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幼習書法篆刻得翁思洵、顧懋鈞指授，繼師韓天衡。又從馬承源攻習璽印篆刻鑑定研究。書法篆刻作品曾入選全國一、二、三、屆篆刻藝術展、全國四、五屆書法篆刻展、中國美術館當代篆刻藝術邀請展 、當代篆刻藝術大展、當代著名篆刻家作品邀請展等。篆刻作品出版有《孫慰祖印稿》、《孫慰祖印選》、《淳法上人別署印譜》、《孫慰祖印譜》、《印中歲月―可齋憶事印記》。
先後擔任上海首屆篆刻大獎賽，上海市書法篆刻展、西泠印社國際書法篆刻展、西泠印社篆刻藝術評展、全澳書畫聯展等各類展覽評審委員。
已出版主要著作有《孫慰祖論印文稿》、《封泥：發現與研究》、《中國古代封泥》、《可齋論印新稿》、《可齋論印三集》、《印章》、《鄧石如篆刻》、《陳鴻壽篆刻》、《兩漢官印匯考》、《古封泥集成》、《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中國篆刻全集·漢代卷》、《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合著有《印章藝術概說》、《秦漢金文彙編》、《印里印外》等；參與編撰著作主要有《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篆刻大辭典》等 32部著作。
| 孫慰祖 主要出版物：（1988年-2010年，總計32冊） | |||
| 書 名 | 出版時間 | 出版社 | 備註 |
| 《孫慰祖印稿》 | 2000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作品集 |
| 《孫慰祖印選》 | 2006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作品集 |
| 《淳法上人別署印譜》 | 2007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作品集 |
| 《印中歲月——可齋憶事印記》 | 2008年 | 吉林美術出版社 | 作品集 |
| 《孫慰祖印譜》 | 2008年 | 西泠印社出版社 | 作品集 |
| 《兩漢官印匯考》 | 1993年 | 上海書畫出版社、香港大業公司 | 著作 |
| 《印章》 | 1998年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著作 |
| 《孫慰祖論印文稿》 | 1999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著作 |
| 《上海博物館藏品研究大系——中國古代封泥》 | 2002年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著作 |
| 《封泥：發現與研究》 | 2002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著作 |
| 《可齋論印新稿》 | 2003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著作 |
| 《可齋論印三集》 | 2007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著作 |
| 《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鑑》 | 2010年 | 吉林美術出版社 | 著作 |
| 《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 | 2010年 | 外文出版社 | 著作 |
| 《古封泥集成》 | 1994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著 |
| 《中國篆刻全集 ·漢代卷》 | 2000年 | 黑龍江美術出版社 | 編著 |
| 《鄧石如篆刻》 | 2000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著 |
| 《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 | 2001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著 |
| 《陳鴻壽篆刻》 | 2007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著 |
| 《印章藝術概說》 | 1988年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合作 |
| 《古玉印精萃》 | 1989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合作 |
