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內容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標題已經點出了它的主要內容：“一個家庭的沒落”。這個家庭便是德國北部商業城市呂貝克的名門望族——布登勃洛克。故事發生在１９世紀３０年代至７０年代。這４０年間，這個資產階級家庭經歷了４代，由開始的繁榮走向了沒落，正好反映了德國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過程。
比起英法兩國來，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得較遲而又較快。１９世紀初期，德國還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國家。政治的分裂和專制制度的統治阻礙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所謂“市民”，即早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實力原是很薄弱的。雖然２０年代已經有了工業，待到３０年代建立了統一的貿易地區之後，資本主義經濟才開始大規模發展。靠拿破崙戰爭年代供應糧食起家的老約翰·布登勃洛克，正是在這個時候發財的。他開設了一家大商號“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還擁有大量的農莊、糧棧、輪船和地產。他們不但經濟實力雄厚，在社會地位上也是全城的“頂兒尖兒”。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必然引起資本的集中，引起競爭，這首先表現在商業上。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業競賽只是為了商業而存在。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還有一些時候，大家都患了一種不事生產專謀利潤的狂熱病。”在這種“專謀利潤”的競爭中，濫設騙局、瘋狂投機已經成了風氣。然而，布登勃洛克公司的當事人卻不了解這一點，他們還遵守市民社會的“商業道德”，所謂“誠實”、“謹慎”、“溫和”、“不圖暴利”等等。這勢必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而不擇手段、專抓一本萬利生意的暴發戶哈根施特羅姆，卻漸漸成為布登勃洛克的勁敵。
小約翰繼承家業後，由於鬥爭激烈、生意清淡，再加時局動盪，女兒婚事上又失算，他經營商業感到非常吃力。然而，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卻企圖在宗教中尋求精神上的安慰。第三代托馬斯經營公司時，正是盛極而衰的當口。由於戰爭、投機等天災人禍，托馬斯連遭打擊。他感到精力枯竭，喪失了對職業的信心。如果說，托馬斯這樣精明的商人都難於應付爾虞我詐的鬥爭，那么，他的兒子漢諾更是無法適應這個弱肉強食的環境。布登勃洛克公司終於敗落下來，祖父手裡買進來的住宅轉賣給“空間”不夠的暴發戶。托馬斯一死，買賣清理，公司歇業。漢諾病死後，他母親帶著僅有的一點財產回了娘家。從此以後，顯赫一時的名門望族布登勃洛克只存在於人們的記憶里了。
作者創作這部關於資產階級家庭衰亡的“史詩”，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礎的。托馬斯·曼的祖輩都是殷實的商賈，他父親是糧食公司的最後一代股東，兼職參議。作者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充分利用了家裡的舊卷宗、書信和家庭傳說，小說中許多人物是以他家的親友為模特兒的。他還將呂貝克故居的許多具體情景寫進小說里去。小說發表後，這所故居便被人們稱作“布登勃洛克之家”了。
托馬斯·曼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家族的沒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沒有用許多篇幅去描寫商界的鬥爭，但是，他能透過家庭生活的描寫，揭露出這個社會的沒落與腐朽。高特霍爾德·布登勃洛克要求平分房產，三個女兒相互嫉妒，安冬妮婚事計畫的失算，浪蕩子克利斯蒂安的揮霍，漢諾對家業的厭惡，以及蒂布修斯取走克拉拉名下的遺產，女傭人強奪參議夫人的遺物……，這種種醜惡的沒落跡象正是傾軋投機的商業風氣和腐化墮落的社會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內部的反映。對於這些社會現象，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某些成員並不理解其所以然。他們拚命掙扎，但還是逃避不了衰亡的命運。甚至到冰消瓦解的前夕，他們還不能解釋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顛三倒四的幻境”，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劇”，一個無法解喻的“噩夢”。
