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條豁口

1958年,為改善交通,將和平門門洞拆除,形成更為寬闊的城牆缺口。 復興門和建國門則是日寇侵占北京時,在內城東西城牆上扒開的兩處缺口。 解放後,為改善交通,將老北京城牆扒開了多處缺口,即未建門洞,也未命名為“某某門”,只是依據附近地名,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

明清遺留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內、外兩城所組成,開有“內九外七”共16座城門。除正陽門城樓、箭樓及德勝門箭樓尚存,其他城門均不復存在,只是保留了原城門的名稱作為地名標誌。但在這16個老城門之外,還多出和平門、復興門、建國門這三個聽起來也像是城門名稱的地名混雜其間。這三處地方以前有過城門嗎?明清時期,老北京城的城門不是簡單的出入通道,而是設計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門,均由城樓、箭樓及連線二者的瓮城所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閉的空間,敵軍一旦闖入,即被“瓮中捉鱉”。
和平門、復興門、建國門都不曾具備上述設施,它們只是在清朝滅亡之後,為了交通方便,陸續在老城牆上開闢的通道而已。和平門開闢於1926年,其目的是溝通被內城南城牆阻隔的北新華街和南新華街。
北新華街在清代曾是一條南北走向的排水溝。1913年,袁世凱政府的內務部總長朱啟鈐將這條排水溝改建為暗溝,在其地上興建了一條北起西長安街,南抵內城南城牆的街道,命名為北新華街。朱啟鈐原擬將該處城牆打通,使北新華街與外城新建的南新華街連成一線,再接上中南海袁總統府西牆外新建的府右街,共同形成一條新增的溝通內外城的南北幹道。但因正陽門外的富商擔心此舉會導致行人分流,影響正陽門外商業區的生意,遂行賄權要,遊說當局,說是打通城牆會泄漏風水,不利於總統。迷信風水的袁世凱信以為真,阻止了打通城牆的計畫。
1926年4月,馮玉祥國民軍將領鹿鍾麟出任北京警衛司令以後,下令將南北新華街阻隔處的城牆打通,開闢了兩個門洞,分為上、下行通道,並安裝了鐵門,命名為和平門。1958年,為改善交通,將和平門門洞拆除,形成更為寬闊的城牆缺口。復興門和建國門則是日寇侵占北京時,在內城東西城牆上扒開的兩處缺口。
看過北京地圖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內城東面的朝陽門、東直門及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位置都偏北,內城南部確實缺少橫貫東西的幹道。但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誰也不敢輕易將城牆扒開口子。
據北京市檔案館1999年第四期《北京檔案史料》所載《日偽統治時期華北都市建設概況》記述,日寇於1939年起,就開始在北京西郊籌建用於商業和住宅的“西街市”,並在東郊籌建用於工業區的“東街市”。為溝通“兩新街市區域與城內之交通,特就東西兩面城垣各闢一新城門(東稱‘啟明’、西稱‘長安’)……所辟新城門僅有缺口而未設門扇與門洞,因陋就簡,迄未修飾,是其物力不濟之象徵”。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北平市政府按照當時流行的“復興、建國”的政治口號,將日寇命名的“長安門”改為“復興門”,“啟明門”改為“建國門”。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長之後,曾“修建復興門等城防工程共十三處”,在復興門缺口處增建了一座10米寬的拱券門洞,並加裝了鐵門。 1955年,為展寬道路,將復興門的門洞拆除,拓寬了缺口。而建國門則從未建造門洞,一直是缺口狀態。
解放後,為改善交通,將老北京城牆扒開了多處缺口,即未建門洞,也未命名為“某某門”,只是依據附近地名,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老北京人則稱其為“城豁子”。
再後來,老城牆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興建了立交橋,昔日的“十條豁口”變成了“東四十條橋”,“北小街”豁口變成了“小街橋”。殘留的少數“豁口”,已成為標註在公交線路站牌上的車站名稱。
“文革”期間造反派破“四舊”,將許多帶有所謂“封、資、修”色彩的地名廢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但造反派們可能並不知道“復興”、“建國”這樣聽起來無甚不妥的地名,卻是當年由國民黨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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