| 《秦漢金文彙編》 | 1997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合作 |
| 《印里印外》 | 2000年 | 台灣汶采有限公司 | 合作 |
| 《古玉印集存》 | 2002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合作 |
| 《單曉天印選》 | 1989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 |
| 《黃士陵印譜》 | 1993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 |
| 《徐三庚印譜》 | 1993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 |
| 《梅花草堂白石印存》 | 2001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編 |
| 《近現代名家篆刻》 | 2004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執行主編 |
| 《當代中國書法論文選·印學卷1949-2008》 | 2010年 | 榮寶齋出版社 | 執行主編 |
| 《中國璽印篆刻全集》 | 1999年 | 上海書畫出版社 | 編委 |
| 《中國篆刻大辭典》 | 2003年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編委 |
社會評價
孫慰祖：“我怎么把四十多年時光拋進了一個小天地”印章中的萬千氣象，不僅在於她作為一門藝術所呈現的美感與氣度。對於經年累月與印章耳鬢廝磨的學人來說，古印不啻於一台時光機，載著現代人去洞悉那個時代的社會治亂、政治興替、經濟強弱和文化盛衰。
就如孫慰祖新著《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中文版）中提到的：“人們習慣將中國印章視為一種藝術現象，而事實上，我認為它首先是深刻地參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的制度之器。”
孫慰祖是一位時而探究古印，飽覽歷史世界中山水溝壑，時而走石飛刀，在方寸之間親自演繹綺麗風光的學者和藝術家。他曾自況 “怪怪的兩棲動物”。但作為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中國篆刻藝術院研究員、西泠印社副秘書長、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的孫慰祖早已是國內外公認的印學學科帶頭人和著名的藝術家，一個典型的成功跨界者。
最初因為對書法篆刻“眷戀生出一份神聖的情結和為他貢獻出綿薄的衝動”，孫慰祖從少年時代開始邁上了一條“寂靜小路”。如今，回望過去，他在一件篆刻作品的邊款中留下了“將四十多年時光拋進了一個小天地”的感慨。
只是，正是這個“小天地”，幾十年間在像孫慰祖這樣一批學者前赴後繼地開拓下，逐漸豐厚而廣闊起來：中國印章的藝術價值正為大眾和媒體所認識，同時，其史料價值、流變規律也正以完整和清晰的面目呈現於世界文博界。
學人孫慰祖，勤奮、審慎而敏銳。牽引他在這條路上孜孜以求的是對歷史的強烈好奇和對時代所給予的研究機會的負責。
學術上的每一步突破，都不可能是純粹的偶然，背後必然包含著廣泛的資料蒐集、厚實的理論和方法論素養。在這個學術體系相對薄弱、資料相對匱乏的學科中，更是如此。自1985年進入上海博物館從事印學史、古印鑑定的研究之後，孫慰祖以細謹的性格捕捉著點滴學術材料，在巨觀的視野中作出思辨，用勤奮鑽研充實著自己的理論功底。幾十年的每一個突破背後包含的都是長期的專注和殫精竭慮的思索。
1996年，他獨立擔綱完成了國內外第一個中國璽印篆刻陳列——上海博物館“中國歷代印章館”的展品體系和論述體系。填補了長期以來文物博物館陳列中古代印章專題的空白。
2002年，通過對馬王堆三號墓與一號墓所出封泥的綜合考察，判斷三號墓與一號墓主人死時存在兩代“軑侯家丞”，又成功復原釋讀出三十年來無人破解的一枚“利豨”殘封泥，由此確定三號墓的主人就是第二代軑侯，解決了發掘至今長期未斷的考古學疑案；
通過收藏印跡的考證，對上海博物館新收宋本《淳化閣帖》的年代確定、版本歸屬提供了拓本自證以外的可靠依據。
對存世唐宋遼金時期的私印進行全面資料匯集、文字考訂和斷代研究，為鑑別此期私印和進一步研究此期印史奠定了學術基礎。
此外，孫慰祖又極具前瞻性地意識到封泥研究在當代條件下作為中國印學課題的重要性。十年的時間，他醉心於封泥資料的蒐集和整理，作成百年來最為完備的封泥資料總集——《古封泥集成》，也完成了古封泥研究最系統的專著——《封泥：發現與研究》、《中國古代封泥》。這些成果曾得到學界“中國古封泥學研究的奠基之作”的讚譽。