作者還通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內心活動，表現了這個家庭的衰落。這些心理描寫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經濟地位衰落在精神上的反映。一個社會集團，由於其經濟利益不能適應新的生產方式而趨於衰亡，它所代表的整個社會心理，包括它的理想、道德觀念及其特有的情緒，也必然染上沒落的色彩。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起初還只是一面猶豫動搖，一面故作鎮靜，支撐著殘局；可是等到平日潛伏著的各種矛盾總爆發的時候，這個信奉“商業道德”、維護家族榮譽的最後的台柱便面臨精神崩潰的危機，對江河日下的局面一籌莫展。可以說，這根“台柱”的精神世界的瓦解過程，加深了作品主題的思想性。
作者在描寫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時，著重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金錢利害關係，這是他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批判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資產階級撕破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上面的溫情脈脈的紗幕，把這種關係變成了單純的金錢關係。”布登勃洛克一家並不例外。表面看來，他們家庭生活中似乎不乏賞心樂事，父女妻兒之間不是有許多溫情絮語嗎？但是，本質上是經濟利害關係主宰了一切。當他們家道衰落、相互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翻臉了，爭吵了，甚至互相謾罵，你揭我的底，我出你的醜。我們來看一看他們的一次爭吵吧，那是在參議夫人死後不久，兄妹三人正嚷著分配母親的遺物。這一回，連一向懶散的克利斯蒂安也準時趕到，他這時“流露出來的熱心卻幾乎達到貪婪的程度”。且聽聽他聲嘶力竭的叫喊：
“我呢？我呢？……你們不應該把我拋在腦後啊……”
“我呢？……我也要分一部分食具！我能分到多少羹匙和叉子？我看我簡直什麼東西也沒分到！”
“我不要錢，我要被單和食具。”
這是克利斯蒂安。托馬斯呢，他是這樣冷靜，這樣胸有成竹：
“你聽著啊，我已經把一套茶具連同銀托盤分給你了。至於那套節日用的鍍金的食具只有我們家才用得著……”
“親愛的，你要這些東西作什麼啊？你拿去一點用也沒有……這些東西最好是留給有家的人用……”
當克利斯蒂安宣布他要結婚的時候，托馬斯發作了。他不允許敗家子將公司的財產外流。兄弟倆隔著桌子對罵，安冬妮在一旁哀求：“湯姆……克利斯蒂安……母親還沒有入殮呢！”當然，安冬妮的勸解並不妨礙她替自己的女兒和外孫女爭奪“還沒有入殮”的母親的遺物。
這場爭吵寫得有聲有色。我們仿佛看到神經衰弱的克利斯蒂安每一條神經都在顫動著；安冬妮渴望母親的房子，緊張得每個細胞都處於戰鬥狀態；托馬斯急得連平時冷靜理智的外表都顧不得了。正是他們的矛盾不可調和，更加劇了家庭的沒落。
小說中，金錢利害關係也集中地表現在婚姻的締結上。作者通過一些生動精彩的描寫告訴我們：在那樣的社會，婚姻是不自由的，異性的結合不是建立在相互愛慕、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而是以雙方的家私資產為主要條件。
安冬妮有過一次戀愛、兩次結婚的經歷。同大學生莫爾頓的戀愛因為男方太窮而宣告失敗，然而這卻是她唯一的一次戀愛；兩次結合都是沒有感情的結合：第一個丈夫格侖利希千方百計將她弄到手，是為了騙取８萬馬克的陪嫁費；第二個丈夫佩爾曼內德本身道德敗壞。對於布登勃洛克一家來說，這幾場戲劇性的婚姻，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一出諷刺喜劇，揭露了各個資產階級人物對於婚姻的態度：小約翰·布登勃洛克的逼婚出於“公司利益”，安冬妮的同意是在盡“家庭義務”，格侖利希和佩爾曼內德的攀親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說，其中沒有一個人是看重愛情的。安冬妮和格侖利希的結合有其深刻的揭露意義：布登勃洛克一家既然把婚姻當做生意，格侖利希便趁機買空賣空做投機。“誠實”、“溫和”的“商業道德”同欺騙、投機的社會風氣之間的矛盾就這樣深刻地交織在安冬妮的婚事上，與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社會原因緊密地聯繫起來。
