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成長於文藝界領導兼文化人家庭，故受到較為全面的文藝薰陶，並最終凝聚於對中國文化體系在視覺藝術領域的結晶與縮影之一——中國畫的酷愛之中。
1965年始拜亞明先生後又拜宋文治、魏紫熙等為師。畫史、畫理、畫論由吳白陶先生的引領而入門，學畫則自臨習古代經典作品尤其是宋、元入手故打下較為堅實的傳統基礎；此外還得到錢松岩、陳從周、董欣賓等先生的指授。
1968年赴內蒙插隊後到煤礦工作。
1976年調揚州國畫院，得故鄉“揚州八怪”藝術之精髓。
1980年調江蘇省國畫院從事山水畫創作及理論研究後。即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從傳統繪畫和理論研究著手，廣涉哲學、美學、心理學、美術史論、文學、法學、經濟學、未來學等各個領域，取精用宏、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繪畫風格、知識結構和理論框架。
其研究範圍主要涉及以下幾點：1.用系統論方法研究中國書畫——繪畫造型觀及“六法”系統論等；2.從當今東西方文化碰撞之信息社會的現狀及未來學角度研究中國畫——當代中國畫的文化構成；3.從哲學、心理學等角度研究藝術大師及其哲學美學內涵與思維機制;4.藝術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及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係。
自1981年始，理論文章《對〈唐人山水畫新考〉的幾點質疑》、《關於中國繪畫造型觀》、《“抱石皴”的哲學美學內涵——兼論傅抱石先生繪畫造型觀》、《略論林散之的“水草”》、 《一筆淺論》、《改寫明代畫史的重要一筆——讀白堅先生的〈揚文聰傳論〉》、《太行採風記》,《“章法生髮”與“必重寫生”——陸儼少、李可染“師造化”藝術主張之比較兼論其思維機制》、《“抱石皴”的思維機制——再論傅抱石先生的繪畫造型觀兼談當代中國畫文化構成及東西方文化最佳契合點與“中國特色”》、《詩文底蘊畫圖中——錢松岩文選序》、《談談中國畫的“自由度”》、《美術高考成功範例—“動態培訓”論》、《中國繪畫造型觀探源——兼論江蘇大伊山原始美術考古新發現的哲學、美學、美術史及考古學意義》等等即陸續發表於報刊、收入文集和參加研討會。
繪畫作品則自1975年參加內蒙古自治區首屆工人美展始即參加國內外各種美展並獲獎，且為毛主席紀念堂、中南海、中國畫研究院、北京大學、陸儼少藝術院、蘇州古吳軒等以及海內外書畫愛好者收藏並收入各種畫集，
近年來更以繪畫風格形態的自如多變並熔“新金陵畫派”與“長安畫派”為一爐而崛起於畫壇，被認為是當代具有相當潛力的實力派畫家與理論家。傳記收入《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科學中國人—中國專家人才庫》、《中國專家大辭典》等。
融道網 周漢
融道網·中國融資渠道創始人周漢先生產生藉助網際網路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創意，並開始進行網站構思。在2009年6月22日融道網正式上線。
隨著金融機構的大量增加，融資產品的豐富多元化，融資貸款資理論上應該會更加便利，但客觀現狀仍然是融資難！各大金融機構大多還在“傍大款、壘大戶、過獨木橋”，拚命給無需融資的大客戶提供大量資金，亟需融資的中小企業和個人需求者卻嗷嗷待哺，普遍感覺融資效率低、成功率低、成本高，也就是-----融資難。
周漢先生認為融資難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對稱。要解決融資難、提高融資交易效率，必須創造一種機制，使融資供需雙方就融資事宜能夠迅速、精準、大量地找到合適的交易對手，並與之迅速高效地交換和溝通看法（俗話說，憲法比不上看法）。然而現狀是，信息不對稱致使大量的資金供給者和需求者甚至都無法直接順利找到對方，更不用說有針對性地、迅速地、批量地找適合自己的對方了；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融資雙方在正式見面洽談之前都不是很了解對方，都不清楚對方是否是自己想找的業務對象，這樣就造成了：熟悉某類企業、某種行業、某種信貸產品的金融機構業務人員由於業務渠道有限、行銷方式單一、無法大量推廣和規模化地做自己擅長的業務，無法大量準確地獲得自己的目標客戶（特別是大量的、目標分散的中小企業客戶）；企業更由於融資信息渠道不暢更難找到懂得自己相關行業及理解相關業務模式的、看得懂自己的、能迅速做出判斷並掌控信貸風險的金融機構人員，個人也無法便捷地比較各個金融機構符合自己需求的貸款產品的額度、利率、擔保條件等。因此在融資實務中，效率極其低下，融資需求者成功率低、提供者業務成功率低。
因此，綜上所述，融資市場的主要矛盾是：企業個人日益增長的多元化的經營模式及其融資貸款需求同企業個人/金融機構間落後的融資溝通渠道之間的矛盾。
渠道不暢、信息不通造成信息不對稱------這或是癥結之所在。