這些成果，從課題方向、研究方向和觀點上都具有開拓性和首創性。這一系列課題的選擇並不是偶然，而與孫慰祖在課題選擇上“趨冷避熱”的律條有關。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說到底，當這一領域科學的研究體系真正完備起來的時候，再來反觀現階段各方面探索者艱難的交替、醞釀、鋪墊等一切努力，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成分才會被看得較為清晰。一切浮華和附麗將如潮水褪去。”可以看到，這樣的選擇與其說是個性使然，不如說是由孫慰祖所處的視角與位置所決定：站在學科發展的高度來審視自己的研究。“填空”是他走出這樣一條研究足跡背後的深層邏輯。早日完備學術體系、夯實學科基礎是他的最為本源也最為深切的願望。不過，這些原本冷寂的地方又往往因為他的涉足而被帶動起來，由冷趨熱。比如封泥研究，比如唐宋元印章研究，等等，等等。
包括《兩漢官印匯考》、《孫慰祖論印文稿》、《可齋論印新稿》、《可齋論印三集》等兩百餘萬文字的專著大致反映了孫慰祖的學術思想和理論體系。而《古封泥集成》、《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黃士陵印譜》、《徐三庚印譜》、《鄧石如篆刻》等資料整理彙編則是孫慰祖為學科研究體系的建立所作出的基礎性工作。
新近出版的《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是一本關於印章的通史性著作。從中也可以看到孫慰祖更為巨觀的理論圖式和學科視野。他採用新資料，使用新的論述框架。同時，演繹了印章的制度性發展和藝術風格的演變過程，探究其規律。更為難能可貴的，將古璽印與文人篆刻置入更宏大的社會歷史範疇中加以論述，學術研究的觸角延伸到古代東方與奈良、新羅古印，凸顯了這一“制度之器”的史料價值。
這部《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以中英文兩個版本呈現。其中英文版在海外發行，將有關中國印章內涵與外延的知識延綿至海外。，美國著名東方藝術家、大都會博物館主任屈志仁讀後給外文出版社來信表達他的感嘆：“現在終於有了一部論述中國印章藝術的發展歷史及其美學的權威論著”。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松丸道雄則稱她“是劃時代的”著作。其實，作為國內外公認的印學權威，孫慰祖在國外流傳的著述不止於此。在治學之餘，大陸之外的高規格學術機構和學術會議也可見到他的足跡。
1999年，孫慰祖應東京國立博物館邀請以“中國古代封泥研究”為題作大型學術報告。此後，香港中文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講壇上，《隋唐官印體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現》、《陳鴻壽行略與藝事考》、《封泥所見秦漢官制與郡縣史料——兼論封泥分型之意義》、《新出璽印封泥的史料與考古學意義》《中國歷代璽寶體制的嬗變》等論題先後被孫慰祖呈現在港台地區的學人和藝術愛好者面前。
作為學者的崇實與作為藝術家的浪漫在孫慰祖身上和睦共處，成就了一篇篇演繹歷史，歸納規律的論文，也激盪出了刀筆之間的別樣韻致。
孫慰祖與書法篆刻藝術於幼時結緣，五十多年來從未擱置。學藝之路漫長而崎嶇，物質生活的匱乏、十年文革對個性與文化的禁錮和上山下鄉都沒有阻擋他對金石藝術的痴愛。無論是勞動之後的休閒，還是治學之後將自己丟入感性世界的游弋，篆刻對於孫慰祖是精神世界的寄託，一份割捨不斷的情節。這個經歷了半世滄桑的印人將關於世界觀、人文情懷和人生智慧盡情付於印石；閱遍古印數萬方的學者，很自然將先賢凝結的美學智慧傾注到自己的作品中。李剛田先生稱讚孫慰祖的篆刻作品“醇古見清新”，具有一股“正大氣象”，可謂恰如其分。
作為歷史研究材料的印章和作為篆刻藝術載體的印章，占據了孫慰祖生命的兩個側面：7部學術專著、5本篆刻作品集、十多本資料彙編是這兩個側面的佐證，也是他視之為“生命依歸”的最好註腳。同時，學人的理性、深刻、審慎與藝術家的感性、浪漫、激越交織出了一個豐滿的靈魂。
散見於孫慰祖著述與印章邊款的雋永小品，即是這顆靈魂在篆刻與學術論文之外的另一種吐露。這些文字記錄心境，擷取感悟，附著於著述與印章，卻又旁逸斜出地擴散到了人生、歷史與社會。讀來回味悠長，催人奮進，發人深省。充滿思辨色彩的語言是作者情不自禁的抒懷，對於讀者來說則可能是與篆刻家思想與審美的雙重交匯。
孫慰祖的這些小品文字其實可以脫離他的篆刻而作為文學作品單獨呈現。也由於此，當《印中歲月——可齋憶事印集》出版的時候，文學小品與篆刻藝術互動呈現的方式讓這本集子的接納圈子漫過書法篆刻愛好者，如同他的篆刻作品流傳於南北中外一樣“進入平常百姓家”。華東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新民晚報》為此書在《夜光杯》版連載一年，這也開創了大眾媒體前所未有的記錄。就像孫慰祖在這本印譜中所寫到的“一個普通生命的悲歡冷暖也不是孤立的”，一代人在一個歷史時期的感悟得到的不僅是同齡人的共鳴，還有在各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人們的同情心與同理心。尤其是，這些感悟又實實在在地來源於在學術與藝術天地中躬身耕作的高傲靈魂。
