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寬

劉紹寬

劉紹寬(1867—1942),字次饒,號厚莊,是近代溫州地區社會活動者,勤勤懇懇的地方文化、公益事業者,於清同治六年丁卯十月十三日(11月8日)誕生於平陽縣江南鄉白沙里劉店(今屬蒼南縣龍港鎮)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溫州地方文化活動者劉紹寬 溫州地方文化活動者劉紹寬

劉紹寬(1867—1942),字次饒,號厚莊,是近代溫州地區熱衷社會活動者,勤勤懇懇的地方文化、公益事業者,於清同治六年丁卯十月十三日(11月8日)誕生於平陽縣江南鄉白沙里劉店(今屬蒼南縣龍港鎮)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父親劉慶祥,字玉溪,縣學廩生,能詩歌、駢文,尤善篆刻,著有《鐵耕小築印譜》四卷,《詩文鈔》各一卷,以授徒為業。玉溪公兄弟四人,大哥銘新,力學早世,妻楊氏,婚後五年守寡,“慟往自裁,家人守之嚴,諭以翁姑在堂,祖姑年邁,死為不孝,乃止”。二哥四弟都因不事生產而敗家。玉溪初娶曹氏,生一女;繼娶薛氏,生一女一子,子即紹寬,可是第二年又不幸病逝。當時嫂楊氏已四十二歲,受翁姑之命,撫紹寬為已子,攜歸張家堡東墩娘家居住。玉溪三娶章氏,生二女二子,子名紹瑀、紹宸。 紹寬小育於楊家,這對他的成長,影響巨大。楊家“世以貲雄於鄉”,到了配籛一代,“益折節務儒業,既補縣學生,即入貲貢太學”,後以“捐輸得中書科中書銜”,成地方有名的鄉紳,楊氏即是他的女兒。但他“不事科舉,而喜讀宋儒書,自律甚嚴,言動必於禮”,與瑞安孫衣言交甚篤。金錢會起義事時,他組織團練劃江自守,保衛江南,以積勞成疾而卒。配籛有三子:長純約,字遜伯,號小溪,由增生保舉訓導;次鏡澄,字仲愚,晚號愚樓,同治四年生員。“兄弟力學攻文,習舉子業,孫衣言見其愚樓文奇之。比官江寧布政使,招往讀書官廨,期之甚至。既以省試累薦不售,乃與兄純約鄉 居 教授,一以扶植後進為事,設親仁社學,月課文字,以教里黨寒畯子弟,多所造就”。第三子名鏡清,號筠坪,廩膳生,以例貢太學,授文林郎。但因二兄皆受業於孫衣言兄弟,他在家獨任田產生計之事。楊氏是他們的姐姐,娣弟間友愛甚篤,他們“定省之暇,晨夕怡怡,暑日之夕,列坐中庭,相與談經史文字,及國家掌故,名人軼事,皆娓娓可聽;冬則列坐曝南檐下亦如之”。這使他幼年即獲得良好的薰陶。 六歲,與表弟子誾共同從廩貢生楊琴舟學句讀子誾少他一歲,是鏡清之子,是一天才兒童,“五歲能讀《爾雅》,十歲能作文,十五畢九《經》”,二人互相切磋,學業大進。到十一歲,楊家先後換了四位蒙師,領受了不同風格的教育。十二歲,舅氏分家,楊母攜他賃居中倉楊玉笙宅西廡,距舅家約一百公尺,從此走讀於舅家。十三歲至十七歲,楊家請來了博通經史又精於八股文的項雨農授課,向科舉考試發起衝刺,他仍走讀於舅家。十七歲這一年,是他少年得志之時,四月,參加縣試,經過四場考試,獲得“總案第一”,受到知縣湯肇熙激賞。六月通過府試,秋院試,他與子誾均考取了縣學附生;冬天,又與同歲的 陳氏 夫人結婚,正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雙喜並至,使楊母樂開了懷。 數年來埋頭於八股制藝,整日詩云子曰“代古人立言”,這種應試學習造成知識面狹隘,中了秀才後他迫切要求開闊視野。他讀了為科舉俗儒稍增文蟲知識的《經余必讀》,“頗深有省,隨時摘記之,始知有諸子之書,索取《莊子》、《老子》諸書讀之”,當他看了藍鼎元①(藍鼎元(1680-1733),福建漳浦人,字玉霖,號鹿洲,雍正拔貢,為大學士朱栻所器重,任普寧知縣,署廣州知府。曾隨兄廷珍入台灣,鎮壓朱一免起義,著論台灣善後政策,強調均賦役,廣開墾以盡地力,弛海禁,提出“生財之道在百工”。尚著有《平台紀略》、《鹿洲公案》等)。的《鹿洲初集》,獲知朱熹、王守仁學說的不同,詢問楊愚樓,從他那裡取來《近思錄》,對理學家的修身養性開始關注。但對他震動較大的卻是1884年甲申中法之戰,8月23日,法艦突襲馬江(即馬尾)的福建海軍及福州船政局,致使南洋海軍的旗艦“楊威”號及8艘炮艦,2艘運輸艦全部沉沒或焚毀,附近40餘只炮艇及商船亦大部被擊沉,擊毀;中國官兵陣亡521人,受傷150人,法國海軍僅有5人斃命,15人受傷,船廠被法艦猛轟,船廠設施、倉庫及即將竣工的一艘巡洋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毀,這激發了他的民族意識,愛國熱情高漲“束髮事詩書,成童習象舞(周代摹擬用兵時的擊刺動作,以象徵其武功的一種樂舞,此指體育鍛鍊),時當寇氛動,所志殲胡虜,壯懷每慷慨,剛腸絕媚嫵”! 