如果再留意一下，我們就能發現：這家人從老到小沒有一個不是以這種方式結婚的。老約翰與安冬內特結婚後，“她沒給過他很大的快樂”。小約翰所以認為他妻子是“上帝給安排好的終身伴侶”，是因為他父親“讓他注意這位豪富的克羅格家的女兒，她會給公司帶一筆可觀的陪嫁費”。托馬斯和蓋爾達之間也沒有真正的感情，他少年時代的情人小安娜因為出身貧賤，早就被他拋棄了。他說，“早晚有這樣一天的……有什麼辦法呢？反正會過去的。”
這就是信奉“金錢拜物教”的資產階級的“婚姻自由”。
《布登勃洛克一家》固然寫出了一個家族消亡的必然趨勢，揭露了資產階級許多醜惡的方面，但是，應該同時指出，托馬斯·曼對於這個家族的消亡是極其同情、極其惋惜的。在他看來，瘋狂投機、追求暴利，當然是社會腐化墮落的表現，他對這一切採取揭露的、批判的態度。然而，市民社會卻是理想的社會：“溫和”、“自由”、“開朗”、“和諧”，即便經商吧，也有著所謂“商業道德”。這種觀點，這種感情，驅使作者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滅亡唱起一支並不動人的輓歌。
顯然，作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階段和後期階段對立起來，並且美化了早期階段。事實與作者的觀點恰巧相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之間，並不存在一道商業道德上的鴻溝。資本主義發展到後來，商業上欺騙成風，剝削達到敲骨吸髓的程度，這是沿襲市民社會的“自由競爭”的結果。前後兩個階段是一脈相承的關係，決不是對立矛盾的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商人作為不事生產的中間剝削者，經商和欺騙之間劃不出一道分界線來。作者推崇的那種“商業道德”根本是不存在的。
由於時代不同，認識不同，我們從本書的某些描寫里，可以得出與作者主觀認識完全不同的結論。例如，他對於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是不同情的，那些參加革命的人們被他描寫成一哄而起的烏合之眾。他們同小說中其他一些工人形象一樣，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滑稽可笑。然而，我們卻能認識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豪華奢侈正是建立在剝削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他們家那本“金邊的記事簿”浸透了勞動人民的血汗。作者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冷淡，以及作品中有關的錯誤描寫，正說明了他對本階級的剝削本質缺乏認識。
另一方面，作者把市民階級理想化，導致這樣的結果：他把市民社會的沒落看成整個社會的沒落。正是這種沒落的情緒，使他同叔本華的悲觀哲學發生了共鳴。作者後來承認，他當時使小說主人公托馬斯在死亡中尋求生存，是為了讓他擺脫痛苦的生活，獲得“自由”。類似這樣的情節沾染了悲觀的、宿命論的色彩，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鑑別。
人物形象
像許多現實主義作家一樣，托馬斯·曼筆下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徵同生活環境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大商人家庭的產物，同時他們又都具有鮮明的個性，顯示出同一個剝削階級的不同印記。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還在幼小的時候，人們就預感到他將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未來的主人。人人都誇獎他“誠實”，是一個“商人”的材料，他祖父臨死時給的囑咐是“幫助你父親”。托馬斯沒有辜負長輩的期望，小約翰死後，他便挑起生活的重擔。他上台的時候，家庭的事業雖已盛極而衰，表面上總還算牢固。他表現出比祖父和父親更有魄力，在活動上既能進取又很穩健。他在社會事業和市政建設方面興趣廣、野心大，因而成為市長的“左右手”。他在競選議員時還擊敗了勁敵哈根施特羅姆。
托馬斯以全副精力投入經商活動，凡事以家業為重。他感情的激昂和振奮，心境的憂慮和沮喪，都是和家庭的利益直接關連的。他並不是沒有內心矛盾，例如同安娜的戀愛，但他能自覺地克制個人的好惡，服從家庭利益。在他的身上，沒有對他的家業說來是沒有意義的言論和行動。他的階級本性和個性特徵相輔相成，結合得如此緊密，去掉一方面，另一方面便不復存在。
