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

小狗包弟

《小狗包弟》是巴金晚年創作的一部雜文集《隨想錄》中的一篇雜文,收在《隨想錄》第二集《探索集》中。文章描寫了作者的一條可愛小狗在文革時期的悲慘待遇,從側面也展現那個瘋狂時代的現實。小狗的悲慘待遇在作者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痛,表達了作者深重的悲憫、愧疚和懺悔之情。《小狗包弟》思想內容最深刻的地方,是揭露“文革”的罪惡,還表現了作家嚴於解剖自己的可貴精神。開篇寫一位藝術家與狗的故事,下一段的一句“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很自然地過渡到本文擬述之事;中間寫包弟的可愛,借用日本女作家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一下就自然地過渡到包弟慘遭厄運的敘述上來了;文章從敘事向抒情轉化很自然輕巧,抒情大約是從作者送走包弟、臥榻難眠、思前想後開始的,一直到文章結束,感覺不到其間從事到情、從敘到議的轉變的生硬;再有,從過去到現在,是以懺悔的心情連線起來的,也感覺不到其間過渡的唐突。

作者介紹

巴金本人巴金本人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堯(yáo)棠,字芾(fèi)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興。

1920年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參加反封建的進步刊物《半月社》活動。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衝破封建家庭的牢籠,來到上海、南京,進東南大學附中,並參加了一些社會活動。1927年旅法在巴黎讀書,並開始了文學創作,次年回國從事文學活動,“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救亡工作。和魯迅有交往。曾任《文學季刊》編委,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與靳以合編《文季月刊》。抗日戰爭爆發後,和茅盾創辦《烽火》,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文聯二至四屆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收穫》和《上海文學》主編,曾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戰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說《滅亡》(1928年完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春天裡的秋天》、《憩園》、《寒夜》、散文集《新聲集》、《讚歌集》、《隨想錄》(5集)。譯作有長篇小說《父與子》、《處女地》、回憶錄《往事與隨想》。

套用托爾斯泰評價盧梭的話“18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來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點沒錯的。生命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標與動力。愛與恨,淚與血,人性、良知、熱誠,是巴金先生豐碑一樣的著述及其為人所表現出來的最鮮明的特質與基調。《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園》、《寒夜》、《隨想錄》……這永遠代表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與人文精神的顛峰之作,勢必如行星常運,放射出他永不熄滅的光芒!

巴金這個筆名得來,據專家研究,是因為先生青年時代酷愛俄國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隨之,故出此寓意。這個研究大致不錯,但據巴金自己的詮釋,意義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是紀念一位留學法國姓巴的北方同學。這位曾與巴金朝夕相處的同學因人生的苦悶在法國項城投水自殺了。這個訊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賦予永懷。

不管筆名如何得來,全世界的巴金讀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創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義與安那其主義。人道主義如今已沒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義一直爭議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時期遭遇麻煩和非議較多的辭源。“安那其主義”源出18、19世紀的民本主義與空想主義哲學思潮,常譯為無政府主義。實際上巴金所信奉的無政府主義與當今人們常用的這個帶有貶義的名詞意義相差甚遠,安那其主義的本義是反對封建的強權與專制的禁錮,倡導理想的平等、自由、博愛、惟科學知識是尊的人際關係與生活。巴金為什麼步入文學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義的門徑呢?那正是由於他生長於封建的專制社會與舊家庭,在沉悶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壓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與健全,故而帶領他步入文學聖殿的,首先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富有理想與激情以及俄國革命時期富有檢討和獻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學家,像羅曼·羅蘭、盧梭、福樓拜、赫爾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師,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也對他“人類至上”的觀點有深刻的影響。而古典的唯美的傳統流派不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揚棄,原因就在於他創作時代內心涌盪著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現在的信條是,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海行雜記》)

巴金雖然早被公認為20世紀不多的幾位文學大師之一,但他從來不認為自己為文學而文學,甚至不以文學家、作家自居,他認為自己的寫作全是為了說心裡話,發出內心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號”)。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是為他胞兄寫的,那時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著自己的青春與生命做著無謂的犧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來,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者。他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希望以情動人,打動胞兄的心。結果是小說無意間被朋友帶回國內發表了,雖然打動了不少讀者,大哥卻沉陷難返,不久終於自殺於家中。這給巴金創作不朽名著《家》帶來了直接的動因。

