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介紹
好漢碑據《河東鹽法備覽》記載，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底張村民任曰用、曹文山為保護底張村民安全，私鑿硝池埝放洪水進鹽池，造成產鹽之母——黑河被淹，釀成最大水患，致河東解池數年食鹽顆粒無收，國家稅收受到嚴重影響，使得河東鹽的銷區改銷蒙鹽和長蘆鹽。
此事引起朝野震驚，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記載，因此事受處分的鹽務官員，上至封疆大吏，下至巡邏士兵，人數高達50餘人。首要肇事者任曰用、曹文山被梟首示眾，留下了悲壯的一筆。
好漢碑儘管全村父老對兩位壯士的行為給予極高的評價，但歷代政府對破壞防汛堤埝，給國計民生造成巨大災難的肇事者一直是不以為然的。
近期介紹
好漢碑上世紀50年代，在那大講階級鬥爭，歌頌綠林好漢與中央政府抗爭的年代，所謂好漢碑的由來被編成民間故事四處流傳，主人公任曰用、曹文山變成了好漢洪七，時代背景往前推了150年，洪七的對手被演變成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和河東道的道台。一場破壞鹽池防洪設施的刑事案件，當事人被演繹成殺富濟貧、為民請命，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自上世紀開始，歷次文物普查均把這塊碑作為“好漢碑”傳世，最新的《河東碑刻大全》“鹽湖卷”仍沿用了過去的說法。上世紀80年代，筆者去原運城市博物館，向老館長霍子江先生請教時他第一次告訴筆者，根據民間口碑流傳，這是底張村民為緬懷兩位壯士的業績鐫刻在石碑上、
鑲嵌於硝池埝上的好漢碑。
最近，無意之中，筆者翻閱了拍攝於上世紀80年代的好漢碑照片，雖部分碑文漫漶不清，但仍可清晰地辨識出如下文字“……時呂夷簡為相、奏請仁宗敕封……”。此文雖前後無靠，但呂夷簡和仁宗兩個名字是斷識的重要依據。另外，從其他字跡分辨，均是與“鈔引法”相關的字眼。呂夷簡(978～1040)是北宋名臣，他和包拯同朝為官，仁宗指的是宋仁宗趙禎，同一時期在運城鹽池活動的北宋政治家是慶曆新政時期(1042～1048)的包拯、歐陽修、呂夷簡，他們共同參與和見證了鹽池歷史上的“鈔引法”。北宋初，河東鹽池沿用唐代鹽政，推行官運官銷的專營政策。宋真宗鹹平年間(998～1003)宋史中《食貨志》“陝西延邊解池請勿通商，官自鬻之”。“官自輦鹽”地方百姓不堪轉輸苦役。有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溥，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官府運鹽之弊端終於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了。在這種鹽政混亂，官府以低價售鹽，又高價進粟的情況下，“曉達時利”的理財家范祥因時力道，提出了“鈔引法”。史書上評論他“熟其利害，常為兩池之力甚溥，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之緡錢十百萬”。范祥的改革，影響了以後的各代鹽政。
從已經失軼的包文正頌德碑中，我們可知道把范祥的理想變成現實的，在鹽池推行摧枯拉朽的改革，是北宋名臣包拯。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為：鑲嵌在硝池埝上的“好漢碑”是一塊宋代碑碣，它記述的是900多年前的“鈔引法”的執行全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