因此，要解決融資難、提高融資交易效率，必須創造一種機制，破除信息不對稱。
有感於以上問題，融道網應運而生，融道網是由一群不安於現狀、有著執著追求的年輕人創辦的最精準、最便捷的網上融資貸款平台、金融機構創新型業務渠道。我們中間有的是浸淫企業融資和信貸業務十幾年的專業人士，有的是網際網路行業的資深專家，還有更多富有激情、勇於創新的年輕人。
2009.09.27 安徽東至電視台採訪融道網創始人周漢，並報導融道。2009.10.15 韓國主流財經媒體 《THE FINANCIAL NEWS》 報紙報導融道網，稱融道網為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項目，網站同期報導 。2010-09-30 經過上海市信息服務業行業協會秘書處辦公會議討論並報請協會秘書長同意，特任命上海融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單位，任命周漢先生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並主持專委會日常工作。
晚清反洋教案 周漢
周漢，字鐵真，湖南寧鄉人，1843年生人。早年接受儒家經典教育，後投身軍旅，積軍功被保薦為山西補用道，獲二品頂戴。1884年返回湖南長沙居住。上年四、五月間，安徽、江蘇、湖北、江西等省份接連發生教案，教堂被毀，教士被殺，一時間長江流域風聲鶴唳，各國駛入長江示威護僑的軍艦多達二十餘艘 。
教案的集中頻發，引起各國駐華公使的注意。在華傳教士更多方搜求緣故，收集到多種民間排斥洋教書籍、文告、歌詞乃至偽造的中國官方公文，並追蹤到大多數反洋教書籍乃是由湖南長沙的三家書鋪所刊刻。此三家書鋪的所有者，則系朝廷四品官員陝西候補道周漢。各國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壓力，並要求湖廣總督張之洞嚴厲查辦。此即牽動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漢反洋教案
| 1892年時值外國傳教士來湖南傳教者日益增多，周漢頗有儒學岌岌可危之感，遂開始撰寫反教文字，並以各種形式刊布傳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餘種反教著作。這些檔案廣泛流傳，對1890年代長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 |
| 教案的頻發引起了各國在華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給總理衙門的多次照會中，各國公使均特別提及民間流傳的各種反教檔案的危害。朝廷因此於五月下發上諭，要求各地方官員對“匿名揭帖造謠惑眾”者“從重治罪”。但地方官員顯然缺乏執行興趣，以至於上諭七月不得不再度質問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謠惑眾，編訂小說傳播，致生釁端。種種匪犯，迄今概未捕獲一人，懲辦一事”，反而導致反教言論“幾遍中土”。 地方官員以謠言揭帖來源蕪雜難以查實為由，消極對待朝廷的追究。積極的外國傳教士們則通過調查發現，湖南長沙是長江流域反教檔案的編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幾位頗具影響力的“高級官員”；並最終獲得一份周漢寫給湖北巡撫譚繼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漢請求譚釋放其因在武漢散發反教檔案而被捕的一名親戚，並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檔案書冊，都是他和長沙寶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這名親戚不過是受自己所託去武漢散發罷了。周漢說，如果耶教之“邪”不應該“辟”，則他本人才是罪魁禍首，應被抓起來嚴辦，其餘從犯應從輕釋放。信的末尾，頗有壯士瀟瀟易水一去不返的氣概——“誓以七尺之軀，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決不令湯舍親及被冤數人獨流萬古之芳！” 循此線索，傳教士們陸續獲得了更多的關於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該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詳細的出版與捐印者的姓名。書中說明：刻印費用為每一萬本六十吊錢，由萬里城、嚴防內、官斌、平亥、常樂清、師孔、黎庶忠、齊心戰等八人（其中多數應非真名實姓），每人捐印十萬冊，總計八十萬冊。然後由長沙知府命生員在各處戲台宣講。 反教揭帖書籍流播範圍之廣，大大出乎各國公使的預料。1891年末，各國駐漢口領事同聚英國領事館（計有：美國、俄、法、德、挪威、荷蘭、比利時、丹麥、義大利、奧匈等10國）商議，並通過了一份致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抗議書。