即使有這樣的成就，孫慰祖仍說自己是將四十多年光陰交付於一個小天地。他還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如果走出圈外反觀，書法篆刻也好，印學也好，即使擁有一點心得一點新見，與這個千姿百態而又億萬斯年延續下去的人類精神世界相比，真是何足道哉！”這樣的看法，來源於一份對無限廣闊世界的認識與敬畏，一份超然於自己生活半徑的清醒。
懷揣著仰望星空的遐想，潛心耕種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學術與藝術之間來回跳躍。孫慰祖就是這樣走過了大半生，現在回望，當初的小路也許已經煥發生機。但前方的路無疑不會太熱鬧，因為，重複自己是他不願意看到的。
先生本色是印人
——讀孫慰祖篆刻近作 李剛田
近年，慰祖兄推出了幾本厚厚的印學專著，這是他半生的心血所聚，尤其是研究中的一些原創性的重大突破，如對馬王堆漢墓殘缺封泥“利豨”和三號墓主身份的破譯，對《淳化閣帖》收藏印的斷代結論，對古代封泥的系統研究以及對漢晉官印分期、唐宋元官私印的鑑定整理等成果，都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在如今學術界、藝術界人心浮躁，許多人熱衷於短期行為、泡沫效應的時風中，作為長期從事文物工作的一名研究員，慰祖兄能踐行“板凳須坐十年冷”的為學之道，獨立不移的在自己腳下挖一口深井，展示出自已息心靜氣的治學精神和人格魅力。他在學術上的一系列成果正是來自於此。他在學術界、藝術界為人知曉、受人欽服也完全是因為實實在在地向社會不斷地奉獻著自己的“產品”，而不是張揚。這是圈內人所皆知的事實。當人們將他作為一個卓有成就的著名印學專家去認識的時候，或許會沖淡其篆刻藝術家本色。其實,最初他是由篆刻藝術創作漸漸走向印學研究領域的，他的篆刻創作實踐是他印學研究的重要支撐之一。他的知識結構中比純粹的考古研究者多了藝術創作這一面，並且他在長期的研究工作中，也從未從印壇卸妝謝幕，忘懷篆刻，而是忙裡偷閒，不斷有新作問世，在創作中又不斷有新的實破，只不過他不太注重展示自己而已。如果說印學研究是艱苦枯燥的創造性勞動，通過完成一個個研究課題體現著人生的價值，那么篆刻藝術創作對他來說則是一種輕鬆愉快的創造性勞動，是他學術勞頓中的心靈驛站，他在駛刀石面的過程中，在面對一方方朱紅的印拓時，無疑會物我兩忘，體味人生的精神自由。
慰祖兄刻印已有四十餘年，對他早期創作影響最大的有古今兩面。從他臨摹的大量古代印章中可以看出漢印對他篆刻創作的影響力，他從漢印中得到篆刻的基本形質，同時也體味到古代印章所傳達出的特殊的金石氣。而時人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韓天衡先生。他早期作品篆法、刀法及印面形式明顯可以看到這一影響。但這個時間不算太長，後來慢慢在作品的形質上顯現出自家的性格。四十年的篆刻創作過程，是個不斷變化出新的過程，展示出篆刻取法的廣泛與形式的豐富。另一方面，這四十年的過程又是一以貫之的，其技法語言有著獨特的"音質"，對篆刻的理解也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立性。
無疑，古璽印傳統是他篆刻創作的重要依託。古璽、漢印、元押，封泥、唐宋官印、玉印等等，凡是古來遺存的種種印式，在他的創作中幾乎都能看到。通過對古印樣式的借用，使他的作品表現出古典意味和金石氣息，使自己的創作與數千年的篆刻歷史相接軌。在傳統與時風之間若即若離，在古與今之間穿梭貫通，因而他對古印式的借用是一種主動的把握和變化靈活的運用，不是機械地拿來即是。如在漢印式的創作中，不著跡象地融入古璽印的自由與靈活，在古璽印式創作中，又增加了漢印的平直凝重。總之，在篆刻創作中他能思接千載，並且是以我為主的去剪裁千古，所展現的思維跨度以及流淌其中的率真無拘的情趣，正是他的作品耐人玩味之處。
大量的古文字是他創作中變化出新的重要素材，在他的作品中尤其重視調動那些過去很少或者不曾被人取用入印的古漢字，通過使用這些變化豐富、充滿天趣的古文字入印，使創作中表現出勃勃生氣，使作品具有新穎感和對視覺的衝擊力，如將楚簡帛書介入到篆刻創作之中，在當代印壇，他是使用較早並且運用嫻熟而自出新意的篆刻家。使用這些原非篆刻文字的素材，必須進行一審改造變化，使之轉化為篆刻語言，把靈活的筆觸轉換成刀意石趣，把變化的結構作適合印面形式的調整，這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其實，古印式與取用印外的古文字入印是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撐的關係，也就是篆刻藝術的印章屬性與書法屬性之間對立統一關係。失去前者，創作將失去醇厚的金石意味，而不善於運用後者，印面又會失去鮮活的生命力，慰祖兄能很好的把握篆刻中這兩種屬性的關係，所以他的印能醇古中見鮮活.
