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山遺集
明代詩文集，其集為沈壽民撰寫。全集共三十卷。
沈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岩，寧國宣城人。崇禎九年（即公元1636年）丙子舉賢良方正。他在當時頗有文名，但他被世人所認識，並不是因為他的詩文，而是因為他曾經上疏朝廷參劾當時極有權勢的楊嗣同，想要以貽誤軍情、延誤戰事的“奪情誤國”的罪名治裁這位“重臣”，因而才名震一時。
弘光帝在南京即位成立南明小朝廷時，獨掌朝廷大權的阮大鋮因為沈壽民在參劾楊嗣同的奏疏中有這樣的話：“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藝”，直白地指責阮大鋮，所以想要憑藉他當時的權勢逮捕沈壽民，以泄其心頭鬱積已久的宿恨。沈壽民得到消失，悄悄改名為王子云，逃離家園，隱居在金華山一帶。從此不再問及世事，也不再顯身仕途，遁跡不出，終老於其隱居之所在，仿佛古時遺民不知所處年代與地域。他的門人弟子私自為他稱諡號為文貞先生。
沈壽民的著作，除了《姑山遺集》三十卷以外，還有《剩庵詩稿》。
《姑山遺集》是清初刻本，其被禁毀是在清朝乾隆年間。
清朝政府以鄙夷小邦之數統一中原泱泱大眾，在其穩定了國政之後，首要大事就是改變民眾意識，徹底根除任何與明王朝有糾葛的思想感情。那些充滿蔑視大清、懷戀故朝思緒的詩集論述，自然要率先被送入清人高舉的焚禁大火之中了。鑒於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姑山遺集》被禁毀的原因大概有三點：第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沈壽民的詩文中有許多鄙夷清朝人的所謂違礙用語，如詩文中多次出現了敵虜、寇、夷狄等。這些違礙用語出現在不同類型的文章中。有的用語出現在作者泛論天下形勢時的文章中，如《與沈云云侯職方書》中提到：“且夫糗糧不給，勢必略取閭閻小民，每易生其心。募召務沖，勢必不辨。險詭黠虜每善假其手。以易怨之民，兼善伺之虜，汝州版築恐墮……可弗慎哉！”
作者言詞之間儘是對戰事的關注，國運的擔憂，提及“虜”字不過是對敵對勢力或邊患的隨意稱呼，在筆者看來“虜”字之中的敵意大過輕蔑。又如在《張氏族譜序》中寫到：“於戲！國家用兵數十年，肥虜勁寇跆藉邊腹，天橫辱而陵園霞，名城大邦相繼淪遺。”看到家園的淪陷，無盡的痛苦與憤慨，對邊患擾國只有怒、有恨、有擔憂，至於鄙視恐怕不多，否則也不會用“肥”、“勁”來修飾“虜”、“寇”了。
有些違礙用語用在慨嘆史事的文章里。比如，在《募復東平廟祀田疏》中談及，在安史之亂中，朝綱傾覆，國運嵯峨。張巡駐守睢陽，在內無糧草補給，外無援兵救助的情況下，依靠城內人民的團結和不屈的毅志，堅守睢陽達數月之久，最後終因敵勢太強而守城失敗，不欲屈敵變節英勇就死。如此一個大仁大義、忠君愛國之士，在事後卻遭到別人詆毀的時候，沈壽民說：“小人善娼樂詬，坐踣人家國弗之恤，顧不欲君子美其名，斯其心抑盜賊夷狄弗若者矣。”通篇是在指斥那些嫉妒他人獲得英名偉績，而自己又貪生怕死無法得功獲名，在背後詆毀他人清譽的無妄無恥小人的卑劣，稱之“盜賊夷狄”固有輕貶之義，恐也大不過文中對小人“樂詬”的怒斥。