然而，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刻性正表現在這裡：像托馬斯這么精明能幹的商人，發家致富的思想滲透到每個細胞，還是挽救不了這名門望族沒落的命運。根本原因就在他所繼承的祖傳的經商思想和方式不能適應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發展。我們記得，被一家人視為“窩囊廢”的克利斯蒂安一生中倒也說過一句正確的話：“認真研究起來，哪個買賣人都是騙子。”這句話引起托馬斯無比的憤怒：這不但褻瀆了商人的稱號，而且污辱了以經商“誠實”著稱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可是，客觀情況的發展逼著他思考：為什麼哈根施特羅姆公司欣欣向榮，而自己的公司日見蕭條呢？當外部矛盾日益尖銳、公司連遭失敗的時候，他回味克利斯蒂安的話，不禁動搖起來，決心做一次冒險買賣。也就是說，他準備放棄他的“商業道德”，企圖適應新的環境，雖然這無異於承認經商就是欺騙。可是，由於他舉棋不定，猶豫動搖，這筆“暴利”生意也失敗了。這個時候，家庭內部的矛盾也達到了高潮：托馬斯個人幸福幻滅，弟弟越來越成為敗家子，兒子沒有希望繼承家業……托馬斯這才深切地體會到他一生活動的空虛，思想上爆發了總危機，只能用一點剩餘的意志力勉強維持自己毫無意義的生存。
作者通過這個人物從信心十足到幻想破滅，深刻地表現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歷史命運。
安冬妮是資產階級婦女的一個頗為真實的形象。 她的性格具有多方面的表現： 驕傲、 自負、 天真、 坦率， 主要特徵是愛虛榮。
我們一開始就從她對待自己婚事的態度上認識了她這個人。她不喜歡、甚至討厭格侖利希，恰巧在他求婚期間，她遇見了大學生莫爾頓，於是兩人真摯地相愛了。她對於莫爾頓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不了解的，從她的社會地位分析，她本人早已享有莫爾頓所攻擊的那個社會集團的種種特權，因此無法體會這些名詞的全部內容。只是由於在婚姻問題上不夠自由，她才覺得“自由”這個名詞是“偉大的”，雖然同時也是“朦朧的”。那時候，資產階級的習俗似乎還沒有徹底薰陶這個天真的姑娘，她第一次領略到“自由”的空氣。只是這種空氣像海濱的空氣一樣，她感到是這樣的新鮮，又是這樣的陌生。
但是，安冬妮畢竟是一隻長期禁閉在金絲籠里的鳥兒。她稍微吸了一點新鮮空氣，就感到不如呆在籠里來得舒服，便又乖乖地回到金絲籠里去了。榮華富貴是她不能拋卻的生活理想，她接受了她父親的訓詞：“我們是一條鎖鏈的許多環節。”她心甘情願當一個“環節”，放棄個人自由，撕毀與莫爾頓的誓約，在滿載榮譽的記事簿上親手添上了一筆賞心樂事。
小說前半部寫了她是怎樣的性格，發掘了形成她這個性格的社會原因，接著便寫她的性格特徵在各方面的表現。我們看到，名門望族的虛榮感是這樣深入到她的靈魂：對哈根施特羅姆一家人因妒忌而不屑一顧，為托馬斯競選議員表現出無比的熱忱，為她富於離婚的法律知識而到處誇耀……
和托馬斯一樣，她也是獻身於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事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她更為懷念往日的光榮，對於未來充滿更大的信心，這是因為她閉起眼睛、不肯正視現實的緣故。如果說，托馬斯臨終之前認識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劫數難逃，安冬妮則至死也不省悟。她是布登勃洛克家族滅亡的殉葬者。
安冬妮的一生正處在家庭走向衰落的最後幾十年，她自己境遇也是同家庭衰落分不開的。然而這並沒有使她灰心。處境越不幸，她的虛榮心越不容侵犯。她不是誇耀現在，便是追緬往昔的榮華。眼前能誇耀的東西越來越少，對過去榮華的追緬就越發頻繁，到後來她的誇耀是那樣空洞，那樣可笑，使人感到她簡直是在諷刺布登勃洛克一家了。最後她竟吹噓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說什麼托馬斯出殯那一天“很多人淌眼淚一直淌到硬鬍子里”，而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但是，只要這樣說能滿足她的虛榮心，有沒有這回事有什麼相干呢？
本書的人物描寫有時採用性格差異的手法，關係越近的人性格差異越大。克利斯蒂安是一個與他的兄妹性格十分不同的資產階級人物。比起托馬斯來，他是誠實的、直率的，也沒有那么多的心計。可是，他活在世界上從來沒有關心過別人，也沒有想過自己對家庭有什麼責任。他只關心一個人：他自己。他的全部注意力沒有超出他身邊的事情，尤其念叨他那看不見摸不著的病症。他同托馬斯一樣，也是個有才能的人。不過他的才能不是施展在家業上，而是模仿別人的姿態與聲調，再有就是說廢話。對於家庭的事業，他是個多餘的人；對於促進這門望族的瓦解，倒可以說是個“功臣”。
作者著重描寫他精神生活的貧乏和空虛。這是他的寄生性的集中表現。任何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都有它的寄生性，這是敗家子產生的物質基礎。如果說，分析到最後，布登勃洛克一家人都是社會的寄生蟲的話，那么，克利斯蒂安的寄生性表現得最為明顯、最為突出。