抗議書內容如下： “我們簽名於下的各國駐漢口的領事、副領事與代理領事，聽說一項散發（反教檔案），不僅暗地，甚至完全公開地進行，以激動華民根除基督教與毀滅基督教。對於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諭與總理衙門屢次的命令，全然不顧。甚至將揭帖貼在各縣城的城牆上，特別是在湖南省，成千成萬的小冊子《鬼教該死》已經在長沙公開再印出公開發售與分送。” “我們抗議該省當局不能使煌煌上諭受到尊敬；我們請求他們嗣後能採取適當的方法去制止這些敵視的運動。此外，如果從文體和措詞來推斷，我們認為大多數的檔案，並非出於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過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會地位的人之手。此項犯罪者，不論各種地位，都絕對需要加以懲罰，以為社會警惕。” 抗議書同時被送往各國駐京使節，以冀向朝廷施壓。抗議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長沙的幾名書商，但隨即在周漢的活動下，又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印刷反教書籍的書版，也從書局轉移到了周漢的居所。 針對地方當局的消極抵抗，德使巴蘭德十一月直接將搜羅到的反教檔案送到了總理衙門，要求總理衙門設法嚴禁。隨後，張之洞接到了總理衙門的電報，令其嚴禁反教匿名揭帖，嚴懲周漢。英國政府亦命其駐華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政府照會性質的抗議，要求嚴懲周漢及相關之人，並稱：英國政府認為此項事件極其嚴重，假如中國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懲罰，此後再發生教案暴動，中國政府需負擔全部責任。 總理衙門於壓力之下，一面向各國保證必將採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別行文給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撫、將軍，命囑他們嚴厲查禁銷毀反教檔案，追究造謠惑眾之人。 京城急於消弭事端，湖北張之洞方面卻另有顧慮。張在十二月給總理衙門的回覆電報里說（作者註：為便於閱讀，對原文作了通俗化處理，下同）： “周漢此人素來喜好攻擊詆毀洋教，編著歌謠圖書極多，刻字鋪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讓兒子們都去學刻印，專門刻詆毀洋教之書，刷印了數十萬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導致許多民眾相信教堂真有各種殘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機鬧事釀成教案。各國領事多次照會，地方政府不遺餘力多次查禁。但舊本才毀，新本又出。請湖南官紳婉勸也全然無效。……據查，此道員性情迂腐，在湖南頗有名望。長沙三大書院對其頗為推重，代其傳播之人極多。該道員對刊布反教書籍的事情供認不諱，並聲稱不怕死。其人頗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為自己此舉乃萬世不朽之事業，所以禁、勸俱對其無效。湖南地方官吏對其無可奈何。該道員素以崇正黜邪、殺身報國為己任。若施以刑罰嚴辦，恐有礙政體，且可能激憤湖南無知民眾釀成事端。” 故而，張之洞建議朝廷將周漢調往甘肅或者新疆任職——“彼處荒僻，無教堂可鬧，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議隨後被總理衙門駁回，理由是英、德等國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調職甘肅周漢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漢目前是閒居道員，調任甘肅，反會給洋人造成不但不懲處元兇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節。 朝廷希望張之洞雷厲風行處理周漢，張的抗拒態度卻非常地堅決。1892年正月，張復電總理衙門，聲稱：“湘鄂兩省無知士紳，稱讚周漢歌謠者甚多。倉促重辦周漢，必然釀成事端。憎惡洋教者已經查明，長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餘家。此前揚言，若周漢獲罪，即會將此七十餘家教民悉數殺害。假如釀成此等變故，後果將不堪構想。”同日，張之洞還給李鴻章發去了一封電報，內稱：“湘鄂兩省贊成周漢歌謠者，十人之中有九，實在不可理喻。長沙三大書院尤其佩服周漢。