雖外有些違礙用語，如“敵虜”，是直接針對後金而言的，並非直白地輕蔑清廷。例如，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後金大軍攻破濟南城，進行了空前的燒殺搶掠，並在大肆實施暴行之後離去，沈壽民在《答萬茂先時警書》中說：“相傳此番敵闌入牆子路，……甚於丙子，逾於己已。德王蒙塵，七郡王被殺矣。兩督臣死，一舊輔臣遇害矣。掠村堡數百千，破州邑五六十，陷省城一矣。輜重婦女滿駕盈載，復從容出青山等口……。”敘述慘景，憤慨中自然略帶嘲諷，這並不過分。
清朝政府居然能從這林林總總的文章中，一一找出這些所謂的違礙用語，即便有些並未直指清人，可以算是“詳細磨勘”，頗費了一番“心血”。
《姑山遺集》被禁毀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詩集中的作品絕大多數都表達了對明王朝的懷戀與思念。世上所有的一切事物，無論是人世間的某個節令佳期，還是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禽一獸，隨時隨地都能引起作者的眷戀故國之情。“國破山河在”，雖然年號已經改成大清的稱呼，但山川河流在沈壽民心中卻時時處處都還掛著故國明王朝的影像。
在《怨鵲賦》中，陣陣哀嘆令人心酸。“噫吁悲哉！商室壞而故老嘆，漢廈傾而孺子愁。苟亡家與國破，將異類以同憂。……”作者因為見到頑童“緣而承之竿”，將一位於楓樹之顛的經年老鵲巢挑翻，雛鵲矣鵲雙雙徘徊於鵲巢左右，不忍離去的場面，從而聯想到歷來王朝政權的傾覆，於統治者是榮華的喪失，於百姓是家園的破殘，於關心時勢、胸藏大志的歷代文人則是永無止境的傷國亡之痛。並推衍到自身的處境，將自己比為舊巢被毀的鵲鳥，商朝滅亡後的故老，漢代傾覆後的孺子，言明自己因故國亡逸而與山河萬物共泣。其心中慘澹、意中愁思，都化為悲聲，由詩句中泄渲而出，令人不忍聽。這首《怨鵲賦》通詩都是作者在悲嘆亡國之後的感慨。這本是個人言志表情的自由，然而對當權者而言，沈壽民一再地表達亡國的傷痛，無疑是在變相地詆毀清廷當權的合理，自然有大逆不道之嫌。若僅此一首詩如此恐也難逃清朝文字獄之網，更何況類似之詩比比皆是。
又如在《清明》詩中，沈壽民無法抑制自己的懷舊心態，筆觸所到之地儘是纏綿婉轉的思戀——對故園、故時、故地的暢想。當他看到清明時節，桐花盛開，麥地中麥浪起伏、麥花肆放，東風習習，行人紛紛遠足踏青、懷祖吟唱的時候，沈壽民不自覺地就想起，若是故國仍在，人人都衣著寬袍踏青，又是該到賜榆火救時疾（明代民間的一種農事禳災的祭祀儀式）的時候了。無限的眷故都在冥想中徘徊不去，而當作者回醒現實時，冥想中的思念就徹底變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亡國之痛，句句仿佛“杜鵑啼血”。
第三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清人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朝權統治下，那些晚明文人在詩文中的懷舊感嘆。沈壽民在集子中表現的自己的民族氣節和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的態度，就成為了《姑山遺集》被清廷禁毀的另一個原因。
據說在清軍入關一統天下之後，沈壽民曾經四十年足跡不入城市，一直隱居於金華山中。他的故友陳名夏投效清廷，仕清為相，多次派專使呈書信，希望他能一道為清廷效命。沈壽民拿到這些“勸降信”，就將它們原封不動地投入火中，當著送信使者的面就焚毀了它們，以此表示對陳名夏變節勸降的不屑，以及自己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的堅決態度。現在看他詩文集子中所表現的豪情與志節，可見這種傳說並非虛語。