二十歲,開始教讀生涯。這時他已結束了與子誾14年的共學,且已有了長女涉英,家庭負擔重。他再也不有任由母親“日以針黹佐家需,夜則織紝組紃雖深宵嚴寒,諜諜不休”,“日常食蔬,不設兼味”,過艱苦生活了。第一批學生是王理孚和楊慕儔,次年又增加了陳毓琦,是他妻兄陳壽民之子,加上自己參加縣學考試得到的津貼和獎勵,楊母高興地說:“汝能自立,吾無憂矣”。夫人陳氏也能同甘共苦,一家和樂,過著“差堪食力比三農”的生活。授徒工作一直延續到三十歲,因中丁西歲(1897)拔貢且要赴京朝考而中輟,但所授生徒如王理孚等履次考中生員而聲名大噪,學生增至十多人,且多有所成就。這與他的敬業有很大關係,他曾說:“作事最易賓主不分明,既以課徒為事,則館課中課程雖煩碎,皆正業也,而自課諸事,皆旁業也”。 這段時間,他的思想經歷了一次飛躍,生活上則飽經磨練。23歲,母楊氏患痢疾去世,享年63,“溽歲秋為癘,高堂祲莫蠲,職虧人子憾,方誤俗醫延”。他正為不能盡孝而歉疚時,災禍又一次降臨。26歲,本生父玉溪公又卒,原本“家累綦重,遂致屢空藉課徒以供菽水”的父親,遺下42歲的繼母章氏,14歲的小妹,9歲和5歲的弟弟,這都需要他分擔“事畜”的責任,家累更加重了。他深感自己“頤養無術”,作《尚志約》七條,中有“營生極力撙節,勿與世俗競靡自敗,致妄思非分財”以自勵。為了節省開支,他“立定限,酌一年之用,計日而分之,每日得用錢若干。另置《家用準繩》一冊,逐日按限以稽所用之贏絀,有贏則記某日贏錢若干,若絀則記某日絀錢若干,就一年通算,總期達限而止,庶乎出入有徑,而靡費可節矣”。而在學習方面,他有幸得到金晦的指導。金晦(1849-1913),號遁齋,瑞安求志社創始人之一,“顏李正傳在甌駱”,顏習齋學派的實踐和傳播者,且是以“革生”自詡,蔑視科舉的叛逆者。他受楊鏡清之聘,來到張家堡給子誾授課,次年掌教金鄉獅山書院。他主張“時文可不作”,“要專肆力有益之學”,他帶來革新的學風,培養了一批顏李學派信徒,使紹寬“始知有習齋之學”,知“經世之務,不在乎戔戔科舉”,使他的人生觀“自志學以來,至此始一轉手”。從1888年開始,他記日記凡十年“未嘗間斷,檢攝身心,頗資得力”。1890年,他從螯江訂購《申報》①(《申報》,中國歷史最久的報紙,由英商美查(Ernest Magcn)1872年創刊於上海,1909年由該報華籍經理席裕富收購,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停刊。)以冀通曉時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非常關注戰爭情況,對清廷的腐敗,日寇的侵詐兇殘痛心疾首認為“當局之咎,不可勝誅”。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列強的侵凌,人民的苦難,使他每“展閱邸鈔,不禁胸中作惡”。他認識到“船堅炮利,外夷所長,而其君民一體,志慮專精,尤非中朝所可及。講求洋務者而不此之謀,吾恐購船購炮,靡費不貲,及至交綏,又悉以予敵,自斃當更速也”。相信“由下生上,自然井井有條;由上統下,必無善治也”。他熱烈憧憬變法,認為“古今治術,自唐虞一變而為秦,自秦至今又將一變矣”,讚揚華盛頓,明治是“真不世出之主也”。這種認識,在當時可謂鳳毛麟角,所以他認為經過中日議和剌激,始富於國家思想,“確是思想認識上的一大飛躍,加上生活上磨練,正如孔子所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他已卓然而立,再也不量般的鄉里塾師了。 1897年,他與瑞安董紹昌、陳范、蔡念萱,永嘉陳壽宸,樂清吳熙周等同成為“文行優秀”的拔貢生,並取得赴京朝考的資格。次年四月動身赴京,這年近逢戊戌“定國是”變法之年,朝野上下出現了一片生機。他路經上海,謁見陳虬、宋恕,多所請益,抵京,會晤與孫詒讓一樣以“文章、道德、勳業著稱”的黃紹箕、徐班侯等同鄉前輩。他們都“推尊西學,以為暗合三代之法”。六月參加朝考,會試總裁徐樹銘極讚賞之,認為可置第一,但因“題目落字”,抑為一等第元,得以保和殿複試。又因“黜於點劃之微”而落第。返里時在上海與宋恕作數日之談,深感他“學有本原,識解超群,誠非易得”,並在日記中留下長談的記錄,成為不可多得的資料。