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司馬之心
魏明帝曹叡去世時，傳位齊王曹芳，並以司馬懿和曹爽為顧命大臣。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發動高平陵之變，自此掌握曹魏大權，後又誅滅曹爽集團。嘉平三年（251），司馬懿在逼死王凌和楚王曹彪後死去，其子司馬師繼其掌權。
正元元年（254），司馬師殺大臣夏侯尚、李豐、張緝等；同年九月，因魏帝曹芳參與了剷除司馬氏集團的圖謀，司馬師、司馬昭又廢掉曹芳。在郭太后的力主下，曹丕之孫、十四歲的高貴鄉公曹髦被立為帝，作為魏明帝的後嗣，改元正元。 （見 嘉平之變 ）
正元二年（255），司馬師平定毌丘儉的兵變後去世，其弟司馬昭繼其掌權。甘露二年（257），司馬昭挾曹髦及郭太后鎮壓諸葛誕兵變，於次年取勝，司馬氏集團的權力進一步鞏固下來。
曹髦之志
自正始十年（249）至甘露三年（258），隨著一系列政變的展開和淮南三叛漸次平定，司馬氏的權力日漸鞏固，曹魏皇權則日漸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廢后，皇宮衛士被大量削減，僅以老弱戍守 ；又據毌丘儉所言，司馬師不上朝覲見君主，曹髦欲探問其疾病，也被司馬師拒絕 ，皇權之衰微可見一斑。
曹髦雖無實權，但才慧早成 ，有志於中興曹魏，尤其推崇中興夏朝的少康。 即位之初，曹髦曾採取減省用度 、派遣侍中巡視等舉措 。司馬師死去後，曹髦命司馬昭鎮守許昌，令尚書傅嘏率六軍回京師，由此可以達到削奪司馬昭的兵權的效果，但司馬昭用傅嘏及鍾會的計謀，公然抗旨，自己率軍回京。曹髦計畫落空，又不得不對司馬昭加以籠絡。 此後，曹髦還曾寫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對此感到厭惡，二人的矛盾逐漸激化。
其他背景
曹髦在位時期出現了一些異常“天象”，例如頻繁出現的“龍現於井”的情況 ，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已酉日）發生日食。 西漢的京房、東晉的乾寶等學者，依據天人感應等學說，認為此類現象預示著君權衰落、禍事興起；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當事人的心理狀況也難免受到此類天象的影響，例如曹髦借“龍現於井”寫作的《潛龍詩》即是以此類觀點為主旨的。
甘露三年末，吳國君主孫休成功誅殺權臣孫綝，一說此事也促使曹髦下定決心討伐司馬昭。
事件起因
曹髦討伐司馬昭的直接原因，是難以忍受司馬昭擅權、皇權日漸衰微的局面，且擔心自己遭遇被廢黜的結局；其導火索，則可能是曹髦被迫對司馬昭進行的封賞和司馬昭的矯飾推脫。曹髦曾於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馬昭為晉公、建立晉國並設定相應官府機構、加九錫、升相國，司馬昭九次推辭，這件事停了下來， 改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萬戶、三縣的食邑，無爵位的兒子都封為列侯。 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被迫再次進行前述封賞，此時距政變爆發僅有一月的時間。
此外，盧弼根據《晉書·文帝紀》的記載 認為，當時司馬昭的確有廢黜曹髦的圖謀，而《魏氏春秋》記載的鄭小同的被毒殺 ，也正是緣於司馬昭擔心自己廢立君主的圖謀泄露。 另據《魏晉世語》記載，石苞曾覲見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馬昭派人請來石苞詢問情況，石苞說：“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離開洛陽，不幾日即發生司馬昭弒君之事。
事件經過
宮禁之議
魏氏春秋、漢晉春秋版
甘露五年（260）五月初六（戊子）夜，曹髦親自帶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人奪下陵雲台發放鎧甲兵器等物，準備趁機親自率領他們出宮討伐司馬昭。時值下雨，有司奏請改日行動。
於是，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天我要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宮討伐他。”王經勸阻曹髦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很久了，朝廷內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藉什麼？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此事應該慎重。”曹髦從懷中拿出黃絹紹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做已經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
