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源學

陳垣認為，研究史著，應該認真尋考其所依據的史料來源，以考察其根據是否可靠，引證是否充分，敘述是否正確。 二、讀史不知人論世，不能妄相比較。 陳垣開設“史源學實習”課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歷史學畢竟是一門實證性科學。

史源學就是一門尋考史料來源的學問。陳垣認為，研究史著，應該認真尋考其所依據的史料來源，以考察其根據是否可靠，引證是否充分，敘述是否正確。他常說：“史源不清，濁流靡己。”並強調“讀史必須觀其語之所出”，必須“一一追尋其史源，考正其訛誤”，以達到“練習讀史之能力，警惕著論之輕心”。可以說，史源學是他在長期治史和教學中總結出來的一門學科，是中國20世紀歷史學研究的一大創新。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陳垣為了傳授史源學之精神，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大學開設了“史源學實習”課。這門課的講授方法是：其一，選定教材。他認為最好是選用近代史學名著，如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顧炎武的《日知錄》，全祖望的《鮚?亭集》等。其理由一是名作可使學生從中得到更大教益；二是學生通過自己動手尋考其史源，如能發現名家大師在引證史料中的訛誤，會大大激發起他們研究的興趣，增強他們研究的自信心，並體會到即使是名家大師之作，也不可盲目迷信。其二，尋考史源。陳垣每次上課，都要從所選定的名著中抽出一二篇，交學生“抄好後即自點句，將文中人名、故事出處考出；晦者釋之，誤者正之。隔一星期將所考出者綴拾為文，如《某某文考釋》或《書某某文後》等”。他要求學生從四個方面尋考史源：“一看其根據是否正確：版本異同，記載先後，徵引繁簡。二看其引證是否充分。三看其敘述有無錯誤：人名、地名、年代、數目、官名。四看其判斷是否正確：計算、比例、推理。”陳垣認為“非逐一根尋其出處，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也無由知其致誤之原。”如在一次《史源學實習》課中，陳垣通過“讀《廿二史札記》所得教訓”，讓學生從六個方面舉例說明之：“一、讀書不統觀首尾，不可妄下批評。二、讀史不知人論世，不能妄相比較。三、讀書不點句分段，則上下文易混。四、讀書不細心尋繹，則甲乙事易淆。五、引書不論朝代，則每因果倒置。六、引書不注卷數，則證據嫌浮泛。”可以想像，學生們要認認真真回答出這六個問題，就必須自己動手找資料、翻目錄，獨立思考，追根溯源，分析考證，這對學生提高讀史和科研能力該有多么大的幫助。可見，“史源學實習”課是一門啟發思維，鍛鍊動手能力，將學與思、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樹立嚴謹學風的課程。由此不難推斷，陳垣為什麼能培養出那么多功底紮實、學問高深的文史英才了。
陳垣開設“史源學實習”課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歷史學畢竟是一門實證性科學。因此在治史中對史實史料的來龍去脈認真搜尋考證是十分必要的。唯其如此，治史者必須甘於寂寞，淡泊名利，捱得住寒窗歲月，要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才行。二、歷史科學固然需要理性思考和理論提升，但應該明確：翔實、精確、可靠的史料史實是理論抽象的基礎，必須給予充分重視。三、培養人才重在培養能力和端正學風，“史源學實習”課的最大特點就在於此。
然而，近些年來，史學界急功近利、浮躁空疏的不良學風卻有愈演愈烈之勢。如有的不下功夫讀原文原作，僅滿足於二手、三手資料，拾人牙慧，走所謂“捷徑”；有的不認真尋考史實史料來源，未得真憑實據，就忙於出成果，忙於“填補空白”，忙於爭當“第一”，忙於搶占“前沿”；有的則以觀點先行，用主觀臆斷代替論從史出，甚至沒有起碼的真實可靠史料，就急不可待地要為某歷史人物、某歷史事件翻案，就大言不慚要改寫歷史，製造轟動效應等等。這種浮躁、急功近利之風確實讓人心憂，也促人警惕。四十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他規定凡大學生畢業到研究所，得先關門讀三年書，第四年才準許發表文章。如今規定碩士研究生三年中如沒有公開發表論文就不能畢業。孰是孰非，且待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