他的篆刻，既不是招搖過市的時代弄潮兒，又不是那種峨冠方步作魏晉名士狀者，而是平平實實地展示著本色的自我，求一種“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的創作定位。他的印中有著廣泛的包容性，不偏執一端，不作異形怪狀以招徠看客，而是有一種正大氣象。讀他的印，我們既可以體會到醇厚的金石氣，又能領略到一種文人的“雅”意。在細細玩味每一方印作時，我們不難感受到作者具有時代感的匠心獨運。
慰祖兄是印學家，又是篆刻藝術家，學者式的邏輯思維與藝術家的奇特想像力相輔相成，使他的印學研究與篆刻創作中都能體現出理性與激情的兩重性，也即是說，他的情感領域既洋溢著歷史文化的滄桑情懷，從而造就了藝術創作所必須的激越恣肆和細膩敏感，同時也沉潛著學者資質所必備的理智冷靜、嚴謹崇實的思辨色彩，這種組合使他在兩個領域都相得益彰。這就是他治學為藝的個性，這種個性不僅僅是技法與形式的個性，而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個性。
當興趣的火花被引燃
——《孫慰祖印稿》後記
至少已有好幾年時間了，總有幾位圈內的朋友在一邊慫恿我編出一本自己的印集，他們認為這樣才算是我的本來面貌，而不至於常常被一些人謬以學者相量之——可能他們覺得作為印人的我更為好玩，也可能是常有來往的原因，對我這么些年來刻的印有一點親切因而也有一點偏愛。其實自己心裏明白，我不但沒有成為學者，現在呢，也不太像是一個印人，不過是個對印章深深喜歡、對於有關印章的種種問題很有研究興趣，過去也曾經很想成為書法篆刻家的一個文博工作者。所以，現在越來越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情緒，對於出本印集，一直沒有信心。這種心態倒並不是因為什麼謙虛。自己長期從事璽印篆刻的研究，可以說時時有置身印城、與古今印章朝夕晤談之感，除了關注其中的史料信息以外，那些豐富的藝術表現語言也會令我常常不能自已。古代璽印、明清篆刻仍有叫人醉心的魅力，仍是創作者取之不竭的靈感源泉，而當代印壇也正以新的藝術精神化古為今，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表現形態和思維方式，同樣使人如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以這樣的眼光再來審度自己這些年來刻的印，無論相對於古人還是今人，都是自負不起來的。
直到不久前，一些師友在看了我偶然發表的作品後，竟然妄加讚許，又認真誠懇地鼓勵我不妨將三十多年來陸續留存的印蛻翻檢出來，先做一次回顧性的自我評審，然後再作定奪。
看著這些印蛻使我猛然悟到，大半人生已一晃而過。這些習作是自己半生精神的一部分,它串連著三十多年的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的生活過程，串連起許多值得回憶或者不堪回首的時光和人事。而從對自己學習過程以及其中的得失進行一番總結的角度考慮，將它們定格下來，無論對於個人今後的創作還是對一些正在步入篆刻之門的青年朋友，都可能有一點好處。這是一個藝術愛好者以自己的心力蘊積而成的小草小花，其中也凝聚著老輩、同輩甚至年輕朋友們的一份精神在。大家給予我不同形式而又極為真誠的幫助，都已融入在這些殷紅的朱跡中，而這是我沒有理由固執地淹沒它們的。想到這一點，我決定打消原先的顧慮。