*《世說新語》引用的《漢晉春秋》，“懼”作“恨”，即：“縱使死了，又有什麼遺憾的！” 另據《魏晉春秋》，曹髦說：“假如這都可以忍耐，還有什麼不能忍耐的！今天務必行動。”
曹髦說完，就進內宮稟告郭太后。王沈、王業跑出去告訴司馬昭，想叫王經與他們一起去，但王經不去。王沈、王業的告密，使得司馬昭得以有所防備。
唐代官修晉書版
曹髦打算在殿上召集百官，罷免並放逐司馬昭。甘露五月初六夜裡，曹髦派冗從僕射李昭等在陵雲台發放鎧甲，並召見王沈、王業、王經，從懷中掏出黃絹詔書給他們看，宮禁戒嚴，只待天明。王沈、王業急速向司馬昭告密，司馬昭於是召集賈充等人加以防備。曹髦知道事情泄露，於是率領左右僕從出宮，進攻相府。
南闕之禍
晉紀、漢晉春秋、晉書、魏晉世語版
五月初七（己丑），曹髦拔出劍登上輦車，率領殿中宿衛和奴僕總共幾百人，敲鼓並呼喊著出了宮。此時，司馬昭之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和司馬昭心腹、中護軍賈充均率兵向皇宮進發。司馬昭之弟司馬乾想從闔閭門入宮，被滿寵之孫、時任大將軍掾滿長武勸阻，改走東掖門（《晉書》則作“孫佑等”阻攔，而孫佑也是大將軍掾 ），參軍王羨也被滿長武阻攔。
曹髦東止車門遭遇入宮的司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呵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被嚇得逃走了。曹髦率眾繼續前進，至皇宮南闕，賈充率聽命於司馬昭的軍隊也從外入宮，迎面與曹髦戰於南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拼殺，並且警告說自己是要有所討伐的，敢於輕舉妄動者將被族誅。賈充的部眾停下來不敢交戰 ，甚至想要退卻。
騎督成倅之弟成濟，擔任太子舍人（傳世文獻中並無關於曹髦立太子的記錄，胡三省判斷，成濟的太子舍人之職，是司馬昭私相授受的結果。 ），也在賈充麾下，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么辦？”賈充說：“司馬公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麼可問的！”成濟答道：“是。”於是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 ，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體而從其後背露出。曹髦死在車下。
魏氏春秋、魏末傳版
這兩種版本都記載曹髦死前，其部眾已經潰散，但其他方面又有很大差異。
《魏氏春秋》記載，曹髦入告太后完畢後，立即拔劍並登上輦車率眾敲擊戰鼓而出雲龍門。賈充率兵迎擊曹髦。曹髦麾下的部眾潰散，但他仍然聲稱自己是天子，並親手用劍奮力拚殺。司馬昭一方的將士不敢靠近曹髦，賈充激勵他們，成濟用矛刺死了曹髦。當時雷雨交加，天昏地暗。
《魏末傳》則記載，賈充對帳下督成濟喊道：“假如司馬家失敗了，你們這些人難道還能留種嗎？還不動手！”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頭問賈充說：“要殺，還是要抓？”賈充說：“殺！”雙方交戰，曹髦下令說：“放下武器！”於是大將軍士（此處具體含義存疑）都放下了武器，成濟和成倅兩人趁機上前刺殺曹髦，曹髦倒在了車下。
曲室之謀
據《漢晉春秋》記載，司馬昭聽說曹髦被殺，大驚，自己跪倒在地上，說：“天下人該怎么議論我啊！”太傅司馬孚聞訊奔跑過去，把魏帝的頭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著說：“陛下被殺，是我的罪過啊！” （《魏氏春秋》稱陳泰也前往現場號哭。 ）
司馬昭進入殿中，召集群臣議論善後事宜。尚書左僕射陳泰不來，司馬昭讓陳泰之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說：“人們議論說我陳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來您不如我陳泰。”但子弟們里里外外都逼著陳泰去，這才不得已流著淚入宮。司馬昭將他請到曲室之中謀劃，說：“玄伯，你將怎樣對待我呢？”陳泰說：“只有殺掉賈充，才能稍稍謝罪於天下。”司馬昭考慮了很久才說：“你再想想退一步的辦法。”陳泰說：“我只有更進一步的辦法，不知如何再退。”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
事件處置
掩人耳目
五月初七當天，頒布郭太后令，宣稱曹髦弒母不孝，將他廢為庶人，就以庶人禮安葬；並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業，而要求將與司馬昭不同心的王經及其家屬逮捕治罪，後半部分具體說到：
