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古滇國文物在漢朝以前，滇池、撫仙湖一帶建立了古滇國。
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兵臨滇國，滇王舉國投降，並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武帝賜給了滇王王印，令其復長其民（這枚純金鑄就的滇王印，兩千年後出土於石寨山）。此後，漢武帝在雲南設定了益州郡，滇王的權利被郡守取代了，從此受制於漢王朝的郡縣制度。到公元1世紀，榮耀一時的雲南青銅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鐵器文化之中了。
關於這段歷史，司馬遷有過一個至關重要的記載。大約在公元前339年，楚國欲將勢力範圍擴展到西南，派楚將莊蹻入滇。不久，秦國滅了巴國和蜀國，莊蹻失去了與楚國本土的聯繫，於是，“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這是史料中明確記載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無從考證了。但在莊蹻入滇之前的若干年裡，滇人青銅文化已進入鼎盛時期。考古學家李昆聲教授說，拋開藝術成就的因素，這時的楚文化應比滇文化先進，至少，楚人穿鞋子，而滇人打赤腳，但滇墓里似乎並沒有留下他帶進雲南的多少楚文化蹤影，也有學者質疑這段記載。
公元前1世紀左右，這個孤立的王國終於走到了終點。一位稱雄滇池的滇王，向漢朝的使者提過一個認真的問題。他問：漢朝與我誰更大？在他的眼裡，世界不會比滇國的地域大多少。可是，不久之後，這位可愛的滇王連同他的天堂，便在歷史上銷聲匿跡了。世界遠比他想像的廣大得多，複雜得多。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兵臨滇國，滇王舉國投降，並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武帝賜給了滇王王印，令其復長其民——這枚純金鑄就的滇王印，兩千年後出土於石寨山。此後，漢武帝在雲南設定了益州郡，滇王的權利被郡守取代了，從此受制於漢王朝的郡縣制度。漢人的遷入讓內地文化從此大規模地進入雲南，僅僅在短短100年過程中，滇人的文化便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到公元1世紀，榮耀一時的雲南青銅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鐵器文化之中了。
未解之謎
古滇國文物江川縣李家山墓地分別於1972年和1991年進行兩次發掘。共發掘古滇國墓葬87座，這些墓室大小不一，隨葬品種與數量也有很大差別，出土文物品類繁多，其中又以青銅器最多。
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發現，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時代，掩蓋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現在我們的眼前。
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滇國在雲南歷史上大約存在了500年，即出現於戰國初期而消失於東漢初年（既公元前5世紀中葉至公元1世紀）。當時的古滇國範圍包括滇池和“三湖”區域及其周邊地區，是具有獨立王國形式的地方政權。
古滇國的魅力在於它的未解之謎，有關其種種的推測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讓學者的想像力得到了發揮。首先是關於滇國主體民族的族屬問題及發展演變的情況，還有就是作為一種無文字的文明，古滇國是怎樣興起和消亡的？它的社會結構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後裔？目前的花腰傣民俗哪些得以傳承和保留？哪些又發生了變異與轉型？另外，神秘的澄江撫仙湖水下建築也被估計為與古滇文明密切相關。這些話題至今仍眾說紛紜。
最大亮點
一個地區的文化，也必須有自己的支撐點。“有人認為車水捕魚、銅鍋煮魚是屬於滇文化的一部分，其實這種說法有點牽強附會。古滇文化必須要求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界定。其實所有這些千古之謎與現代的聯繫線索有兩個，一個是花腰傣，另一個就是銅鼓。順著這兩條線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成果。”銅鼓是古滇國文化的一種重要證據，世界公認中國雲南是起源地。銅鼓，由實用器逐步演變成禮器、重器，最後上升為權力和實力的象徵。