他又與黃慶澄討論變法形勢,認為“談古法不能治今時者,非古法不善也,古今時世異地;談西法不能治中國者,非西法不善也,中國形勢殊也。參酌古今中外以製法豈易言乎”,現在“頑嚚聾瞽之人布滿朝列”,正是男兒奮身救國禦侮之時,所以王理孚對他的思想變化有這樣評價:“是歲因往來京滬,結識黃仲弢、宋燕生,獲聞國學要頌及中外政治之異同,且目睹康梁黨獄之譎詭,剌激殊深,浩然有當世之志”。 1899年,他所教的書塾學生慕名來學的越來越多,因此被請到平陽縣城西隅俞蔚文宅開館。金晦時時告誡他“課讀時文,戕賊子弟,不為無過,可輟斯業”。又說:“教學童,須命志氣開發,勿令萎靡,中國敗壞,皆在萎靡之故也”。他萌發改革教育之志,欲約“同志數人,聯館分任教科,設十二目”,包括文字學、經學、哲學、史地、數學、物理、體育衛生、掌故、時務、詞章及應試學,把科舉時文放在最後,或為應景點綴的課程。但試驗未開始,義和團運動已在北方蓬勃發展,瑞平一帶也有許阿擂、全宗才為首的拳民起事,江南、小南、南北港教堂均被毀,他參加了楊愚樓為首的江南團練組織,自庚子年元月十四至九月二十二,者在團練局襄辦,所謂“庚子隨仲舅,鄉邦靖氛逆,始知家國憂,匹夫與有責”。但當義和團在八國聯軍的槍炮中被淹沒在血泊,“神拳反”也被鄉紳和官府鎮壓下去後,辛丑辱國和約的簽訂,而溫郡因教案毀壞的教堂及教民受損八百餘家,勒令賠款的時候,他深刻地反省說:“賠教之事,民恕頗深,償款未到,而拆屋償命之根皆已埋伏,而教民又愚蒙不識大體,揚言以府眾怨兩愚相搏,其禍仍在眉睫也”。辛丑年他三十五歲,晚年回憶這一段時間說:“自是以後,悲憫之念日深,國身之系日切,較之十年前則大異矣。蓋余平生之學問自六歲入塾至二十二歲而一轉變,至三十五六而又一轉變”。怎樣轉變呢?他覺得救國必須治愚,而治愚舍教育莫由,他開始把重點轉到教育上來。辛丑八月,清廷命各省、府、州、縣設高、中、初等學堂,為此致書孫詒讓,詢問瑞安“蒙學程規”及縣學堂開辦之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年初,在楊氏宗祠授徒,有學生十人,不久,被移任平陽最高學府――龍湖書院山長,十人均轉入書院。七月,清廷正式頒布《高等學堂,中學堂、國小堂章程》、《蒙學堂章程》等所謂壬寅學制,知縣胡為和來商辦縣書院改制為學堂之事,擬移聘他為監督(相當於校長),他願作教習,主持教務,推陳筱垞為監督,筱垞又讓吳承志,自己掛名堂長。平陽縣中學堂正式成立。他又與 鮑竹 君在劉店創白沙蒙學堂,竹君任堂長,他時往講課。縣學堂當時是新生之物一切都要摸索,從選擇校舍聘請西文教習,招收新生,安排課程直至研究教學方法方式,從實際出發組織班級等,都要他操勞,加上與陳子蕃一同負責中文課,確實“忙冗異常”。次年,學堂增聘了邃於史學的王魁廷子秩,同心協力,學校蒸蒸日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學習與培養愛國情操、鍛鍊工作能力緊緊結合起來,如與學生談話時說:“瓜分之說,諸生諒已有聞。向時不學西文、不通西語,尚無大礙,今則處處將與外人交涉,如不通西語,將大有妨害。本地風氣不開,視東、西文無甚緊要,外問於東文幾乎人人能讀,而西文則懵然不知者亦少矣”。他將震旦學院的經驗移植到縣學堂,如學習震旦“每間一禮拜演說一次,預日出題,命學生預備”,“所議皆國家政要,令諸生知有國事,以動其愛國之心”。1904年開學不久,開了一次演說會,題目是“日俄開戰如何結局”,學生、教師都熱烈地各抒己見,參加辯論。又可臨時出題討論,如“西人公德致富強之由與兼籌效法之策”等。推行學生自治,如“擬堂中章程三十餘條”,“擇定堂長四名,照堂章四星期由學生公舉一次”等。 這段時間,他對教育的目的,宗旨進行深入的思考,批判了中國科舉制度下的教育是“利祿之途開,士為仕而學,其不為士者,舉為無教之民矣,即其為士者亦只以學戈利祿而已,而無所謂教育”。所以“欲講真實有用之學問,而定教育之方針,決自廢科舉始”。又指出:“今之教育,於教術之何以培材,實學之何以致用,言然不得其端倪,而惟趨向時風,依附未響,刺取《學堂章程》而雜就之,隨購各書坊課本而模範之。東塗西抹,自謂竭盡能事,問諸學生智識發達乎?無有也;官能增長乎?無有也;培公德,結團體,有高尚志趣與資格者乎,無有也;”這都由於教育未立宗旨。他強調“熱心學問之士,專自造就其國民資格,萬不可希冀利祿之心,以致荒廢正業。任教育者,須於此準定方針,指示來學”。只有立定這“唯一宗旨,如流水焉,萬折必東,始能達所就之目的”。這些,在當時真是石破天驚之論!所謂造就國民資格,即培養有知識、有能力、有公德、能團結,有愛國愛民的“高尚志趨與資格”的人才。