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自然界直至人類精神世界的每一個體都是不相重複的，我想一定會有一些朋友寬容地接納它。大家在氣象，名家在精神，這是稟性使然，這些印作包括它們的選擇原則，也多少存著一個愛好篆刻的人的性格烙記。比如考慮這些印作的選擇時，我感到應當將自己學印過程中各個階段的習作按其先後選取有代表性的袒露在大家面前，將自己每一階段所借鑑、所探索的表現形態和盤托出，而沒有僅僅擇取近年的印作。“神龍見首不見尾”，固然容易使人仰之彌高，肅然起敬，但卻也可能使人覺得天上人間，踏雪無痕。我們都有過幼稚的時光，而幼稚也有天真之處。天真無法追回，又何必“悔其少作”？其實自己直到現在仍然深感很不成熟。
在翻檢這些習作的每一個夜晚，我的思緒常常情不自禁地逸出印外，從孩童時代開始學習書法、篆刻起，給予我指導、激勵、提攜的師長、友人都一一浮現在面前——其實平時又何嘗不是如此。人到中年，特別是自己也為人師、為人父之後，就越來越感念既往艱辛求學求藝歷程乃至於人生道路上所有幫助了我的人們，感念生養了我的父母。
我清晰地記得，一九六四年，校內的一次書法展覽中，書法老師翁思洵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這兩年來的習作鼓勵了一番，並表示看到我習作上所鈐用的自刻名印頗感興趣，問我喜歡不喜歡學篆刻。隨後，我便成了思洵老師家中的小客人。在他寓所小樓的燈光下，我看到了大堆碑帖，還有幾本印譜，愈加感到了書法篆刻天地的新奇和深奧。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這對好奇心特別濃烈的少年產生的誘惑和吸引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思洵老師又將我和另兩名同學介紹給在大昌街國小任副校長的顧懋鈞老師。於是每逢周六，我們三人背著一書包沉重的石章和刀筆，又聚集在懋鈞老師的辦公室裏。在學校歸於寧靜之後的夜燈下，懋鈞老師指導我們正確執刀、運刀和臨摹的方法，告訴我們單刀、雙刀這樣一些新鮮概念。記得，我們的啟蒙篆刻教材是陳壽榮先生的《怎樣刻印章》和南京藝術學院當時編印的篆刻講義。我向懋鈞老師借來並手抄了一本《漢印分韻三集》，至今仍然保存如初。我們初嘗創作的樂趣，熱情很高。一九六五年冬，我們三位同學居然將切磋兩個多月刻成的一套《卜運算元·詠梅》詞的印稿請思洵老師題簽，然後興致勃勃地投寄給《少年文藝》。事隔三十五年，這套印稿隨我上山下鄉，又經幾次遷居，卻終未丟失。前不久，我與思洵老師談起，想不到老人家將當時我們呈送給他的那一頁印稿同樣完好地收存至今，使我一陣驚異，也使我深深感動。
沒有料到，我們人生這一段天真的狂熱不久就被攪碎。十年動亂開始，懋鈞老師因為擔任校長而受到衝擊。童心無畏，得到這一訊息，我們三人依然相約前往勞動工地去看望懋鈞老師。我們在遠處看了一眼，然後又走近他身邊，叫了一聲“顧老師”。相視無言。我們好似孤雁，感到了莫大的失落和悵惘。
後來的情形，就是我在《論印文稿》一書後記中所追述的那樣。在學校無課可上的歲月裏，仍然是寫字和刻印讓我找到了精神的歸宿。下鄉以後的第二年，老師們的處境稍有改觀，我又將自己的書法刻印作業每月寄給思洵老師、懋鈞老師批閱。思洵老師的回信每次都很長，那每一個字可都是雙手扶筆仍然顫抖著寫成的——那時他患上了至今未愈的手疾。也在這一年冬天，兩位老師又真誠地將我推薦給比他們年輕很多而在印藝上已卓然自立的韓天衡老師，更多的由他繼續指導我學習書法篆刻。這種惟才賢而無計年齒的坦蕩胸懷，使我深受教益並且令我一生敬重。現在，他們都是耄耋高齡了，天衡老師也已年過花甲。一個有志的後學，應當為老師增光，帶給他們以安慰，而不是總想著如何扛出老師的聲望去打天下。慚愧如我，一介書生，除了力求工作、藝術上有所寸進外，至今沒有能夠更多地給他們其他報答。