銅鼓從雲南一直流傳向廣西、東南亞一帶，現在的考古發現當時銅鼓的影響力已經蔓延到了南亞的巴基斯坦。怎樣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將銅鼓的起源、鑄造、演變和傳播整個過程還原出來，再現世人的面前，是當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課題。由此我們還可以聯繫到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和我們很熟悉的茶馬古道，從李家山墓地發掘出的琥珀珠和貝幣來看，更證明了當時與緬甸有商道可通，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國的一種遠距貿易。古滇國文明還直接滲透和影響了越南的東山文化……
李家山青銅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類似的之處。三星堆文化現已上升到了長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國北方和中原的青銅文化由於交流頻繁，所以又有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親繁殖的現象比較突出，體現在出土文物上風格造型的大同小異，惟獨李家山青銅是那么的與眾不同，幾乎和東漢以前的北方文化無任何交叉點，無論造型、紋飾，還是所表現的主題，都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國青銅時代中最活潑最靈動的構成，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和想像力，是雲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徵。面對這樣的作品，能讓人產生創作的莫名的衝動。特別是貯貝器和扣飾，工藝精湛，被譽為中國青銅器的精華。還有青銅冶鑄工藝上採用的失（蝕）蠟法（此類鑄造工藝最早很可能起始於雲南），難度極大，鑄造精緻，可以說是當時工藝技術上的巔峰，曾對飛機發動機的精密製造產生過影響。作為一個雲南人，我們完全可以為先民的這些輝煌成就而感到驕傲。
保護開發
整個古滇國的面積涉及昆明、玉溪和晉寧等地方，如果從產業的角度進行開發的話，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個怎樣協調和品牌競爭的問題。玉溪有關部門也有過關於“古滇青銅文化園”的初步構想，但由於資金、技術和開發所有權的糾紛而難以完成，實際上這樣的項目單靠哪一方面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而把各種力量合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難度。多年來，市委、市政府對青銅文化的宣傳很多，基本上從各個角度各種渠道都做過，但開展的僅是些基礎性的工作，而更深入的挖掘和投入還尚待實現。包括一些相應的保護，持續性的投入都需要用全新的視角來體現。要把這些變為現實，最終還需要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
對於博物館陳列的器物，目前也不能充分體現古滇國的全貌。觀眾在參加過程中感覺比較單調。怎樣解決觀眾感官上的不足，怎樣展示滇國的社會場景和生活畫卷，追求陳列的形式美及視覺衝擊力，怎樣拉近古代文物與現代觀眾之間的距離，是博物館值得思考的課題。
有觀點認為：如果能復原當時的社會環境、社會生活，復原當時的村落，復原當時的祭祀活動，甚至創造生動的情景，讓觀眾進入當時的生活景觀體會感受，可以引導和激發人們對遺址遊覽、觀賞和保護的興趣和好奇心。在遺址周圍還可以規劃開發成集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於一體的有著濃厚民族、歷史韻味的新型旅遊資源。
誠然，李家山寶貴的文化遺產，不僅要珍視和保護，而且還要持續利用，讓青銅文化的鮮明特色發揮出來，把這種文化融入當地社會。主動地融入到經濟生活中。就文化講文化，或機械地把文化看作是經濟的簡單眼映和要求，以及被動等待都是不可取的。在宣傳和保護的同時，也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要注意挖掘文物內涵以及深層的含義。玉溪文化產業的發展路子，最好是突出特色和優勢，像李家山青銅文化和玉溪絢麗多彩的花腰傣民族風情相結合就很值得大書特書。