一個世紀後,這種真知灼見,不是仍有借鑑的價值嗎? 隨著對教育理論的深入思考和實踐中不斷提出的新問題,他感到有必要走出侷促的天地,到日本考察明治給維新後教育的情況以資借鑑。在孫詒讓和溫處道童兆蓉的協助下,他與陳子蕃自籌經費,於1904年八月初二起程,十六日上法國輪船並賦詩明志云:“少不如人壯志虛,名場困我廿年余,此行聊補蹉跎憾,敢販新聞當著書?”二十一日到日本橫濱,十月十八日回國,二十五日到達上海。他馬不停蹄地參觀了從幼稚園,國小、中學、師範,各類專科學校到帝國大學等高等院校,上野帝室博物館,圖書館、動、植物園等文化教育設施,及東京地方裁判所、監獄共38所,尚不計與旅日同鄉的討論切磋,與日本友人的交往,參觀華族女校和農大運動會,到神田三省堂購中國小課本,東京造畫館購圖畫等教材、飯田町購“幼稚園思物”(幼稚園教具),且經日友人介紹和幫助購得《法典全書》、《職員錄》、《國小校事匯》。他欣喜地說:得前二書,“於日本職官、政法可得其概”後一書,“翻閱此書,於辦理學堂諸務,可得大半矣”。他總結此行是:“計往來共七十日,足跡大半在於東京,而於西京,大阪、北海道等處未能一涉。良由落拓書生,交遊素尠,無錢財以恣遠遊,無權貴以通聲氣,徒以熱腸憂國,無事可為,自分於教育一途稍竭智慮,庶於國民分子略有補救”。但因“國勢衰弱,外侮迭乘,聽睹所及,憤慨難已”,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奠定了愛國教育家一生奮鬥的基礎。 日本回來,過瑞安謁見孫詒讓,詳述觀學體會,回平陽後,“以其考察所得,遍語其鄉人,不數月而江南一鄉,蒙學堂創成十有四區”。他又將所得,寫成《東贏觀學記》呈請孫詒讓,孫大為讚賞,囑予付印,又寄來序文一篇,邀他同往溫州商量郡學之事,認為“平邑諸賢殆無逾吾兄者。“1905年六月溫處道童兆蓉接受留日學生”青田陳蘭薰(琪),平陽黃溯初(群),永嘉吳璧華(仲鎔)等建議,“設一統攝兩郡學務機關”,大力推進溫處兩郡學務。但童不久“猝感暑作古”延至九月,由代溫處道程恩培致函各縣學界中人,“訂期集會”。孫治讓特囑將《觀學記》寄一二冊給程,讓“先睹為快”。平陽參加會議的有紹寬、子蕃、子秩、理孚、仲芸等13等人。大家公推孫為學務處總理,孫提名他為副總理,他堅決推辭,孫更讚賞他“力任學務而不欲居其名”的風格。溫處學務分處開辦後,他擔任編檢,實際上“繕定學務處簡單”以至其他籌備工作,都是出了主要力量,確是“為教育服務於溫州全郡之始”。如主編《學校管理》,協助各縣聘請教師、招考學生、調解糾紛、編訂課本、為樂清;瑞安60多出外遊學者辦文申送,修訂務本學堂歷史課本,忙得不亦樂乎! 1906年四月,他在同鄉京官黃紹箕,徐定超電舉,孫詒讓、陳介石支持下,就任溫州郡學堂監督。郡學創辦於1902年,學制混亂,“辦理數年,毫無成就(與學務處)密邇咫尺,聽其腐敗,關礙殊多,諷令改良,如風充耳”,而且“堂中學生腐敗之名為五縣最”,“大為商家之累,故商家皆以學生為畏物”。他的接任,顯然是一個燙手山芋,但他面對困難,毫無畏懼,正如他過去所信守的,立定宗旨,“如流水焉,萬折必東”,又如他所欽佩的吳郁周書齋聯語:“無堅強不屈之操,難堪托足;為庸俗無知所罵,愈見平心”!有這樣的志操,在改造郡學堂的六年中,他的教育事業達到了高峰。首先是整頓學校秩序,嚴格學校紀律。他排除阻力,斥革了四名害群之馬,恢復被排斥的六名優秀學生學藉;制訂學校規章守則,在監學石聘南的協助下,貫徹執行,從門房規則至學生請假規則,課堂規則等等,至1908年,形成了一整套《溫州府官立中學堂暫定章程》計二十六章。這“不僅在溫州為首創,即使全國亦不多見,為溫州中學歷史上依法治校奠定了基礎”。①(郭紹震《劉紹寬對省立十中的貢獻》,轉引自林勇主編《永懷集》)。其次是因材施教,調整班級,擴充學額。他比照學部《中學堂章程》,重新編排班級,通過考試,調整和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學生,招收程度相當的插班生,“厘定學制一律為五年,畢業後比照貢生,獎勵畢業生出身。這樣學生程度比較整齊,可按年級進行教學。學額”由“原來的80名,擴為400多名”。第三,聘請名師,擴充校舍,以身作則,提高教學質量。如親赴上海,專程聘請畢業於聖約翰的陳守庸為西文教習,月薪120元,而一般教員約30元,他自己也只40元,且在五個班級所兼經學課及國文課,均不支課時費。守庸執教六年,“成績為浙中諸校冠”。