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三國魏政權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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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統帥。在中國的歷史上,其實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

介紹

孟德孟德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統帥。

生平

曹操出生於一個顯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騰,是東漢末年宦官集團中的一員。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曹嵩的出身,當時就搞不清楚,所以陳壽稱他:“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認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後任司隸校尉、大司農、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嵩的長子,他“少機警,有權數”,自幼博覽群書,善詩詞,通古學。曹操也有過人的武藝。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未被時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橋玄一見曹操就大為驚奇,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隨之,橋玄又讓曹操去拜訪漢末主持“月旦評”的名士許子將,許子將評價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漸知名於世。

文學造詣

嚴格的說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樸,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輩的文學成就排行榜的話,曹操倘不是拔得頭籌的冠軍,也是名列前茅的銀牌、銅牌得主。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曆,他簡直像得了寫詩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這樣的高產,打死他也辦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為他作槍手,做代工。外國最高統治者,沒這毛病,凱撒不寫詩,拿破崙也不寫詩,所以中國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絕對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以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酒鬼口邊。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至今還是上了點年紀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銘。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這就是在誡勸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有了不必奉長官意志寫作的自由作家。雖然還是在政府部門做事,雖然也還需搞活經濟一點奉命文學,但大部分時間,可以依個人興趣愛好志向,寫自己願意想寫的東西,這種寫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開創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他騰出手來,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他手中握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陳琳這樣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大家肯定會投票曹操,他是眾望所歸,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為南朝梁代的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箇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應,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比較準確,可算是權威性的描寫。
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生養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二袁,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曹操對文學的重視,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少見的。因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詩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當然,她的父親蔡邕跟曹操曾經很哥們兒,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兒流落異國他鄉,他下令財政部撥款贖人,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養起來,提供資金人員,讓她將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口授出來,整理成書,不致湮沒,這實在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由此得出結論,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係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復甦。文革期間,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行時,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面。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里,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只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經歷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有許多鬱結在心的話要傾訴,有許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曹操本人就是一位傷痕文學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詩,寫出了董卓脅帝西遷長安,焚毀洛陽的萬世不貸的惡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稱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雙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里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用一隻雞,一壺酒,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執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越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權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會有好下場。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為他專門跟曹操作對。還有一個徐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因為他對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過邪念。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是孔子後代的號召力,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里,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閒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曹操,不論在文學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我想,這是對曹操最有見地的一個評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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