漢諾也是小說著重描寫的人物。他的悲劇在於社會環境與個人志趣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唯一的繼承人，他的責任是重振家業。這是社會在他未出世之前就已經給他規定好的任務。但是，他氣質敏感，秉性懦弱，不適應也不喜歡這種明爭暗奪的商業生活。他只喜歡音樂，希望家裡人不要干擾他。然而他的父親沒有放過他：經常檢查他的功課，灌輸商業知識，帶他去參加商業活動……這一切有沒有使漢諾“潛移默化”呢？恰恰相反，托馬斯的壓力越大，漢諾越是內向，越是陶醉於藝術，陶醉於一件不會給布登勃洛克公司增加任何利潤的東西。
漢諾對於學校生活，也像對於商業生活一樣地害怕。這個時期的教育也發生了變化：“威信、責任、權力、職務、事業這些觀念都成了至高無上的東西”，“普魯士的紀律嚴明的精神在這裡占了絕對統治地位”。這就更使他沉湎於音樂，來擺脫精神上的苦悶。所以，漢諾之喜愛音樂，不僅是他天生的秉性，還應該說是他對於家庭和學校生活的逃避。至於漢諾的死因，與其說是生理上的羸弱，不如說是社會環境窒息了他的生命。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具有藝術才能的人的悲劇。
藝術描寫手法
這部小說以現實主義的深微精細的筆調，層層疊疊地展開著生活的畫面。它不是作無休止的平靜的流瀉，也不是照相般的複製，而是通過典型化的提煉，顯示出生活的真實。
作者用許多篇幅，帶著濃厚的情趣，生動而細緻地描繪了婚喪喜慶一類的家庭生活場面。宴會排場、婚喪禮節、禮儀款式乃至服飾裝束無一不歷歷在目，構成了一幅幅色彩鮮明的風俗畫。這裡，值得探討的也許是：為什麼小說再三出現婚喪喜慶一類的生活情節，而不使人感到厭煩呢？人物形象的鮮明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從敘事方面來看，我們還可以注意兩點。作者採用了“睹一斑而窺全豹”的方法：同類性質的事件加以充分描寫的只有一次，此其一；其二，那些場面既是生活習俗的描繪，又標誌了故事發展的新階段。因此，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流水賬式的交代，而是情節的進展。例如，對於長輩的喪事，作者縱筆描寫的只是第二代參議夫人。那時候，家庭內部矛盾業已深化，僅僅由於母親尚在，才能保持表面的和睦。參議夫人病死的過程寫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過火，這是為了宣告寧靜、歡樂的生活即將結束。接著便是高潮——兄妹三人瓜分遺物，兄弟翻臉。而參議夫人的出殯，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孟街的住宅里最後一次招待賓客，就更不是與主題無乾的閒筆了。又如，洗禮宴只寫小漢諾的那一次。在親友歡樂祝賀聲中，不料有人說了一段很不吉利的話。這是樂中之哀，使人預感到小漢諾的前途凶多吉少。《布登勃洛克一家》正是充滿了這一類波瀾起伏的日常生活情節，使讀者感到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繫。
小說也偶然出現看似重複的描寫，其實各有各的目的，或者為了前後呼應，加深情節統一的印象，或者為了增強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效果。例如，安冬妮、小漢諾和托馬斯三人先後都去過海濱，但寫法和意圖均不盡相同。作者處理安冬妮避暑時，全面地描寫了海濱的景色：天氣晴朗，海面平靜開闊。正是在這暫時擺脫逼婚的糾纏而心曠神怡的時候，她第一次聽到“自由”這個字眼，它仿佛像閃閃發光的海水，一望無際地向那迷濛的地平線伸展出去……小漢諾是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學校生活才去海濱的。過了一段無拘無束的生活之後，天氣晴雨無常，假期一眨眼就過去了。這個沒落家庭的最末一代的幼小心靈，不能不感到幸福的短暫易逝。托馬斯去“避暑”已是暮秋時節，他的生命和精力已經接近了黃昏。海濱陰雨綿綿，海浪一個接著一個盲目地衝擊著，使托馬斯感到神秘、麻木以及命運的不可理解。這三次各具特色的海濱生活是布登勃洛克一家衰落史各個階段的路標。
疏密有度、情景交融還不是這些場面引人入勝的全部原因。在一些精彩的章節里，作者能做到性格、故事和場面三者融為一體。這些場面常常有一個中心故事，圍繞這個故事展開了性格的描寫；人物的行動展開之後，故事又發展到另一階段。例如第八部第八章的聚餐，中心故事是威恩申克的案情，各類人物各有不同的打算和表現：安冬妮氣憤已極，三個老處女表示冷淡，威恩申克滿不在乎，參議夫人十分關切，而托馬斯則感到事情不妙，以不插手為宗旨……這樣，既突出了每個人物的性格，又使他們之間的矛盾深了一層，而故事仍在進行著。