文物與旅遊看起來是差異很大的兩個行業，其實兩者的關係是密切的。比如讓人們在街上能見到各式各樣的青銅工藝品，旅遊紀念品；還有被讚譽為“20世紀最驚人的發現之一”的澄江帽天山動物群，門類齊全豐富，個體保存完整，在古生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不僅廣泛涉及到地球科學和生命科學中許多重大疑難問題，同時又開闢了更為重大的科學研究領域，寒武紀生命之謎引起了世界眾多科學家的關注和研究，同樣值得宣傳和開發。用文物優勢發展旅遊業，然後反過來又推動了整個文物的保護工作，就可以使兩者真正做到“雙贏”。
歸根結底，這些工作還是要政府來規劃，必須藉助通過政府的力量來推動。學術機構沒有任何的能力去實現的。文化建設是一項綜合性工程，既需要通過政府來統一組織、協調和實施，又需要集合多方面力量、多個要素的作用來推進。這就需要一大批的專業人才來從事具體的開發建設；其次資金的籌措和投入的渠道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同經濟產品一樣，文化產品的產生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市場中也同樣要競爭，同樣面臨著優勝劣汰的挑戰。怎樣走精品之路，怎樣表現時代特色，是每個參與者所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古滇國文化的重要性
青銅時代是中華文明史上最具有魅力最有內涵的時期。因為它涉及到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李家山青銅文化的價值就在於體現了區域文化的多樣性，可以更好地充實豐滿雲南省的歷史文化形象。這些文物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去疏理幾千年前歷史的脈絡，勾畫出滇國史和滇文化的框架。它告訴了我們雲南歷史上究竟出現了些什麼？這一點非常重要。李家山出土文物成為了社會學、民族學、美學、神學甚至宗教研究的寶貴資料，從中也可以看到和推測古滇國的社會經濟、社會生活、文化藝術和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李家山青銅文化可以說是“牆裡開花牆外香”。在海外，有不少的研究機構，比如日本就有一家共300多人的李家山青銅器研究會。而作為重要墓地的李家山，也曾遭受過不同程度的破壞和盜掘，這種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破壞是非常遺憾的。為什麼盜墓現象如此猖獗？反過來也說明文物在海外非常有市場。而文物的流失，不僅對國家造成了損失，也對相關的研究造成了破壞。
文物的價值要通過研究分析，不斷地辯明，“發掘”（這種發掘是史料性的）才能得以最大意義地保留。當前的遺憾是有關古滇國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員相當少，尤其是象張增祺老先生這樣的專家更少。
在採訪中，我也同時聽到了不同的觀點、想法和衝突。
“李家山文化重要的是文物價值，有一定的考古和歷史的意義，但針對我們現代人來說，既沒有多少吸引力，也顯得毫無關聯。我可以反問一下，有了這些古蹟的存在，就可以證明我們現代人很優秀嗎？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對未來的構想，對今後文化走向的構想，而不是把寶押在一堆文物上。把眼光停留在幾千年前的古人身上是沒有出息的。”
“我認為古滇國文化已經壽終正寢。看一個文化是不是活著，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能打動現實的人群，與實際生活和歷史進程有呼應。就象我們不能說古埃及文化還活在埃及，巴比倫文明還活在伊拉克一樣。事實上，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習慣於遺忘，特別是當文化與切身已不太關聯的時候。現代生活中，人們的服裝、建築、學術方法和思想語言都逐漸被西方化，這是一種潮流。古滇文化與玉溪人現實的生活相距太遙遠了。怎樣讓它們彼此理解，血脈相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文化建設事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認為迫切要重視的是當今我市的文藝工作者，因為他們才是城市文化的希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名人和遠古時代上。像我到西安，西安人就說，兵馬俑是歷史的，他們承認和現代的西安人沒有多少關聯。而我們玉溪某些人，一提到李家山，就顯得無比激動，其實大可不必。我們有什麼可激動的呢？我們抓了一些什麼好的項目？實實在在地做了些什麼事？”
