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賓銅鼓文化

簡介

宜賓歷史上有過很高地位和深遠影響的文化門類。中國少數民族中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曾將銅鼓視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徵。宜賓自古為銅鼓分布的主要地區之一。舊府縣誌等有關於銅鼓的記載，從宋景德三年（1006）至清末，900年間的銅鼓資料即有三四十處，文獻所記宜賓銅鼓有200多具。由於歷代戰亂影響，宜賓古代銅鼓已很少遺留，現存的十餘面銅鼓中，包括漢代、魏晉、唐代、明代產物。其中，水洞坎銅鼓出土於清嘉慶三（1798），橫江石城山銅鼓出土於民國年間，其餘均出土於1950年以後，宜賓現存銅鼓中，最重者為"雙龍銅鼓"和橫江石城山銅鼓，各重31公斤；最輕者"建武銅鼓"，僅重14.8公斤。明代生活在宜賓的都掌人首領阿大曾對銅鼓作過評價："鼓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擁鼓二三，可僭號稱王。鼓山巔，群蠻畢集。"今宜賓尚保留有許多以銅鼓命名的地名：銅鼓山、銅鼓寺、銅鼓洞、銅鼓鄉、銅鼓村等等。

銅鼓，系用青銅鑄造之鼓，其形類釜，鼓面正圓，鼓身分為胴、腰、足三段，胴大，腰束，足敞，中空無底，以敲擊鼓面而發音。據考，銅鼓起源於滇西，從春秋時期起至今的兩千多年歷史中，銅鼓流傳於中國南方及整個東南亞地區，在數十個古代民族中發揮出了多種多樣的社會功能，被人們作為禮器、神器、傳信工具和樂器使用、形成了內涵極為豐富、特點非常顯著的銅鼓文化。

顯著特點

宜賓是銅鼓的主要分布區之一，銅鼓文化非常發達，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1、本地是中國銅鼓三大類型之一的川黔型銅鼓的主要分布區。是“宜賓式”、“麻江式”銅鼓的主產地和主要集散地。
2、本地歷史上的僰、僚、彝、苗等古代民族都是使用銅鼓的民族。
3、《明史》所記敘南地區都掌蠻首領阿大關於“鼓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擁鼓二三，即可僭號為王，鼓山顛，群蠻畢集……”的一段名言，表明了古代民族將銅鼓尊為“權利和財富的象徵”的狀況。大大提高了銅鼓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4、本地歷史上的銅鼓擁有量巨大，僅《明史》所記繳獲都掌蠻的銅鼓即達兩百餘面，由此可見一斑。
5、銅鼓文化宜遺存較為豐富。建國以來，本地出土銅鼓達20餘面；僰人懸棺岩畫以及東代畫像石刻中有數處銅鼓的圖象；以銅鼓命名的地名有數十處之多，如銅鼓鄉、銅鼓山、銅鼓村、銅鼓洞、銅鼓灘、銅鼓包、銅鼓田等等。可見，銅鼓文化在本地已根深蒂固。

川西南地區南絲古道沿線的銅鼓文化遺蹟 （一）銅鼓分布的縣市 根據文獻記載，四川有銅鼓分布的縣市有宜賓、高縣、珙縣、興文、慶符、長寧、南溪、犍為、屏山、雷波、會理、會東、德昌、西昌、布拖、瀘縣、富順、南部、閬中、古藺、雅安、邛崍、蘆山、名山、成都等二十多個縣市。這些地區在歷史上或有銅鼓出土，或有銅鼓傳世，或有居住在當地的少數民族使用銅鼓的記載。 首先， 四川西南部即所謂敘南六屬是銅鼓分布的集中之地，文獻記載甚多。例如在宜賓，嘉慶《宜賓縣誌》卷五《金石志·銅鼓》記載：“銅鼓，橫江水洞坎，嘉慶三年土人掘獲。”此文還見於《敘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宜賓縣新附》。 在興文縣，《興文縣誌》卷五《金石》記載：“銅鼓，狀古樸，空一面，細腰，作深盆式，口略張，左右耳各二，鼓面鑄菊花六出……色斑駁，無款識。”《蜀中廣記》卷七十《方物記》引記載：“《上南志》： 銅鼓，有剝蝕，聲響者為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遂有差等。” 在珙縣，《蜀中廣記》卷七十《方物記》引記載：“《珙縣誌》：銅鼓如筒，高一尺，腰有四耳以備懸……以擊久，蠡瓣多者為龍師所鑄，直逾千金。” 在高縣，同治《高縣誌》卷五十《金石》“銅鼓”條記載：“道光初年，焦村人於土中掘得銅鼓，邑令郭彬圖跋識，置諸文廟。” 在長寧縣，《敘州府志》 卷十六 《金石·長寧縣》記載：“銅鼓，相傳武侯鑄以鎮蠻者，今田間往往耕出之。