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城郊農民的現代化:揚州市何村研究》主要內容包括：在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中，城郊村處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因處在城市邊緣，城郊村在經濟、行政和文化上與城市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它既能感受城市輻射和帶動提供的發展機會，又會遭受城市的利益侵奪，在這種複雜的利益格局的博弈中，城郊村走上了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曲折之路。何村是揚州市的近郊村，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何村的經濟社會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至本世紀初，它已經由一個傳統的農業村發展成為新型的工商社區，先後創建成揚州市小康村和全面小康先行村，其現代化在揚州市邗江區各行政村中位居前列。
新中國成立以來，何村的現代化經歷了三大階段，即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70年代-90年代、90年代以來。在第一階段，現代化進展緩慢，何村長期停留於傳統農業經濟的狀態，但並非一事無成，主要成績是建立以黨支部為核心的黨政組織。第二階段是何村工業化階段。上世紀70年代中期，何村工業化開始起步，80年代村辦工業紅紅火火，90年代初村辦企業趨於衰敗，私有化的改制隨後掀起。90年代末以來，是何村城市化顯著發展的時期，第三產業取代工業成為何村組織關注的焦點，工業的地位顯著下降。
在工業化過程中，何村農業變遷呈現出雙重趨勢，即從外延來看，從量的方面來看，何村耕地加速減少，農作物播種面積、農作物產量甚至產值都出現了下降的趨勢，這是不可逆轉的。另一方面，何村在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科技等方面不斷進步，農業生產條件獲得很大改善，農產品單產有了大幅提高；通過縮糧擴經，農業生產結構獲得最佳化升級；農業產業化也有了重要進展，這些說明何村農業在質量方面獲得提升。何村農業上的雙重趨勢與國家政策和市場經濟密切相關。
60年來何村的土地占有關係和土地用途發生了重大變化。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是目前中國根本的土地制度，執政黨聲稱要長期堅持並不斷完善。土地所有制與用地制度存在內在聯繫，它方便了國家甚至村組織對土地的徵收和徵用，國家憑藉征地權可以輕而易舉地從農民手中拿走土地，用於國家建設、鄉村建設，甚至用來建造商品房。由於地處城市郊區，何村土地非農化乃大勢所趨，土地非農化對何村村組織和村民的影響是雙重的，既推進了何村的現代化、城市化，造福於村民，同時，利益分配不公又嚴重侵奪了農民的利益。欲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限制國家權力，規範市場秩序，防止官商結合，同時還要保障和強化包括農民在內的公民權利，實現後者對前者的有效制衡。
企業是現代經濟的細胞，也是何村現代化的中流砥柱。就所有制形式和經營管理體制而言，何村企業發展史可劃分為改制前後兩大階段。在改制前，何村企業為村辦集體企業，企業是何村組織的經濟附屬，也是村組織各項工作的重心。村組織與企業之間是上下級關係，企業的運作受制於村組織，其帶來的影響是雙重的，村組織結構是否合理、運轉是否正常、組織內部是否團結，決定村企經營管理水平，決定村企的經濟效益。90年代中後期，在全國性的企業改制浪潮的席捲下，加之村企管理不善，何村企業也走上了改制之路。改制以後，村組織與企業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兩者不再是上下、主從關係，而是相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係。由於改制不徹底，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素質不高，以及政府的放任不管，改制之後的企業日漸衰落。
經濟與政治的演變，必然投射在社會結構上。新中國成立以來，何村社會階層分化經歷了從政治分化到社會分層的轉變。在毛澤東時代，劃分社會階層的依據主要是階級成分，而階級成分又是歷史地按照各家戶生產資料占有水平和生活狀況劃分的，一經劃定，很難改變。由於奉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政治化的各階層之間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治高壓和政治歧視的退潮，階層的政治化也日漸淡化。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以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的推行，何村社會出現了層化的現象，各階層在財富、權力和聲望的占有上逐漸拉開差距，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分層為經濟分層所取代。社會分層既調動了各階層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但日漸拉大的階層差距，也加大了社會整合的難度。
如同執政黨之於國家的現代化的關係一樣，何村的黨政組織在何村的現代化事業中居於核心地位。這種核心地位主要指村組織是現代化的動員者、組織者和領導者。建國以來，除了少數極端年代，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化，政經體制如何變革，何村黨組織的核心地位未曾改變。村黨組織的核心作用實際發揮的水平，取決於村支部書記的綜合素質之高低，以及村組織結構是否合理，運轉是否協調且有效率。建國以來，何村產生了幾位工作能力較強的村支部書記，在他們的帶領下。何村黨政組織產生了較強的行政管理能力。80年代末以來，村民自治制度和“兩票制”進鄉入村，威權主義的村落政治生活多了幾分民主和自治的活力。村組織的運轉狀況以及在它領導下的村落現代化成績也與村級財務實力及其管理水平有著很大關係。本世紀以來，以“村財鄉管”、“組財村管”等重要內容的農村財務管理體制的改革，在規範了集體收支管理的同時，也重塑了村組織和鄉鎮政府的關係。
“創建全面小康村”是何村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展示何村現代化的成績單，又可以讓人們窺視村組織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此次創建活動，基本上是上面的需要，體現的是國家的意志，它不是從村落，從基層自然生髮出來的需要。或許它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農村的發展趨勢和農民的某些需求，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運作，村民對創建活動缺乏熱情，即為佐證。在此次創建運動中，何村村組織除了貫徹執行上級的決策外，還能夠積極尋找和利用創建活動帶來的良機，遊說政府同意村組織徵用本村土地建造三產綜合樓，為本村增加了大筆收入。這個事例說明，即使在一個具有強制性的創建運動中，村組織與其上級之間也存在博弈關係。
90年代末以來，隨著揚州城市化步伐加速，何村也日益捲入其中。何村的城市化不僅包括城市景觀的生成和蔓延，更包括組織的轉型和村民的素質的現代化。在城市化的推動下，何村村組織開始公司化。何村居民身上的鄉土色彩也開始退卻，他們不再是傳統的以務農為生的農民，他們中的大部分以主要時間和精力從事非農產業。非農化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對外交往的增加，使何村人的開放意識、法制觀念、競爭意識、普遍主義意識等現代意識和價值觀不斷成長，何村人的現代化、城市化由表及里，這有助於他們加速融入城市。由於巨觀環境的改變，以及微觀的社區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變化，何村的習俗也發生了變遷，總體趨向是更加簡約，更加文明，但由於有效的公共精神產品供給不足，一些舊有的習俗依然存在，甚至復甦和發展。
何村的現代化是中國農村現代化諸多型式之一，它既反映了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總體趨勢和基本規律，又帶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探討它的生成動因、發展脈絡、變遷機制，總結它的經驗和教訓，揭示它的共性和個性，對於豐富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經驗庫和理論庫均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