其他教師,都是一時傑出人才,如慈谿洪允祥,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聘為總教習(相當於教導主任);樂表曹志旦任經學課,國文為陳宗易,陳燕甫、張振軒,數學瑞安岑晴溪,理化金伯昭,法制經濟為青田劉祝群,圖畫汪如淵,體育杭州王瑞侯;及李式揆,劉景晨、高誼、蔣叔南、吳次垣、王子秩等,濟濟一堂,蒸蒸日上,“成績於浙府諸校尚占特色”。最後,在擴建校舍,改善教學條件和學生生活上,都煞費苦心。校舍由原來的十畝二分地基,擴充為四十餘畝,“校內教室、實驗室、圖書館、大禮堂,師生宿舍、自修室、廚房、浴室、廁所等等。及內外大操場,一應俱全,校舍場地如此寬敞,在當時全省是數一數二”。監學石聘南更是同心協力,為學校建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自己同樣嚴定工作“規律,早起必思今日所為之事,登之於冊,日間既施為所思,又采聽於人;夜則盡檢一日所為,而更定明日所應為之事,循此毋變”。1909年閏二月,學堂舉行第一次畢業考試,將名列最優等的陳叔平三名學生,報請省提學使轉稟學部,遵章作為拔貢獎勵,破格留校任教。陳在校任教學教師連續二十六年,以善教聞名,為溫州培養了大批數學人才,為溫中贏得了“數學搖籃”的美稱。 1907年溫州師範學堂建成開學,聘他為經學、修身兩科教員。1910年春,中學舉行第二次畢業試,畢業生18人且赴省複試。但辛亥革命發生後,學校“為省款所掣,至於停課三月,惟甲班諸生得相從畢業,其餘風流雲散,不復能從容所學”。這使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的教育家,只能“拊心隕涕”了。而這也是徐定超抵溫,任溫州軍政分府都督後千方百計支持的結果。在畢業典禮上,他語重心長告誡學生,“尤亟在於道德的扶植,蓋用世不可無才,尤不可無德。有德且才,譬之參、術、苓、桂,為藥劑珍品;若才而無德,則烏、附、石、砒,雖有一時取勝之用,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於時局急遽變化,會計乘機透支挪用,學生一伙食費的發給,又要監督傷腦筋,及至多方挪移發給,自己歸時已不名一文,由陳守庸、吳郁周各借給一百元,才得回家度歲。 1912年春天,他發函杭、嘉、寧、紹、金、處各中學校長,徵求中華民國成立後的辦學意見,但開學後有新派私議“學校亦須革命者”,他乃力請辭職,省方多次挽留不得,才予允準,由日本留學回歸在校任教的馬毓琪接辦。他作《留別》詩六首,在《別同事》中殷勤囑託:“絕學開新境,頹波挽倒流,育才吾黨事,豈為稻糧謀”。在《別全校學生》中,表達了“不盡相依感”,叮嚀“大難來日事,後望莫辜予”。《別新校長馬君》則說:“相期未了事,攻錯莫留瑕”,希望多予批評,以改正自己辦學中的瑕疵。“歸來主郡校,生徒滿東甌”這是他最大的安慰。 離開改名為第十中學的郡校,他又面臨人生中第二個高峰,主修九十九卷的《平陽縣誌》。原縣誌修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民國成立,已相隔154年了。民國四年,知事項需“以禁菸罰鍰羨餘詢眾擇所用”,士紳們都贊成以之充當縣誌經費,要求續修平陽志,並票選王理孚為修志局主任,聘流寓溫州的符璋為總纂,推舉紹寬為副纂, 鮑竹 君、周喟、夏克庵任纂修,並聘採訪14人。他事先擬定《縣誌序目》、《說略》、《採訪事例》,並移寓縣城考棚。8月1日開局後,便全身心投入修志工作。方誌是科學的資料書,首先要求詳實,他和同事們考察了大量寺廟祠祀,摩崖碑版,學校書院;“全縣地形,皆經目驗,村名土俗,或藉諮詢”;“嫌採訪之不詳,扁舟載書具筆硯,遍歷各鄉河流,窮源竟委”。他們充分利用文獻、檔案、族譜等資料,往東來瑞安玉海樓、杭州文瀾閣、南京圖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藏書處,及福建涵芬樓,閱讀、抄摘,不辭辛勞,取得了大量資料。他秉承吳承志、孫詒讓樸學精神,實事求是對資料嚴格審核,並撰《修志辨誤》。如周喟撰“名宦傳”,誤收謝瑾,他查閱了《甬上耆舊集》,“始悉謝瑾鄞人,知平陽府,幼康原稿誤收,今刪去”。又如舊志“選舉志”,將蕭振,宋之才定為“重和元年戊戌(1118)王昂榜”進士。但他查證後改為政和八年(1118),因為“考《宋史·徽宗紀》,是年十一月改元,賜第時尚無重和年號,今據改”。就是這樣芝麻綠豆小事,他也一定要符合當時事實,其他嚴謹處可想而知。對一時尚難掌握的,絕不馬虎過去,如修“食貨志”,“以田賦猝難修定,送縣署第二科核對徵收數目”。