邑中士大夫常購之，以為軒齋古玩。” 在筠連縣，《敘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志》記載：“銅鼓，巡司場村人，鹹豐二年於土中掘得。銅鼓，高尺余，闊稱之。” 其次，在南絲古道的其他一些地區，地方縣誌也有關於銅鼓的記載，如在犍為縣，《正德四川志》卷 36 的《蜀中廣記·名勝志》記載：唐陳羽《城下聞夷歌》云：“犍為城下牂柯路，空冢灘西賈客舟。此頁可憐泓上月，夷歌銅鼓不勝愁。” 在屏山縣，《蜀中廣記·風俗記》 記載：“馬湖之夷，歲暮百十為群，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夜以為樂……”（嘉靖《馬湖縣誌》記與此同）又云：“銅鼓岩，（在治）西五里。”（按：明代馬湖府治即今四川屏山縣。）在雷波縣，光緒二十一修《敘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志》記載：“銅鼓，嘉慶時，天姑密鄉人掘地得之，今存關帝廟中，又黃螂土人掘地得銅鼓四，亦存關帝廟中。”在西昌縣，《西昌縣誌》卷十一《藝文志》載：何日愈《銅鼓行》詩：“銅鼓，清嘉慶間德昌農人墾土得之，重二十一斤，有八分文……今在會理城東之九連。”在蘆山縣，《蜀中廣記》卷 3531《圖經》記載：“蘆山縣新安鄉五百餘家僚種中，其婦人娠七月而產，置兒向水中。浮者取養，沉者棄之，千百無一沉者。長則拔去上齒如狗牙， 各以為華飾……俗信妖巫， 擊銅鼓以祈禱焉。” 在名山縣，《輿地紀勝》 卷 147 記載：“銅鼓山在百丈（今四川名山縣之百丈）南五里。或傳以為漢唐間戍守之地。” 在成都市，《蜀中廣記》卷 70《方物記》記載：《游梁雜記》：“諸葛鼓，乃銅鑄。……用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乃孔明擒孟獲時所制，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中，一名錞於鼓。” （上述引文分別摘自董其祥《四川地區銅鼓的分布及其族屬研究》及駱鳳文《舊文獻記載川南地方銅鼓資料的輯錄》二文）在會理、會東、布拖、慶符、南溪、敘永、富順、瀘州等地也有關於銅鼓文獻的記載，這裡不一一列舉。總的說來， 銅鼓在四川西南部的地理分布範圍是比較廣泛的。 上述歷史文獻記載有銅鼓的地方中，成都、宜賓、珙縣、興文、筠連、高縣、雷波、會理、會東、德昌、西昌、雅安、蘆山等地均位於南絲古道上。 同時據實地考察， 南絲古道沿線的古驛道保留甚多， 今天在雲南的曲靖富源勝一帶還可以看到一段石板古道，即為古驛道的遺蹟。現代公路大體上沿著南絲古道的主要路線修築。宜賓、成都自秦漢以來不僅是重要的交通重鎮， 更是古代中原漢民族與西南少數民族間文化交流的樞紐。 四川西南地區的銅鼓分布範圍比較廣泛，就數量來說也是全國出土銅鼓最多的地方之一，僅宜賓地區就曾出土300多面銅鼓。該地區銅鼓流傳已近2000多年，仍有一部分地區、一部分少數民族還保存著使用銅鼓的習俗，它們成為銅鼓文化綿延千古的“活化石”。 （二）以銅鼓命名的地名 據文獻資料記載， 四川西南部地區不少地名直接以銅鼓命名，如：興文縣有“銅鼓山”、“銅鼓岩”，長寧縣有“銅鼓山”，屏山縣有“銅鼓溪”、“銅鼓岩”，高縣有“銅鼓山”、“銅鼓嶺”、“銅鼓淵”、“銅鼓池”、“銅鼓石”，慶符縣有“銅鼓山”、“銅鼓池”、“銅鼓淵”，等等。以銅鼓命名的地名大量存在， 足以說明古代川西南各少數民族先民廣泛使用銅鼓。另外，四川珙縣麻糖壩“僰人”懸棺岩畫中也有九處銅鼓圖象（摘自沈仲常《“僰人”懸棺岩畫中所見的銅鼓形象》），它們均為明代萬曆以前的遺存。銅鼓可以隨著民族遷徙而轉移， 但以銅鼓命名的地名卻被歷史記錄下來。 銅鼓地名已成為銅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時也是銅鼓文化的傳播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 （三）南絲古道與銅鼓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促進 銅鼓文化與南絲古道交融滲透，融為一體，不僅極大地豐富了銅鼓文化的內涵， 也更加顯現出南絲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 （一）南絲古道的存在是銅鼓傳播的首要條件 公元前 2 世紀末，從宜賓經過昭通、曲靖再到滇池的南絲古道已經形成。