“仁義道德”、“禮義廉恥”……等等指導人生走向光明的教義嘉名，都不敢言，不敢提倡，不敢以之進行教育。精華消沉，正氣不伸，於是糟粕上升，邪氣泛濫，這就是社會不正之風所以到處橫溢的原因。若完全不分青紅皂白地歸罪於封建文化，這樣討論文化問題是不科學的。現在真應該根據馬克思主義精神，對封建文化來一次重新認識，使人人知道：在社會主義時期一樣應講求社會主義的仁義道德，禮義廉恥，為自己保人格，為國家增國格，這是非常重要的，又還有人謂封建文化幾千年來，已在人體凝成一種“遺傳基因”，罪惡對於人是與生俱來。照這樣說，封建文化的流毒是不能消滅的了。這真是妄言。更還有創新立異的，剽竊西方的種種文化論，有的如文字遊戲。我們很盼望學風來一次振作，討論積極地向健康方面發展。
文化是世界交流的。國與國之間的文化鬥爭，看來似若無事，實際更劇烈於經濟鬥爭。帝國主義對弱小國家的侵略，就有文化侵略。鴉片戰爭和抗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南京大屠殺中所擄掠我們的若干萬冊圖書，就是文化侵略的一部份。現在形形色色的文化衝擊，更令人應該時時刻刻須要警惕。因此，一個國家進行戰略研究，必須包括文化戰略研究。今日討論戰略研究，與當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有關聯，這也涉及到文化戰略。一切從全局著眼，從戰略著眼，我衷誠祝願文化佳音的來臨。
我已行年９１歲，６０年黨齡，腦出血後，右肢失靈，行動不便，寫字困難。但我對文化事業，關心仍如少壯。我謹愿作一個文化啦啦隊的白頭小兵，向大軍歡呼助戰。
公元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０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