在“再勘《縣誌》,夜、覺”“學校”“一門缺學田一條,因作函致蘇達夫查稿併案”。 在縣誌體例方面,他有了多方面的創新,如符璋在《民國平陽縣誌序》中所指出“四善”之一的“體例之善,列學校為專門;物產於食貨,倉儲,糴運蠲賑附焉,而鹽法別厘為卷。山水皆實敘,或自源及委,或自委窮源,不規模《禹經》(《尚書·禹貢》)、《班志》(《漢書·地理志》),如吳氏(吳承志)稿本之泥古”。又如全志結構,卷首為輿圖,卷1~59為志,包括輿地誌、建置志、學校志、食貨志、武衛志、風土誌、職官、選舉、人物、神教、經藉、古蹟、金石、雜事各志,60~62為“補遺、正誤、考異”;63~98為“文征”和“詩征”。真是體大思精,為現代修志提供了範例,正如洪煥椿在《浙江方法志考》中譽之為“近代浙江方誌之佳作”而董朴垞評曰:“為近出新志之冠”。這是形式方面,在編纂主旨方面,則是“博稽食貨諏風俗,將興教放奠民康”;“願挽士風敦善俗,待諏吏治起疲氓”,強調了“凡以為民而已”的志書資政,教化作用。如《倉儲小序》指出:“古之治者藏富於民,民足則國無不足,故賦稅之納所以給國用也。然使歲饉民流,則賦安從出?此亦為國者所深慮也”。“人物傳”,是教化關鍵所在,他“唯於人物著評論,微文指斥時低昂”。強調“志傳後作論斷,本為《四庫提要》所譏,余竊有取於此,雖被譏不顧也”。在《吳榮烈,林鐘英、鮑天兆傳》後評論說:“清低賦稅,叢弊之藪,謂之天儲正供,使民間不得抗議,一抗議刑即隨之。黃梅三案皆抑勒之極,使激而抗訴。竇待郎幾蹈不測,以蒞則蒙惡以死,雖事終得值,而夷傷多矣;天兆所控在商而不及官,故為禍較淺,然城狐社鼠,驅除已不易矣”!指出專制統治下賦稅的害民,令人警醒。 《縣誌》從1915年開局,至1925年完成,歷時十年。歲月淹遲,時局變化,其詞因難重重,都需要他們一一克服。首先是人事的變動,總纂符璋說:“志局甫開,遽以公款為人挪用暫行停辦告余,於是謀食他方,全局搖搖”。紹寬與同事們毅然負起全局責任,重行具體分工:“地理選舉、古蹟諸志,則克庵主之,職官及人物傳,幼康主之;金石,拙中主之;物產,則屬余弟仲琳主之”。測繪輿圖,則浙江陸軍測給生張凌霄等七人主之其餘則紹寬“自撰,而 於諸 君所纂之稿,時加參訂,人物傳增易尤多”。在經費方面,“開局三載”,款即“用漸告罄,陸知事維李為請於省長,附征田賦兩年為修刊資,不敷,則志澄先備貲以繼”,他“與克庵、拙中自具筆札供役,賡續七載,始得竣事”。但款刻又,需要一批經費,又親自往各地勸捐,或解決某人困難後由他們樂助。最後在平陽人民支持下,“《縣誌》將次結束”,他欣慰地說:“十年之功得以告成,雖覆瓿亦無憾矣”。但更值得我們崇敬的、是他排除政治干擾的毅力和作出的鉅大犧牲。他在民國十一年《日記》按語中說:“是年選舉縣議會正會長,不無開費,承親友為招會,共一千一百四十元,後皆分年解償,每年償四之一,四年償清,不計息,並記於此,以志厚誼。是年所以謀為議長者,以《縣誌》在刊未竣,恐正副議長或非其人,將有干涉縣誌,使不能成刊之事。省志停修,亦一殷鑑,此所謂文士自愛其羽毛也。然犧牲金錢與名譽,竟所弗計矣!”實際上,擔任議長後,“每開會必歲二次,大好光陰,消磨於無謂談話中”,他不禁慨嘆“至為可惜!”而且,他還要經受閩浙軍閥混戰對縣誌工作的干擾:1924年,“閩軍入浙過境,縣議會副議長被害,志局校勘移到金鄉”潘氏塾中,他“與克庵皆往塾中校勘”。工作的艱苦,那些“盛世修志”的人無憂無慮,專心編撰,如仍坐靡公粟,十年無成,那真要無地自容了。 《縣誌》完成,他將六十歲了,但仍為溫區文化事業作出不凡的貢獻。1925年,張宗祥任甌海道道尹,“下車伊始,行視圖書館,目觀書籍闕佚,編制混亂,諄諄以整頓為意”。①(潘猛補《鄉國富文獻,先生探寶多》中引梅冷生到劉次饒信,見《永懷集》。)梅冷生推薦紹寬,經道尹再三敦請,六縣教育局長交推,他於5月到任,至1927年秋,他“就嚴編書目,加以審訂,寫定影石,曰閱覽室檢查書目;其平裝書別為一目,曰閱覽室近著檢查書目。一面刊發通啟,廣徵圖籍於各省、縣,以裨購買力所不足。一時征者,如吳興劉翰怡、張石銘、周湘舲,嘉興陶拙存、徐仲可,南海黃秋南,諸氏贈書,凡百數十種,中多精本”。②(孫延釗《劉紹寬與早期籀園圖書館》,見《永懷集》。)任間復著《籀園筆記》,記述籀園館事情況及觀書所得。其所編書目中,所列線裝書,都二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冊,平裝書計一千三百六十四冊,其中包括黃紹基家屬捐贈的蔘綏閣藏書九千一百九十五冊最為珍貴,他為特編專目。