巴金的創作心境一直是較為苦悶甚至是鬱悒的,雖然他努力戰勝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內心時時呼叫著法國悲劇革命家丹東的名句“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來激勵自己,但是他不能擺脫封建社會與家庭投給他心靈的沉重陰影,他無法尋到廉價的樂觀與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劇的調子,如他自述:“一個黑影來掩蓋了我們的靈魂。於是憂鬱在我們心上產生了。這個黑影漸漸地擴大起來,跟著他就來了種種的事情。一個打擊上又加第二個。眼淚,呻吟,叫號,掙扎,最後是悲劇的結局。一個一個年輕的生命橫遭摧殘。有的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憶給別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裡面不能自拔……”(《憶》),這既是巴金心歷的苦難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調。

事實上巴金離開他的家鄉四川成都很早,19歲那年拋家出走,東進上海求學,繼而負笈法國,以後除了有數的幾次返鄉探親,巴金差不多長居東方之都上海,從事他貫穿一生的文學著述、編輯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鄉生活親歷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繫,成為巴金生命創作中最為重要的核心素材與情感淵源所在。

《霧》、《雨》、《電》、《家》、《春》、《秋》、《憩園》、《寒夜》、《憶》等,巴金的小說、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繪封建家庭悲劇以及那裡面的殉葬、掙扎與反抗。半個多世紀以來,像覺新、覺慧、鳴鳳、梅表姐、汪文宣這樣的藝術形象已紮根在中國人心中,多少青年讀者正是從這些藝術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與鏡鑒,從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與自身價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學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風景之一。可以說,一個沒有讀過巴金的讀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國現代文學以及20世紀舊中國城市家族倫常風俗與況味的。

雖然巴金的《家》題材極似古典白話小說《紅樓夢》,但風格上幾乎看不出後者的影響,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創作的圭臬是文藝復興後期的歐洲革命文學而非傳統古典文學。雖然從小在母親身邊受到古典文學的薰陶,在兄妹同學間也得到傳統文學的營養,但巴金的文學選擇一開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盪著20世紀科學與人道主義思想的風範,這樣的選擇雖然使巴金的文學字句間少了些傳統的吟謳、圓熟與回味,卻給現代文學帶來一種全新的樣式。正如40年代的法國學者明興禮指出的一樣:“巴金小說的價值,不只是在現時代,而特別在將來的時候要保留著。因為他的小說是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轉變。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無數的中國人所表演的悲劇,作者個人的經歷的敘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鳴。為什麼《家》會有這樣的收效呢?惟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國大多數青年的自傳。”(見明興禮《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這是非常切題的分析。事實上他說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學選擇一開始就是和他的哲學人生思想選擇相吻合的,即拋棄、背叛舊有的貴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與愛心投身與擁抱普通民眾,以含淚帶血的心聲來徹底喚醒他們。從而追求一個純淨美麗的平等世界。雖然這樣的努力在後來也曾遭人批評為“空泛的愛心與人類至上主義”,但在當時那樣的背景下,對巴金強求“指出道路”的導師的作用,那是不切實際的。文學的目的原來在於揭示問題、暢揚人性,不可能要求每個文學家都充當思想領袖的權貴。而巴金的作品,描繪出舊中國家庭的深刻悲劇,這就已經完善地表達了他作為作家的天分與良知。同時代的魯迅當時對巴金的評價甚允:“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終身筆耕不輟、勤奮高產的作家,但在後半生創作中,小說創作基本停頓,這可能一方面是社會變革難以適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進入創作高峰後的休整期的原因。儘管創作生活重心有所改變,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要幫助人”的原則始終未改。他不僅以不朽的著作為讀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且身體力行,無私地關心與幫助祖國的社會改革與文教事業,近二十年來,歷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在世界文壇享有廣泛而崇高的聲譽。晚年創作的思想漫筆《隨想錄》,是一部五卷本的懺悔錄,是對自身以及周遭問題的深刻剖析與大膽揭示。儘管與年輕時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裡邊仍然看得出濃重的法國大革命時代與俄國革命思想家的影響。激情、坦率、真誠、善良、自律、真理的尋覓與張揚,仍然是巴金先生寫作的宗旨。《隨想錄》的發表在80年代後期的中國文壇引發了一場歷史回顧與反思的熱潮,“說真話”成了全社會率行與呼籲的人格品質。

巴金先生是現代中國的不多的文學大師、思想家之一,他以豐碩的文學成果以及一生坦蕩無瑕聖哲般高貴的人品,向世人證明了愛心的價值、真誠的偉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將與魯迅等人一樣,長留青史,像北斗一樣在天空閃爍!