南絲古道川滇段有兩條路線，即西夷道（氂牛道、零關道）和南夷道。其中南夷道在歷史上又有秦五尺道、漢南夷道、唐石門道等說法。在歷史上， 南絲古道一直是連線四川和雲南的重要通道，商貿活動及文化交流非常頻繁。有很多事例可以說明這一點： ①從雲南昭通一帶東晉魏晉墓葬中出土的鐵器上，寫有“蜀郡”、“成都”等文字，可能是其產地地名，反映了蜀捷運器在南絲古道上的流通。②雲南昭通大灣子及大關岔河等地崖墓中出土的器物和川西南地區東漢兩晉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大致相同。 ③雲南昭通一帶的懸棺葬和川西南一帶的懸棺葬相類似。④在雲南鹽津豆沙石門關峭壁上有一些著名唐碑， 如唐代的袁滋摩崖石碑，它記載了唐貞元十年（即公元 794年）唐王派遣袁滋一行赴雲南南詔（大理）冊封南詔國王異牟尋為雲南王一事。 袁滋一行的行程路線不是直接從西昌的靈關道到大理， 而是沿秦五尺道走鹽津豆沙關，經昭通到達大理（南詔）的，說明南絲古道川滇段的南夷道是當時最主要的通道。從西漢到明清，南絲古道川滇段五尺道、石門道開通後，便成為南絲古道的一條重要通道，對於川滇以至中外的經濟、文化藝術交流和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公元前 2 世紀左右， 雲南已經形成了三個銅鼓文化傳統區域，即以楚雄萬壩為代表的滇中傳統，以祥雲大波那代表的洱海地區傳統， 以江川李家山為代表的滇池傳統，由此在楚雄、洱海、滇池之間形成了一條東西走向的銅鼓起源及傳播路線。其中，楚雄、滇池既位於這條銅鼓起源及傳播路線上，又位於南絲古道上，如此一來南絲古道便與滇中地區的銅鼓起源及傳播路線連線起來了。銅鼓的發源地在雲南，但歷年來在川西南“敘南六屬”卻出土了眾多的銅鼓，如宜賓地區曾出土銅鼓 300多面，是全國出土銅鼓最多的地方之一。正是由於南絲古道的存在， 發源於雲南的銅鼓才有可能沿南絲古道向川西南地區流傳。 （二）銅鼓沿南絲古道傳播，除繼承外，更有發展 我國各地出土的古代銅鼓，其器型、紋飾、重量、大小、鑄造工藝各有不同，說明他們不是簡單的繼承和照搬，而是與本地的風土人情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獨自特色的、代表本民族風格的新產品，是一種繼承之上的發展和再創造。雲南的萬家壩型銅鼓為早期的原始鼓型， 出現的時間大約在春秋中期至戰國前期。 川西南地區分布的銅鼓晚於雲南，由雲南萬家壩型銅鼓演變而來。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 流傳到四川南部宜賓地區的銅鼓已不再是原始鼓型，而發展成為冷水沖型、遵義型和麻江型等三種類型，其中以麻江型銅鼓為主。上述三種類型銅鼓在宜賓、 瀘州現藏銅鼓中均有發現。宜賓 I 型鼓：屬於冷水沖型銅鼓，時間年代推定為兩漢至六朝之時。此型鼓器型特點是厚重古雅，鼓面小於眮，鼓面飾四蛙，鼓身三段比差較大，界線分明。興文縣 2、3 號鼓，宜賓縣 1、2 號鼓，瀘州市 5 號鼓，珙縣 1號鼓均屬此型，共六具。就銅鼓器型而言，它與雲南萬家壩型鼓相較有不解之緣，是一脈相承的，有眾多相似之處：鼓身分三段，面小於眮，眮鼓突，眮腰間收勢甚急，足多侈，有四耳，界線分明。 宜賓 II 型鼓：屬於遵義型鼓，時間年代推定為隋唐至兩宋之時。僅興文縣 1 號鼓屬之。此型鼓與 I 型鼓比較，具有器形變小、面徑增長、眮腰收勢變緩、鼓面基本無蛙的特點。宜賓 III 型鼓：屬於麻江型鼓，時間年代推定為宋至明、清之時。宜賓縣 3 號鼓，瀘州市 1、2、3、4 號鼓，珙縣 2 號鼓均屬此型，共六具。器形矮扁，面略小於眮，腰足間凸棱上升，因而鼓身三段不明顯，四個小扁耳位置也上升至眮的上部。 宜賓銅鼓除繼承萬家壩型銅鼓幾種簡單的太陽紋、雲雷紋、圓圈紋、菱形綱紋、爬蟲紋紋飾外，更多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風格。如冷水沖型銅鼓，紋飾開始由變形羽人紋變為斿旗紋， 這正好與遵義型銅鼓的紋飾有相同之處。遵義型銅鼓的紋飾新出現了乳釘；麻江型銅鼓紋飾則以斿旗紋為主紋母題。就銅鼓紋飾而言，以宜賓銅鼓為代表的四川型鼓使用的“斿旗紋”等不為雲南型鼓所飾用，而雲南型鼓出現的羽人舞蹈、祭祀、航行、競渡等紋飾也終不為四川型鼓所飾用。