《厚莊日記》

劉紹寬先生(1867——1942)。他是近代溫州地區社會活動者,是溫州的現代教育和地方文化事業的先賢。他一生著述等身,流傳下來的以《厚莊詩鈔》、《東瀛觀學記》、《民國平陽縣誌》為最出名,人們尊他為:“浙南學界的爝火”。是有點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集一生心力與才華寫就的《厚莊日記》,現在已經引起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可譽為“跨越清季與民國時期的地方史料庫,記錄半世紀溫州風雲的鄉土文獻”。

開啟民智 溫州學界的活動者

《厚莊日記》這部宏篇著作歷覽溫州近代史,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為學術界矚目,這與劉紹寬先生所處的時代的特殊性,和他本人在溫州地方學術界的地位是有密切關係的。

劉紹寬,號厚莊,他的日記以號為名。他出生在平陽白沙(今屬蒼南縣)江南大戶人家,幼時啟蒙於楊遜伯、愚樓兩母舅,少時常從母舅請業於瑞安孫衣言、孫詒讓父子。17歲補縣學考試第一,22歲師事浙南大儒瑞安林垟金晦,30歲補廩生,31歲舉拔貢。

劉紹寬先生遊歷經歷豐富。1902年入震旦學院。1904年東渡日本,歷70天,參觀了東京等地各類學校24所,著《東瀛觀學記》。孫詒讓贊此《記》是:“於管理之方,教科之冊,無不採彼之長,以裨吾闕,其論之精,與周官經大小戴記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劉紹寬先生還將日本考察的成果運用於溫州的教育發展上,“其考察所得者,遍語其鄉人,不數月而江南一鄉,蒙學堂創成十有四區,平邑學務,將從此大興。”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統計,在劉紹寬先生帶領下,家鄉平陽辦起了普通學堂43所,為溫屬各縣最多,學生數2032人,為溫屬各縣之首,在全省排第二。1905年和1917年,劉紹寬曾兩度擔任溫州中學的校長。他在任上,制訂《溫州府官立中學堂暫定章程》二十六章,包括學科程度、功課試驗、經費概略、學生守則等,內容詳備,管理嚴明。他多方延聘名師,作為辦好學堂頭等大事,象留學日本明治大學高材生洪允祥(慈谿人)來任總教習,以三倍於己的月俸聘陳守庸任英文教習。當時的溫中人才薈萃。他還又親編教材,編有《國文教授法》、《修身講義》、《周禮講義》、《修身科教授導言》,且兼課不兼薪。因而校譽鵲起,學生人數逐年擴大,校舍設施迅速擴充。從這方面來說,他的日記最能反映溫州現代教育和現代文明。

他歷時十年,編修成了98卷《平陽縣誌》,成為體例完善,資料豐富,考據精到,敘述得體的近代地方志佳本之一。1925年任溫州籀園圖書館長時,廣泛徵集鄉賢遺著,與劉景晨先後應黃溯初之邀請,校刊《敬鄉樓叢書》,使溫州鄉賢學術著作得以繼存。

他關心國事,他長期訂閱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時務報》、《外交報》、《萬國公報》、《時事報旬刊》,並與在上海和國外的留學生建立長期的書信聯絡,鄉事、民事、國事均能通曉。並將當時的政治時事摘論於日記之中。

他生於清王朝走向衰敗之時,經歷了外侮迭乘,軍閥混戰,日寇入侵的年代,親身感受到哀鴻遍野,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世態,是“吾生憂患相始終”的一生。就是在這樣內憂外患時代里,他還專注學問、心無旁騖、淡泊名利、蔑視權術,秉承永嘉學派學風,開啟民智培育英才,努力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成為文化人。他的學識和閱歷,豐富了日記內容,他的思想軌跡也反映在了日記的字行之間。

銖積寸累 媲美《越縵堂日記》

劉紹寬先生做日記,是當作一門嚴謹的學問來做,是想將此作為一份文化遺產留給後人的。現在,《厚莊日記》已經成為溫州地方文史上的巨大財富了。

劉紹寬的《厚莊日記》始於1888年,止於1942年。這部洋洋百萬言的日記是他積半個多世紀的心力,銖積寸累寫成的。雖然這部日記還沒正式面世,只有部分選編,但已經引起了不凡影響,史學界認為,《厚莊日記》可與李慈銘(1830—1894)的《越縵堂日記》相媲美,甚至在時間和其它方面有所超越。因為李慈銘一生只經歷了晚清時代,日記只記有40年。劉紹寬日記卻比之多了14年,並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辛亥革命、國民黨政府、抗日戰爭等重要的時代和重大的歷史轉折,是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時期,對溫州來說,這段史料彌足珍貴。但劉紹寬是很欽佩李慈銘的治學方法,生前曾經兩次閱讀了《越縵堂日記》,借鑑好多優點。他的日記不僅有李慈銘的學術意識和上流社會的動態,更有民間意識和地方雜事的記錄,其歷史的立體感更強。可以說,此日記容納了半世紀的溫州時代風雲,也記載溫州54年民間世態變遷,更做成了別人做不到的學問。

《厚莊日記》的全部目前還是個手稿。是用十行毛筆楷寫就的,大部分是劉紹寬先生本人的親筆,晚年的部分日記因為先生眼睛不好,是請人代為繕抄過的。這部日記的原稿珍藏於溫州圖書館,現在已經屬於善本。日記一共有4086面,集成了40冊。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筆者參加地方志編纂工作,首次接觸到了塵封了多年的劉紹寬的《厚莊日記》。當時平陽縣誌辦諸同志出於對劉紹寬先生的景仰,對地方文獻的重視,將這“善本”日記全部複印回來,並加以遴選,請了10多位善於書法的同志進行了謄抄,謄印成10卷,分別贈送給有關圖書館、檔案館和史志部門,成為當時編修第一代社會主義方誌可資可鑑的的資料。