原文信息

小狗包弟小狗包弟

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餵包弟。

1962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

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闆,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罈罈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是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堵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身的創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里熬煎。

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 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文章疏導

這篇課文是巴金《隨想錄》中的名篇。它講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條可愛的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從一個側面反映那個瘋狂時代的慘無人道的現實;文章還描寫了小狗的悲慘遭遇留給作者心中永難磨滅的創痛,表達了深重的悲憫、歉疚和懺悔之情。

這篇課文的主要價值,首先在於它的認識作用,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十年動亂的社會現實,以及當時的人們普遍的命運窮困、人性扭曲的狀況,由此而產生課文應有的認識教育作用,包括現在的高中生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那個年代,就像我們經常教育下一代不應該忘記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新中國建設史、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一樣;課文的價值還在於作者的深刻反省、自我拷問的警醒人心的力量,老年的巴金顯示出一個正直的成熟的作家嚴於解剖自己、敢於說真話的勇氣和度量,進而可以引發學生對過去那個年代甚至當今時代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的探討和拷問,這有助於學生形成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下面概述本文內容要點,並簡析思路。

1.一位藝術家和狗的故事,藉以帶出小狗包弟故事。

2.小狗包弟的來歷,不是主要內容,故而略述。

3.小狗包弟的一些表現,以及它與家人的親密關係,突出它的伶俐可愛。惟其親密、伶俐可愛,後慘遭厄運才顯得太不合情理。此為蓄勢,後面形勢逆轉,落差極大。

4.小狗包弟慘遭厄運,為後面的懺悔埋下伏筆。同時側面描寫“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們抄家、捉殺小狗的情形。

5.小狗包弟之死留給作者永久的心靈傷痛,這部分篇幅最長,顯然作者事先想好在此充分地表達思想,前面都是為寫這一部分作準備、鋪墊的。

其中第四、五部分占了全文一半的篇幅,而第五部分是全文中篇幅最長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文章的重心所在,或者說作者寫作時的著力點所在。

這是一篇敘事散文,按故事進程來觀照課文,可以看出課文的一個完整的故事鏈,有開端(包弟來歷)、發展(在家七年,相處很好;“文革”來臨,家人恐慌)和結局(痛別包弟),還有尾聲(作者懺悔)。如果覺得應該強化第五部分的作用,則可以把它作為結局,那么原來的結局(痛別包弟)成為故事發展的一部分。

散文固然可以敘事、寫景、狀物,但抒情寫意是散文的當行本色,甚至可以說是散文的核心和靈魂。在本文中,隨著故事的展開,作者的情感呈波瀾起伏狀變化:

悲傷(藝術家與狗的故事)──歡快(與包弟親密接觸)──憂慮(不知如何安排包弟)──輕鬆(送走了包弟)──沉重(送走之後心不得安)──歉意(至今心不得安)

因此本文的情與事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情感緊隨敘事起伏變化:事件牽動作者的情,作者的情牽動讀者的心。本文既是敘事文,又是抒情文。

本文寫法上的顯著特點,是按“自然流”敘事抒情。“自然流”的特點,是使文章段落、層次,過渡、照應,敘事、議論、抒情,過去、現在、將來,一切都自然而然,不見刻意的技巧,又顯出深層的技巧。下面從幾個方面來分述:

1.故事進展自然順暢,其中無生硬的“焊接”或“阻梗”。開篇寫一位藝術家與狗的故事,下一段的一句“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很自然地過渡到本文擬述之事;中間寫包弟的可愛,借用日本女作家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一下就自然地過渡到包弟慘遭厄運的敘述上來了;文章從敘事向抒情轉化很自然輕巧,抒情大約是從作者送走包弟、臥榻難眠、思前想後開始的,一直到文章結束,感覺不到其間從事到情、從敘到議的轉變的生硬;再有,從過去到現在,是以懺悔的心情連線起來的,也感覺不到其間過渡的唐突。