少年時代興趣的火花往往稍縱即逝，是他們及時的引燃，才使它成為許多人一生道路上不熄的追求之火。蜜成花不見。耕耘在少年教育園地裏的老師，常常易為有些人所淡忘；或者蟬曳別枝後不屑於再提起那些曾經付出心血但卻少為人知的啟蒙老師，而熱衷於扯來名人來謬托知己以為進身之道的也並不少見。這是令人很有感慨的現實。
天衡老師指導我學習篆刻，一晃也近三十年了。他給我最初的輔導是看了我每月寄去的習書、習印的作業後給我寫來的那些信函。語雖簡約，卻一針見血，給當時正處於熱情投入而路徑多歧狀況中的我以很大的清醒，方法、方向也更為準確，那些話至今仍感到受益無窮。那時天衡老師不僅自己的創作任務很重，而且承擔著繁忙的行政工作，但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收到他深夜擠出時間給我評改後寄回的作業。這時，一個摯愛著書藝、印藝的天涯遊子的心情，是難以言喻的，也是現在許多求學條件優越的青少年所難以體驗到的。
幾年中三位老師給我的信，我至今珍藏無缺。它們給予我的不僅是藝術、為人的啟迪、教誨。在那段氣氛蒼涼、生活艱苦、文化肅殺的歲月裏，它們和書籍、藝術本身一起，曾經賜予我極大的人生慰籍和鼓舞。
到上海後，多方面的條件都大勝以往。在學藝、讀書都漸有長進的同時，天衡老師一面教我攻習印藝，一面不斷鼓勵我多研究些印學問題，先後推薦我參與教學、研究、寫作等實踐，扶持我走進探索印學理論的大門，並將我引薦於方介堪先生、馬承源先生、方去疾先生等老一輩的印家、學者，支持我廣泛吸納，轉益多師。多年來，他一直強調多學傳統，多學前人，而不要學他的面目；不能不變，但又不能亂變。事實上，他對藝術創作和藝術研究並重的風格以及勤奮、執著的態度，對我的影響更甚於我在藝術方面藝術方面所受的浸淫，我之走上專業研究工作的道路，也完全與此有關。我在近二十年中儘管因為專業的關係，主要時間投在了印史和印章鑑定的研究、寫作中，但仍然沒有放棄忙裏偷閒搞些創作探索，也是與這種性格的感染分不開的。
我將幾位老師、前輩先後為我的印譜寫的題簽和題辭，收入這本印集，藉此作為紀念。
因此這本印集是不敏如我三十五年學印的行跡。和去年將所寫的四十餘萬字的《論印文稿》交付出版前夕一樣，感到要拿出去與印友見面，其心情就好似懷胎十月，有幾分喜悅，有幾分惶恐。說實話，這些作品能否經得起自己將來幾年的翻看，我是很懷疑的，何況印友圈中多得是高人。由此我猜度老師、友人們的督促，多半是為了鼓勵我繼續創作的積極性，而不要被文債、書債所淹沒，豈敢當真無知無畏而沾沾自喜。一位友人很不客氣地說這種心情是計較面子的虛榮心在作怪。我想想也是。那就期待著大家的批評指教吧。無論見仁見智，我都真誠地希望聽到，毫無疑問，這將對我今後的創作和學習帶來莫大的好處。今後路還長，我重複這樣的看法：“以為自己最理解自己的作品，恐怕未必。”
這本印集的面世，還要在此感謝友人毛勇兄的竭誠敦促，他和敬頻兄等對此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印人駱錚化費了不少時間為我鈐拓邊款；還有幾位同道、朋友、學生也熱心賜助。我內心的感動和不安，都不是在此志謝可以了卻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於可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