銅鼓不僅作為樂器， 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為祭祀使用的神器。 它的這一主要社會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銅鼓類型的演變，加速了銅鼓的傳播，延續了銅鼓的使用時間。隨著民族文化的交融滲透，民族成分的消長分合，在多種歷史原因的促使下， 必然會導致一些民族喪失某些傳統習俗，接受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從而使得雲南銅鼓在川西南地區傳播中得到了傳承和發展。 根據文獻記載和地方志資料， 在我國古代各類型銅鼓中，麻江型銅鼓是數量最多、分布範圍最廣、使用民族眾多、年代最晚的一類。它的分布範圍東起湘西，西到雲南，南達海南島，北抵四川。在越南等國家、東南亞地區也有不少此型銅鼓。它經歷了宋、元、明、清各朝，直到近現代的南方一些民族中，都還在廣泛地使用此型銅鼓。例如：壯族、布依族、水族、侗族、黎族、苗族、瑤族、彝族、白族、土家族、乞老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在祭祀、婚姻、喪葬、喜慶節日等儀式中大都保留著使用銅鼓的習俗，或單獨敲擊，或作歌舞伴奏。麻江型銅鼓在這些少數民族中使用不衰。 （三）銅鼓的傳播與發展促進了南絲古道區域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繁榮 1.公元 794 年，唐王派遣袁滋一行赴雲南南詔（大理）冊封南詔國王異牟尋為雲南王。此事在唐代《蠻書》中曾有記載， 異牟尋叫從長安帶回的兩位老樂工給袁滋一行演奏了唐代燕樂以表示親善。 唐代袁滋出行雲南一事， 促進了唐王朝與南詔國各民族間文化藝術的交流與溝通，增進了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間的了解，表現了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親密無間、和睦相處的關係。 2.東漢時期，內地開始出現立碑撰文的風氣。沿著南絲古道，立碑撰文的漢族習俗也逐漸傳到了雲南。時至今日，在雲南都還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碑刻，如位於雲南昭通城南的東漢孟孝琚碑， 位於雲南曲靖陸良的東晉爨龍驤刻石、劉宋時期爨龍顏碑，位於雲南曲靖揚旗田的東晉爨寶子碑。 這些碑刻的發現地都在南絲古道上。 四、南絲古道的文化走廊作用 （一）川西南銅鼓與中原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川西南銅鼓形制多樣，紋飾複雜，表現了中國南方古代民族的獨特藝術風格。 麻江型銅鼓是川西南古代民族創造的光輝文化中的精美藝術品。 銅鼓紋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鑄造、 使用銅鼓民族對自然界和社會關係的看法，是其思想觀念和生活習俗的表現。在麻江型銅鼓的紋飾上，鼓面主暈除斿旗紋外，主要花紋多為道教文化或與漢文化有關的題材，有符籙、家禽、斿旗、龍、魚等紋樣，還出現了漢字銘文。如十二生肖、八卦、“福壽”銘文、纏枝花草等，紋飾大都取材於漢文化 。因此， 通過深入研究銅鼓紋飾的藝術特色及其所反映社會內容， 對於揭示川西南各民族間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銅鼓的演變與南方民族社會歷史的發展互相聯繫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一些民族衰亡了，又有一些新民族產生了，這是各民族間長期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相互影響、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結果。 萬家壩型、 石寨山型銅鼓是春秋至西漢時期活躍於南方的濮人、滇人、駱越人鑄造、使用的。到了東漢至兩晉時期，萬家壩型、石寨山型銅鼓與它們的鑄造、使用者濮人、滇人、駱越人一起逐漸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冷水沖型銅鼓與它們的鑄造、使用者僚人。