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由山西出版集團、山西人民出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將讓你了解孫中山的家世問題，自1930年由外界注意時起，即引起孫族人士、社會人士以及學術界的長期關注。在之後的70多年間，曾發生過廣東東莞兩鄉爭認孫中山祖籍的風波，發生過持“東莞說”與“紫金說”或“非客籍(或廣府)說”與“客籍(或客家)說”者之間的3次爭論，允其是第3次爭論異常激烈，波及面廣，長達15年之久。雖然到今天，孫中山研究界對孫中山家世已經研究得比較清楚了，但在孫家內部和外界仍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孫中山的家世到底是怎樣的？為何會出現不同意見？為何會發生數場爭論？這當爭論的目的與焦點又是什麼？為何至今還沒有取得共識？

編輯推薦

《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將為您一一解答。要想了解這些問題，那就需要花點時間，跟隨筆者做一次跨越時空的孫中山家世調研與爭論歷史總考察，以便領略其中的內里乾坤。

孫中山的家世問題，並不是孫中山研究的主要課題。但對這個問題，在孫中山去世數年後，無論是在孫族內部，還是在外界，一直有很多人具有濃厚興趣。既然如此，就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而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確定它是學術問題，然後按“學術問題必須由學術研究來解決”的原則和方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人手。

本來，對於“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這類學術課題，應該寫成一部學術專著，把各種觀點或說法及其論據一一列舉並加以辨析，如是，則只需二三十萬字就可把所有問題闡述得較為清楚了。但是，由於在過去的研究與爭論中，持錯誤觀點的人把孫家保存下來的一些家族文物視為偽造的贗品，把與孫中山家族無關的一些物品誤為孫中山家世資料，而孫家也有人因受錯誤觀點誤導而認同錯誤說法，這就使孫中山家世問題變得十分複雜。因此，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就要確立孫中山家族流傳或保存下來的家族文物的歷史價值和實證地位，然後以它們為鏡鑒，來觀照其他資料的是非與真偽，這樣，才能形成正確的認識，得出正確的答案。筆者因此採用了以史帶論、史論結合、以論為主的方法編著此書。筆者編著此書的另一目的，就是儘可能地多收集相關資料與現有研究成果，以便為今後了解和進一步研究此問題者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未來留下一本有案可查、不可或缺的史書。

本課題的研究，自始至終得到了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領導特別是館長蕭潤君和中山市社科聯主席張冠華、虞天識主任、盧曙光先生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本課題的順利完成和本書的順利出版，更依賴這兩個單位的鼎力贊助。

本書採用的資料，除筆者自己收集的外，大部分來自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孫中山文獻館、中山市圖書館、中山市檔案館、南開大學圖書館和孫中山的親屬孫治平、孫必勝、楊連逢、孫社正。在筆者收集資料期間，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館長蕭潤君和館員張詠梅、黃健敏、楊春華、肖艷紅、黃德強，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館的邵銘煌主任、劉維開副主任、高純淑主任，台北“國父紀念館”秘書處的彭婷婷小姐，台灣留美學生彭士宏先生，台北孫中山研究專家莊政，香港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孫中山文獻館、中山市圖書館、中山市檔案館、南開大學圖書館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與配合，筆者在此亦一併致謝。

本課題的研究，自始至終得到了孫中山研究專家學者陳錫祺、張磊、林家有、尚明軒、莊政、邱捷、蕭潤君、盛永華、李伯新、胡波的支持與關注，得到了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民革廣東省委孫中山研究學會、中山市委宣傳部、中山市委統戰部、中山市社科聯、中山市政協、中山市方誌辦、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中山市僑辦、中山市僑聯等單位領導和孫中山親屬孫治平、孫必勝、孫必達、楊連逢、楊海以及筆者的好友劉衛兵、朱琳、鍾美娟、王娟、孫遠謀、葛培林及眾多熟人、同事的支持與關注，筆者在此亦一併致謝。

由於本書是業餘之作，加上個人能力水平和研究時間所限，書中不免有闡述不清晰、論證不充分或文字表達欠妥之處，敬請同行權威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需要說明的是，因研究需要，本書徵引相關論著甚多，筆者在此亦向原文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文摘