“對於李家山文化，我覺得可以走人文旅遊的路子，但吸引的應該是外地人，對於本地居民來說，吸引力還顯不夠。普通老百姓對李家山文化興趣淡漠，毫不關心，這也表明了普及工作的不到位。藉此我想談談玉溪的文化氛圍，就拿聶耳來說吧，大音樂家！可對玉溪的音樂造成了多大的影響？玉溪人民的音樂素質如何？可以不客氣地說，玉溪目前的音樂成果是最差的，我指的是軟體方面，沒有任何有影響的東西。如果聶耳成了玉溪音樂界空前絕後的人物，那是不是玉溪人民的悲哀？
玉溪很多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很好的苗子由於缺乏重視和支持，創作激情和作品質量都出現了滑坡。我覺得當前應該下大力氣培育文化的氛圍。對一些有成就的畫家、戲劇家、作家等，有關部門應該給予足夠的關心和扶持。聶耳是名人，李家山是名地，但都已成為歷史了，雖然永恆，但卻是遙遠的永恆。我們需要的現在和未來，要的‘與時俱進’。”
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的含義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千萬不能將深厚、豐富的文化歷史作為包袱，唯有如此，才能在當今的時代里建立自己新的文化內涵。文物把數百乃至數千年前的信息重新完整地傳遞給了後人，文物的存在是世間的一個奇蹟。那些先人的遺澤讓我們這個世界更為燦爛生動。這些遺物或者遺蹟，既是物質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遺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是玉溪非常重要的文化遺產。
一個城市真正的特點，一個城市情感真正的載體，並不體現在經濟力量上，恰恰是存在於精神價值之中。現代人的精神困惑，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傳統文化的破碎和斷裂。這裡既有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侵入，也有我們自身的原因。曾幾何時，我們把傳統古老的文化統統不加分辯地掃地出門。事實上，這是一種對歷史缺乏尊重的表現。我們應該懷著謙遜的態度研究這些傳統文化，了解我們先祖對自然和世界的看法，從中開發豐厚的精神資源。玉溪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份歷史感。
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加利曾斷言：“如果中國把自己富有價值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結合，將是這個悠久文明復興的先聲。”
文化傳統是一面鏡子。歷史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是一種文化符號，它為各種有關玉溪的敘事提供基本素材、敘述角度、象徵及其意義。所以，它也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我們可以找到“家”的身影，以及源自內心的情感的深度。
文物是傳統文化的依託，又是現代文明的根基。李家山文化不應該是零星的，散亂的，也不能只是現代生活的幻想，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元素和歷史積澱，它應該成為玉溪永恆的童話，成為玉溪人民心靈史上的一種永久追憶。
歷史沿革
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楚將莊蹻率領一支隊伍到達滇池地區，其目的是征服當地人歸附楚國，後因歸路被秦國所斷，就留在滇池地區，建立古滇國，都城在今晉寧縣晉城。
公元前109年，漢王朝發兵到滇國，以武力威懾滇國，滇國歸漢。漢王朝在今晉寧縣等地區設益州郡，漢王贈滇王“滇王之印”，從此滇池地區被納入中央王朝版圖。
公元225年，諸葛亮為平定孟獲等南中大姓的叛亂而南征，這年秋天，三路大軍在滇池地區會合，平定了南中4郡，改益州郡為建寧郡。
公元763年（唐朝廣德元年），南詔王閣羅鳳到達昆明地區，認為昆明一帶“山川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於是在公元765年，令其子鳳迦異在昆明建拓東城，拓東城成為南詔用以控制南面的交州和東面的曲靖等地的東都，後來拓東城改稱為東都，後來改為鄯闡城。