“他買通我身邊的人，在我服用的藥中下鴆毒，想暗中毒死我，並設計了許多方案。事情敗露後，他便想在會面時擁兵闖入西宮殺死我，再殺大將軍（司馬昭）。他找了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掏出懷中的詔書給他們看，要他們馬上就去執行。我的處境危險，就如覆巢下的累卵。我本是個年老守寡之人，對自己一條老命並不看得很重。但辜負了先帝的遺願，斷送了列祖列宗創下的江山，這不能不令我萬分痛心啊！幸賴祖宗在天之靈的保佑，王沈、王業兩人把這小子的陰謀馬上報告了大將軍，使大將軍司馬昭有時間加強戒備。而此兒還是帶著人馬衝出皇宮雲龍門，親自擂鼓舉刀，亂鬨鬨地與大將軍的軍隊交鋒，結果被前鋒害死。此兒既行大逆不道之事，繼而又自己惹禍喪身，這使我越發難過。過去漢朝的昌邑王曾因罪被廢為百姓，現下此兒也應以普通百姓的禮儀安葬，並把這小子的所作所為告知天下。另有尚書王經，也是罪惡的逆臣，著令將他和他的家人全部逮捕送交廷尉查處。” （譯文參考 ）
這篇令被收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其中關於所謂曹髦弒殺太后的說法基本不被採信，但“從懷裡掏出黃素詔書”、“聲稱要親自出宮討伐大將軍”等多個細節，在裴注徵引的多篇關於司馬昭弒君的文獻中得到了反映。
五月八日，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衝上奏，在貶斥被弒殺的曹髦悖逆不道、自取大禍、為世人和祖宗神靈所不容後，請求將其葬禮等級提升為王禮，太后同意。
殺人滅口
五月七日司馬昭弒君之後，司馬氏集團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其一，逮捕王經及其家屬，交付廷尉。 王經向他母親謝罪，他母親臉色不變，笑著回答說：“人誰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為此事大家同死，還有什麼遺恨！” 到被誅殺的那天，故吏向雄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動了整個街市之人。 司馬炎在位時，認為王經“守志可嘉”，賜其孫郎中之職。
其二，將成濟作為弒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誅殺。 一同被殺的還有成濟之兄、同在軍中的成倅。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破口大罵，被軍士從下射殺。
其三，追究闔閭門守將的責任。司馬昭弒君後，責怪司馬乾來遲了，司馬乾把被滿長武勸阻的事告訴司馬昭。參軍王羨因被阻攔，懷恨在心，也向司馬昭責難滿長武。司馬昭本就因平定諸葛誕時滿長武及其父的表現不滿，借這個機會拷打滿長武，杖殺了他，並罷免滿偉為庶人，人們為他們感到冤屈。 另據《晉書·荀勖傳》記載，司馬昭想要對孫佑加以族誅，荀勖勸阻，其中說道：“現在成倅的罪過只由他自身來承擔，孫佑卻被族誅，恐怕忠義之士會私下議論。”於是司馬昭轉而將孫佑罷免為庶人。
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昭又上疏，聲稱：自己本想捨棄己身、聽候曹髦裁決，但考慮到曹髦想謀殺太后，於是動兵，但仍命令將士不得傷害任何人，並曾連續發命，不得迫近天子輦車；是成濟私自闖入兵陣才導致曹髦被殺，現已將成濟軍法從事，還應逮捕成濟家屬，交付廷尉治罪。 太后詔在再次責難曹髦後，同意了司馬昭的要求。
迎立新君
司馬昭決定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曹璜為天子 ，並派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去迎接曹璜，作為曹叡的繼承人。 曹璜是曹操之孫，與魏明帝曹叡平輩，也非曹丕的直系後裔（當時曹丕仍有直系子孫在世，例如曹髦之弟曹啟 ）。
六月一日（6月26日），太后下詔令群臣為常道鄉公曹璜更名。後定名曹奐。 六月二日，常道鄉公繼位，改元景元 ，這就是魏元帝。
禮節進退
五月九日，群臣上奏，尊郭太后的“令”為“詔”。
五月二十一日，司馬昭再次堅決推辭相國之位、晉公封號、以及九錫的禮遇。郭太后下詔對他加以表彰。 曹奐繼位後，於六月四日即下詔讓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此後於景元二年（261）八月 、景元四年（263）二月 繼續下詔封賞，都被司馬昭推辭。直到當年十月伐蜀屢有斬獲，曹奐又進行封賞，司馬昭方才接受。
事件影響
隨著曹髦的被弒殺，司馬代魏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掃除。對司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勢在必行。對賈充、王沈而言，他們對司馬昭功勞卓著，必將獲得豐厚的政治回報。