傳至六世祖樂川公，甫到鐵城抵左步[埗]頭鄉而居焉”，至嘉慶六年三修時，又確定六世孫樂川於明朝洪武年問由東莞上沙鄉遷居香山縣左埗頭；《左埗頭譜》以孫常德第六代孫孫“稀兒諱上號樂川”為分支始祖，未提及孫樂南及涌口分支，而《翠亨譜》則仍按上沙系統排列世次，記載五世孫禮讚為上沙孫族遷香山始祖，六世孫樂千分居左涉頭，翠亨孫氏乃孫樂南之裔。總之，就四地孫譜來看，各地族人在編修時都是各自為政，只收集本系統的資料，缺乏對祖先來源資料的橫向核對，致使四地孫譜的記載互有出入。其中，《左埗頭譜》的錯誤最多，問題也最嚴重。《翠亨譜》的記載也有錯誤（如孫瑞英的遷居時間、孫懷堂夫人的生年和孫植尚的世次），但相對而言，沒有太嚴重的問題（孫瑞英的遷居時間可以根據該譜自身進行校正），如該譜雖記載“五世祖考禮讚公，妣莫氏太安人，生終年月無考”，但記載“六世祖考樂南公，生於成化己丑年”，“妣阮氏太安人，生於成化丙戍[戌]年”，據此可以推知孫禮讚為明朝成化（1465～1487）時人。又從孫樂南生年（1469）到孫常德生年（1298）相距171年，相隔5代，知其平均代問為34.2 年，雖比中國人的平均代問30年略高一些（主要原因應是上沙各代直系先祖多為第三房或第二房即其出生較晚所致），但很顯然，《翠亨譜》的記載遠比《左i步頭譜》關於孫固是孫常德父親（後來又確定孫常德為元末人，但仍認為孫樂川為明初洪武時人）的記載合理得多。

對上沙宗祠無孫稀宗牌位的情況，筆者認為這涉及由誰立牌位的問題。祖宗牌位一般由其後裔所制、所立，無論在宗祠還是祖祠中供奉，一般都要舉行儀式。就孫氏五世、六世而言，《左埗頭譜》記載“第由六世而上溯四世、五世，其墳墓之在上沙者，向未拜祭”，《翠亨譜》也記載孫樂千、孫樂南死在上沙，《上沙譜》則只記宗支關係，不涉及孫禮讚父子的生卒與葬地，甚至三地孫譜在誰分支香山的記載上也有出入。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孫樂千的墳墓在上沙，上沙宗祠也有他的牌位，這個牌位應是同治年間左埗頭族人到上沙修復祖墳和宗祠時設立的，當時，左埗頭族人還贈送了兩副木聯懸掛於上沙宗祠中。而孫樂南的墳墓，由其後人遷回涌口，故上沙沒有他的墳墓，上沙宗祠沒有他的牌位，也是正常的。再如，《左埗頭譜》抄附的上沙某舊譜記載孫常德有3位夫人，但1930年上沙族人所修譜則記載孫常德有一位夫人，這從側面證明1930年上沙修譜時，其始祖配偶的資料（墳墓、牌位）已經不全了。另外，涌口孫氏和翠亨孫氏因遷散四處，人少財薄，無力為上沙宗祠獻禮。例如，從翠亨到涌口，不過10公里之遙，但翠亨孫氏族人已感到“拜掃路途遙遠，來往艱辛”，故於光緒六年借“檀香山各叔侄（貿易生意）捐簽銀兩回來”，將涌口村部分祖墓遷葬翠亨地區，可見翠亨孫氏人、財兩淡，他們未向上沙宗祠獻禮，未派人到上沙設立祖先牌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孫禮讚和孫樂南的遺骸均由涌口孫氏和翠亨孫氏共同管理（主要由翠亨孫氏管理），因家族財薄、勢弱，翠亨孫氏族人只能就近到長房所在的左埗頭祠堂拜祭伯祖，以聯絡宗族感情，間接對上沙先祖表示禮敬。1912年5月孫中山、孫眉一行偕眷到左涉頭拜伯祖、會宗親一事就很有代表性。由此可見，上沙孫氏宗祠沒有孫稀宗即孫樂南牌位，並不意味著涌口孫樂南一族與上沙孫族之間沒有源流關係，因為只要證明左埗頭孫族與上沙孫族確有源流關係，同時又能證明翠亨孫族與左}步頭孫族為兩兄弟分支，且翠亨孫族也同時認同上沙為祖籍，這就足夠了。

應該說，蔣、張二人的呈復，並不影響時人對上沙是“總理先族分支香山縣的直接遷居地”這一觀點的判斷，但後來有些人過於看重《上沙譜》“支派圖”上補錄的文字和上沙宗祠無孫稀宗牌位的問題，甚至因此否定翠亨孫族與左埗頭孫族和上沙孫族之間的源流與分支關係，在使問題呈現複雜化的同時，也使其認識走向了事實的反面。

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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