劉紹寬先生本人史志專家,他的日記有詳有略,詳略得當。如他與當時的政治家、社會名流的談話,記錄得非常的詳盡,很有學術和歷史價值。但對一些動態性的、流水賬之類的只有寥寥數語。他曾經這么表白過:“以後日記,一天時,二言動,三交際,四時務,五經書,六物理,七論著。每日案置正副冊各一,隨身出帶洋筆。”他為了不漏記,達到嚴謹,曾經對自己作出這樣的規定:“此須務帶鉛筆簿記於身畔,隨時隨事錄入簿中,以抄入冊,方能嚴密。擬明日起行之。”他的日記,貫穿一生,他將記日記當作歷史責任來完成。

百事富礦 “善本“載溫州風雲

劉紹寬先生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學問家,他深知日記歷史功能,是能成為地方百事之富礦的。從他記日記到現在的120年後,這部100萬字的文獻裡面裝載了太多的溫州那半個多世紀變幻的風雲。

因為他一開始就注重的日記存史價值,所以在內容的選擇,記錄的方法上就與眾不同,《厚莊日記》不是一般學者自己生活記錄,而是溫州那個年代,溫州地域風雲記錄。日記涉及了政事,將地方的政務變遷與國家的時事相接記錄;日記如實筆錄雜事,將溫州地方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教案、神拳、團練,作清楚的交代;日記重點記錄了教育文化,因為那個年代正是現代教育開端之時,也是作者畢生為之服務的事業;他是修志和地方史研究專家,日記認真載錄佚文與文獻的考據成果,為後人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他熱愛生活,觀察社會階層,注重名流的交往,關心朋友學生,日記里這些逸事均能見到,就是風俗地情和農務氣候都在日記里得到反映。因此說,《厚莊日記》為溫州史料富礦一點也不為過。有些重大事件的記載顯得非常難得,實屬珍貴,例如:

他在對日記的1933年至1934年的審閱時,寫下了這么一段按語:“是歲時事驚人,東事直接交涉後,有馮(玉祥)之抗日,方(振武)吉(鴻昌)之境、蔡(廷鍇)蔣(光鼐)之據閩生變,而閩患尤為密邇。到劉(珍年)師過境,則患在肘腋矣,幸均平安過去,記載亦具可考。”這段話不僅可以讓人信服劉紹寬對重大事件的洞察,也能讓人欽佩他對於大事不漏記的嚴謹。

1912年日記中有反映辛亥革命在溫州動態的:“至鰲江與志澄接洽共和黨事,發函十餘封。”“預備明日共和黨開會事。”“共和黨開職員會,商訂章程,並辦《月報》。”1923年的日記中有溫州抵制日貨的:“5月1日,本日學、商兩界以抵制日貨遊行演說。”“9日,本日為‘五九’國恥紀念,城鎮罷市,各校學生遊行演說。”1924年則全年多以記錄浙閩軍開戰的情景,反映了軍閥混戰的溫州的社會狀況,也如實筆錄了溫州人對閩軍態度。“永嘉呂文起先生,瑞安楊群述知事,均來平陽歡迎閩軍。”1927年的日記,頻繁記載了當年共產黨在溫州活動,農民協會運動風起雲湧,各縣政府縣長調離和新任,駐軍不斷增兵和撤防的情況。而在1938年,記錄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的重大事件,則是非常難得第一手資料。“2月9日,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昨來平陽,行至錢倉,蓋閱形勝,且召見劉英。乃劉英不來,而吳毓為代表。”“3月11日,劉英部隊昨已開行,有眾三千,開由泰順出境,渠與吳毓昨過縣,徐縣長午餞送行。”“國共雖併合,取消紅軍名目,而畛域仍存,黨部均以法逮捕入獄,計有四人。”更為可貴的是,日記里的1937年至1942年,記錄日機轟炸永嘉、樂清、瑞安、平陽的鰲江港與縣城的條目就有幾十條,筆者曾經就此專門摘錄整理。從劉紹寬日記中可以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對溫州人民犯下的罪行。“9月20日,省主席黃紹竑通飭各報,凡敵機轟炸,毀屋若干,均不許登載。真可謂掩耳盜鈴!”“縣長挈眷並全衙人遷往北港,自無期徒刑以上盡行槍決,執行於紅寮殿前,死者20餘人。”“《東南日報》聲稱永嘉戰退敵人如何方略,如何奮勇。且於前月廿日,瑞安敵人分入平陽,被殲數百人云雲,報紙誕妄如此,直無可看。”這些筆調真實,讓了更直接地了解國共合作時期的摩擦,以及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殘酷殺害共產黨人的實情。

除了這些珍貴的政治性日記外,劉紹寬先生更擅長文化名人交往和學術性的記錄,他與宋平子、陳虬、陳介石、孫詒讓、黃紹箕、金晦、徐班侯、黃溯初的結識與書信來往,詩詞唱和,都記錄其中。他在記述與宋恕長談時內容達數千字,很有維新思想。同時,他對晚於他的溫州名人也隨時記錄。如1906年郭漱霞赴義大利米蘭參加漁業會;1920年數學家姜立夫在美國獲博士學位;1927年謝俠遜以象棋享譽國內外;1933年蘇淵雷在獄中著《易論初稿》;夏承燾寄示《白石旁譜音辯》;溫州年青學者五人,平陽有四,樂清有一,張伯均、姜立夫、陳宗一、蘇步青、洪伯容,等等。他20歲開始“授徒”,畢生於教育事業,記錄溫州教育發展資料更是詳盡,可稱之為溫州民國時期的教育史。

劉紹寬條幅 、手札

劉紹寬 劉紹寬
劉紹寬 劉紹寬
劉紹寬 劉紹寬

劉紹寬墓

劉紹寬 劉紹寬

位於浙江平陽縣昆陽鎮牧垟村的劉紹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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