然而，司馬昭弒君事件也成為司馬氏集團揮之不去的政治陰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稱為“文籍先生”，卻不忠於曹髦而告密，導致司馬昭弒君，故而受到輿論的批評。 賈充曾在宴會上被庾純批評為“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反駁後又被庾純質問“高貴鄉公何在”； 賈充的母親見到古今皆重忠義，故多次痛罵親手弒君的成濟，只是不知其子賈充也參與了弒君之事，僕人們聽到她罵成濟都偷偷地笑。 另據《資治通鑑》記載，賈充曾質問孫皓其之前在東吳實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孫皓反唇相譏：“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這令賈充十分尷尬。 直到東晉，據《世說新語》記載，當晉明帝聽王導講述晉朝建立的過程，聽到司馬昭弒君時也忍不住捂住臉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相關爭議
王經之舉
《晉諸公贊》記載，王經拒絕與王沈、王業一同向司馬昭告密。 《晉紀》也反映出王經忠於曹髦。 但《魏晉世語》則記載，王經是因為“正直” 才沒有離開宮禁，且他也通過王沈和王業向司馬昭傳達了自己的心意。 然而，王業並沒有傳達，這才導致王經及其母被殺。 學者們普遍質疑《魏氏春秋》的記載，《資治通鑑》也採信《晉諸公贊》的記載，未採信《魏氏春秋》 ；但圍繞《魏晉春秋》中“正直”的含義，仍存在爭議。
劉孝標認為，此處的“正直”並無特殊含義，而《魏晉世語》既說王經正直，又說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是自相矛盾的，《晉諸公贊》和《晉紀》的記載則是可靠的。 盧弼也認為“正直”應當“如本字意”，又徵引他人觀點並附以己見指出，從王經最後的慘烈結局來看，他應該是忠於曹髦的；《魏晉世語》關於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的記載，就其來源而言，很可能是促成司馬昭弒君的王沈等人為了抹黑王經的形象而捏造的。
何焯、吳金華等人則對“正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何焯認為“正直”是“正當入直”之意 ，吳金華則認為“正直”指值班官員之首，是與“次直”相對的概念。
陳泰之死
據《三國志》記載，陳泰死於司馬昭弒君這一年，但未記載具體死因，也未提及陳泰參與司馬昭弒君事件的處置。《晉紀》、《魏氏春秋》、《漢晉春秋》則均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弒君之後提出殺死賈充以向天下人謝罪，司馬昭不接受 ；不過，《魏氏春秋》稱陳泰事後嘔血身亡， 《漢晉春秋》則稱陳泰是回家後自殺而死。
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曾對《晉紀》和《魏氏春秋》的記載進行辨析。他認為，由於《晉紀》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對弒君事件進行善後時官居太常，而《三國志》本傳沒有陳泰當過太常的記載，故《晉紀》記載的來源存在疑問；至於《魏氏春秋》的記載，則是在《晉紀》記載基礎上加以改編的結果，更加缺乏真實性。 對於《漢晉春秋》的記載，裴松之則沒有徵引和討論。
陳壽曲筆
對於司馬昭弒殺曹髦的過程，陳壽在撰寫《三國志·三少帝紀》時僅以“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敘述，不僅字數短少，而且未記載死亡地點和原因，也不稱曹髦為帝，而改稱舊號“高貴鄉公”。其餘部分，主要是善後時郭太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貶斥曹髦、褒揚司馬、不提賈充、諉過成濟。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批評陳壽等史學家把責任推到成濟身上，對司馬昭弒君的真正過程避而不談，不及習鑿齒的秉筆直書。 清代學者趙翼也批評陳壽，認為“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被弒殺者就像壽終正寢一般； 弒君之主謀司馬昭，不僅無罪，反而有“討賊之功”，是“曲筆之甚者”。
清代學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陳壽不記載死亡地點，是遵循了春秋筆法，暗示出曹髦並非自然死亡，猶有良史風範；而通過詳細抄錄令和表章，也可以間接呈現司馬昭弒君的本來面貌；這樣書寫，是必要的變例。 梁章鉅對他進行反駁，認為陳壽記載司馬昭弒君的方式讓人費解，從春秋筆法的角度解讀不過是為陳壽開脫。 但盧弼等後世論者認同何焯的觀點， 還有論者稱陳壽是“變例直書”。
據研究，陳壽修史的確深受《春秋》影響。 至於收錄太后令等掩蓋弒君真相的文獻，學者於植元指出：“太后令”的出籠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其執筆者也並非陳壽；陳壽修史，不得不將之存錄，但他仍費盡心計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為被弒的曹髦鳴不平，“只是讀者需要細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