作者為了使４０年的生活前後貫連、融為一體，埋下了許多伏線，促使小說結構趨於完整。例如，孟街住宅街門上的拉丁文格言“上帝預見一切”，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見證人的三個老處女，托馬斯的牙病，服務了４０年的永格曼小姐……這些人物和細節隱於前，顯於後，好比蛛絲馬跡，看似順筆便墨，實際上都對主題含有隱曲的提示。
小說文字風格以平穩含蓄、從容不迫、生動酣暢的描寫為主，後半部則稍帶憂鬱淒涼的筆調，間或夾入含蓄有力的譏誚。風格的變化有時隨作者對待人物的態度不同而異，如海濱避暑、彈鋼琴那些篇章抒情意味很濃；托馬斯的性格寫得含蓄；寫克利斯蒂安莫須有的病症常用譏諷的口吻；至於格侖利希的對白，則仿佛是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台詞。
《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藝術描寫方面也有不少缺點。某些章節寫得呆板，性格既不突出，故事也中斷下來；個別人物性格寫得有些累贅，典型化的程度不高。托馬斯·曼寫這部作品之前，藝術上雖然是有所準備的，但他畢竟是２０歲剛剛出頭的年輕人，難免有不夠成熟的地方。
作者簡介
托馬斯·曼是德國２０世紀重要的作家之一，出生於德國北部呂貝克的一個大商人家庭。中學畢業後，曾在慕尼黑一家保險公司當過見習生；由於對創作發生興趣，便參加了雜誌的編輯工作。他寫了一些短篇小說之後，在義大利開始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這就是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１９０１）。此後，他又寫了長篇小說《國王陛下》（１９０９），諷刺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封建殘餘勢力來獲得威望，還寫了一些中短篇小說，以藝術與社會的矛盾為主題。
１９２４年，他的另一部長篇名著《魔山》問世了。這部小說以一個療養院為中心，描寫歐洲許多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人物，其中有普魯士軍官、俄國貴婦人、荷蘭殖民者、天主教徒……他們都是些社會的寄生蟲。整個療養院瀰漫著病態的、垂死的氣氛，象徵著資本主義文明的沒落。作品通過人物之間的思想衝突，揭示出頹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血緣關係。小說主人公漢斯·卡斯托普最後以參加戰爭來擺脫無聊的、空虛的生活，說明作者看到了歐洲資產階級社會生活和戰爭之間的內在聯繫。
這個時期，托馬斯·曼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憂鬱悲觀的情緒在作品中經常有所流露。他顯著的轉變是在３０年代，一方面從政治上對義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勢力採取了明確的否定態度，另一方面通過作品譴責法西斯主義，並且預言法西斯統治的末日必將來臨，如《瑪利歐和魔術師》（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托馬斯·曼被迫離開祖國，流亡到瑞士，１９３８年定居美國。
在流亡期間，托馬斯·曼寫了許多作品，主要有批判法西斯主義思想宣傳的《綠蒂在魏瑪》（１９３９），取材於希伯來傳說的四部曲《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１９４３），暴露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的《浮士德博士》（１９４７），諷刺資產階級冒險家的《騙子費立克司·克魯爾的自白》。最後一部小說沒有完成，作者就去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作者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言行。這個期間，他離開了美國。蘇聯十月革命後，他讚揚列寧領導的這次無產階級革命，對社會主義有了一定的認識。
托馬斯·曼在８０年的生命歷程中，看到資本主義世界許多重大的歷史演變：宗法制社會市民階級的消亡，投機企業家大發橫財，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時代的理想，帝國主義的戰爭，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形形色色反動思潮的泛濫，社會習俗的墮落腐化……。托馬斯·曼像編年史家一樣，把資本主義社會各階段的衰落腐朽現象記載在他的作品裡。他經過了曲折痛苦的思想鬥爭，才擺脫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終於認識到一個人不能脫離政治，並且投身到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