2.語言樸素自然,全無刀斧雕琢痕跡。讀者讀了本文受到感動,與本文語言的魅力、震撼力是分不開的。本文的語言既有書面語的特點,又有口語的特點,兩種語體很自然地渾融一體。讀者只是感覺到事件的自然發生、發展,情感的自然波瀾起伏,而感覺不到文章語言形式或語言技巧的存在,可以直擊文章的深層和底蘊。

3.自然之中又有潛藏的起伏跌宕,而絕非完全地平直板滯。與“無技巧”相伴的必定是深藏的技巧、高明的技巧,如果真的沒有任何技巧,那文章就不足觀賞了。如果我們對本文細加品味,還是可以發現一些深藏的技巧的。略述一二便可知曉。開篇講述一位藝術家與狗的故事,是深思熟慮過的,其中必有深意;全篇寫哪些事,哪些事詳寫,哪些事略寫,哪兒發議論抒真情,文章的著力點定於何處,文章的感情基調是什麼,等等,都需要寫前斟酌。本文發表之後多得評論家欣賞,一定是它的內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巧構吸引了大眾關注的目光。

文章賞析

也許因為狗是情義之獸,能與主人同生死,共患難,因此,常常出現在作家筆下。特別是動亂年月,人情殆盡、親友疏遠時,狗的出現,就更襯托出人世間的冷酷與淒涼了。所以我們看到,在大量的描寫“文革”生活的作品中,狗,常常成了重要角色,用它們特殊的對主人的忠誠與情義,反照出社會中人的無情的萬般世相。

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就是這樣一篇佳作。

這篇作品,是巴金五集散文巨著《隨想錄》中的一篇,收在《隨想錄》第二集《探索集》中,像讀者熟知的《懷念蕭珊》一樣,也是《隨想錄》中較感人的作品之一。它敘述了一個真實而簡單的故事:一隻討人喜愛的狗,在“文革”棍棒的恐嚇下,被膽小的主人送給醫院作了解剖試驗品。全文篇幅不長,卻感情真摯,意味深長。

《小狗包弟》思想內容最深刻的地方,是揭露“文革”的罪惡。作品中故事的背景正值十年浩劫時期,那是個非人的年代,缺少人性,缺少溫情,更缺少寧靜的氣氛。人,尚可不說其恐慌至何種地步,就連一隻小小的玩物──狗,也無安寧之日。作品描述了兩條狗:一條是藝術家鄰居的狗,一條是作者本人的狗(包弟),在“文革”的動亂中,它們都無一倖免而死去。前者被“專政隊的大棒”打斷了腿,不食而死;後者被擔驚受怕的主人送給了醫院。儘管作家還在作品中詳細描述了人所遭受的非難,但我們只要從兩條狗的命運上,就可看出 ,一場“文革”運動,以它的殘暴,蕩滌人性,狂施淫威,使多少人家從安樂中陷入苦難,又使多少不幸的生命死於無辜之中 。作者撰文的主要用意雖是懺悔,以自己對愛犬包弟的“出賣”與“背叛”,譴責自己的懦弱(這從作品的字面中可以看出),但如果沒有這場浩劫,這種懺悔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作品最深刻的意義,還在於對“文革”的無情揭露,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狗的命運中,客觀地暴露了“文革”時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點,以及那一段特殊的歷史給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帶來的近乎毀滅性的災難。

《小狗包弟》還表現了作家嚴於解剖自己的可貴精神。魯迅說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這也是《小狗包弟》(乃至全部《隨想錄》)的創作主導思想之一 。作者在《探索集·後記》中說過:“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絕不是為了美化自己 。”“絕不是為了美化自己”,這種可貴精神在《小狗包弟》中得到了體現。作品所描述的,其實本不是什麼大事,在那個動亂年代,人的生活都所寄無望,哪裡還有心思顧一條狗?在那時,人的生命尚不值一錢,為了生存而拋棄一條小狗,又算什麼!但作家並未為此而解脫自己,他說,“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短短几句話,包容了超人的勇氣,不但體現了作者所欣賞的盧梭式的“誠實”,更重要的,展現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與之聯繫的對國家、歷史、人民的高度責任感。因為作者一方面真正解剖了自己,另一方面,為將來歷史上生活的人們,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鑑的鏡子,就像作者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探索集·後記》)正因為如此,作者的這種“解剖自己”的精神,有著更深遠的意義,體現出更深刻的社會價值。