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初，（宋代）大理國前期，大理國在今昆明地區設鄯闡節度，其轄境略與南詔時期的拓東節度統治區域相同，其境界與元代中慶路範圍相同。大理國時期鄯闡府、巨橋（今昆明）屬高氏世守之地。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軍進攻雲南，攻克大理城。大理國王段興智逃到昆明。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率軍攻克昆明，擒獲段興智。公元1273年6月，以平章政事賽典赤行省雲南，1276年賽典赤把軍事統治時期所設的行政中心遷到昆明，從此昆明正式成為雲南省省會。
賽典赤多次興修水利，並建松華壩。
公元1381年8月，朱元璋調集30萬軍隊，以傅友德為統帥，藍玉、沐英為副將，向雲南出兵征討。12月，明軍於白石江敗元軍，藍玉、沐英攻進昆明。梁王逃到晉寧跳滇池自殺，明軍進駐昆明。1389年，沐英入京拜見朱元璋，回滇時帶江南軍民百萬到雲南屯田。1392年至1398年，沐春又移南京人口30餘萬入雲南。
公元1647年，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在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的領導下抵達昆明。四將軍在昆明統治了一段時間。1655年，李定國把永曆帝護送到昆明，擁永曆為帝，在昆明五華山建皇宮。
公元1658年12月，清軍分三路進攻雲南，李定國擁永曆帝逃入緬甸。吳三桂於次年攻占昆明。1662年，為向清示好，緬王猛白縛送永曆帝給吳三桂，永曆被吳絞死。1673年，吳三桂起兵反清，1681年清軍鎮壓了吳三桂叛軍。
古滇文化
據考證，古滇王國是雲南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奴隸制帝國。它勃興於滇池之濱，鼎盛於戰國至西漢時代。由於偏居西南一隅，遠離中原文化視野。古滇國曾長期湮滅於歷史塵埃之中，顯得神秘而離奇。
雲南在公元前七世紀就已存在了一種獨具風格的青銅文化。當時的古滇國民族很少受中原傳統禮教的束縛，無論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都顯得更加開放和富有創造性。就以器物和種類而言，無論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樂器還是裝飾品，樣樣都用青銅製作，而中原地區的青銅器多限於兵器和禮樂器。
尤其是青銅器上的裝飾圖案，多為大自然中的動物、植物圖像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節，栩栩如生。以裝飾題材中動物圖像而言，古滇國青銅器經常出現的就有四十餘種，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蟲，刻畫得十分精緻逼真。古滇青銅器與我國其他邊疆文化有著較大的差別，不僅有兵器戈、矛、叉、劍等顯然受中原商周青銅文明影響的青銅兵器，更多的是以反映滇王國社會生活為主題內容的貯貝器和銅扣飾，明顯具有滇王國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徵。
滇王金印
1955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們在滇池之濱的晉寧縣石寨山發掘了戰國到西漢時期的古墓葬50座，出土文物4000多件，絕大多數是青銅器，說明墓葬的主人們生活在雲南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1956年，石寨山6號墓出現了令學者們震驚的發現：一顆金質的“滇王之印”被挖了出來，《史記》有關漢武帝“賜滇王王印”的史實得到了印證，這充分說明古滇王國確實存在，它的都邑就在晉寧一帶。
史學家歷來認為漢俞元古城在史書上消失是個謎，在歷史上，即使俞元建制變更地名，也應有所記載，但南北朝後俞元古城信息中斷，俞元城到底哪裡去了呢？
《漢書·地理志》載：“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四十七里。”俞元縣境是現澄江、江川、紅塔、石林(路南)等縣區，這樣一個大縣、強縣，其縣治龍池洲應是一個繁華的不小的城池。這個城池肯定不是現在的澄江城，那么，漢代的俞元縣城到底在什麼地方呢？這個城池是否已經沉入撫仙湖裡了呢？
撫仙湖水下古城的內城可能是滇王離宮，而滇王離宮可能就是後改稱的俞元縣，俞元古縣城也真如百姓所說“澄江湖裡有一座沉沒的城”，因地震而沉沒湖底，它正是現在探測的撫仙湖下殘存的古城。
晉城古鎮