若周漢現在獲罪，湖南無知虛妄之人，必遷怒於長沙教民釀成教案，中外武力衝突將不可避免。我張之洞實不敢承擔這個責任，湖南也經受不起這等風波。” 1892年二月，駐英公使薛福成致電總理衙門報告，稱英國政府已經看到了周漢的反教圖書歌謠，認為長江流域的教案，不是單純的會匪作亂，其背後實有顯宦巨紳在指使謀劃。薛福成警告國內，英國政府很可能藉此指責中國政府無力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人身安全，引發新的外交風波。總理衙門接電後，遂強硬命令張之洞立刻處理周漢一案，不得拖延。 此前，李鴻章曾建議調查周漢反教之外的其他劣跡，譬如經濟問題等，以此懲處周漢，如此既不碰觸民意，又可以給洋人一個交待。但湖廣方面似乎沒有調查到周漢有什麼個人劣跡，最終，調查組給出了一個“周漢乃精神病患者”的結論： “查周漢並無刊布傳播反教揭帖、偽造公文等犯罪情節，惟該道員系返鄉四品職官，理應謹言慎行，為鄉里楷模。平日裡反樂衷扶箕，惑於鬼神，言語荒誕，跡類瘋狂。近來痰迷更甚，見人動輒謾罵，以致匪徒假託其名，偽造公文，謠言煽惑。請旨革去周漢陝西補用道官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廣方面的這一結論。德國公使巴蘭德對處理結果極為不滿，認為處分過輕：“凌辱洋人之舉，往往由在籍儒生為首。此次辦理過寬，不但不足以儆將來，且難免此等人明目張胆，多造謠言，從此藉所恃而不恐。”總理衙門不得不再三開解，巴蘭德始勉強接受這一結論。 “被精神病”了的周漢並沒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員的“嚴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撫吳大澄到任。吳講求洋務，周漢對其甚為排斥，遂發起一項“湖南通省公議”，號召湖南士紳起來盡誅外人，驅逐吳大澄。此後數年，周漢在湖南境內的反教宣傳活動始終未曾終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勢。 1897年，德國以山東巨野教案為藉口強占膠州灣，俄國則以幫助中國抵抗德國為藉口將軍艦駛入旅順港，其餘各國相繼跟進，是謂“瓜分中國狂潮”。周漢在長沙再度發布反教文告，號召湖南人起來驅逐外人，燒毀“耶穌豬精妖巢妖書妖器”，呼籲“天下忠義之士”不要婦人之仁，須起來“多方設法，嚴防妖灰復燃，妖根再發。” 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為周漢此舉，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將激發教案，再造禍端。故派人將周漢自寧鄉家中拘回長沙訊問看管。周剛被押離寧鄉，正在寧鄉縣城應考的生員便聚集到縣衙公堂，以罷考相要挾，要求釋放周漢。省城士紳對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極多。陳寶箴想把燙手山芋扔給張之洞，提出把周漢押往武漢審訊，張之洞則以漢口洋人太多、長沙尚無洋人為由，拒絕接受周漢。最終，陳寶箴亦不得不仿照當年，再次將周漢“被精神病”，稱其“瘋癲成性，煽惑人心”，按瘋病慣例，交特殊監獄監禁。 | |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義和團的狂歡中達到巔峰。後世反省這場運動，多樂衷於批判其中“民眾運動的非理性”，甚至將其與文革民眾的狂熱非理性相提並論。誠然，這其中或許有某些可資批判的相似之處，但義和團運動與晚清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則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識分子對義和團運動所應負的責任，也同樣湮沒不彰。
1892年的“周漢反教案”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觀察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推波助瀾釀成教案並最終誘發義和團運動的個案。周漢雖有官銜，但朝中並無靠山。張之洞們屢屢不願意動他，所忌諱的乃是周漢身後強大的“民意”（實際上是“紳意”）——整個湖廣知識分子圈，大多數都是周漢反教言論的支持者。
周漢的反教著作，內容無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臟之類的陳詞濫調。但這樣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廣乃至整箇中國，卻有著非常廣闊的市場。許多教案表面上看起來，參加者大多數是無知識的平民百姓，但背後真正的策動者，卻恰恰是周漢這些官紳知識分子。他們是鄉土中國“新知識”傳播的主力，他們的反教宣傳與他們在中國鄉村社會的地位和權威結合在一起，最後，催生了義和團的大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