在《姑山遺集》中，類似“丈夫忍飢耿介死，不學鵝雁鳴啁啾”、“但全松柏性，霜雪亦深恩”表示自己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堅毅之心的詩句俯拾即是。沈壽民鄙視那些為名利而投效敵營的“鵝雁”之人。他甚至曾經以嫠婦自喻，表示自己立志不改。因為沈壽民才學治略都名傳於世，對於初建政權不久的清朝政府來說，自然求賢若渴，屢次欲招他入朝為官，然而他對招官之事非但未感到榮耀，反而厭惡之極。有一次，他與朋友談起有人（即故友陳名夏）招他作官的事，他說，自己雖有餘生，但身為亡國之人就象未亡人一樣，能夠做的只有整日等死而已。生活在清廷當權的今世已經令自己感到可惡可憎，哪兒還能管什麼戶外仕途的事呢？現在想舉薦我出世為官的人都是在將我逼入絕路啊！不僅自己立節不屈，沈壽民對那些堅持氣節的朋友也頗為讚賞：比如說，他聽兒子說起故人吳季野不滿清人專政，而撒裂衣帽“投隱市肆”，他極為讚賞吳季野這種表明志向節氣的英勇行為，認為他這是“圖其上者”。並且寫信給吳季野說：“家季述此狀，弟為拊掌鼓案也。”只此一句話，就將作者聽聞友人義事而樂不自禁的形態，描寫得淋漓盡致。
至於對那些始終堅持民族氣節，並慷慨就義的人，沈壽民就更是時時緬懷、念念不忘。例如池州推官吳應箕在抗清失敗之後，被捕。不願屈節就引頸受刀而死。在此事過了八年之後，作者到其墓前祭奠，追數往事，悲憤不已遂以長詩當哭：“乙酉孟夏夏亦秋，陰風颳地嚴霜流。華陽先生七日死，麟菹鳳醢飽鵂留。樓山樓山（註：樓山是吳應箕的號）哭不休，操文三告震以幽。更懷二沈悲欲咽，可憐予歸君荒丘。人生不見吳與局，縱壽百年莽悠悠。嗚呼六歌兮歌將極，空牆月色催人急。”（之六）作者回憶死者死後的慘況與思及死者義行的慨嘆在字裡行間渲染出那種撕裂心肺的淒涼。
沈壽民的“哭不休”、“悲欲咽”是在嘆義士義行之存世不久，“震以幽”、“君荒丘”則是在悲義行義士的死後悽苦；贊那些仰首不屈於淫威之下的勇者，鄙那些妄死屈生“縱壽百年”的怯懦之輩。在“乙酉乙酉忍能說，人骨山高川漲血。江南諸侯百萬師，北入（□）營東走浙。吳家一鼓□旗起，驅雷奔霆耀冰雪。古采助順今未然，天意有無淚空熱。寶刀雖折心不折，將軍之頭常山舌。嗚呼七歌兮歌欲收，神響如答風雨秋。（註：□的部分是刻本上今天已模糊、不可考證之字）。”這首詩中，沈壽民除了再以詩為哭地去感懷吳應箕的高風亮節之外，又增添了對清兵暴行的描寫與控訴。所謂“人骨山高川漲血”，七個字就繪出一個血流成河、屍骨如山的蕭颯場面，而造成這個慘烈景象的正是當權的清朝統治者們。
直言自己不願屈節出仕清廷，表明自己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的態度；極力讚揚並鼓舞那些堅持民族氣節的親人朋友；悲嘆緬懷抗清而死的忠義之士；指斥清政府屠殺抗清志士，欲緘民之口的暴行。如此詩文如何可以讓清廷容忍？又怎能讓清廷對其視而不見並讓這樣的集子在民間流布呢？獄火之災對於《姑山遺集》而言是無望逃避的。
違礙詞語的套用，民族氣節的表現，懷戀故國的心態——正是《姑山遺集》在清朝乾隆時期，被列入禁毀書目的主要原因。
可嘆！如此佳作就消失於熊熊的焚書烈焰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