晉寧縣晉城鎮，位於滇池東岸，三面環山，一面湖濱丘陵平原，這裡，阡陌縱橫，田疇交錯，良田萬畝。離古鎮西約5公里處，就是聞名遐邇的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寨山，此地是N代滇王及其家屬、臥仆們的最終歸結之地，是晉城鎮一帶古滇王國的都邑，是滇文化的發祥地。晉城鎮從舊中國時期至唐代，一直是雲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隋文帝統治中國時，晉城作為寧州郡治所，曾由刺史梁毗“拓州城七里，建九門十二衢”，可見當時規模之宏大。明代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築磚城，東南西北建瓮城和龍翔、南熏、鳳翥、拱城四道城門，以後的數百年間或修或毀，到公元1954年實地勘測時，殘破尚存的古城牆有4100米長，高為4米，公元1958年因城鎮建設需要才全部拆除。古鎮內，明清兩代的民居和公共建築如今大都保存完好，依此，人們仍可想像出當年古鎮的繁榮景象。2003年5月20日《昆明日報》報載：“古鎮悠久的歷史，獨具一格的古老民居院落，街巷別致的格局及精緻的建築雕刻藝術，已引起了瑞士蘇黎世市文物保護局專家們的極大關注，他們一行20人曾三次親臨古鎮考察，古滇王國帝都一幕幕的遺落文明使他們驚嘆不已。”古鎮晉城在建築史、城建史上具有較為特殊的地位。保存完好的明清兩代城建布局占地約60多萬平方米，由老城的上西街、下西街、官井街等8條街道組成田字形，並附以數十條小巷的格局，此建築風格自明朝萬曆年間保存至今。街巷間保留下來的民居院落，多為“乾欄式”、“一顆印式”的結構，採用“三間四耳”或“兩間兩耳”四合院布局，抬梁穿斗式屋架，重檐歇山式組合，雕花格子門窗，畫龍刻鳳，花木浮雕，精緻而高精尖化無窮，受到了中外專家們極高的品價！抹去民居上厚厚的塵埃，耀眼的民族藝術光輝瞬間便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中國古代的鄉村城鎮，除了緊靠河流溪水而外，大都鑿有水井，晉城的古井之多，是一般人們所始料不及的。關於井的掌故和傳說，在晉城可以收集N多。不論這些傳說可信度如何，但今天人們看到的，卻是“家家有水井，戶戶有清泉”的水井民俗大全奇觀！古鎮上，幾乎所有的民宅里都有一口水井，當地人稱之為“私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井還不是在院子裡，而是直接挖鑿在主人家的廚房內的灶台邊，給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與這些私井相應成趣的是宅外的街道上，也散布著一些水井，這些井稱這“官井”，晉城官井街因此而得名，這些古井無一例外與其它地方的井有著不同的特點，一是井口小，井口直徑只有二十厘米左右；二是井欄兩側都有一個相對稱的小孔，當地老人解釋，井口小是為了防止輕生者投井尋短見，井欄兩側的小孔是為了加井蓋上鎖防備歹人投毒！多么智慧的思想，多么周到的防範，這就是古鎮人極富創意的生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無限遐想的空間。
由於歷史年代的久遠，在那用紫砂石或大青石鑿成的井欄上，井的主人家日復一日用井繩上下提水而遺留下的一道道磨痕，深深地列印在井欄上。這是歲月的逝印，是晉城世代生民的悲歡與延續留下的生命詔示錄。晉城古鎮的周圍四方，自然景觀極其優美，膾炙人口的五言古詩“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樓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描繪和讚美的就是這方景致。據晉寧當地地方志學者李鳳積先生1989年在《惡寧文化資料選輯》中著文考證，此詩乃清朝順治乙丑年（公元1625年）舉人王壽祚所作。王舉人是晉寧金砂人，詩中描述的就是晉城東門外至盤龍寺沿線春天的郊野景象。作者與友人出城春遊，東門外路西旁桃紅柳綠春意盎然，一行二三里，路旁一處叫菜煙村的村子裡，四、五戶人家，竹籬菜畦，炊煙裊裊，好一派春天的田園美景！再行數里，便來到樓台影印、遠近聞名、花團錦簇的滇中名剎——盤龍古寺。登上盤龍寺海拔2174米的主峰日照山，林濤陣陣，舉目四顧，近瞰西漢滇王墓地石寨山，晉朝寧州代父率軍平叛女英雄李秀所築的天女城，宋代石雕天王像石將軍，元代巴匝刺，瓦爾密埋骨之地梁王山均歷歷在目；越過煙波浩渺的滇池，遠眺太華、碧雞、玉案諸峰，朝霞夕照，今來古往，道不盡也說不完古鎮的世事滄桑！
記載著歷史人物傳記、銘文、事件以及墓誌的碑碣眾多，這又是晉城古鎮的一大特點。如：“晉城殘碑”、“漢益州郡滇池縣故址碑”、“忠烈明惠夫人（李秀）廟記碑”、“象山書院序碑”、“晉寧州學宮碑”、“大覺禪師寶雲塔銘碑”、“康熙御製至聖先師孔子贊碑”、“冷陽春碑”、“歸家碑”等不勝枚舉的眾多古碑，在研究雲南歷史文化發展史、宗教史、書法、雕刻美術工藝史方面，都有著極其寶貴的文史資料研究價值。