呼喚人性,謳歌人性,也是《小狗包弟》閃光的思想之一 。“文革”運動中 ,人性被當成了批判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般殘暴無情的“造反”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尋求真正的人性是異常艱難的 。《小狗包弟》向我們敘述的故事,就說明了這個問題。藝術家文學家們的遭遇,典型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缺乏人性,以及人們迫切需要人性、呼喚人性的願望。然而,呼喚人性,又談何容易,於是我們從作品中看到:主人公(作者本人)為了免遭造反派的襲擊,保住生命安全,只有將愛犬小包弟送到解剖台上。這樣描寫,表面看是作者用以自責,其實質是從另一角度表現對人性的渴望與呼喚。的確,倘若沒有專政隊的諸種暴行,狗的主人絕不會“殘酷”地將愛犬送走;假如人間充滿人性,怎么會隨心所欲地踐踏無辜的性命?!因而,自責,實際上就是呼喚人性;而呼喚人性,也是從另一方面對人性的謳歌和讚美。

這篇散文在藝術上也有獨到之處。首先,表現在語言上 。 其特點一是質樸。《小狗包弟》給人的印象如同聽述一個故事,因為它不使用華麗的語言,幾乎每一句話都沒有修飾成分,如同口語,樸實而明快,準確簡潔地表達了作者所要表達的一切。比如作品開頭寫道:“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語句結構簡單,全無修飾,但卻言簡意賅,誘人入境。作品結尾也如此:“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在簡樸的語言中,道出了真情。特點之二,是描繪生動。作品的語言雖質樸簡潔,卻有較強的藝術表現力。直抒胸臆時,真切感人,如上面例舉的結尾一段文字,便是如此;描寫事件場面時,精當準確,使客觀形象栩栩如生,如描寫藝術家“滿身是血和泥土”地被“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的情景:“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這一段文字,不僅準確無誤地敘述了事件的情景,而且小狗依戀藝術家的情態、作者深藏著淚憤交織的情感,全都得到體現,使人讀後如聞其聲,如臨其境。

其次,以情動人。作者寫這篇散文的用意是懺悔,且多有主觀表意文字, 因而決定了作品的說理性。但這篇散文又能把理念、思想寓於精彩感人的事件敘述中,在描寫中體現真情,在表達中飽含情思,不僅使人反思深省,而且催人淚下。作品突出表現了作者對愛犬的眷戀與懷念之情,因而,每每情注筆端,收到了感人的效果。如上面的舉例,不僅體現了作家愛犬惜犬之情,而且也使我們感動。的確,在人情殆盡的人世間,竟有一隻小狗這么通人性,冒著生命危險去依戀落難的藝術家朋友,這該使人多么激動。特別是,當我們看到惟一充滿人情味的這隻小狗,最後竟為藝術家而悽然死去的時候,幾乎湧出淚水。作家的自敘,也同樣飽含深情,這主要體現在作品的結尾幾段。這些懺悔文字即使僅僅為了表達理念,也浸透了淚水,使人在閱讀和理解中,能夠看出作者胸膛中那顆赤熱而損傷了的心。使用了襯托手法。在這篇散文中,作者的自責自貶是建立在對自己在“文革”棄狗的那段往事的回憶上的。動盪的年月里, 棄狗本是一件小事,因為當時連夫妻背叛、朋友反目的事都經常出現。但作者卻使我們看清了這件小事的本質──委曲求全的“羞恥”。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使用了襯托手法,用一段較長文字詳細描述了另一條(藝術家鄰居的)狗,為了藝術家而忍受棒打腳踢,甚至不食而死之事,來反襯作者當年為保全自己而棄狗的懦弱。狗尚且講仁義,而人卻只顧“保全”自己,相形之下,孰對孰錯,不言自明。這一方面揭示了“文革”運動導致人們產生恐懼乃至變態心理的罪惡,另一方面也反襯出作者當年棄狗時的無情無義,從而透露出作者作自我懺悔,即寫《小狗包弟》的客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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