川西南、滇東北一帶使用銅鼓的僚人，歷史文獻又稱其為“都掌蠻”，當地人稱之為“僰人”。在許多歷史文獻如《明史》《珙縣誌》《興文縣誌》中，“僰”、“僚”、“都掌蠻”之名通用。明末以後，都掌蠻遭明王朝鎮壓而銷聲匿跡，但這一民族在我國南方少數民族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所創造的川南都掌蠻銅鼓文化， 是我們研究川西南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極有價值的寶貴資料。麻江型銅鼓直接或間接地來源於冷水沖型銅鼓，在川西南地區分布比較廣泛。 麻江型銅鼓不僅分布於川西南地區，在雲南、貴州、廣西、廣東以及湖南等地也有分布，甚至在東南亞地區也有它的蹤跡。歷史上各民族統治階級之間儘管發生過各種戰爭， 但各族人民之間交流和融合是民族關係的主流。自古以來，我國各民族之間的聯合和融合是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 麻江型銅鼓的廣泛流傳與使用正是唐宋以來川西南各民族間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 （三）銅鼓在東南亞乃至太平洋群島廣泛流傳 秦漢以後直到明清時代， 中國與東南亞以至太平洋群島之間的商業交往和文化交流日趨頻繁， 東南亞使用銅鼓的民族與中國南方民族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繫。明代大航海家鄭和多次下西洋是舉世皆知的事實。銅鼓在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各族間的廣泛流傳， 這是中國與東南亞以及太平洋群島各族間長期文化交流的結果。通過對川西南銅鼓的起源、分布、族屬、年代、鑄造工藝方面的研究， 有助於我們了解古代南方中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狀況， 對於研究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 南方各民族在這個過程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以及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地區友好往來的歷史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銅鼓不僅僅是樂器， 更是貴族統治者進行祭祀等宗教活動的非常重要的神器、禮器和重器，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徵，也是文化的象徵。銅鼓的流傳實際上代表了文化的交流和傳播。 銅鼓沿著南絲古道從雲南流傳到四川西南地區， 反映了數千年來我國西南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傳播。 南絲古道不僅是西南地區各民族間進行經濟貿易活動的通道， 也是西南地區各民族間進行文化交流的走廊和紐帶。 參考文獻： [1] 中國銅鼓研究會編：《中國銅鼓研究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 [2] 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 ：《中國古代銅鼓 》，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 [3] 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4] 屈川 ：《 川南都掌蠻銅鼓文化探討 》，《 民族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5] 陳保亞 ：《論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傳播地位 》，《思想戰線》，2006 年第 2 期。 [6] 蘭峰 ：《四川宜賓出土銅鼓 》，《考古 》，1983 年第 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