自古以來，晉城還是滇中至滇南的通衢要道，昆明至打洛，昆明至西盟，昆陽至江川等多條要道在此交匯，又有滇池便利的水運，這裡的大牲畜、糧食、冬粉等土產以及來往於昆明、玉溪、蒙自、建水、箇舊一帶的商貨，均在此地過境、集散，故此，遠古的時候這裡便形成了繁華的貿易集市，商賈雲集，生意興旺，俗稱“州街”，至今仍延續著月逢二、七趕集的古習。晉城，是雲南著名的八大集鎮之一，歷史悠久的州街，孕育出了許多令人食慾大開的地方名特小吃，如火燒餅、油酥米花糖、冰糖沙糕、酥燉春卷粉、菜豆花等。
如今的晉城鎮，有昆玉高速公路、晉江公路縱橫過境，準備建設的滇池環湖高路建成通車後，昆明至晉城瞬間可達。屆時，便捷的交通、文化歷史悠久的古滇帝都文化景觀、獨有的名剎古寺、奇花異木、獨具地方風味的小吃，定會引來眾多的海內外遊客，旅遊文化經濟的大潮，已在滇池岸邊的晉城開始涌動。
雲南省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合作，開展為期3年的滇池區域考古調查。最近，兩國考古專家有驚人發現：在晉寧縣晉城鎮中心，有大型建築的遺物出露於地面，判斷其為漢晉時期的器物，是省內過去考古中從未發現過的。發現地距滇王金印出土地石寨山約5公里，並且與上世紀70年代的古城址衛星圖相對比——這裡正好處在衛星圖上古城址的東北角上。考古專家推測這裡可能就是考古界尋找了幾十年的古益州郡郡址，即古滇國王城城址。昨日，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志農帶領記者前往發現，從昆明驅車1小時來到晉寧縣，在晉城鎮核心區象山腳下，一處新翻整的工地上蔣志農小心指點，一些繩紋瓦、筒瓦等建築構件出現在記者眼前，還有一些淺埋的陶器等。
美國考古專家亨特教授一直揣著一張上個世紀70年代的衛星圖片，這裡清晰地顯示了一個長方形的晉城鎮區域記憶體在著一片長方形古城址，學者們把新發現遺物的點與這張衛星圖作對比，有了驚喜發現：這裡正好處在衛星圖上古城址的東北角上。目前的衛星圖顯示，這個古城址被隨後大量的現代建築所遮蓋，發現有遺物的地點，也是晉城鎮中唯一還沒有被現代建設疊加的部分，正好是當時衛星圖上城址的一角。學者們開始興奮起來。
據介紹，今年是中美合作對滇池區域史前聚落進行考古調查的第一年，這次調查的區域包括了晉寧縣晉城鎮、上蒜鄉、新街鄉，共60平方公里的調查面積。為什麼這裡的器物從來沒有見過？這裡曾經有過什麼建築？如果確實是古城(鎮)的一部分，那么這裡是什麼古鎮？中美考古專家推測，這裡非常有可能是考古界尋找了數十年的漢益州郡的郡址，即古滇國王城所在地，由於這裡面臨新的建設，所剩面積已經不足1萬平方米，考古學家急切盼望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對這裡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以待揭開2000年前存在了500年輝煌歷史的古滇國王城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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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古滇國是一個神秘消失的青銅王國，在中國幾千年浩若煙海的史書中，提及雲南的文字寥寥可數。史學專家們從司馬遷的宏篇巨著《史記》中，發現兩千多年前，滇池沿岸有過一個古老的王國，司馬遷在《史記》中稱之為“滇”，當時住在滇池之畔的古滇國人髮髻高聳，以農耕為主……這源於戰國時期，楚王為開疆拓土，派莊蹺入滇，稱為滇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孫華認為滇文化非常有意思，這實在是一段太精彩的歷史，不僅有司馬遷的記錄，還有石寨山出土的滇王金印，還有李家山、羊甫頭等地方出土的圖像資料，有大量的立體雕塑——青銅器，全面濃縮反映古滇文化的全貌，是雲南文化里最精彩的篇章。
這些珍貴的實物無言地證明，2000年前，滇人的經濟和文化早已發展至較高水平。以滇池地區為中心的滇文化，形成至遲不晚於戰國初期，戰國末期至西漢初為興盛時期，西漢中期開始衰落，西漢末至東漢初尚有遺風，東漢中葉以後，長達數百年的滇文化便完全銷聲匿跡了。滇文化留給世人無數謎團：古滇國的都城在哪裡？誰是古滇國的主體民族？古滇國的社會性質是什麼？有專家認為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益州郡，其郡治當置於原滇國都城所在地。而晉城鎮就有袁嘉穀所提的“古益州郡郡址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